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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丨戰略學札記·心得之二：弱國多補唯物論，強國多補辯證法

點擊：  作者：張文木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10-07 16:46:10

 

 

 

　　【編者按】張文木教授的新著《戰略學札記》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該書從1996年始記錄至今，匯集了作者在戰略研究領域的認識成果和學習體會，包括心得、史鑒、治學、筆記、人物、人生、文藝、字詞等諸多方面。現經作者授權，分篇選發有關內容，以饗廣大讀者。

 

　　張文木著：《戰略學札記》，北京 ：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戰略學札記·心得之二

弱國多補唯物論，強國多補辯證法

 

　　1. 權力是縱向的，權利是橫向的。

 

　　2. 弱國多補唯物論，強國多補辯證法。

 

　　3. 小學生課桌刀刻的中間線，是萌動于童年心中的地緣政治學。

 

　　4. 一個沒有勇氣正視自己所犯戰爭罪行的國家，是心理脆弱的不正常國家；一個不愿認罪并且還要繼續傷害其他國家人民感情的民族，永遠不會成為真正的大和民族。和而不同，大和也。禮之用，和為貴。

 

　　5. 威信，威而信。

 

　　6. 有治理世界能力的國家，一定要有成熟的治理世界的理論?；谑澜绲鼐壵渭捌潴w系學說的大國制衡理論，是近現代尤其像英美這樣有世界影響力的國家治理世界經驗中最精髓的部分。

 

　　英國人在開辟工業全球化歷史進程的同時，也相應獲得了治理世界的經驗。美國人在與英國博弈并從英國人手中接棒的同時，也學會并成功運用了老牌英國治理世界的經驗。法國的拿破侖、德國的俾斯麥是大國戰略博弈的高手，而美國的西奧多•羅斯福、富蘭克林•羅斯福、尼克松、基辛格等，都是嫻熟運用世界地緣政治理論為本國的國家利益服務的大師。

 

　　進入21世紀并正在崛起的中國，是一個擔當傳承世界文明責任并必將再次恢復其世界影響力的國家。因此，批判性地總結近現代大國博弈及其治理世界的經驗，學習世界地緣政治理論，從世界體系的視角理解和拓展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并由此形成能夠說明中國國家利益的關于世界地緣政治的原創性理論與學說，這對當下和未來的中國都是一種有益且必需的思想準備。

 

　　7. 全球化的進程，同時也是資本國家化和國家資本化分裂式并進的過程，前者是歐美式國家主宰資本的自主道路，后者是拉美式資本主宰國家的依附道路；前者是“融”入全球化，后者則被全球化所“溶”入，一字之差，命運卻判若云泥。

 

　　8. 勞動力而非勞動才是財富源泉。

 

　　9. 有人說西方是想讓中國放棄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其實不是，西方人實際上是想讓中國走拉美式的依附型資本主義，而不是歐美式的自主型資本主義道路。美國南北戰爭的實質是美國要走自主型的資本主義道路，美國人為此與歐洲霸權發生沖突并獲得成功。退一萬步講，即使中國真要走歐美式的自主型資本主義道路，與美國當年面對的形勢一樣，西方人，尤其美國人不會答應并為此一定要與中國發生沖突。反過來看，即使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也有自主型的蘇聯模式和依附型的東歐模式。毛澤東拒絕的是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東歐模式，并為此與蘇聯發生了沖突：稱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稱蘇共為“修正主義”。

 

　　10.中國的改革要有適合中國國情的標準，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人民的標準。我們知道改革能解放生產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產力。如果改革將中國生產力改到需要革命來進一步解放，那中國的改革就失去了歷史進步作用。中國改革的底線就是不能把共產黨改革到人民的對立面；國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罷工”。

 

　　11. 從生態農業看，將來中國的小塊土地精耕細作技術一定會以新的形式復興，只不過是眼下他們的技術在西方利益主導的市場中貶值了。正如文官制度是中國人發明[1]而現在我們卻要到西方取經一樣，不知是否將來我們還需再到哈佛或牛津學習小農業耕作技術。

 

　　12. 戰略研究不能研究成賬房先生，臺海研究不能研究成票房先生。政治是抓國計民生中主要矛盾的學問，而戰略則是抓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學問。

 

　　13. 奧地利在19世紀曾是雄視大半個歐洲的奧地利帝國（1804年～1867年）和奧匈帝國（1867年～1918年）的國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侖失敗后的維也納會議上還是決定歐洲政治的關鍵人物?？伤?0世紀卻成了在地圖上需要用放大鏡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國。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將群雄紛爭的歐洲歸于一統，其歷史貢獻類似中國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統一的歐洲就為查理大帝的三個“崽賣爺田不心疼”的孫子于公元843年竟用一紙《凡爾登條約》[2]一分為三，這不僅奠定了后來意、法、德三國的雛形，而且在歐洲大陸地緣政治中深埋了極難修復的破碎性的根基，這反過來為歐洲綿延千年之久的混戰及為地處歐洲大陸邊緣的不列顛島國最終成長為世界大國提供了天然的地緣政治條件。面對同樣的事件，中國人就幸運得多。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韓、趙、魏為諸侯，由此導致國家分裂，戰國紛爭。好在此種亂局于公元前221年為秦王嬴政定為一統，中國由此有了在亞洲迄今不能撼動的主體性大國地位。[3]20世紀日本人很重視英國利用歐洲地緣政治的破碎性操縱歐洲大陸的經驗，并于40年代將中國分割成類似歐洲那樣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1949年再次實現了國家統一。

 

　　14. 如果說，公元800年幾乎將歐洲統為一體的查理大帝，其對歐洲的貢獻可比作中國的秦始皇，那么其斷送歐洲未來的三個孫子的罪過則不會輕于中國的汪精衛。公元843年將歐洲一分為三的《凡爾登條約》，為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深埋了一個極難修復的破碎性的根基，這又反過來為處于歐洲大陸邊緣的小島英國最終成長為世界大國提供了天然的地緣政治條件。這一點可以從中國在亞洲的主體板塊使島國日本不可能成長為英國那樣的世界大國的歷史結果以及日本歷次要肢解中國的企圖中得到反證。歷史表明，大規模國際戰爭較少的地區，是像亞洲、美洲這樣一些具有主體地理板塊的地區。

 

　　15.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公元843年歐洲查理大帝的三個孫子用一紙《凡爾登條約》將歐洲大陸版圖一分為三后對歐洲帶來動亂不斷的歷史，就會認識到1979年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的實施及其勝利，對中國和亞洲的和平發展，對整個亞洲的穩定有著無論怎么估計都不會過高的深遠意義。不然，目前位于南中國海所有國家間的戰略平衡就會被破壞，不僅中沙群島、南沙群島，甚至馬六甲海峽都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穩定形勢，我們今天解決臺灣問題的難度也會大幅度增加。

 

　　16. 現代印度的南亞主體性大陸板塊是不幸為英國百年占領的后果。歷史上印度的古“長城”多建在國內，這樣的國中之“國”可數百計，被圈出的地盤沒有中國一個縣城大。而中國唯一的一道長城是在國家北疆延伸。如果說公元843年的《凡爾登條約》使歐洲在成長之初就得了“粉碎性跟骨骨折”，那么，同期的印度則一直是帶著“粉碎性盆骨骨折”蹣跚爬行。比較歐洲和印度，中國數千年版圖只有邊疆盈縮而最終沒有出現內部器質性裂變。與近代印度不同，近代中國受到的只是外傷，外傷觀瞻不雅但不傷根本。

 

　　17.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打破了越南將印支三國兼并為一個政治邦聯的企圖。如果當時越南整合中南半島的目標實現，那東亞大陸就會出現歐洲那種地理板塊對稱型破碎（比如德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的格局，這不僅對中國，甚至對穩定的亞洲政治的傳統格局而言，無異于經歷一次無法愈合的“骨折”。

 

　　18. 東海問題，虛為實用，實為虛用，旁敲側擊，活血化瘀。

 

　　19. 印度北方問題只涉及領土遠近，而南方問題卻關乎生死存亡。

 

　　20. 美國的歷史表明：國家如果不能駕馭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資本就會反客為主，反轉過來駕馭并毀壞國家和人民。

 

　　21. 伊斯蘭教倡導的“圣戰”（Jihad）只不過是穆斯林實現公平和正義的一種手段。它既可為人民反帝斗爭所用，也可為恐怖主義所用。如果我們考察持續二百多年的基督教對穆斯林世界的十字軍東侵及其對東方人民帶來的苦難，我們就應當明白，當前的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教及其教義實現的“維護信仰”手段并無必然聯系，這與我們并不能將小布什動用軍事暴力使伊拉克人民陷入苦難，以及伊拉克戰爭后美國監獄發生的“虐囚事件”等過錯，歸罪于基督教教義的道理完全一樣。

 

　　22. 克勞塞維茨的“主力決戰”的軍事理論，是通過大面積毀滅性自殺而實現殺他，這是見癌細胞就知道要“化療”的西醫式思維。東方兵法則講究正奇相兼、虛實轉換，講究釜底抽薪和活血化瘀。第一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方法，活農村之“血”化了城市之“瘀”；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從平津和淮海下“藥”，和平地解決了北平問題。同樣的道理，當今世界表現在北方的“炎癥”，也要從南方下藥。總而言之，今后治西方全球化之病要用東方藥方。

 

　　23. 比較一下19世紀下半葉俄國在中國修建“中東鐵路”和20世紀下半葉毛澤東支援非洲修建的“坦贊鐵路”，前者忙乎的結果是與受援者結了半個世紀的怨恨，后者花錢不多卻在非洲留下至今還在傳誦和延續的友誼。

 

　　24. 戈爾巴喬夫西醫式改革與鄧小平極富彈性的“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改革不同：他大刀闊斧，從大手術入手，直切蘇聯政治“心臟”。蘇聯本來只是一個“病人”，卻到最后硬是被戈爾巴喬夫放在“手術臺”上治成了被肢解的“死人”。[4]

 

　　25. 研究國內生產總值（GDP）一定要看其構成。如果棺材鋪子也成為“拉動GDP新的增長點”的話，那人類離末日就不遠了。

 

　　26. 現實海權不出制海權范圍，而制海權之外的只能是理論上的海權。

 

　　27. 現在世界問題很多，而西方人治理這個世界的方法卻很少。資本全球化使北方世界“朱門酒肉臭”，使南方世界“路有凍死骨”；一部分人窮得要命，另一部分人富得要死。“9·11”敲響的不僅是美國的警鐘，同時也敲響了西方發展模式的喪鐘。在這種模式中，文明被異化為人類的對立物：南北世界猶如今天的富人豪宅小區，有錢人與外面的窮人彼此防備，不敢也不愿交流，這說明人際關系在全球化催生下嚴重“發炎”。“非典”（SARS）、禽流感、瘋牛病等此起彼伏，這說明物際關系在全球化催生下也嚴重“發炎”。對此一籌莫展的美國人除了揮舞拳頭外還是揮舞拳頭，這說明美國已沒了治理世界的能力，其發展模式已入死途。小布什率領美國大兵猶如西班牙斗牛，誰抖紅布就沖向誰。他剛上任時說“中國威脅”，后又沖到阿富汗、伊拉克。反恐幾年，世界形勢越反越恐，天怒人怨，整個世界被小布什政府搞得一塌糊涂。

 

　　28. 青藏鐵路，那是上帝撒在天上昭示未來的中華飄帶。

 

　　29. 沒有對手的外交，是不成熟的外交，而對手太多的外交則一定是失敗的外交。

 

　　30. 人才從哪來呢？學校里考場中出不了人才的，人才只有在進行偉大斗爭的大風大浪涌現出來。因為真理是從對立面展開的，現代教育中沒有對立面，靠考試設計對立面是絕對不行的。沒有對立面就不會有擔當意識，更不用說堅定的信念。蘇聯解體、美國衰落，問題都不出在槍炮不足，也不出在生產力不足，而是人的腦子壞了，治國理政的能力越來越弱。層層考試，考到最后，生產力上去了，干部的治國理政能力下去了，隨之而來的就是國家的解體和衰落。基辛格說:“美國的國際地位似乎淪落到無以復加的最低點之時，共產主義卻開始解體。”面對蘇聯的解體，基辛格接著感嘆說：“從來沒有一個世界強權未經交戰失利，就如此迅速、徹底四分五裂。”[5]我們今天的許多干部也是學院考試教育出來的。那將來會不會出現蘇聯那種生產力上去了、人才下去了、國家解體了的悲劇呢？如果這樣，那十九大報告中要求我們警覺的“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危險，就離我們不遠了。

 

　　31. 出遠門得背干糧，還得拿上打狗棍。前者是我們的產品，后者則是我們的海軍。

 

　　32. 古羅馬人得魚忘筌，他們得到地中海之后，也就失去歐洲大陸；日本人貪得無厭，當他們的力量覆蓋太平洋時，就開始失去亞洲大陸。因此，只有與國力相匹配的國家目標，才是可實施和可持續的。

 

　　33. 正如骨骼結構決定生命體生長的極限和底線的道理一樣，國家版圖也鑄定了國家發展的極限和底線。只有老鼠體格卻懷揣著老虎胃口的國家，對世界是危險的；而具有老虎體格卻只有老鼠膽量的國家，則對自己是危險的：前者如明治至東條時期的日本，后者如19世紀末的大清國、沙皇俄國及20世紀末的蘇聯。

 

　　34. 今美大疾，病在腎虛。實體經濟，國之“腎”。

 

　　35. 黑格爾說，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都出現兩次；馬克思補充說：“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6]美國兩個布什總統與法國歷史上兩個拿破侖皇帝所扮演的歷史角色相似，前一個是悲劇即正劇人物，后一個在政治家圈中絕對是世界級的笑劇即滑稽人物。

 

　　36. 金融問題只不過是資源問題的倒影。

 

　　37. 毛澤東1962年西南一役與諸葛亮七擒孟獲，曲異而工同。

 

　　38. 馬漢海權理論的致命缺陷是右手拿著大棒，而左手卻丟掉了圣經。

 

　　39. 勝戰的節點就是停戰的節點；停戰的節點又是國家資源可支撐的節點。

 

　　40. 形式邏輯完備而經驗邏輯不足，戰略目標論證成立而支撐其結論的資源匹配不足，是“二戰”后，尤其是從杜魯門到約翰遜乃至小布什時期美國戰略思維的通病。當這種思維被應用于東方戰場，其短處則更顯得致命。

 

　　41. 德國威廉二世直至希特勒的形而上學戰略的副作用還可以有幸得到康德和黑格爾辯證法的矯正，而沒有辯證思維傳統的美國人和日本人就沒有那么幸運，他們國家戰略設計中的形而上學優勢因得不到辯證法的矯正而轉化為“一根筋”式的認識及由此帶來有巨大慣性且極難挽救的國家災難。

 

　　42. 如果說，中國“文革”是所謂“專制制度”的產物，那么，比中國“文革”早發生16年并對美國后來極右意識形態有持續影響的“麥卡錫主義”又是什么“制度”的產物？“文革”初期有“紅色恐怖”，麥卡錫主義期間美國則是白色恐怖：上至政府要員，下至平民百姓，人人自危；中國問題專家拉鐵摩爾、費正清、斯諾、美國“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等著名人士均遭迫害，大批政府雇員被解雇。

 

　　43. 與采集時代不同，早期農業社會對勞動力的大需求——農耕早期可不是一胎而是盡可能地多胎生育——將女性推上“生育勞動”的第一線，私有制對繼承權血緣純正性的要求，斷絕了人類早期女性的社會交往。鐵的出現擴大了人類開發自然的能力，也出現了有鐵兵器的國家，并由此形成男性首先是對女性的統治，這使女性異化為用于滿足農業生產對勞力大需求的生育工具。

 

　　需要持續生育的人是不可能有力的，而沒有社會交往的人，也是不可能有思想的。因此，在文化上居統治地位的男性給這非人性的殘酷罩上美學光環，將女性的悲慘置于“柔美”之地。

 

　　然而辯證法是無情的，劣勢產生于優勢?？茖W在解放勞動力同時，也降低了勞動對人力的需求，這將女性從生育中解放了出來，大量的自由時間又使女性智慧開始直線上升，而重男輕女的觀念嚴重地破壞了男性獨立氣概的形成，這反增加了女性人格的力度。瓊瑤小說中“男孩”概念是中國男性雌化的開始。這時，“柔美”對女性而言已擺脫了它的殘酷內容，更多地成為女性既可走出又可以融入的美學形式，她們可以在“女神”和“女漢子”中自由穿梭。

 

　　44. 歷史無事實，有的只是國家民族存亡的結果；事實是對結果的解釋。

 

　　45. 臺灣主權在日本戰敗中回歸中國。此后出現的以兩岸分治為特征的“臺灣問題”，是近代以來帝國主義插手并試圖分裂中國的歷史“闌尾”式存在：它不影響大局，但時有炎癥，令人隱隱作痛。因久拖未決的“臺灣問題”，中國至今不能遠行。

 

　　46. 臺灣問題不僅僅是臺灣一個島嶼的問題，而是地區格局問題。對日本來說，占領臺灣的同時還意味著必須配之以對臺島外圍輻射地帶的有效控制：在西面絕對控制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浙閩地區；在東面絕對控制小笠原群島、北馬里亞納群島及關島等，在南面則要控制菲律賓，這樣才能鞏固其對臺灣的有效占領。對美國而言，占領臺灣則意味著北對日本，西對中國沿海地區，南對菲律賓的有效控制。對中國而言，擁有臺灣則可在不必改變東亞主權國家的安全結構的前提下進入太平洋。鑒于中國所據有的亞洲地緣政治主體板塊的天然優勢，在臺灣問題的博弈中，只有中國可以大持小，以重持輕，以久待速，以大陸之近制犯臺國家之遠，并由此最容易實現穩定臺灣的目標。另外，臺灣依托中國大陸也最有可持續發展的穩定條件。所有這些便構成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自然前提和法權主題，這也應驗了黑格爾“現實的就是合理的”的哲學命題。

 

　　47. 對日本而言，占領臺灣是一個需要改變整個東亞地緣政治版圖的事情：它必須首先與中國，繼而與美國，最后與西太平洋地區的所有東南亞國家作對。對日本的島國資源而言，這是一個無力承受的政治負擔。對美國而言，盡管有巨大的資源，但占領臺灣卻需要勞師遠行，并與中國這樣版圖巨大的國家作近距離的長期對峙，這對兩洋都有防務重任的美國而言，也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輕”。

 

　　因此，可以提前斷定：美國在臺灣的控制力是早晚——其時限要比我們想象得早——要撤出的，此后誰來填補西太平洋戰略真空的問題，馬上就擺在中國面前。

 

　　因此，我們還可以提前斷定：如果日本填補這個戰略真空，對亞洲，尤其對中國而言，將是一場比20世紀前半葉更大的災難。而日本如果控制臺灣島，則是這場災難的開始。

 

　　48. 臺灣在“二戰”后雅爾塔和平體系中回歸中國，不僅僅是一個主權收復的問題，它同時還意味著中國被賦予了在戰后與蘇聯、美國一起防止日本法西斯死灰復燃、維護戰后和平的國際責任。20世紀40年代后半葉出現的冷戰，是對以大國合作為特征的雅爾塔和平體系的反動，而中國實現臺海統一，是維護雅爾塔法律體系下的世界和平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歷史的進步。

 

　　49. 航母不是一般的戰艦，它也不僅僅屬于海軍，它是一個集海陸空及一切最先進軍事技術于一身并在全球范圍具最機動性質的作戰平臺。它本質上是國家作戰力量而不僅僅是海軍作戰力量的標志。其次，航空母艦是與經濟發展概念相聯系的因而具有攻勢性的軍事工具，而發展本身就是一種攻勢社會運動。沒有航母，我們在國際上任何重大涉我事件中，就不會有實質性的發言權；沒有航母，我們就不能對影響我國海外安全的行為，在其初始階段實行制止。最后，沒有航母，中國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的海外利益就不會有實質性的保障，從而中國國內經濟就會因資源進口和利潤回流中斷而發生危機并由此阻礙中國崛起。

 

　　50. 20世紀末，亞洲的根本問題是內部問題，其間有中國珍寶島自衛反擊戰、蘇聯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及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等，這些都是尼克松主義的結果；21世紀初，亞洲的問題是外部問題，其間有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朝鮮核試驗等，這些都是以反恐為核心的小布什主義的結果。

 

　　注 釋：

　　[1]“科舉制度對后來西方的文官制度也有催生的作用。西方學者都認為中國是文官制度的創始者。美國卡特政府的人事總署長艾倫·貝爾于1983年來華講學時說：‘西方所有政治教科書中，當談到文官制度的時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創始者歸于中國。’（邱繼臣：《科舉制度與文官制》，《中國青年報》1988年3月17日）這就是說，西方的文官制度來源于中國的科舉制度。由此可見，科舉制度的歷史作用是有世界意義的。”牛致功著：《唐高祖傳》，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頁。

　　[2] 公元843年，法蘭克王國查理大帝的三個孫子在凡爾登簽訂劃分領土的條約。規定長孫羅退爾（ Lothar，約795～855）承襲皇帝稱號，并領有自萊茵河下游迤南，經羅訥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區；查理(Charles  Le Chauve，823?877)分得埃斯考河、馬斯河以西地區，稱西法蘭克王國；路易 (Ludwig der Deutsehe，約804-876)分得萊茵河以東地區，稱東法蘭克王國。

　　[3] 毛澤東非常重視秦王嬴政的這一貢獻。1964年，毛澤東會見外賓時說，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第一個統一中國，統一文字，修筑寬廣的道路，不搞國中之國，而用集權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幾年一換，不用世襲制度。1973年他在寫給郭沫若的《讀〈封建論〉》一詩中說：“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3、77頁。

　　[4] 當時蘇聯“改革派”奧•拉齊斯就對蓋達爾改革做了這樣的比喻：“當病人已經躺在手術臺上，并且外科醫生也操起了手術刀的時候，再以民主方式討論醫師操刀動作，這對病人來說就有致命危險了。專家必須自己拿主意。目前我們全國正好處于這種病人的狀態。” 俄羅斯學者謝•卡拉-穆爾扎在《論意識操縱》一書中寫道：“于是，杰弗里•薩克斯便被請來了，準備用他的手術刀給‘我們全國’開膛破肚治大病。” ［俄］謝•卡拉-穆爾扎著，徐昌翰等譯：《論意識操縱》（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03頁。

　　[5]［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06頁。

　　[6]［德］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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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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