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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們知道，新自由主義在原蘇聯、東歐，“華盛頓共識”在拉丁美洲，都造成災難性后果，難道在中國卻能創造奇跡？這里提出的問題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自始就強調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強調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難道中國道路的奇跡與此無關？ 

【作者按：今年（2018年）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改革開放40周年，認真總結經驗和教訓，對于開創美好未來，十分必要。而正確地總結歷史經驗，就必須堅持馬克思開創的科學思維方法——唯物史觀。筆者曾寫過一篇文章《論中國道路與唯物史觀的中國化》，力求用唯物史觀總結中國發展道路的成功經驗，梳理出符合客觀規律的認識。此文曾刊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前沿（2010-2011）》（高翔主編:《社會科學藍皮書》，Ⅱ，總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9月，第23頁～52頁）?？紤]到確立唯物史觀的指導思想對當前總結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極為重要，現不揣冒昧，將此文授權察網網絡首發，以拋磚引玉，敬希讀者不吝指正。本文是《論中國道路與唯物史觀的中國化》的第一部分，本節標題原為“關于中國道路的學術提問”?！?/span>

（一）中國道路的探討源自新中國創造了“經濟奇跡”

中國道路是對新中國社會發展歷程的一個比喻性的概念。本世紀初以來，中國道路成為全世界議論的熱點。它與所謂“中國發展模式”、“北京共識”等，具有許多相似的含義；但是更注重新中國的歷史時空進程及其巨大變化。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舊中國，滿目瘡痍，幾乎沒有重工業，輕工業只有少數紡織廠，連鐵釘、火柴、煤油都掛了“洋”字。1949年，糧食總產量僅為2250多億斤，人均國民收入僅27美元，相當于亞洲國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①]全國人口的80%以上是文盲，人均壽命只有35歲。[②] 新中國成立前夕，國內生產總值只相當于美國16%，歐洲12國的18.6%，西歐諸國的17.1%，拉丁美洲的56.6%，在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為4.4%。[③] 而到2009年，中國經濟總量已進入世界第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3000美元。[④]每五天創造的經濟總量，就相當于1952年一年的經濟總量；已經躋身于世界上少數幾個掌握宇航高端技術的國家行列，被稱之為“亞洲的新領頭羊”、“世界經濟的新引擎”。[⑤]從1952年到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扣除物價因素，平均每年增長7.8%左右。[⑥]在2007年以美國次貸危機為發端、至今余波未平的世界金融、經濟危機中，中國雖受到影響，但是2007年到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增長的速度仍分別達到11.4%、9.0%和9.1%，[⑦]這被譽為經濟“奇跡”。

新中國作為占世界人口1/5的東方大國，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近年來的發展速度又與世界經濟的衰退狀態形成如此強烈的反差，這自然會引發人們探討中國道路的興趣。

（二）中國道路的解釋必定會有分歧

不言而喻，人們對中國道路的思索，是從新中國60年發展過程取得的偉大成果開始的。也就是說，這種思索“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⑧]。這就不能不使人們對中國道路的認識或理論概括產生分歧。這是因為，一方面，盡管中國發展的歷程是客觀的，但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現象形態與本質聯系，同任何事物一樣，兩者并不會一致，某些表面現象常常掩蓋深層的本質聯系，某些假象甚至扭曲發展的真實原因；另一方面，人們對中國道路的認識，作為觀念形態的東西，不外是外部客觀的經濟現象在具有不同世界觀、歷史觀，從而在具有不同思維方法的人頭腦中加工的產物，這種頭腦加工廠的差異或對立，也必然導致對中國道路理解的分歧。這就是說，盡管人們都看到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巨大變化的同樣結果，但是，對其內涵、原因、現象、前景等方面的認識，卻會產生不同的理解或解釋；由此必然做出對中國道路不同的理論概括。這又必定會影響到人們對中國道路現狀和未來走向的判斷。

（三）對某些理論觀點的學術提問

目前學界研討中國道路，有的注重用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總結歷史經驗，有的著眼于國際比較，有的從現狀出發研究未來發展的戰略，有的探討管理體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多視角的研究，提出許多有益的見解。但是，也有一些頗有影響的觀點，值得商榷，主要有以下方面。

1．關于中國發展道路的內涵。一種較流行的觀點是，中國道路就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道路，也就是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這種概括包含部分真理，因為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視角來看，人類社會的確存在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走向工業化、信息化的一般趨勢。馬克思也有過“由封建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⑨]這樣的表述。但是，這種一般趨勢畢竟是從生產力視角對社會發展的抽象，只能說明中國與其他國家在生產力發展進程中的一種共性，而現實的生產力總是與生產關系結合在一起的，因此，撇開生產關系來談中國道路，就缺乏現實性。對此有必要發問，中國道路是否包括生產關系的內容？ 在中國發展道路的內涵上，另一種較流行的看法是，中國的發展是“經濟轉型”，是從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型。如果把市場經濟理解為一種與自然經濟對立的社會分工制度（本文下面將具體闡述），那么這種概括也包含部分真理。但是，社會分工制度的轉變所涉及的畢竟只是社會生產關系的流通層面，而要闡明中國道路，就不能撇開社會生產關系中的所有制、分配關系等層面。因此，對這種看法有必要發問，您所講的現代市場經濟是脫離任何所有制基礎的嗎？

2．關于中國創造奇跡的原因。這是研討的重點。有人依據中國經濟市場化、私有化“改制”的實證資料，認為總結中國經濟成功增長的經驗，“華盛頓共識”是一個可利用的分析框架。[⑩] 所謂“華盛頓共識”，是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一次會議上形成、后來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采納，制定和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根本原則。其主要內容是，私有化、市場自由化和政府非調控化。[11] 簡言之，這種觀點認為中國“奇跡”應歸功于私有化“改制”。如果這種觀點是正確的，那么，進一步的推理必定是，中國應當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美國未來學家約瑟夫·奈就持這種觀點。他是稱贊“中國奇跡”的；但是當有人問他：“你認為所有的國企都應該私有化嗎？”他只說了兩個字：“是的”。[12] 我們知道，新自由主義在原蘇聯、東歐，“華盛頓共識”在拉丁美洲，都造成災難性后果，難道在中國卻能創造奇跡？這里提出的問題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自始就強調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強調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難道中國道路的奇跡與此無關？

3．關于中國發展中出現新問題的解釋。這是討論的熱點。近些年中國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勞資矛盾凸顯和群體性事件增多等社會問題。對于這種現象，一種流行的解釋是，一國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往往都要經歷一個社會矛盾、社會風險的高發期，這是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普遍現象。這種觀點的理論支撐，主要是美國經濟學家庫茨涅茲的“倒U型”假說，他認為，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過渡的階段，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通常要拉大，而到達發達國家水平之后又重新趨于平等，這是發展中國家的一般規律。這種理論又被進一步擴大到對社會現象的解釋，認為，在這種過渡階段，犯罪率等不良社會現象必然增加，而以后會趨于好轉。如果這種觀點是正確的，那么目前中國出現的人民群眾不滿意、不高興的問題，就成了有理由存在、現階段無法解決的問題。其實，“倒U型”假說是對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統計資料歸納出來的現象；已有經濟學家指出，“倒U型”假說缺乏普遍經驗和統計資料的支持，[13] 因此，對這種解釋必須提出，能否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共同經歷擴大為各國的一般規律？實行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中國是否也必定離不開“倒U型”曲線的發展軌跡？

4．關于中國道路追求的目標。這又是一個研討的重點。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雷默2004年發表《北京共識》的研究報告，認為中國發展正在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一種與“華盛頓共識”非常不同和可供選擇的發展模式，其“北京共識”的核心理念是“（社會）公平”和“（自主技術）創新”；中國有學者認為，在弄清這兩者邏輯關系的基礎上，可以把它們理解為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一種新戰略模式。[14] 簡言之，主張把雷默的“公平”和“創新”理念作為中國道路追求的目標，不過要處理好兩者的關系。這種主張與在中國有較大影響的美國學者阿瑟·奧肯的“效率平等替換論”有相似之處，奧肯認為，追求市場機制的效率與追求個人收入均等化這二者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沖突，為了效率，就要犧牲某些平等，為了平等就要犧牲某些效率；[15]不同之處是把“市場機制”換成了“（自主技術）創新”。強調今后要重視自主創新，這無疑有重要意義。但是，“社會公平”畢竟是抽象的社會關系范疇，把它作為發展目標，立刻就帶來一個問題，它的具體含義是什么？資產階級也主張“公平”，而實際上“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的人權。”[16] 難道可以把資產階級公平作為中國發展追求的目標？

（四）理論概括的差異體現出歷史觀的差異

上述對某些理論觀點的學術提問，表現出雙方對中國經濟發展（主要是中國發展的經濟方面）認識上的重大分歧。在這些值得商榷的觀點中，有的只看到社會經濟的生產力層面，具有片面性；有的只看到生產關系的流通層面，具有表面性；有的把私有制當作中國創造奇跡的根本原因，無視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在中國發展中起基礎作用和支柱作用的事實，具有很強的主觀性；有的用資本主義國家過去的歷史經驗，來解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出現的新問題，具有思想方法的靜止性。它們回避了：中國處在何種歷史方位或人類社會發展的何種歷史階段？誰是中國道路行進的主體或“主動輪”？中國道路是否存在客觀必然性？中國道路與世界文明發展存在何種聯系？中國社會主體怎樣才能正確把握未來道路走向這一系列問題?？梢姡@些觀點對中國發展的認識，都沒有做到實事求是，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唯心史觀及其思想方法的印記。從這些提問和本文下面論述，讀者不難看出，以上對這些觀點的商榷性提問，依據的正是與之相對立的唯物史觀及其思想方法。

這里，筆者不禁要回顧毛澤東在新中國建立前夕寫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在這篇膾炙人口的論文中，他依據中國近代史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史實，深刻地批判了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資產階級唯心史觀，指出，是中國人民學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后，中國才“改換了方向”，“最后結束了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及其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的統治”；“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17] 今天，我們要科學地總結新中國的歷史經驗，堅定中國道路的正確方向，最根本的思想武器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唯物史觀。

注釋：

[①]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研究室，2003年，第60頁。

[②] 寧可主編：《中國經濟發展史》（第五冊），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第2530頁。

[③] 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前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第259頁；轉引自宗寒：《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幾個問題》，《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9期，第27頁。

[④] 參見任仲平：《改變歷史的“北京時間”——寫在新中國成立60年之際（下）》2009年09月29日00:00 來源：人民網：http://opinion.people.com.cn/GB/40604/10135370.html。

[⑤] 參見任仲平：《改變歷史的“北京時間”——寫在新中國成立60年之際（上）》2009年09月27日06:15  來源：人民網，http://opinion.people.com.cn/GB/40604/10121836.html。

[⑥] 何干強：《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第二版），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年，第12頁。

[⑦] 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7、200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outline.jsp）和國家統計局關于2009年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修訂的公告（http://www.stats.gov.cn/tjdt/zygg/sjxdtzgg/t20100702_402654527.htm）。

[⑧]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93頁。

[⑨] 參見《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887頁。

[⑩] 樓繼偉認為，“客觀地分析，‘華盛頓共識’要求的三點其實在中國都實現了。”參見謝立中：《北京共識：中國經驗的歷史總結，還是中國發展的未來戰略》（《江海學刊》，20101.123～129），轉引自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2010年第6期，第74頁。

[11] 參見吳易風：《略論新自由主義及其影響》，何秉孟主編：《新自由主義評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314～315頁。

[12] [美]約翰•奈斯比特、[德]多麗絲•奈斯比特著：《中國大趨勢》，吉林出版集團 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9年，第5頁。這本書封底內頁的作者介紹說：“他最富盛名的《大趨勢》一書中沒有一條預言是錯的”。他對中國未來發展的主張，將產生何種影響，值得人們關注。

[13] 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98頁；趙人偉等主編《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經濟改革和發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第153頁。

[14] 參見謝立中：《北京共識：中國經驗的歷史總結，還是中國發展的未來戰略》（《江海學刊》，20101.123～129），轉引自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2010年第6期，第70～71頁、第75頁。

[15][美] 阿瑟奧肯《平等與效率——重大的選擇》，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頁。

[16]《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338頁。

[17]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09～1516頁。

【何干強，察網專欄學者，南京財經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本文節選自《論中國道路與唯物史觀的中國化》第一部分，本節標題原為“關于中國道路的學術提問”?！?/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