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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強：論凱恩斯主義“丟掉了∑c”的弊病

點擊：2549  作者：何干強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06-02 14:59:45

 

 

 

　　【提 要】要解決宏觀經濟發生結構性失衡問題和遠離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就必須高度重視研究和應用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理論，而決不能照搬凱恩斯主義。馬克思把如何實現不變資本∑c的補償，視為實現社會再生產的“最重要的問題”；而凱恩斯主義卻沿襲了斯密教條，存在丟掉社會總產品價值∑(c＋v＋m)中不變資本∑c的嚴重弊病。因此，深受凱恩斯主義影響的 “三駕馬車”的宏觀調控方法，已不適應新時代經濟發展的要求。要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科學的宏觀調控，就必須破除對凱恩斯主義的迷信，把馬克思從社會總產品出發的科學方法具體化，并在數理分析方法上努力建立以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理論為指導的宏觀經濟指標體系。

 

　　一、深入批判凱恩斯主義的必要性

 

　　黨的十九大要求“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攻堅戰”，“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1]這與解決我國宏觀經濟出現“重大結構性失衡”[2]的問題聯系在一起。馬克思關于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理論揭示出，貨幣流回規律是社會再生產各部門比例關系平衡的表現，在商品生產普遍化的經濟形態，這是具有一般性的重要經濟原理。[3]用這個原理來理解，如果國民經濟的產業部門發生重大比例關系失衡，那么以中央銀行為核心的金融體系勢必普遍發生貨幣或貨幣資本的信貸失衡，面臨金融危機的風險。筆者認為，在市場經濟一般條件下，要標本兼治地解決宏觀經濟發生結構性失衡問題和遠離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就必須高度重視研究和應用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理論和方法。[4]國家宏觀經濟調控中心只要依憲執政，維護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發揮好國有經濟主導力量的作用，堅持陳云同志根據《資本論》提出的財政、信貸、物資和國際收支綜合平衡的計劃調節，就能夠促使宏觀經濟運行遠離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實現穩定而可持續的發展。

 

　　然而，一些學者認為，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理論只適用計劃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已經過時；進入新時代，仍堅持深受凱恩斯主義影響的關于投資、消費、外貿“三駕馬車”的宏觀經濟調控主張。但是，凱恩斯主義并不科學。所謂凱恩斯主義，是指自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出版《就業、貨幣和利息通論》以來，直到當代西方的資產階級宏觀經濟理論。[5]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對凱恩斯主義一向持分析、批判的態度，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丁冰教授的《原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具有代表性。[6]可是，現在看來，這些正確的分析批判尚未引起人們足夠的理解和重視。同時，以往經濟學界對凱恩斯主義的弊病，分析也不夠深入。這是產生照搬凱恩斯主義傾向的重要原因。要糾正這種傾向，就有必要對凱恩斯主義進行深入剖析。

 

　　筆者認為，凱恩斯主義有兩個嚴重的弊病：一是沿襲了馬克思深入批判過的斯密教條，在宏觀經濟分析中丟掉了社會總產品價值∑(c＋v＋m)中的不變資本∑c；二是它提出了錯誤的“儲蓄等于投資”的“恒等式”。因此，搬用凱恩斯主義及其數理分析方法來指導宏觀經濟調控實踐，不可能標本兼治地解決宏觀經濟結構失衡等問題，還會導致問題的進一步惡化。本文受篇幅限制，擬重點評析凱恩斯主義數理分析方法上的前一錯誤；[7]對后一錯誤將另文評析【點擊閱讀】。

 

　　二、社會再生產要解決的最重要問題和斯密教條

 

　　（一）不變資本補償是研究社會再生產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

 

　　所謂斯密教條，就是馬克思指出的，“一切商品（從而年商品產品）的價格分解為工資加利潤加地租這個教條”[8]；斯密“把資本的不變價值部分從商品價值中驅逐出去”[9]（簡稱“丟掉了不變資本c”）。要深刻認識凱恩斯主義沿襲斯密教條、在宏觀經濟分析中丟掉了不變資本∑c的錯誤，需要首先對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理論及其對斯密教條的批判做些回顧。

 

　　馬克思在其社會總資本和流通的原理中揭示出，要實現社會簡單再生產或擴大再生產，全社會各種生產要素就需要在再生產過程中得到價值補償和實物更新。這樣，就要求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這兩大部類的產品價值之間，形成相互平衡的一定比例關系，從而社會各企業生產的商品，能夠按一定途徑相互交換。從基本原理來看，這樣理解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從理論指導宏觀經濟調控實踐的要求來看，理解還需深入，還應弄清馬克思發現這些原理的唯物史觀辨證方法。

 

　　仔細研讀《資本論》，可以讀到，馬克思把不變資本∑c的補償，視為社會再生產研究中的“最重要的問題”[10]。這就涉及到理解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對此我們應當有足夠的重視。馬克思指出，我們“研究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每個單個資本主義商品產品的價值分為c＋v＋m的這種分割，即使以不同的表現形式作為中介，在什么程度內同樣也適用于全部年產品的價值。這個問題，一方面通過Ⅰ(v＋m)和Ⅱc的交換來解決，另一方面通過我們以后對第Ⅰ部類年商品產品中Ⅰc的再生產的研究來解決。”[11]聯系原著前后篇章的論述，可以認為，這段話中“通過Ⅰ(v＋m)和Ⅱc的交換”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Ⅱc（第Ⅱ部類或消費資料生產部類中的不變資本）的補償問題，當然，這同時包括對Ⅰ(v＋m)的補償；而通過對“Ⅰc的再生產的研究來解決”的問題，顯然是Ⅰc（第Ⅰ部類或生產資料生產部類的不變資本）的補償問題。綜合起來，就是對兩大部類或社會再生產中的全部生產資料∑c（等于Ⅰc＋Ⅱc）的補償問題。那么，為什么馬克思把∑c的補償，視為研究社會再生產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呢？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生產資料的補償是社會再生產的基礎。唯物史觀認為，使用生產資料生產物質產品，這是人類與動物相區別的根本特征；社會每年要進行不斷地再生產，首先就要解決的，就是當年生產過程中消費掉的生產資料如何從社會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問題，只有再生產需要的生產資料的補償問題解決了，社會再生產才能持續進行。所以，在商品生產社會的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消耗掉的總生產資料或價值形式上的總不變資本∑c在價值上得到補償、實物上得到更新，就成為重要的問題。

 

　　其次，不變資本∑c的補償涉及社會再生產的全局。無論社會簡單再生產還是社會擴大再生產，生產消費資料的第Ⅱ部類的不變資本價值Ⅱc或Ⅱ(c＋m/y)的補償（m/y指擴大再生產需要的追加不變資本），只有通過兩大部類之間的交換才能解決，這就要求整個社會再生產的生產要素要形成適應這種交換的比例關系。從這個角度看，不變資本∑c的補償是社會再生產的中心環節。以簡單再生產為例，Ⅱc的實現和補償，要通過Ⅰ(v＋m)＝Ⅱc，[12]即等號左右兩部分的產品價值形成一定比例關系，通過商品等價交換來解決，這涉及兩大部類之間的關系。Ⅰc的實現和補償，則通過第Ⅰ部類的眾多企業，生產本部類需要的各種生產資料，在各自的產品價值之間形成Ⅰc ＝Ⅰc的比例關系，通過相互等價交換來解決。[13]如果Ⅰc的補償不能解決，第Ⅰ部類的生產資料生產就不能持續再生產，這就勢必使第Ⅱ部類再生產所需要的Ⅱc生產資料也不能得到補償，結果全社會的生產資料∑c的再生產或不變資本的補償，都得不到解決。這樣，整個社會再生產將不能正常持續。因此，∑c的補償涉及社會再生產的全局。

 

　　最后，不變資本∑c的補償要求每年新投入的社會總勞動中有相當一部分用于補償生產資料的再生產。從單個資本的再生產過程來看，在當年的產品價值（c ＋v＋m）中，新投入的社會勞動全部形成了價值產品(v＋m)，而不變資本C是轉移到產品價值中的往年凝結的社會勞動。然而，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過程卻與單個資本再生產過程不同，每年新投入的社會總勞動中，都必須有相當大的部分，即投入到第Ⅰ部類的社會勞動，以其具體有用勞動，生產補償全社會作為不變資本的生產資料，而同時以其抽象人類勞動，形成補償第Ⅰ部類的資本家和工人個人消費的新價值。只有用勞動二重性的基本觀點來分析，才能理解這個道理。

 

　　由此可見，社會再生產中不變資本∑c的補償，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關乎全部社會再生產能否實現；而只有用唯物史觀的辨證方法為指導，才能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它的確是社會再生產中最重要的問題。

 

　　（二）馬克思對“斯密教條”的深刻批判

 

　　在經濟思想史上，馬克思根據唯物史觀，第一次科學地闡明了在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中如何實現不變資本∑c的補償。這是馬克思在人類經濟思想史上的革命性貢獻。然而，斯密在涉及社會再生產的研究中，卻丟掉了最重要的不變資本∑c。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斯密在這方面犯重大錯誤的原因：

 

　　一是斯密不懂勞動的二重性原理，因而不懂在同一個生產勞動過程中，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具體有用勞動在創造使用價值的同時，會把作為生產資料的不變資本價值c轉移到商品產品中去，這就導致他在社會再生產中把年產品價值∑(c＋v＋m)和年價值產品即一年中新創造的價值∑(v＋m)等同起來。

 

　　二是斯密顛倒了價值創造和收入來源的因果關系，把收入看成商品價值的源泉，而不是把商品價值看成是收入的源泉，這就形成了資本、土地和勞動帶來的三種收入（利潤、工資和地租，即v＋m）形成商品價值的觀點。

 

　　三是斯密之所以把三種收入看成了商品價值的源泉，是因為它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混淆了商品生產一般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從而混淆了商品生產一般中的價值產品（新創造價值）的形成與價值產品的資本主義分割，把既定的價值產品分割為三種收入，錯認為是形成價值的三種源泉，這就在社會再生產的經濟分析中，丟掉了商品不變資本∑c。[14]

 

　　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深刻批判了斯密教條，科學地解決了社會再生產中不變資本補償這個最重要的理論問題。而只要以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理論為指導，研究凱恩斯主義，就不難發現，從凱恩斯到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沿襲了斯密教條，繼續犯著丟掉不變資本∑c的重大錯誤。

 

　　三、凱恩斯主義沿襲了斯密教條

 

　　（一） 凱恩斯收入支出流程圖貫徹了斯密教條

 

　　從現代凱恩斯主義學者普遍認可的凱恩斯宏觀經濟運行流程圖，[15]簡要地闡釋了凱恩斯宏觀經濟分析的基本方法。圖1用企業與居民之間的收入、支出關系來表現宏觀經濟總需求和總供給。從圖1不難看出，凱恩斯在宏觀經濟分析中涉及的，只屬于馬克思宏觀經濟理論所說的商品流通一般關系，而丟掉了資本流通中客觀存在的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交換，丟掉了Ⅰc內部企業之間的交換。

 

　　圖1   凱恩斯經濟學的收入、支出流程圖

 

　　從圖1并不能看出生產資料生產企業與消費資料生產企業的區分，看不出居民和企業之間交換的商品的價值構成，看不出收入、支出流程表現的交換關系對商品使用價值與價值的補償過程，更看不出社會總產品價值反映的社會分工比例關系。這是由凱恩斯不懂勞動的二重性、缺乏勞動力價值和剩余價值概念、把個人消費與生產消費混為一談、把商品流通與資本流通混為一談造成的。除了這些深層理論錯誤外，此流程圖反映出凱恩斯主義根本沒有涉及生產資料企業內部的交換關系，也就是馬克思揭示的社會再生產中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類（第Ⅰ部類）在不變資本補償中必須形成的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交換關系，即Ⅰc ＝Ⅰc的交換關系。

 

　　（二）與凱恩斯流程圖作對比的馬克思宏觀商品交換流程圖

 

　　為認清凱恩斯的流程圖的弊病，這里把馬克思在社會總資本簡單再生產中的兩大部類交換的關系，也相應地用家庭與企業之間宏觀商品交換的流程圖簡要地表示出來。（見圖2）要強調的是，圖2在內容上同樣表現不出兩大部類的區別，表現不出社會總產品的價值補償和使用價值補償。設計這個圖式僅僅是為了簡要地說明，即使從商品流通一般角度，馬克思揭示的社會總資本的流通與凱恩斯收入支出流程也是有根本區別的。

 

　　圖2   與凱恩斯圖式作對比的馬克思宏觀商品交換流程圖

 

　　注：為簡略計，該圖中家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商品交換連線沒有用箭頭表示出來。

 

　　圖2顯示的是社會總資本的簡單再生產的商品流通一般關系。圖2中家庭與企業之間的交換，可以包括馬克思揭示的兩大部類的工人、資本家的家庭同企業之間的兩種交換：一是Ⅰ(v＋m)＝Ⅱc的交換，即第Ⅰ部類的工人、資本家的家庭用體現Ⅰ(v＋m)價值產品的貨幣到第Ⅱ部類的企業購買生活資料商品Ⅱc；反過來，Ⅱ部類資本家的家庭（為企業再生產）用賣出Ⅱc商品的貨幣去購買Ⅰ部類生產的可用以補償第Ⅱ部類消耗掉的不變資本的生產資料商品Ⅰ(v＋m)（這個交換也可以說是企業與企業的交換）。二是第Ⅱ部類的Ⅱ(v＋m)＝Ⅱ(v＋m)之間的交換，即第Ⅱ部類的企業賣出體現價值產品Ⅱ(v＋m)生活資料商品給工人和資本家的家庭，而企業得到的貨幣，一部分購買再生產需要的工人家庭的勞動力，一部分由資本家的家庭，到別的企業購買生活資料商品。而圖中企業與企業的之間的流程，可以表現第Ⅰ部類內部企業之間相互交換生產資料商品，即Ⅰc內部的交換關系。這種交換與家庭是不發生交換關系的。但是在凱恩斯的收入、支出流程圖中，卻不能反映這種交換。[16]    

 

　　我們從上述圖式對比中，可以明白，凱恩斯主義同先前所有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一樣，“只是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17]他們都不懂得資本流通（包括生產環節）和商品流通（不包括生產環節）的共性、聯系和區別，所以都沿襲了斯密教條，排斥了Ⅰc內部的交換，即排斥了社會再生產中的生產資料如何補償的問題。

 

　　（三）凱恩斯主義丟掉了社會再生產中的不變資本∑c的補償

 

　　凱恩斯主義分析宏觀經濟運動時，沿襲斯密教條，丟掉了不變資本∑c的補償，這十分明顯地體現在凱恩斯主義對國內生產總值GDP這個主要指標的運用上。

 

　　GDP被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解釋為本地生產總值，指一定時期內，一定地域內的經濟活動中所生產的全部最終成果（包括產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GDP的數量統計，有生產法、收入法和支出法等多種計算方法；而按收入法統計，GDP等于本地一定時期的收入即利潤、利息、地租和工資相加的總額，顯然，這相當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說的本地一定時期的價值產品∑(v＋m)。[18]這就是說，用馬克思的商品價值理論來看GDP的含義，它是排除了社會總產品價值中體現不變資本∑c這部分價值的。而凱恩斯主義對宏觀經濟進行數理分析的許多指標，都建立在GDP基礎上，如：反映宏觀經濟總量增長速度的指標（GDP增長率），反映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指標（消費的變動率除以GDP變動率），反映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指標（投資的變動率除以GDP變動率），反映貨物與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指標（凈出口變動率除以GDP變動率），反映貨幣流通量與“全部經濟交易”比重的指標（即M2/GDP，式中M2〈廣義貨幣〉＝ M1〈狹義貨幣，即流通中的現金+支票存款以及轉賬信用卡存款〉＋ 儲蓄存款〈包括活期儲蓄存款和定期儲蓄存款〉），反映一國對外貿易狀況的指標（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反映對外貿易與經濟總量關系的指標（“對外貿易依存度”即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等，它們都以GDP指標為基礎，撇開了社會總產品價值中的不變資本∑c，只以∑(v＋m)為總量就來進行宏觀經濟供求關系分析。這顯然是片面的宏觀經濟數理分析方法。

 

　　凱恩斯主義在宏觀經濟分析中既然撇開了生產資料生產Ⅰc的補償，也就不可能解決產業結構的嚴重失衡問題。換句話說，只要搬用凱恩斯主義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就不可能注重在宏觀經濟運動中如何通過企業之間的實物補償和價值補償，來解決不變資本∑c的補償，從而不可能科學地解決宏觀經濟產業結構的平衡問題。

 

　　四、“三駕馬車”宏觀經濟調控方法已不適應新時代經濟發展的要求

 

　　（一）“三駕馬車”的宏觀調控方法深受凱恩斯主義的影響

 

　　收到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三駕馬車”宏觀調控方法即通過實施一定經濟政策手段，調控投資、消費和外貿三個部分，以促使國內生產總值（GDP）計量的宏觀經濟，實現社會總需求和社會總供給的平衡。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看，這種宏觀經濟調控的方法在開始實施階段能夠發揮一定作用，但也存在明顯的片面性。

 

　　“三駕馬車”調控方法只是著眼于GDP或價值產品即∑(v＋m)來進行宏觀經濟調控，這就容易貫徹斯密教條，忽視生產資料∑c的補償。從圖1可以看出，凱恩斯主義在分析宏觀經濟運動時，排斥Ⅰc內部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交換。既然撇開了這種交換，也就不能解決社會再生產中Ⅰc的補償問題；而Ⅰc的補償不能解決，整個社會再生產將不可能正常持續。

 

　　（二）把投資、消費和外貿看成分別對GDP獨立做“貢獻”的量，將破壞社會再生產的比例關系

 

　　“三駕馬車”的調控方法貫徹“斯密教條”，把GDP看成是投資、消費和外貿這三個變量相加的結果。這就把三個變量看成了各自獨立的、彼此分割的因素，似乎其中每一個因素都能獨立地對GDP做出“貢獻”；然而，這三個因素的量實際上是社會生產出的既定的GDP分割的結果，而不同的分割比例必然會對社會再生產造成不同的影響。也就是說，每年全社會新創造的GDP或價值產品∑(v＋m)只能是一個定量，其中某一個因素的涉及的價值量多，其他因素涉及的價值量就必定少。尤其要看到，在既定的GDP中，投資、消費和外貿這些因素必須要有一定的結構比例，才能形成一定規模的社會擴大再生產。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出，要實現社會總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兩大部類之間就必須形成Ⅰ(v＋m/z＋m/x)＝Ⅱ(c＋m/y)的基本比例關系，[19]等式左面是第Ⅰ部類用于個人消費的產品價值，等式右面是第Ⅱ部類用于擴大再生產投資的生產資料的產品價值。但是，“三駕馬車”的調控方法忽視了宏觀經濟運動客觀要求的這種個人消費與生產投資之間的比例關系；尤其忽視了生產資料生產部門內部的追加投資，需要服從Ⅰ(c＋m/y)＝Ⅰ(c＋m/y)的比例關系，以及消費資料生產部門內部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要服從Ⅱ(v＋m/z＋m/x)＝Ⅱ(v＋m/z＋m/x)的比例關系。而忽視這些客觀要求的比例關系，就勢必陷入宏觀經濟調控的盲目性。

 

　　（三）將影響宏觀經濟運動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混為一談

 

　　有必要指出，“三駕馬車”調控方法錯誤地把外貿這種涉及外因的作用，當成國民經濟內因的直接作用，這種混淆很容易導致國內社會再生產的結構失衡。

 

　　須知對于一個獨立自主的市場經濟社會，國外經濟是國內社會再生產的外部因素。固然，對外貿易有助于國際之間商品互通有無；有助于取長補短，促進國內經濟發展；運用得當也有助于解決國內宏觀經濟暫時出現的不平衡，例如，多余的商品可以買到國外，不足的商品可以向國外購買。但是，從長遠看，對外貿易必須以國內社會再生產內部的比例關系平衡為前提。

 

　　這是因為，在國際貿易平等交換的前提下，對外貿易在實質上，是以外國商品的使用價值物品來替換本國商品的使用價值物品，不能直接改變本國用于外貿商品的總價值量，從而不能改變國內社會再生產兩大部類已經形成的產品價值的結構關系。假定國內社會再生產比例關系的出現了嚴重不平衡，企圖依賴外貿來解決，那么，一方面，即使國內過剩商品都能賣給外國，這些商品換回來的貨幣，在國內也可能成為閑置的貨幣沉淀下來，不能在國內買到所需要的商品并完成商品流通的全過程；另一方面，即使能到國外買到國內社會再生產短缺的商品，由于貨幣流到了國外，這可能使國內的一些商品賣不出去，這些情況都會影響再生產的持續穩定運行。

 

　　所以，離開國內社會總產品的產品價值構成形成比例平衡關系，盲目地發展對外貿易，有可能加劇國內產業結構的失衡。

 

　　（四）顛倒了宏觀經濟運行不同環節的因果辯證關系

 

　　以“三駕馬車”調控方法的“消費拉動”政策為例。這個政策事實上違背了生產環節與消費環節的因果辯證關系。

 

　　唯物史觀揭示出，在社會經濟運動中，生產對消費起決定作用，只有生產出物質產品，才談得上消費；當然，消費對生產也有反作用，這表現在消費能使生產的產品得到實現，有購買力的消費的增長會對生產增長提出需求。但是，從源頭上說，有購買力的消費的增長不是憑主觀愿望可以實現的，有購買力的需求歸根到底要由生產來決定，因為消費只能取決于收入，而收入來自分配，分配則取決于生產領域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即使提高了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還要使這種消費需求的商品與生產供給的商品之間，形成一定的供求結構平衡的比例關系，才能實現消費增長對生產供給的促進。

 

　　這里必須指出，凱恩斯主義的“消費拉動”宏觀調控政策，是以不改變私有制經濟從而不改變初次分配關系為前提的，它主要通過財政再分配手段實施福利政策，在保證資本家階級利潤增長的基礎上，適當增加勞動者的收入，而這實質上是一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

 

　　這種“拉動消費”的政策目的主要是為了緩和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抗性矛盾，維護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并不能真正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當政府解決“公平”問題的財政支出所占用的企業稅收超過了資本家階級追求利潤率允許的限度，就會被認為是影響了經濟“效率”，并迫使政府減少這方面支出。而相關財政支出減少過多，勞資矛盾則又會凸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現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因而往往這樣徘徊在處理這種“公平”與“效率”問題之間。西方經濟學的所謂“效率與公平”理論，就是這樣產生的。[20] 

 

　　因此，“拉動消費”在理論上違背唯物史觀，在實踐上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不可能解決兩極分化這個資本主義致命痼疾。

 

　　（五）搬用凱恩斯主義只會加深經濟危機

 

　　進入新時代，深受凱恩斯主義“三駕馬車”這種調控方法的不適應性日益凸顯。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存在生產資料私有所有制和生產社會化的固有基本矛盾，必然導致社會收入兩極分化，造成有購買力的市場需求不足，從而宏觀經濟運動總需求不足，總供給過剩。

 

　　對此，凱恩斯主義一般通過追加政府投資，擴大基本建設，擴大銀行信貸，促進社會的投資需求、消費需求、擴大出口，來“拉動內需”和“拉動外需”，以便促進市場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但是，由于“三駕馬車”調控方法忽略了客觀要求的社會再生產比例關系，所以雖然政府追加投資和銀行擴大信貸，能暫時降低社會失業率，為工商企業提供貨幣或貨幣資本，緩解流動資本短缺、商品銷售不出的困難，使工商產業資本循環得以繼續，卻把宏觀經濟結構失衡的矛盾掩蓋起來，并使繼續深化。尤其是政府在經濟危機到來之前，會因工商企業經營困難而造成稅收困難，從而面臨財政收入降低；而為了避免危機爆發，不得不寅吃卯糧，靠赤字財政追加投資，這就必然要增發紙幣。這樣，當宏觀經濟嚴重失衡的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勢必發生“滯漲”危機，即宏觀經濟結構失衡導致的經濟增長停滯和銀行紙幣信貸過量導致的通貨膨漲同時爆發。

 

　　可以說，長期使用“三駕馬車”宏觀經濟調控方法具有導致“滯漲”危機的必然性。

 

　　五、應堅持馬克思主義從社會總產品出發的宏觀經濟調控方法

 

　　（一）從社會總產品出發展開宏觀經濟分析，是馬克思宏觀經濟理論的科學特征

 

　　上述分析說明 ，凱恩斯主義沿襲斯密教條，丟掉了不變資本∑c，具有表面性和片面性，而這又與凱恩斯主義維護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階級立場結合在一起。[21]由此看來，面對解決我國宏觀經濟發生重大結構性失衡問題和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緊迫態勢，人們絕不應當迷信和搬用凱恩斯主義，而惟有應用好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宏觀經濟原理和方法。

 

　　有必要強調，《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理論與凱恩斯主義相比，一個重大區別或科學特征，就是其從社會總產品∑(c＋v＋m)出發展開分析。

 

　　馬克思深刻指出，資本的再生產過程是包括直接的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全部循環”；[22]分析社會再生產，應當分析的是商品資本循環公式W¢—G(g)—W(w)…P…W¢，“因為起點W¢＝W +w，即商品資本，既包含不變資本價值和可變資本價值，也包含剩余價值。所以，它的運動既包括生產消費，也包括個人消費”；“在W¢…W¢運動中，正是要通過說明總產品W¢的每一價值部分會變成什么，才能認識社會再生產的條件。”[23]

 

　　因此，馬克思既重視研究宏觀經濟運動中的個人消費補償，也關注生產消費的補償；并將生產資料的再生產即∑c的補償，視為社會再生產應當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認為“直接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生產上消費掉的資本，就它的價值來說，怎樣由年產品得到補償？這種補償的運動怎樣同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消費和工人對工資的消費交織在一起？”[24] 關于如何實現第I部類不變資本Ic的補償，馬克思做出如下描述：“交換是在第I部類的各個資本家之間進行的，這種交換就是一種實物形式的不變資本和另一種實物形式的不變資本的交換，就是一種生產資料和另一種生產資料的交換”；并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消滅之后，“

 

　　那末很明顯，為了進行再生產，第I部類的這些產品同樣會不斷地再作為生產資料在這個部類的各個生產部門之間進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這些產品的生產部門，另一部分則轉入其他生產場所，因此，在這個部類的不同生產場所之間發生一種不斷往返的運動。”[25]可見，馬克思揭示的這種不變資本Ⅰc 的補償運動，是直到共產主義社會都會存在的社會化大生產的一般規律。

 

　　（二）促進從社會總產品出發的科學方法具體化

 

　　馬克思應用商品資本循環公式W¢—G(g)—W(w)…P…W¢，并從社會總產品出發，研究宏觀經濟的方法，這對于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經濟，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指導意義。不能忽視，馬克思闡述社會再生產原理，包括第I部類不變資本Ⅰc的補償規律，都是著眼于商品生產普遍化社會的實際，緊密結合貨幣流回規律進行的；正是堅持唯物辯證地反映社會生產與市場流通相互作用的辯證方法，馬克思才發現了社會再生產各產業部門各企業之間的生產要素必須形成一定的比例關系，才弄清了最重要的不變資本∑c的補償問題，從而揭示了社會再生產的按比例發展規律。[26] 可以說，《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理論包括研究方法，具有適應商品生產普遍化社會的一般性；遵循這種一般，完全可以指導我們科學地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那種認為《資本論》已經不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是對《資本論》理解的誤區。

 

　　科學地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節，離不開進行科學的數理分析。這就必須破除對凱恩斯主義數理分析方法的迷信。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的計劃產品經濟體制時期，是著眼于社會總產品∑(c＋v＋m)進行國民經濟計劃管理的。為此，有人可能詰問，如果再這樣做，不是回到“舊體制”了嗎？這樣的提問不符合唯物史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前30年的宏觀經濟調節方法，應當實事求是地進行科學總結。那時高度集中的行政計劃管理體制，確有脫離實際，排斥商品貨幣流通關系的弊病，因而需要改革。但要改掉的是那種用未來共產主義“自由人聯合體”經濟的抽象原理，來直接裁剪現實的含有一定主觀性的管理體制，而決不是要改掉其中的科學成分。那時使用包括∑c在內的社會總產品價值作為國民經濟計劃管理的總量指標，這個指標本身是科學的。今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同樣應當使用社會總產品價值的總量指標，而不能迷信、照搬凱恩斯主義。當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一定要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際，把馬克思研究宏觀經濟運動從社會總產品出發的科學方法具體化。不僅應當把社會總產品理解為社會總商品，而且應當聯系商品資本的循環一般公式W¢—G—W…P…W¢，來探索適用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生產與市場流通相結合的宏觀經濟調控方法，并在數理分析方法上，努力形成以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理論為指導的宏觀經濟指標體系。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宏觀調控實踐上要解決的重大問題之一，也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創新的一個緊迫任務。

 

注 釋：

[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10月28日第1版。

[2] 新華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光明日報2016年12月17日第1版。

[3] 參見何干強：《貨幣流回規律和社會再生產的實現——馬克思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理論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11期。

[4] 參見何干強：《重視〈資本論〉宏觀經濟理論的研究和應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7年第4期。本文論證了雖然馬克思沒有提出“宏觀經濟”概念，但是他從全社會角度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研究，可以借鑒“宏觀經濟”這個概念來概括。

[5]正如有的西方學者所說，凱恩斯之后，西方宏觀經濟學有不少改進和發展，先后產生“新古典綜合”、貨幣主義（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新凱恩斯主義、后凱恩斯主義和奧地利學派等多個流派；但是，這些理論并沒有超越凱恩斯的基本理論，都與凱恩斯理論存在著聯系。參見[英]布萊恩·斯諾登、霍華德·R·文 著，佘江濤、魏威、張風雷譯：《現代宏觀經濟學：起源、發展和現狀》，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3頁。

[6] 該專著既肯定凱恩斯對資本主義宏觀經濟的分析有某些合理成分，如承認資本主義經濟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否定“市場機制萬能”，能夠“把貨幣經濟和實物經濟結合起來”進行總量分析等；同時又明確指出，凱恩斯站在唯心主義和資產階級立場上，“實際是從簡單流通出發來研究資本主義宏觀經濟運行”；所謂的“凱恩斯革命”實質是“為了拯救資本主義”。參見丁冰著：《原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經濟日報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2～95、292～298頁。

[7] 筆者曾在《論馬克思宏觀經濟分析方法的科學特征——兼與凱恩斯主義比較》（《經濟縱橫》2010年第10期）一文中曾簡要批判這一錯誤，本文將深入展開。

[8] 《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2頁。

[9] 《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3頁。

[10] 《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7頁。

[11] 《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7頁。

[12] 為節省文章篇幅，這里省略了社會總資本擴大再生產條件下的交換公式。

[13] Ⅰc ＝Ⅰc，這個公式用純數學的眼光看，似乎像2＝2那樣沒有意義，但是在經濟學上卻有豐富的內容，本文在第五部分再進一步論述。

[14] 參見《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3～419、424、431頁。

[15] 參見[美國]N·格里高利·曼昆 著、梁小民 譯：《宏觀經濟學》（第四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次印刷，第17頁。

[16] 我國學術界有學者較早地用類似的另一圖式描述了馬克思的“兩部類經濟貨幣環流圖”，并把它與薩繆爾遜根據凱恩斯主義描述的居民與企業“兩部門經濟貨幣循環圖”做了扼要比較分析；指出“企業購買生產資料”的“這一部分不應該藏起來”。（見楊斌林著：《再生產平衡表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2年，第160～161頁。）這個見解值得肯定。需要指出的是，凱恩斯主義把這一部分在環流圖上“藏起來”，絕不是一種畫圖的疏忽，而是因為貫徹了“斯密教條”，完全忽視了生產資料生產者內部的相互交換。

[17]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頁（注32）。

[18] 不言而喻，為了排除與理論分析無關的因素，這里撇開紙幣條件下市場價格與社會價值的差額。筆者曾請教統計學教授，了解到因統計口徑上的差別，通常按生產法或最終產品法統計出的GDP數額，可能包括不變資本中的部分固定資本折舊金，但是占社會產品價值量∑c中的比重極大的流動不變資本，是不在其中的。因此，即使按生產法統計，還是可以把GDP理解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說的∑(v＋m)。

[19] 式中，m表示剩余價值，m/x表示剩余價值中用于資本家消費的價值產品，m/y、m/z分別表示剩余價值用于追加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部分，m＝m/x＋m/y＋ m/z。

[20] 參見何干強:《論收入平等及其實現途徑》，《經濟評論》2002年第4期。

[21] 凱恩斯把支撐他宏觀經濟理論的基本范疇“有效需求”解釋為，它是“總需求函數上的一點；在該點，需求是有效的，因為，把總供給的情況考慮在內，該點相當于能使企業家的預期利潤最大的就業量。”（[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重譯本）[M]北京，高鴻業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65頁。）足見凱恩斯是以資本家私人利潤最大化為分析前提的。凱恩斯主義者都認可這個前提。

[22] 參見《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9頁。

[23] 《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6頁。

[24] 《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6頁。

[25] 《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4頁。

[26] 詳細分析請參見何干強：《貨幣流回規律和社會再生產的實現——馬克思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理論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11期。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員特聘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載《經濟縱橫》2018年第4期【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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