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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丨戰略學札記·心得之七：神多民弱，權散國亂

點擊：作者：張文木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8-06-22 08: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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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張文木教授的新著《戰略學札記》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該書從1996年始記錄至今，匯集了作者在戰略研究領域的認識成果和學習體會，包括心得、史鑒、治學、筆記、人物、人生、文藝、字詞等諸多方面。現經作者授權，分篇選發有關內容，以饗廣大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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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木著：《戰略學札記》，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戰略學札記·心得之七

神多民弱，權散國亂

　　1. 好的軍事方案是敵人越打越少，壞的軍事方案是敵人越打越多，最差的軍事方案是戰事未開，就已八面樹敵，四面楚歌。2010年8月，美國選擇在中國黃海軍演，其評價可歸入最后的選項。

　　2. 現在的美國女人愛打仗。奧爾布賴特上任打科索沃，賴斯上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希拉里·克林頓在任則揮師黃海。從科索沃到伊拉克，美國打得一仗比一仗差，如它還在黃海動手，那美國的氣數也就指日可待。當年英國首相撒切爾攜馬島勝利余威來到中國與鄧小平談香港問題，結果是交出香港。今天希拉里若幻想科索沃戰爭的“回光”能在中國“返照”的話，那結果一定是美國退出包括臺灣在內的東海海域，正如1814年英國退出美國西部近海海域的道理一樣。

　　3. 大國關系的緊張程度與世界資源的稀缺程度為正比。

　　4. 缺點只不過是優點的過度伸展，而缺點自身的極致表現有時也會轉化成優點，比如西方人形而上學思維缺點的極致應用帶來了近現代技術革命和工業文明，而東方人綜合辯證思維的優勢在這方面有明顯的短板。發軔于西方的工業文明的過度發展又使其在今天進入自我否定，需要東方綜合辯證思維的矯正階段。

　　5. 有跡象表明，2009年的“奧巴馬主義”與2010年年初希拉里•克林頓“重返亞洲”的講話發生了分野。奧巴馬在向尼克松回歸，而希拉里•克林頓則向她的前任奧爾布賴特回歸。奧爾布賴特打擊的目標是南聯盟，而希拉里•克林頓打擊的目標則是中國。奧巴馬政策傷及的是美國軍火和能源財團的利益，保護的是中小工商業的利益，它有利于扶持美國本不景氣的民生產業；而希拉里•克林頓咄咄逼人的強勢政策則符合美國軍火、能源等大財團的利益。如果這一愚蠢政策不能調回，那就說明美國外交真的為軍火、能源等大財團“綁架”了，他們迫使美國國家利益讓位于財團的利潤，美國政府成了為這些財團而不是為全體美國人民謀利的工具。當年古羅馬就是沿著國家權力與國家利益相分離的道路衰落的，當今美國公司利益也與國家利益相分離，國家權力成了大財團盈利的機器，如果美國不能從中自拔，那美國的衰落也就無可挽回了。

　　馬克思說過：“一個工業民族，當它一般地達到它的歷史高峰的時候，也就達到了它的生產高峰。實際上，一個民族的工業高峰是在它還不是以既得利益為要務，而是以爭取利益為要務的時候。在這一點上，美國人勝過英國人。”[1]今天的美國已從“以爭取利益為要務”的國家異化為“以既得利益為要務”的國家，其曾經有過的“工業高峰”已異化為“軍火工業”和金融業的高峰。與此相應，今天的中國已替代了當年美國“以爭取利益為要務”的角色，在這一點上，今天的中國人已勝過了美國人。正如當年英國的歷史高峰已成為往事一樣，今天美國的歷史高峰不久的將來也會成為只存在于好萊塢大片中的傳說。

　　6. 治國者當以正為本，以奇為用。臺灣問題的出現主要不是臺灣同胞的責任，而是美國及其西太平洋主要盟國干涉的結果。這樣，解決臺灣問題，如果沒有極端的“臺獨”事件或外來勢力直接干涉的出現，就不應該有“直搗黃龍”式的思路。當年的康熙和后來的毛澤東，都沒有采用這種思路，他們對臺政策的目的并不是將臺灣打跑而是為了將臺灣抱回。

　　7. 黃海，是中國海權的最核心地帶，是中國海權神經的最敏感部位。觸動黃海就觸動了中國人民那痛苦的近代記憶；不僅如此，進入黃海，也就接近了中國內陸的政治心臟。1894年的甲午戰爭和1950年的朝鮮戰爭都表明，決意在黃海動手的國家，都是準備與中國攤牌的國家。

　　8. 美國在中亞被拖得疲于奔命之際，又于2010年1月提出“重返亞洲”的外交目標，其戰略重心繼續東移。與20世紀50年代美國在亞洲軍事“屢戰屢敗”的特點正好相反，21世紀初美國在亞洲的軍事特點則是“屢敗屢戰”。

　　9. “二戰”后期，美國跟蘇聯用“暗盟”的方式在東歐合伙拉出一道“鐵幕”。當時美國與蘇聯有許多矛盾，但在打倒歐洲問題上兩家的目標則是高度一致。且不說在事關戰后地緣政治布局的第二戰場的開辟地點上斯大林與羅斯福的想法如何一致，就是直到1956年東歐爆發“波匈事件”時，美國只是空喊并不對蘇聯動真，相反卻在同時發生的埃及收復蘇伊士運河事件上，美蘇更是利用聯合國聯袂將英法逐出了中東。當時。美國與蘇聯在歐洲的地緣政治上有默契：對美國而言，只有讓蘇聯占領東歐，西歐才能聽美國的話。反之，東歐一旦回到西歐，大歐洲就會出現，這樣歐洲的翅膀就會硬起來，就會反美國。這不是美國所希望的結果。

　　10. “二戰”之后美國翻身有賴于羅斯福聯合蘇聯對歐洲版圖做了大“手術”，即在“二戰”中將東歐讓給了蘇聯并由此大大壓縮了歐洲的地緣政治空間。丘吉爾說的“鐵幕”實際上是美國與蘇聯合伙拉起的，目的是為了擠壓歐洲空間。對此丘吉爾恨得咬牙，羅斯福和斯大林去世后，他一紙《鐵幕演說》便把美國忽悠到朝鮮戰場，若沒有艾森豪威爾的隨后糾正，美國早就被英國唱衰。1945年艾森豪威爾訪蘇，斯大林告訴隨行的哈里曼：“艾森豪威爾是一位極其偉大的人物。”[2]

　　11. 事實上，丘吉爾之后的歐洲人并沒有停止用“狐貍贊美烏鴉”的方式削弱美國。20世紀50年代，就在美國人在朝鮮戰場流血并對新中國實行全面制裁之際，英國卻拉著英聯邦國家率先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21世紀始，英國首相布萊爾也忽悠美國沖上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再次將美國拖垮。2015年，就在美國準備戰略東移，再次圍堵中國之際，英國又第一個響應中國倡議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令美國十分不快。布萊爾在其出版的回憶錄中表示他“不后悔當初做出參戰的決定”[3]。這話一般的英國人讀不懂，但能讓長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爾感到欣慰。

　　時至20世紀末，歐洲已不動聲色地收復了“二戰”后失去的半壁江山，整個東歐已融入歐洲。今天歐洲地緣政治版圖已恢復到“二戰”前的大歐洲的水平，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歐洲力量的增強和擴大。美國撤離中亞以后，歐洲向美國叫板的聲音還會更響。在亞洲崛起的今天，我們又聽到了“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的歷史回響。

　　12. 20世紀末蘇聯在失去中亞阿富汗后便失去了世界霸權，21世紀的美國也將從伊拉克失去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導權。老布什幫著歐洲打倒了蘇聯，克林頓和小布什幫著西歐東擴拿到了東歐，基本恢復了歐洲在雅爾塔體制前的地緣政治版圖，接下來就是歐洲擺脫美國控制。難道今后美國還要在亞洲再幫著日本恢復雅爾塔體制前的地緣政治利益？我們不能說美國的政治家有這個意圖，但客觀上卻有這個可能。目前美國高層的國家戰略似乎亂了陣腳。2010年美國的經濟政治形勢與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時期相似，甚至更糟，但其戰略操作水平卻與尼克松時期判若泥云。

　　13. 尼克松的戰略目標是在亞洲盡量減少對手，集中力量實現美國的核心利益；反觀今天美國戰略家們是在不斷增加對手的情況下來推行美國的利益。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可小布什在任期間卻將戰爭打成戰爭的繼續，對手越打越多。小布什曾破天荒地將七個國家列為“邪惡軸心”，似乎要打遍天下無敵手。結果“反恐戰爭”從阿富汗開始，打到伊拉克就打不動了。中亞更是越反越恐。后來希拉里•克林頓又高調來到東亞，以當年賴斯女士的咄咄氣勢揮師直逼曾數次造成亞洲政治翻轉的“樞紐”即黃海海域。賴斯時期美國在中亞已打得——與反恐戰爭前相比較——對手林立，在這點上希拉里•克林頓比她的前任有過之而無不及；與賴斯“動真格”風格不同的是，希拉里•克林頓戰事未開就惹得東北亞天怒人怨：俄國和中國的海軍均在自己的領海舉行了大規模的海上反制性軍事演習；美韓在黃海的軍事演習也刺激了在2009年曾向美國示好的朝鮮，朝鮮以前所未有的強硬態度對美國提出抗議，這使美國在相當的時期內失去了通過拉攏朝鮮復制尼克松1972年策略的歷史性時機。

　　14. 20世紀50至60年代美國以“反共”為幌子而發動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繼而在21世紀頭十年以“反恐”為幌子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及伊拉克戰爭，美國在這些戰爭中的失敗，說明美國沒有獨吞世界的能力。對美國最有益因而最具可持續的外交是與大國分享利益的外交，這是西奧多•羅斯福和富蘭克林•羅斯福戰略哲學的精髓。盡管美國在離東北亞最近的阿拉斯加有自己的軍事基地，盡管從阿拉斯加出兵解決東北亞危機的有利條件并不亞于俄國，但兩個羅斯福總統都面臨過并回避了東北亞的挑戰。前者將東北亞問題留給日本解決，后者則將出兵東北的活兒留給斯大林蘇聯。正是由于羅斯福的有限安排，美國與蘇聯分享了近半個世紀的和平。而尼克松之后，美國人忘記了羅斯福的思想精髓，為歐洲擔當起戰略“清道夫”的任務，沖在前面打倒了蘇聯。結果事與愿違，美國不僅沒有回收蘇聯的雅爾塔遺產，反而被歐洲慫恿著進行更大的擴張并隨后使歐洲大獲其利。蘇聯解體迄今，美國日益被“領導世界”的重任壓垮。當年緊隨并慫恿美國沖到阿富汗的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看到了美國的頹勢，在其出版的回憶錄中表示他并“不后悔當初做出參戰的決定”[4] 。如果我們知道“二戰”前的英國那段呼風喚雨的歷史，就不難理解布萊爾這句表面順從的話中所包含的英國人對美國人那刻骨銘心的仇恨。

　　15. 李普曼[5]是美國少有的戰略思想家。他的思想可追溯到羅斯福在與蘇聯分治世界中有限擴張的戰略，其哲學要義是“有多少干糧走多少路”。李普曼知道，雖然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其力量也只夠保住幾條關鍵利益線，這是老牌英國治理世界的經驗，也是兩位羅斯福及尼克松等在危機時刻為美國贏回榮光的經驗。有意思的是，在英國人的宣傳中，李普曼被淡化為“記者”，而將最不靠譜的外交官凱南、麥卡錫[6]等捧為“戰略家”。李普曼因此在麥卡錫之后為美國戰略界長期埋沒和淡忘，這顯然是中國古代秦國“立庸君以弱晉，得城池而強秦”[7]手法在當今國際思想戰中的再現。看看美國一屆比一屆弱智的總統及今天美國不可逆轉的衰落，就會知道最終贏得冷戰的并不是美國人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輸得最慘的歐洲人：冷戰中，美國打倒了蘇聯，而歐洲則借力打力，打倒了蘇聯和美國。

　　16. 似乎是上帝的眷顧，李普曼遠比地緣政治大師麥金德幸運，1947年麥金德逝世，他死前看到的是印度獨立和大英帝國即將崩潰的前景；1974年85歲高齡的李普曼溘然長逝，他在去世前欣慰地看到了自己的思想通過尼克松的外交實踐挽救了國家。在冷戰結束后，經歷過尼克松中興的凱南，堅決反對克林頓政府時期擴大北約的政策，認為這是后冷戰時代美國最致命的政策失誤。可以說，他所主張的美國外交應該是一種“謙虛而溫和的”外交。 2005年3月17日晚，喬治•凱南去世，也似乎是上帝的懲示，去世前凱南看到傲慢的小布什再次高揚起讓他已后悔不迭的遏制理論，承擔起美國背不動的在全球與“撒旦”斗爭的任務。不同的只是，美國與之斗爭的對象從以前的“共產主義”變為“恐怖主義”，以前以“反共”劃線變為現在以“反恐”劃線。但結果都是一樣：美國再次在伊拉克陷入“越戰”式的災難。

　　17. 李普曼的文章長期受到毛澤東的關注。1950年11月，朝鮮戰爭爆發不久，毛澤東注意到李普曼的觀點，曾經要求印發李普曼的有關專欄文章，以供黨內領導閱讀研究。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發表《蘇聯的挑戰》一文，認為西方的軍事集團和基地包圍政策不能遏止共產主義的發展。新華社《參考資料》第2512期刊載了這篇文章，毛澤東在讀了李普曼的這篇文章后，寫下批語：“此件印發。值得一看。”[8]1972年年初，尼克松到中國訪問，毛澤東夫人江青見到尼克松，“她問起沃爾特•李普曼，說她讀過他的一些文章”[9]。

　　18. 有經驗的人總比沒經驗的人看問題清楚：有過古巴導彈危機失敗經驗的赫魯曉夫，在法國撤出中南半島時就不像后來的勃列日涅夫那樣與美國在此一爭高低；看到美國被遏制戰略拖垮的凱南就對克林頓和奧爾布萊特的北約東擴政策持批評態度，而有過科索沃戰爭經驗的奧爾布萊特則對小布什和賴斯入侵伊拉克持批評態度。2005年9月24日，她發表措辭嚴厲的聲明，抨擊布什的伊拉克政策，她在艾奧瓦州出席一個研討會時指出，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不僅沒有贏得朋友，伊拉克戰爭毒化了美國與中東地區和伊斯蘭世界許多國家的關系”。在伊拉克問題上，美國“現在沒有好的選擇，壞日子也許還在前頭”。那么，不知現在的賴斯或小布什對希拉里•克林頓2010年年初那咄咄逼人的“重返亞洲”的講演會作何感想呢？至少沒有見到這位前任美國國務卿對此有過任何支持性的評論。

　　19. 戰略框架的設計屬于戰略哲學層面的工作。其基本內容包括戰略目標、時間和空間；其次是確定戰略對手。歷史上從來沒有脫離特定時空的戰略對手。格物才能致知。格物，就是確定事物存在的時間和空間；致知，就是在這確定的時空中確定戰略對手和戰勝對手的原則。戰略哲學研究的是戰略對手向戰略伙伴轉化的邊際。明智的戰略是對手越打越少，而不是相反，更不是戰事未開就已四面楚歌。朋友和對手在不同的戰略時空中總是不停地轉化。從哲學意義上說，戰略是將敵人打為朋友，從而將戰爭轉化為和平的工作。

　　20. 21世紀初的世界歷史已經到了由量的積累到從東亞開始的局部質變的“關節點”：美國來到黃海，日本在釣魚島高調尋釁，這些都為中國在不久的將來突破美國強加給中國的海上封鎖，掌握中國歷史進程的“整個鏈條”提供了歷史機遇。反者道之動，歷史從不支持那種僅憑善意就能迎來盛世的觀點，我們必須以嚴肅的態度提前做好準備。

　　21. 東急西重是當今及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國戰略安全環境的基本特點。

　　22. 中國近中期的戰略重點在東亞區域，其中心任務是以臺海統一為牽引，突破美國在東部海域意在封鎖中國的從日本南經臺灣島、菲律賓、巽他群島、終至馬六甲海峽的所謂“第一鏈條”。至于從日本東進關島南折菲律賓的“第二鏈條”，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應是中國制海權尋求的重點。

　　為什么這樣說呢？

　　這是由于中國在東亞的戰略利益擴展也有其先定的地緣政治底線和極限。我們知道，中國在東亞的戰略利益底線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雅爾塔法權體系奠定的。在這個體系中，臺灣——當然還有“滿洲”“澎湖群島”等——在法律上從日本侵略者手中回歸中國，在這方面，中國與美國利益一致并獲美國外交承認，而與日本利益不一致并沒有獲得日本外交完全承認。這就是說，在“第一鏈條”內有著中國的核心利益即臺海統一，這些方面，中美間的矛盾是同一個利益共同體即雅爾塔法權體制中的冷戰矛盾，這種矛盾中的中美關系在雅爾塔體制中是伙伴關系，而在冷戰體制中則是對手關系。日本則不同，日本是受到雅爾塔體制制裁而又至今不服輸的戰敗國。因此，在臺灣問題上日本與中國的矛盾表面看是冷戰矛盾，深層或本質上看則是體制（雅爾塔體制）性的矛盾。在冷戰中，日本與美國是伙伴，與中國是敵手，但在雅爾塔體制中，日本與美國、中國都是敵手。鑒于此，在日本明確承認——而不僅僅是“尊重和理解”——中方“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之前，中國和日本的矛盾是無法調和的結構性矛盾。結構性矛盾關乎生死，而這生死矛盾又主要集中于“第一鏈條”內，于情于理，中國都必須為統一臺灣而打碎“第一鏈條”并將“第二鏈條”以西的海區變為真正的和平之海。鑒于蘇聯解體后，美國不僅沒有放棄反而更加強化了遏制中國海外發展的冷戰政策，可以說，在打碎封鎖中國的“第一鏈條”的過程中，美國對中國是主要矛盾——這是由于美國沒有放棄遏制中國的冷戰政策，而日本則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是由于日本不僅沒有對其在“二戰”中的罪行認真反悔，而且還企圖顛覆雅爾塔和平體制。

　　23. 臺灣關乎中國生存的核心利益，是中國國家安全不能退讓的底線。而近代史上所有侵占臺灣的國家，都先取黃海；反之，獲得黃海制海權的國家，也必得臺灣。1895年中國失去臺灣是始于甲午黃海海戰，1950年中國臺海兩岸分離始于美國進入黃海并由此啟動了朝鮮戰爭。這兩次歷史教訓留下的經驗是，得黃海者必得臺灣，得臺灣者必得東亞。臺灣是東亞變局的關鍵，當然也是中國打開西太平洋制海困境的樞紐。

　　24. 目前關于中日美之間的軍事力量比較，更多地以海軍技術和軍艦噸位為參照，對中國海上力量得出不同的評價。其實，國家軍事力量比較不僅要看技術，更要看技術運用的環境；而技術運用環境的好壞并不完全是靜態即固定不變的，而是動態的即沖突雙方各自的戰略家們謀劃的結果。比如，在鴉片戰爭中曾大顯威風的英國洋槍，卻在中國鄉野三元里大雨中百無一用；蔣介石時期在中國東南平原一帶發揮了重要作用的重裝備卻在西南山區反成國民黨部隊的包袱。今天的中國已不是1894年甲午海戰前的中國，那時的黃海對中國而言就是遠海。遠海作戰，當然技術占先。現代信息和導彈技術已縮小了地球間的距離，這時的黃海就成了中國的近海。外來的航空母艦，不管它技術裝備如何先進，在這片水域，對中國大陸而言，無異于兒童游戲艇。與美國和日本相比，今日中國海上力量的劣勢在遠海，至于近海，確切地說，就是在“第一鏈條”以西水域，中國海軍則有相當的優勢，這是因為它擁有在時間和空間上幾乎是無限的資源供給——這恰恰又是美日海軍遠不及中國的地方。這個道理我們也可從1962年10月赫魯曉夫在美國家門口挑起古巴導彈危機和2008年8月美國海軍在俄羅斯家門口聲援格魯吉亞那高調而來蒙羞而去的結果得到反復證明。鑒于此，中國應對近中期海上戰事的策略應當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近戰可久，遠戰當速，就近而舍遠。

　　25. 19世紀末，日本征服亞洲的計劃啟始于黃海，發動于東三省；當代中國崛起始于入朝作戰的勝利。同樣的道理，未來中國在東亞安全及戰略地位保障的根基亦在黃海及其所依托的中國東北地區的國防力量。“原大則饒，原小則鮮”，原，基也，前提也。從西太平洋戰略態勢看，中國東北的國防力量是保障黃海海上安全的前提，中國黃海的戰略力量又是保障臺海和平統一的前提，而臺海統一則是實現包括南海在內的中國整個東部制海權的關鍵前提。

　　26．雖然東海較東北亞對中國更具直接威脅，但從東海入侵中國的勢力如沒有內陸沿線的配合，就不可能形成大規模和長期占領，而無大規模占領的入侵，就只能攻城而不能掠地，由于海上和山險之地均不能形成成建制的大規模、長期的裝備和資源持續跟進的空間條件，因而從東海入侵并不能動搖中國國力的根本，而從朝鮮半島登高西進后就是一瀉千里的東北大平原；占據東北大平原就可形成成建制的大規模、長期的裝備和資源的持續跟進。有了源源不斷的裝備跟進——而這些在海上和山地是不能實現的，就可造成地區性長期占領的物質條件、建立傀儡政權并由此造成被侵略國家的分裂或覆滅。由于占據東北三省，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可以持續14年；由于沒有陸基，19世紀40年代英國只能對中國短期侵擾。經驗表明，裝備跟進的規模和持續時間長短決定戰爭的成敗，陸基而非海基的大小決定裝備制造及其跟進的持續時間長短。明乎此，也就明白了加強而不是削弱東北國有企業裝備制造業的優勢地位，對中國國家安全所具有的生死攸關的戰略意義。據此觀察，中國甘肅和東三省對中國安全均具有全局的意義。為了保障西域的穩定，自古涼州多好馬，大規模地養馬在古代就是成建制的重裝備制造，這是平亂部隊有效發揮作用的先決條件。有了這些條件，西域可保無虞。

　　27．近年來，盡管中國海軍獲得了長足發展，但它遠未獲得深入遠海單獨作戰的能力。這就是說，與美日海軍相比，中國海軍的中遠程作戰能力仍處在襁褓階段。2010年7月下旬靠近中國東海岸的美國海軍之所以不能使中國感受到1895年那樣的滅頂般的海上壓力，其重要原因是這時中國戰略導彈部隊已具有成熟的中遠程精確打擊能力，而不僅僅是由于近年來中國海軍的快速且不成熟的發展。換言之，如果沒有部署于中國大陸的戰略導彈部隊的強大威懾力量，中國海軍在東部近海的作戰半徑，乃至發展空間都會向大陸大幅收縮。中國海空軍與美國的不同，當然也不能仿照美國導彈部隊依托于海軍發展而發展的模式。美國海軍與空軍已擁有獨立和巨大的遠程作戰能力，而中國海軍在其從近海向遠海推進初始階段卻需要依賴本國陸基導彈提供的強大且具有覆蓋性的火力網護送。這種近中程海上護送對于沒有多少現代戰爭實踐，尤其沒有多少與海上強國較量經驗的中國海軍成長尤為必要：在中國大陸導彈部隊的護送下，中國海軍就能夠度過從淺海到深海這段艱難階段并能成長為具有遠海獨立作戰能力的海上力量；反之，如果失去了這種護送，今天中國海軍在黃海同樣會感受到1895年甲午海戰中北洋水師面臨的壓力并遭遇海上“黃繼光”的慘烈；繼而，中國海軍就不能在中國現代化的偉大進程中擔負起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歷史使命。鑒于此，加強國家戰略導彈部隊建設，將中國戰略導彈部隊建設為不僅擁有巨大威懾力而且具有強大的獨立戰斗能力，并能為中央“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偉大部署提供戰略支撐的強大兵種，尤為必要。

　　28．真是歷史的諷刺，當今英國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仿效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做法，在中亞乘美國之危，趁火打劫，大做軍火生意。2008年6月16日英國《金融時報》披露國防與安全組織(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報告數據，2007年英國成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國名單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場訂單數額方面多年領先的美國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國接到其他國家價值100億英鎊(約860億元人民幣)的國防采購新訂單，占世界武器出口市場份額的33%。報告說，2006年出口訂單數額達到55億英鎊。幫助英國沖進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臺風”(Typhoon)戰斗機的大型訂單(交易額為43億英鎊)以及與阿曼、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岸防艦出口訂單。文件指出，來自北美國家的訂單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國從英國購買的武器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值得回味的是，英國在慫恿美國沖入中亞后與當年的羅斯福一樣也在雙面贏利。2010年10月21日，塔利班組織一名指揮官對英國《每日電訊報》表示，英國是該組織最大的資金來源。按他的話說，塔利班受到英國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區中心收到的捐款資助。這名塔利班指揮官告訴英國天空新聞臺：“我們不像政府，我們依靠個人（捐助）。我們從英國的穆斯林兄弟那里獲得捐款，進行圣戰。他們幫助我們……這就是我們獲得資金、購買武器和開展戰斗的方式。”[10]1857年馬克思在《印度起義》一文中指出：“人類歷史上存在著某種類似報應的東西，按照歷史上報應的規律，制造報應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壓迫者，而是壓迫者本身。”[11] 看來，馬克思說的“報應的規律”在當今美國身上得到了應驗。　　

　　29. 2009年7月28日，日本政府允許“疆獨”頭目熱比婭訪日，意在“聲西擊東”。東，即東海。

　　30．19世紀是一個有趣的世紀。世紀初有法國拿破侖的冒險。世紀中即60年代有世界大國普遍出現銳意進取而又穩健的政治家：德國有俾斯麥，法國有梯也爾，俄國有維特，日本有伊藤博文，美國有林肯，中國有曾國藩等。此間，中國曾國藩于1864年鎮壓了太平天國革命，法國梯也爾于1871年鎮壓了巴黎公社革命，德國和美國實現了國家的鐵血統一。這一時期的穩健政治在歐洲造成了維多利亞黃金時代以及中國的短暫穩定。世紀末，冒失政治家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再次閃亮登場：德國有威廉二世，俄國有尼古拉二世和別佐布拉佐夫，中國有光緒和康有為等。這一時期的冒失政治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中國大清王朝的崩潰。

　　20世紀的歷史似乎出現了命運的輪回：世紀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人們對激進政治的危害有深切的體驗，這使世紀中葉出現羅斯福、斯大林和毛澤東這樣一批經驗豐富的穩健政治家，他們的政治設計為世界贏得了半個多世紀的和平。可到世紀末，冒失政治家又紛至沓來，在蘇聯有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在美國有小布什。結果在雅爾塔體系中本是一家的美國和蘇聯發生“火并”，美國“周瑜”生生把蘇聯“黃蓋”給打死了。結果在蘇聯解體不久，美國也看到了它的黃昏，而被雅爾塔體系剝奪最多的歐洲則在與美國玩的一場場“丟手絹”的游戲中悄然崛起。

　　人說富不過三代，家國同理。

　　31. 毛澤東說：“保守的一面，也有積極作用，可以使不斷變革中的植物、動物，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固定起來，或者說相對穩定起來。”[12]人類社會也是如此。法國拿破侖用舊體制保留了大革命創造出的新文化，德國黑格爾在國家哲學中保留了革命的辯證法。保守在許多時候是鞏固和消化革命成果的必要形式，是人類進步中起著“歷史的火車頭”[13]作用的激進革命的必要補充。

　　32．1762年盧梭在他的著作《社會契約論》中說：“歐洲卻還有一個很可以立法的國家，那就是科西嘉島。這個勇敢的民族在恢復與保衛他們的自由時所具有的豪邁與堅決，的確是值得有一位智者來教導他們怎樣促使自由。我有一種預感，總有一天那個小島會震驚全歐洲的。”[14]七年后，拿破侖在科西嘉島出世。1799年年底，從埃及回到法國的拿破侖發動霧月政變，成為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執政官。隨后拿破侖帶領大軍橫掃歐洲并將法國大革命的成果轉化為資產階級的法律文件，這就是“震驚全歐洲的”《拿破侖法典》。

　　33．目前中國國內輿論中值得警覺的一種帶有規律性的現象是，親美者反日并以此表現愛國心，親日者反美并以此表現愛國心；至于親英者——與當年丘吉爾、湯因比等在戰后驕縱美國并由此消耗美國的策略一樣——則自21世紀始驕縱并消耗中國。三者相同點在于：在中國問題上，這些人都以“愛國”名義一致主張以西方為標準的“普世價值”，在國際問題上，他們一致貶損第三世界，尤其是損貶朝鮮、伊朗等。

　　34．法國大革命中那完全順從而不主動引導和塑造輿論的政策的結果恰恰是革命的反動。拿破侖專政和帝國是對法國大革命中那盲目以“群眾滿意不滿意”為絕對標準的輿論政策的矯枉過正。

　　35．靠光電打出來的“盛世”，如侯寶林相聲所說，“手電筒一關”后是要掉下來的。

　　36. 研究浪花運動規律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礎上，搞清洋流運動規律；研究洋流運動及其規律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礎上，搞清大洋盆底構造及其規律；研究降雨量變化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礎上搞清大氣運動及其規律；研究國際事件趨勢的前提是搞清國際政治的歷史運動及由此形成的大國間的力學結構及其變化規律。正如在月球引力場和地球引力場中同一體重的人跳躍的極限是不同的道理一樣，知道了國家的“體重”和“體質”，又知道了國際政治的“引力場”結構，那么，這個國家——不管其意識形態如何——擴張的底線和極限也就一目了然。

　　37．神多民弱，權散國亂。

　　38. 看世博會上空打出的五彩光電，讓人想起離它不遠的釣魚島，在那里升起的可能是炮火硝煙。“盛世”只能在炮火中誕生并需經受炮火的洗禮和考驗。

　　39.歷史上國家餓死的不多撐死的不少。而防止后者的發生則是戰略研究最難和最有價值的方面。

　　40．在當今中國鼓吹西式“普世價值”，無異于反季播種，簡直是瞎忙活。

　　41．日本明確承認——而不僅僅是“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關于“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是檢驗日中“戰略互惠”關系發展程度的試金石。

　　42．2010年12月20日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到訪江蘇南京，表示：“中日間超越夫妻關系，即使吵架也不會離婚。”[15]但現在的問題是日本不承認“婚前”的“財產公證”。

　　我們知道，1972年日本在《中日聯合聲明》中對中國政府的“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僅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而不是“承認”。2010年7月26日，即將赴任的日本新任駐中國大使丹羽宇一郎更是直白表示，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有關“臺灣是中國不可分領土的一部分”的主張，日本的立場只是“理解并予尊重”，并未直接承認，今后日本對此問題仍然堅持同樣的態度。[16]

　　不承認臺灣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要與中國保持“婚姻”關系，這真是揣著明白裝糊涂。

　　43．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五中全會重提“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意義重大：有“人民內部矛盾”，也就有了人民外部的“敵我矛盾”。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不僅是社會主義革命時代，也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改革開放時代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

　　44. 對西方反華手法，我們僅僅警惕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更要認真學習；學習的目的是為了“請君入甕”[17]。

　　45．據2011年1月8日美國《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在訪華前夕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我有生以來已兩三次聽到人們談論美國衰落，20世紀70年代后期時尤其嚴重，但我的忠告是，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國外，那些認為美國衰落并低估美國韌性和活力的人終將被丟進歷史的垃圾堆。”[18]

　　其實，目前人們說“美國衰落”，并不是說美國必死，而是說他老了。老是正常現象，這時身體吸取營養的能力就不那么強了，就吃不了那么多了，而與大家分享可能對美國的“健康”有利。尼克松時期的美國就是在向中國讓出戰略空間后度過危機的。蓋茨不僅不這么理解，反而發狠說誰要說她（美國）老了就跟誰沒完，要把人家“丟進歷史的垃圾堆”。

　　沒有自信的女人怕說老。現在看來，美國離這一天也不遠了。

　　其次，我們這里所說“美國衰落”的深層語意是作為帝國的美國衰落，而不是說美國本身的衰落。與昨天的英帝國已經衰落而英國仍在、前天的奧地利帝國已經消失而奧地利仍在、更早的羅馬帝國已灰飛煙滅而羅馬仍在的道理一樣，美帝國之后作為主權國家的美國仍將在國際政治中發揮相應的作用。

　　46. 歷史經驗表明，在社會矛盾日增和生產力水平不足以提供更多就業崗位的情況下，將大批農民與土地分離并以“加快推進城鎮化”的名義將其推入城鎮“無產者”行列，這樣的政策無異于抱薪救火，其前途就是1789年的法國，其進速與這種政策的推進力度為正比。

　　47. 昔日英國圈地養羊，今日中國圈地蓋房。養羊促進了紡織業的發展，而蓋房加劇了經濟泡沫。

　　48. 國家間的關系如果過于客氣的話，雙方關系也就開始疏遠了。禮，離也，家國同理。

　　49.在當下中國，堅持資本主義市場化的所謂“自由派”的每一分“勝利”，都會造成他們的掘墓人即中國勞苦大眾人數和力量的數十倍的擴大。從這個意義上看，與19世紀歐洲那個“共產主義幽靈”是歐洲資產階級全力圍堵造成的結果一樣，今天中國排山倒海般的“毛澤東熱”也是這些“自由派”催生的結果。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是以工農兵為公民絕對主體的國家，他們在絕對資本化的市場導向面前是最脆弱的，由此得到的辯證結果則是他們反抗資本主義市場化的力量——與西方國家相比——卻是無比強大的。可以預見，中國絕對市場化“改革”失敗的速度將比他們成功的速度更快。

　　毛澤東注意到這個規律，他說“中國自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為什么呢，毛澤東說“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毛澤東說這話的時間是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但毛澤東并沒有專指這場運動，而是在總結中國歷史規律，因為毛澤東說“文革”只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毛澤東最后說，通過這次“演習”，中國的“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19]。

　　時至今天，中國這些經歷過那次“演習”的人們，應該總結出了相應的“教訓”。盡管智者見智，但一個基本的教訓應當是：右不能極右，極右會逼出“極左”。而不管是極右還是“極左”，在中國都是不可持續的，它們對中國的前途也都是不好的。1789～1815年法國從雅各賓共和國崛起到拿破侖帝國崩潰，以及蘇聯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爾巴喬夫這些忽右忽“左”政策導致的災難性后果，便是中國的前車之鑒。

　　毛澤東是善于吸取歷史教訓的人，也是在中國共產黨內與極右和“極左”斗爭最堅決的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毛澤東在1972年——這時“文革”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會見尼克松時就不會說“我喜歡右派”，也不會于當年告訴王洪文讀讀《劉盆子傳》。

　　50.當社會進入“能拿錢辦成的事就不是事”的時候，這個社會除了墮落就無事可做了。墮落包括：賣地、賣人和賣國。因為這三項是不用勞動就能賺大錢的“買賣”。

　　注釋：　

　　[1]參閱［德］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9頁。

　　[2]轉引自［美］W．艾夫里爾·哈里曼、伊利·艾貝爾著，吳世民等譯：《哈里曼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601頁。

　　[3]《布萊爾對伊戰死者親屬表抱歉，不后悔參戰決定》，http://www.zj.chinanews.com/detail/1294603.shtml。

　　[4] 《布萊爾對伊戰死者親屬表抱歉，不后悔參戰決定》，http://www.zj.chinanews.com/detail/1294603.shtml。

　　 [5]沃爾特·李普曼，美國新聞評論家和作家，長于國際問題的戰略分析，在傳播學史、宣傳分析和輿論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地位。

　　 [6]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是美國共和黨人，狂熱極端的反共分子。1946年，他依靠激進的反共觀點當選為參議員，其間，他推動在全美清理共產黨運動，指揮調查委員會調查美國民主黨成員以及政敵、對他有意見的新聞人物，不少人被撤職、逮捕甚至被處死。后來他在軍隊中搞忠誠調查，引致艾森豪威爾的不滿。1954年，參議院通過法案譴責麥卡錫的政治迫害行為。1957年死于肝炎。

　　[7]張分田著：《秦始皇傳》，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頁。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03頁。

　　[9]［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中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84頁。

　　 [10]《塔利班頭目稱英國是其最大資金來源》，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10/1189934.html。

　　[11]［德］馬克思：《印度起義》（1857年9月4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08頁。

　　[12]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頁。

　　 [13]“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德］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頁。

　　 [14][法]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65頁。

　　[15]《日本大使與南京市民一起鍛煉稱中日吵架因“太了解”》，

http://news.eastday.com/m/20101222/u1a5625615.html。

　　[16]《日本使館回應新大使‘從未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言論》，http://taiwan.huanqiu.com/liangan/2010-07/9635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