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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簩W術混子胡適是如何“暴得大名”的？

點擊：  作者：歐陽健    來源：《文學與文化》  發布時間:2018-06-21 10:23:55

 

 

胡適是如何“暴得大名”的

 

“暴得大名”一詞，古已有之。余英時加在胡適頭上，是再恰當不過的了。《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一節，題“胡適的出現及其思想史的背景”，開頭說：

 

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1917年1月號的《新青年》上，同年9月他開始在北京大學任教。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5月初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時，他的朋友陳獨秀等在1918年12月創辦了《每周評論》，他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也在1919年1月創辦了《新潮》。這兩個白話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最有力的盟友，以胡適為主將的“新文化運動”便從此全面展開了。

 

胡適以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回國不到兩年便一躍而成為新學術、新思想的領導人物，這樣“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國近代史上除了梁啟超之外，我們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現代學人與學術》第243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余英時還進一步發揮說，梁啟超最初是追隨康有為，從事變法運動而成名的；胡適則是“全無憑借”，真是史無前例的天縱英才。但只要將史料稍作梳理，這個神話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荀子說：“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胡適的大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公眾自發奉獻的，而是“善假于物”謀干出來的。其所假之物有三：一曰北大，二曰媒體，三曰洋人，加之官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皖籍人士與留美海歸的人脈，構成了不可復制的“暴得大名”的軌跡。

 

 

余英時著《現代學人與學術》

 

壹

 

先說北大。榮登中國最高學府，是胡適一生關鍵的一著。但要跨進北大之門，就得“善假于物”——美國的博士頭銜。魯迅1920年進北京大學，只能以“教一點鐘的講師”講授中國小說史，就是缺了那張“羊皮之紙”。胡適如果坦承未拿到美國博士，絕對成不了北大教授。唐德剛說得好：“當年的北京大學——這個擠滿了全國鴻儒碩彥的大學，豈可隨便插足？以一個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標新立異，傲視仕林，胡適多少有點膽怯。‘夜行吹口哨’，壯膽嚇鬼，所以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封面上，也印上個‘博士著’字樣。在博士多如狗的今日，誰要來這么一下，別人會嗤之以鼻的，但是六十年前卻是另外一個時代啊！胡博士的新娘花轎太大，迎親之夕，要拆門而入，在那時是順理成章的。中個土舉人，祠堂門前尚且要加一對旗桿，況高中洋進士乎？那時的中國士大夫被洋人嚇昏了頭，對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一個留學七載，行萬里路、讀萬卷書，重洋歸來的洋翰林是大可以唬人的。他們是那個文化真空時代里浪頭上的風云人物，所以胡適在他的處女作上加個‘博士著’來嚇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胡適雜憶》第43-44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唐德剛著《胡適雜憶》

 

世上第一位大學教授，肯定不是大學畢業生；第一位博士生導師，肯定不是博士出身。怎奈中國還沒有新式大學的時候，外國已經有了；中國還沒有新式博士的時候，外國也已經有了：那些在外國得到學位的人，便占了便宜。而所得外國學位，又有歐美日本之分，擁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金字招牌，胡適自然更占了便宜。博士明明不曾到手，還處處投刺自稱“博士”，這就是“善假于物”。非怪錢濟鄂嘲諷道：“吾真艷羨民初之留學生，赴國外居幾天，外情一概不知?；貒?，即可視為專家，魚躍龍門，身價百倍。”（《中國文學縱橫談》第171頁）

 

縱然進了北大的門，立住腳跟卻大不易。嚴重的挑戰，固在“鴻儒碩彥”的競爭，更在贏得好挑剔學生的認可。1918年2月18日，胡適第一次上西洋哲學史課，開場白是：“一個哲學家的學說，來源不一，有師承舊說；有對于前人學說的反動；有受人攻擊產生的，如我寫白話詩；有自己的怪僻才性的結果；有受當時的學術限制，所以看得差了；還有是眼光太遠，當時不能適用后世卻可實行的；也有針對時弊下猛藥，只可施手一定的時代?？傊芯空軐W史，須要有歷史的眼光。”（轉引自朱洪：《胡適與北大文友》第309頁，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博士論文是《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如今要講不熟知的西洋哲學史，只好東拉西扯來掩飾。以教學來衡量教授，約可分為幾類：一是學問好、口才也好；一是學問好、口才不好；一種是學問不好、口才好；一是學問不好、口才也不好。從胡適開課情形看，可歸于學問不好、口才卻不錯的一類。他的高明處，在以“歷史的眼光”吸引學生的眼球。學問有大小，有深淺，有厚薄；在胡適那個時代，又有了新舊。張之洞說：“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勸學篇·設學第三》）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怎么又分了新舊？原來，胡適們將擅長的“新方法”標榜為“新學”，那些不會或不屑于“新方法”的，便歸到“舊”的營壘了。顧頡剛《古史辨·自序》回憶他聽北大哲學史的情形道：

 

哲學系中講中國哲學史一課的，第一年是陳伯弢先生（漢章）。他是一個極博洽的學者，供給我們無數材料，使得我們的眼光日益開拓，知道研究一種學問應該參考的書是多至不可計的。他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我雖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愛敬他的淵博，不忍有所非議。

 

第二年，改請胡適之先生來教。“他是一個美國新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里來講中國的東西？”許多同學都這樣懷疑，我也未能免俗。他來了，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辟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做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后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做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許多同學都不以為然：只因班中沒有激烈分子，還沒有鬧風潮。我聽了幾堂，聽出一個道理來了，對同學說：“他雖沒有伯弢先生讀書多，但在裁斷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時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間屋內，他是最敢放言高論的，從他的言論中常常增加我批評的勇氣，我對他說：“胡先生講得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么說才好的。你雖不是哲學系，何妨去聽一聽呢？”他去旁聽了，也是滿意，從此以后，我們對于適之先生非常信服。

 

顧頡剛建議傅斯年去聽胡適的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趕走。身為學生領袖的傅斯年聽了幾次以后，告訴伙伴們：“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顧頡剛著《古史辨·自序》

 

《三字經》云：“教不嚴，師之惰。”學問好的教授，對學生要求往往甚嚴；學問差的教授，就尤其注重對學生的態度。靠著“書雖然讀得不多，但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的印象，胡適得到了學生的認可，留在了北大哲學系。但學問不多，總是一大心病。沈尹默回憶說：“胡適的專長，被人一學會，他就不足為奇了，便要打擊別人一下，才能顯出他別具神通，還是一種出風頭的技能。”（《胡適這個人》，香港《大公報》1952年1月5日）對美國選舉有研究的胡適，知道籠格多數的重要，學生便成了樹立威望、排斥同道的“善假之物”。

 

京師大學堂創辦于1898年，1912年更名北京大學。但有關“百年北大”的敘述，大都從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長講起，仿佛第一任嚴復（1912年2月-1912年10月）、第二任何燏時（1912年12月-1913年11月）、第三任胡仁源（1913年11月-1916年12月）都是庸夫俗子；在此之前的教授，都是酒囊飯袋，唯有待到陳獨秀、胡適加盟，才帶來無限光明。

 

徐子明著《胡禍叢談》，有民主出版社1965版，其跋語略云：

 

徐先生子明，少耽國故，稍長，值清廷變法，始治外文。年甫及冠，即篤志遠游。洊歷美、德兩國黌序，因得博究西方文史。計喬居異域，凡七載而返國。民國四年，先生始任教于北京大學。時同事諸公如劉師培、黃晦聞、湯辜生（鴻銘）、黃季剛之倫，齒皆長于先生，而過從無迕。自國府定都金陵，先生乃移教于中央大學。旋因東夷猾夏，先生流寓蜀中累年。既而寇退還都，則赤氛已厲。于是渡海來臺，暫同市隱。感懷往事，遂與李君煥?？小逗m與國運》一書。當時眾議紛紜，與敓不一。歲月徂征，茲事幾同陳跡。然而踵門問訊，求知事故之源者，未嘗無人也。先生為釋疑起見，特依問作答。問者隨時筆錄，或長或短，計凡十篇，而總名之為《胡禍叢談》云。竊按此書指陳學術之弊，可謂慨當以慷。若夫見仁見智，則閱者自決焉可也。

 

生于1888年的徐子明，比胡適大三歲；1908年入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比胡適早一年；1915年北京大學執教，比胡適早兩年。在北大期間，與辜鴻銘、劉師培、黃侃有所交往，據說黃侃欲請徐子明教兒子英文，先要考考老師，抓起一把頭皮問這玩意英文叫什么，徐應聲曰“dandruff”，黃侃查過字典，笑稱“你在英文小學上，下過工夫”，始放心讓兒子就學?！逗渽舱劇放读瞬簧儆嘘P胡適初進北大時的內情：

 

以西洋學術而論，有精通希臘拉丁和美德法意文字的辜鴻銘，他對這幾種文字里的有名作品，頭頭是道，當時在北大的外國教員見他都恭敬異常。以中國學術而論，那就更多：就中如福州的陳衍，桐城的姚永樸、姚永概兄弟，瑞安的陳介石、林次公、林公鐸，象山的陳漢章以外，還有儀征的劉師培和章炳麟的高弟蘄春黃侃等。這些人對中國的學術文章，多是研究極深，很少匹敵。你想胡適除了用破壞的陰謀，怎能拿真學問和他們對抗？所以他就用奇計來分化學生，使中西兩派的名師自然站不住腳。因為有實學的人總有些傲脾氣，對學生不會敷衍。胡氏就迎合學生的心理，和他們稱兄道弟，來討論各位先生的長短。有時亦很恭維他們，但結論總可惜他們的見解太舊，又不會用科學方法研究。且說讀些死書對二十世紀亦無用處。故辜鴻銘先生的博學雖被外人推崇，而從胡適看起來不過是一個西式的古董，不足欽佩。至於那些國學名師，他又笑他們抱殘守缺，喜在故紙堆里做活計，從未到新大陸去學科學方法，又沒有聽過杜威的高論，實在可憐得很。所以他言必稱杜威哲學，弄得當時的學生七顛八倒，對美國有可望而不可即的浩嘆。因為四十多年以前有力量出國的人究竟不多，總以為美國是仙人所居，只須一到，雖雞犬亦可升天。但既不能往美國，就不妨先聽杜威入室弟子的偉論，亦勝於過屠門而大嚼。在這種情形之下，第一個吃虧的就是辜老先生。因為他最瞧不起胡適，而教訓學生又太切，加上他身穿馬褂長袍，背后拖一條花白的小辮子，實足表現胡適所叫的古董，而不是二十世紀美式的應時貨。所以他講堂上的主顧就慢慢的向杜威的高足一面倒，聽講的人日漸見少了。到了民國八年的暑假以前，陳胡兩人商量之下，就請蔡翰林停發他下學年的飯票。

 

 

辜鴻銘（1857/7/18-1928/4/30）

辜鴻銘（1857-1928），字湯生，號立誠，自稱慵人、東西南北人，別署漢濱讀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Tomson。祖籍福建同安，生于馬來西亞檳榔嶼，學博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語言，英譯有《論語》、《中庸》和《大學》，著有《中國的牛津運動》（原名《清流傳》）、《中國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義》）等，向西方人宣傳東方的文化和精神，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龔鵬程說，辜鴻銘在民國初年，乃是少數擁有國際聲望的大學者，當時中國學者有此地位者不會有第二人。有德國人寫了一本《辜鴻銘》，中言“若有人詆毀辜鴻銘，愿和他決斗”。

 

關于辜鴻銘，時下流傳的“仍是奇人、怪杰、軼事、趣聞那一套”（龔鵬程語）。胡適與辜鴻銘的矛盾，從1917年胡適剛到北大時就開始了。據說胡適做演講，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馬的詩，辜鴻銘在下面用英文評論道：“胡適所學的是美國中下階級的俚語而不是英文。至于胡適所識的法德文，尚不及中國蒙童讀過三字經所識的國文。”辜鴻銘又寫了《反對中國文學革命》一文，先將莎士比亞的詩用通俗英語寫一遍，再與原文比較，證明用通俗英語來描述莎士比亞的詩歌，詩意全無，結論是：“任何一個不懂漢語的人，如果將我的白話英語和莎士比亞高雅的語言加以比較，他就會明白中國的文言和白話，或者像胡適博士以及他的歸國留學生英語稱之為的通俗漢語之間，有什么不同；如果他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會認識到這種文學革革命的極端愚蠢。”胡適回應了一文，大意是：通俗英語比莎士比亞的高雅英語更能為大眾所接受，而中國之所以90%的人不識字，是因為中國語言太難學（指文言文太難學）。辜鴻銘又回了一文，大意是：你們這群留學生之所以有這么高的地位，得感謝那90%的文盲，因為要是他們都識字，就要和你們這些人搶飯碗了。可見辜鴻銘要反對的，不是什么中國文學革命，而是廢除中國高雅的文言文。

 

龔鵬程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指出辜鴻銘主要是一位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批判者。西方人看辜鴻銘，認為他的觀點對西方人是一面鏡子。如《中國人的精神》德譯本奧斯卡·A. H. 施密茨《序》，只就辜氏對歐州近代社會思想的言論來發揮，辜鴻銘認為早期源于理性的自由主義思想，現在已變成“講究實際的，沒有思想的英國人的實利主義”，以致“十八世紀歐州的自由主義有文化教養，今天的自由主義喪失了文化教養。上世紀的自由主義為公理和正義而奮斗，現代的假自由主義則為了法權和貿易特權而戰。過去的自由主義為人性而斗爭，今天的自由主義只賣力地促進資本家與金融商人之既得利益”，這種墮落的文明，未來必將走上唯物主義和軍國主義。各報評論也呼應其說，認為該書有作為現代西方文明藥石之價值，而“辜氏批判西方社會、贊揚中國精神文化之言論，恰好跟爾后新文化運動所倡揚的態度相反，故其人頗遭‘妖怪化’‘小丑化’”，遂使這位在西方有很高聲譽的傳奇人物，“在中國則長期被訕笑，代表了五四運動之后的反動典型”（《龔鵬程論辜鴻銘：以中國救西方》）。

 

而對這位比自己大三十四歲、自信“中國文明即歐洲未來之方向”的前輩學者，胡適不僅不虛心受教，恰恰因為他的學說不利于宣揚“中國百事之不如人”，必欲去之而后快，并讓他的學生羅家倫，扮演了將辜鴻銘從北大辭退的“關鍵先生”。北京大學檔案館案發現卷號為BD1919031羅家倫的兩封信，揭露出不為世人所知的隱情。1919年5月3日，羅家倫寫了《就當前課業問題給教務長及英文主任的信》，矛頭直指辜鴻銘，8月8日又補寫了對英文課和哲學課的兩條意見，一并寄給教務長馬寅初和英文門主任胡適。5月3日的信是：

 

教務長/英文主任先生：

 

先生就職以來，對于功課極力整頓，學生是狠佩服的。今學生對于英文門英詩一項功課，有點意見，請先生采納。學生是英文門二年級的學生，上辜鴻銘先生的課已經一年了。今將一年內辜先生教授的成績，為先生述之：

 

（一）每次上課，教不到十分鐘的書，甚至于一分鐘不教，次次總是鼓吹“君師主義”。他說：“西洋有律師同警察，所以貧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中國歷來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師管束內里的動機，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國平安，非實行‘君師主義’不可。”每次上課都有這番話，為人人所聽得的。其馀鄙俚罵人的話，更不消說了。請問這是本校所要教學生的嗎？這是英詩嗎？

 

（二）上課一年，所教的詩只有六首另十幾行，課本鈔本具在，可以覆按。因為時間被他罵人罵掉了。這是本校節省學生光陰的辦法嗎？

 

（三）西洋詩在近代大放異彩，我們學英國文學的人，自然想知道一點，我們有時問他，他總大罵新詩，以為胡鬧。這是本校想我們有健全英文知識的初心嗎？

 

（四）他上課教的時候，只是按字解釋，對英詩的精神，一點不說，而且說不出來?？偸钦f：這是“外國大雅”，這是“外國小雅”，這是“外國國風”，這是“外國離騷”，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類話。請問這是教英詩的正道嗎？

 

有以上種種成績，不但有誤學生的時光，并且有誤學生的精力。我們起初想他改良，說過兩次，無賴他“老氣橫秋”，不但不聽，而且慢罵。所以不能不請先生代我們作主，設法調動，方不負我們有這英詩的本旨。

 

校長優容辜先生的緣故，無非因為他所教的是英詩，教得好，而且與政治無涉，那知道內幕中這個情形。不但貽誤學生，設若有一個參觀的人聽得了，豈不更貽大學羞嗎？學生也知道辜先生在校，可以為本校分謗，但是如青年的時光精力何呢？質直的話，請先生原諒！

 

8月8日補寫的信是：

 

這封信是五月三日上午寫好的，次日就有五四運動發生，所以不曾送上。到今日學?；A已定，乃檢書呈閱。還有兩件事要附帶說明：

 

（一）本年學校將不便更動教授，但英文門三年級的英詩功課，只有二點鐘，可否將辜先生這兩點鐘減去，讓他便宜點兒。這兩點鐘我和我的同班，渴望主任先生擔任。

 

（二）聽說杜威先生下半年在本校教“哲學”同“教育原理”兩課。這兩課都是對于英文門狠有關系的東西，可否請先生將他改成英文門的選科，讓我們多得一點世界大哲學家的教訓，那我們更感激不盡了。（《光明日報》2008年6月8日）

 

羅家倫的信，打著擁護“極力整頓功課”的旗號，借提英詩一課的意見，對辜鴻銘進行無端攻擊，其第一條罪名鼓吹“君師主義”，龔鵬程對此有很好的闡述：

 

辜氏理論最好的說明，就是《論語》“君正，孰與不正？”一語。君主是做為典范、號召的存在，他并不治民，只使民自治。情況猶如我們為什么需要圣人呢？依儒家理論，人只要發揮本心良知即可，那么事實上也根本不必要有圣人。可是圣人的存在，可讓我們有榜樣，使我們也能被喚起，要令自己成就為像他那樣有道德的人。所以圣人或君主并不駕馭人。“君正”，他們顯現著正直高貴的道德人格；“孰與不正”，民眾自然就都端正了。

 

辜鴻銘依據的是孔子所說的“克己復禮”“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等。禮，在這兒，均不依俗說，解為外在的禮制規范，而是內心的道德律，義則是道德義務（所以辜氏說：在外國人，人們需用警察這類物質力量來保護自身利益，在中國則不用。因每個人都能得到他人出諸道德義務感而自發自愿的保護）。

 

羅家倫自己聽不懂，反而斷章取義，捕風捉影，無限上綱。

 

其第四條罪名，上課只是按字解釋，對英詩的精神一點不說，總是說這是“外國大雅”，這是“外國小雅”，這是“外國國風”，這是“外國離騷”，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類話。其實，這恰是辜鴻銘的高明處，能引起聽講的興趣，倒是羅家倫英文底子不扎實，被辜鴻銘用刁鉆問題難倒，方懷恨不心，意圖報復。羅家倫晚年回憶辜鴻銘，贊許“辮子先生”是“無疑義的”、“有天才的文學家”，自承每每讀其長于諷刺的英文，必拍案叫絕。這種“遲到的佩服”，正表明當年之舉是出于私怨。

 

至于第二、三條罪名，“上課一年，所教的詩只有六首另十幾行”，“總大罵新詩，以為胡鬧”，不正是北大教學的慣例嗎？

 

對課堂教學有意見，自然是可以提的，但一下子就要改換老師，甚至將英詩課減去，換成杜威的“哲學”、“教育原理”，就未免太過分了。羅家倫的信，是寫給英文主任胡適的，公然“渴望主任先生擔任”，或換成胡適老師杜威的課，分明出于胡適本人的授意。“寬容”與“兼收并蓄”，向被頌揚為北大的傳統；連作為學生的羅家倫都知道，“辜先生在校，可以為本校分謗”，但這件合力將辜鴻銘趕下北大講臺的大事，所有當事人或知情人，包括羅家倫、胡適、馬寅初、蔣夢麟、陳大齊，生前都諱莫如深，這真是對“北大精神”的莫大嘲諷，陰謀驅逐“所教的是英詩，教得好”的辜鴻銘，用羅家倫的話說，“豈不更貽大學羞嗎”？

 

徐子明又說：

 

辜先生死后，胡適就要對付那些國學名師。他的策略亦不外帝國主義以華制華的老套。原來當時的中文門（即現在的國文系）含有派別：一派是桐城的散文家；一派是章門的弟子。散文家行文主張義法，由方姚而上溯唐宋西漢。章門弟子所研究的是許鄭之學，重在小學（文字學）經典，而行文轉宗魏晉。這兩派雖同講國學，實未免各是其是。但他們見胡適講中國哲學史，就多笑他以盲引盲，胡適并不因此生氣，只管暗中做他的工作。他開始先捧章太炎的學問，漸漸得章門弟子的歡心。再幫章門在學生面前譏評桐城派的空疏，使學生對他們失掉信仰。從此以后聽陳石遺和二姚（仲賢、叔節兄弟）等課程的學生日見稀少，末了就門可羅雀，這幾位先生見情勢不佳，自然相繼離校了。胡適覺得這個把戲玩得順利，不妨仍用老套來對付章門。當時章門弟子在北大的有黃季剛、錢玄同、朱逷先和自稱章門的三馬三沈等。就中以黃季剛的學問為最優，所以他態度亦略帶兀傲，不被同門所親，況他對學生常加責備，又激起反感。胡適看見有隙可乘，就先和錢朱沈馬一批人拉攏，來孤黃季剛的勢。再和不滿意於黃季剛的學生交好朋友，說美國的教員絕無像黃季剛的傲慢態度，為的是要尊重學生的人格，所以美國學生對任何有脾氣的教員決不容忍。況且在二十世紀新時代不肯研究新學問，還要在幾千年以前的破書中討生活，究竟有什么用處？學生們聽了這番議論，就又驚又喜，好像受了空前解放。從此以后聽黃先生課的人就一天少於一天，到了最后還馀幾個晨星似的學生，又被胡迷的份子用老拳趕跑，使國學淹通的黃先生再也留不下去，只有南下到武昌師范設教。還是民國七年的事情。原來胡適的眼中釘就是辜黃兩位先生，其馀桐城派的幾位先生尚在其次。所以辜黃一去，就沒有人批評他的長短，胡適就可放膽講他的中國哲學，而痛罵孔子所主張的倫常道德，又可放膽的把《紅樓》《水滸》和《金瓶梅》《醒世因緣》等小說列為正式課程，來代替經史以做新文學（白話）的模型。那時的學生在大解放之下，除掉少數以外，都喜極欲狂。章門弟子和沈馬兄弟見此情形心中頗不如意，無奈大勢已去，又無奈袁大頭的面子，急急的向胡適送降書幫他提倡白話，且罵他們自己所依附的老師（章太炎）為不識時務的瘋子。胡適明知他們的投降只是為了袁大頭，但并不說穿他們的心事，只微笑受降罷了。（《胡禍叢談》第5-6頁）

 

陳衍（1856-1937），字叔伊，號石遺老人，福建侯官人。光緒八年（1882）舉人，曾入臺灣巡撫劉銘傳幕。二十四年為《戊戌變法榷議》十條，提倡維新。政變后，湖廣總督張之洞邀往武昌，任官報局總編纂，后為學部主事、京師大學堂教習。黃侃（1886-1935），字季剛，原名喬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又字季子，號量守居士，湖北蘄春人。所治文字、聲韻、訓詁之學，遠紹漢唐，近承乾嘉，多有創見，自成一家，著有《音略》、《說文略說》、《爾雅略說》、《集韻聲類表》、《文心雕龍札記》、《日知錄校記》、《黃侃論學雜著》等數十種，是繼章太炎之后著名的國學大師。

 

 

蔡元培北京大學校長任命狀

 

要挑動學生排斥比自己高明的教授獲得成功，又得“善假于物”，那就是握有實權的蔡元培。蔡元培1917年1月10日初掌北京大學，1月13日就派令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又據陳獨秀推薦聘胡適為教授，初時月薪260元，一個月后調為280元，任北大英文部教授會主任后，月薪增加到300元。就蔡元培初衷而言，剛從德國留學回來，面對北大一班老朽，唯有引進留美洋翰林，才能鎮住局面。胡適有沒有博士學位，要他拿出“羊皮之紙”驗看一下不就得了？有人說，“蔡先生想在北大開百家爭鳴之風氣，不愿意受教育部繁文縟節的約束，就通脫行事了”，恐怕還是想當然耳。再說給那么高的薪水，又有什么根據呢？人稱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對各路人才涵容吸納，不論長幼、政治觀點、學歷背景，一律惟才是舉；但他廉價地贊許胡適“舊學邃密”且“新知深沉”，卻排斥真正“舊學邃密”的一流學者辜鴻銘、陳衍、姚永樸、姚永概、陳介石、林次公、林公鐸、陳漢章、黃侃，這對于“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豈不是最大的相悖？

 

 

北京大學評議會議事錄

 

胡適后來說，如果沒有蔡元培的提攜，他的一生很可能會在一家二三流的報刊編輯生涯中度過。但到北大后，并不如有些人所說的那樣，全力支持蔡元培，在工作中配合默契，共同推進教育改革。胡適是一個無時無地不在的反對派，對于比自己年長二十四歲、且于自己有恩的蔡元培，絕不是一個可以和衷共濟的配角。他對待蔡元培，“善假于物”便是“體制改革”的招牌。在胡適建議下，“從校長、學長獨裁制變為‘教授治校’制”，美其名曰“不但增加全體教務人員對于學校的興趣與情誼，而且還可以利用多方面的才智，同時還使學校的基礎穩固更加穩固”（胡適：《回顧與反省》），實際上是用以架空校長。當初聘胡適為教授，將工資漲到300元，不都是蔡元培一人說了算？如果評議會早點成立，胡適能否踏進北大之門，恐怕都成問題。待到建立作為最高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的評議會，制定和審核學校的各種章程，如大學立法、學科廢立、教師學銜、學生成績、學校預決算等，都要經評議會同意，各科學長由教授會公舉，甚至到校外兼多少小時的課，都要討論表決了。請問，文科教授哪懂得誰做理科學長合適？校外兼課的情形各各不一，有多兼的，有少兼，也有不兼的，讓這伙人去討論如何限制課時，如何處理待遇，怎會有統一的意見？評議會由全體教授推舉，約五人中選一人，豈不是讓教授自己選舉自己？胡適是深諳美國選舉游戲規則的，游走其間，得心應手，左右逢源，明是謙讓，實為進取。正如徐子明所說，“不肯以第二人自居的”、“后生可畏的胡氏竟拿來培植自己勢力，而蔡氏反而變成傀儡了”（《胡禍叢談》第3頁）。胡適在到校一年多，就以最多票數當選新一屆北大評議會評議員，且是評議會、主任會成員會議的書記，又先后出任哲學研究室主任、北大編譯會評議員、英文部教授會主任等職務。1920年10月18日，《北京大學日刊》第719號報道八個委員會的成立：組織、預算、審計、聘任、圖書、庶務、儀器、出版，胡適一人身兼預算、聘任與出版三個委員會委員（轉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第48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渡陥蟆?span lang="EN-US">1919年刊“世界叢書”之廣告，審查委員標“蔡孑民、蔣夢麟、陶孟和、胡適之”，下欄之“注意”明標：稿件“寄交北京大學第一院胡適之先生”，可見已握有學術大權。1919年10月，因馬寅初患病代理教務長，胡適更直接地參與校政，權力直逼校長，遂有了“迎蔡拒胡”的風波。

 

1919年《申報》刊“世界叢書”廣告

 

1917-1919年，是胡適起飛且最輝煌的階段，偏偏沒有留下日記。然從其后日記中，仍可見其窺測方向、以求一逞的心機。如1921年9月23日日記：

 

下午三時，到中央公園，赴孟馀談話會。開會情形真可憐。有人不配出鋒頭，偏要出鋒頭！

 

六時，大學選舉教務長，孟馀當選。前夜蔡宅商議時，孟馀力辭連任，故他們要我干此事。我也知道有些人的推我未必出于誠意，但我也不曾力辭。我也要看看他們的把戲。今日舉我的票數少于那夜的人數；這是我意料之中的。孟馀是熟手，自然最適宜。舉出后，他推辭不肯連任，但他的理由不能成立，故我駁他，勸他不要辭了。

 

又如1922年7月3日日記：

 

與在君、景陽、孟和、敦復閑談，直到早二時半始睡。景陽、在君熟識北大的十年歷史；在君知道何燏時做校長時及胡仁源做校長時代的歷史，景陽知道夏元瑮做理科學長時的歷史。當日北大建筑今之第一院時，胡仁源、徐崇欽、沈尹默皆同謀?！垂示瓣柺住岛髞硪粗h而代以教務長。但此〉又反怨徐、胡兩人；及蔡先生來校，尹默遂與夏元瑮連合，廢工科以去胡，分預科以去徐。后來我提倡教授會的制度，蔡先生與尹默遂又借文理合并的計劃以去夏。我當日實在不知道種種歷史的原因，也不免有為尹默利用的地方。其實（據景陽說）夏浮筠當時即召集景陽、星樞（俞）、馮漢叔、張菊人等謀抵制的方法。浮筠一生大模大樣，得罪了許多人，故他們不肯幫他；他們最恨他廢止年功加俸和每年更換聘約（后一事實是我發起的，我的意思在裁人，而后來由浮筠與仲甫兩個學長起草，仲甫推浮筠，淳筠于稿上大書“夏元瑮擬”，故人只知為他的手筆。后來評議會改每年換約為第二年換續約，以后不再換．更失原意了。）兩件事。結果便是浮筠出洋，景陽代他。景陽們雖不肯助浮筠，而也不愿“本科”學長歸仲甫，故景陽首倡廢學長之議而代以教務長。但此議后來久不提起，直到后來蔡先生欲辭去仲甫而不欲仲甫居辭去之名；恰好那時景陽調教育部為專門司司長，蔡先生遂以廢學長之名義去仲甫，教務長之議遂實行。當時原議教務長只限于文理二科合成的本科，而不管法科。尹默又怕我當選，故又用詭計，使蔡先生于選舉之日打電話把政治、經濟兩系的主任加入；一面尹默親來我家，說百年（陳大齊）等的意思不希望我第一次當選為教務長。他們明說要舉馬寅初（經濟系主任）。我本來不愿當選，但這種手段是我不能忍耐的；當時我聲明要推舉俞星樞，開會時我自己先聲明不當選，提出星樞來。當時景陽不曾投票，故結果為星樞與寅初各三票，蔡先生加寅初一票，遂舉寅初。但后來尹默與寅初又成冤家，至今不已。我對尹默，始終開誠待他，從來不計較他的詭計，而尹默的詭計后來終于毀了自己。而陰謀家的流毒，至于今日，惡果愈顯出來了。

 

多少人詠贊胡適“溫文儒雅”，有永遠讓人“如沐春風”的風度。但在曲曲折折的敘述中，“陰謀”、“詭計”之類卻貫徹始終。在胡適的潛意識里，北大個個都是陰謀家，所謀都是為了“廢”誰“去”誰，卻不經意間不打自招：我提倡教授會的制度，我發起每年更換聘約，“我的意思在裁人”。試想，一個以學問為天職的教授，怎會時刻想到“裁人”？說別人是“不配出鋒頭，偏要出鋒頭”，言下之意，自己是“配出鋒頭而不要出鋒頭”了。廢學長之議代以教務長后，“我本來不愿當選”；怎奈沈尹默親來說陳大齊等的意思，是“不希望我第一次當選為教務長，他們明說要舉馬寅初”，“但這種手段是我不能忍耐的”，“我也要看看他們的把戲”，故開會時自己先聲明不當選，提出星樞來，結果二人各三票，蔡先生加馬寅初一票，遂舉寅初，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這段歷史，在沈尹默《胡適這個人》也得到印證：

 

胡適到北大時，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時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評議會，繼之便組織教務處，教務長一職，蔡先生本來屬意于胡適，但那時理科有許多教授很不贊成，有人揚言：“萬一胡適當選，我們要鬧一鬧。”我聽見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說：“他年輕，學校方面應該愛護他，讓他能夠專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學問，事務上的瑣屑工作，可以暫且不要去煩勞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見，結果馬寅初當選了教務長。但胡適因此對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說：“尹默！我向來對于舉辦任何事情都是歡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這次不讓我當第一任北大教務長，我是很不高興的。”

 

沈尹默向為蔡元培所信任（聘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就是他向蔡元培建議的），學校方面應該愛護年輕的胡適，“讓他能夠專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學問，事務上的瑣屑工作，可以暫且不要去煩勞他才好”的意見，是十分中肯的，不料胡適卻目為“陰謀家”。而從蔡元培加馬寅初一票的反應看，他對胡適的表現也是不以為然的。

 

實際上，胡適更看重的是文化領導權。1921年10月11日日記寫道：“人家罵我們是學閥，其實‘學閥’有何妨？人家稱我們‘最高學府’，我們便得意；稱‘學閥’，我們便不高興。這真是‘名實未虧而喜為用’了！我們應該努力做學閥！”徐子明評論道：“（胡適）竟一躍為全國思想界學術界惟一的領袖，同時又捧末代翰林蔡元培當傀儡（蔡做過北京大學校長又做過教育總長），組成一個死黨來操縱全國的教育權。凡教育部長或大學校長缺人，甚至中學校長缺人，總要直接或間接和這個死黨有關，才配去做。其目的不過要培養無數的徒子徒孫充滿於各界，以備自己思想界學術界領袖的地位，能變成全國政治上的領袖。”（《胡禍叢談》第85頁）話雖然講得不好聽，卻道出了胡適橫掃文壇，爭奪霸權的實情。

 

貳

 

胡適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

 

再說媒體。“不脛而走”，聲名遠播，靠的是媒體傳播之力。胡適深諳此道，歷來對出版社與報紙重視，這是他“善假于物”之又一道。

 

1918年完成《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要求列入“北京大學叢書”，有人認為是“抄襲之作”，不予認可；經蔡元培力薦，商務印書館勉強接受，以30元低價買下。蔡元培序為之吹噓：“現在治過‘漢學’的人雖還不少，但總是沒有治過西洋哲學史的。留學西洋的學生，治哲學的，本沒有幾人。這幾人中，能兼治‘漢學’的更少了。適之先生生于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于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較的容易多了。”又盛贊《大綱》的“四大長處”：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研究，1919年2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不料三年之內再版七次，竟讓胡適頌聲四起，譽滿天下。

 

 

1921年12月初版《胡適文存》

 

嘗到了甜頭，便在1921年12月出版《胡適文存》四卷，1924年出版《胡適文存二集》四卷。按，古有“別集”一類，其自制書名者，始于南齊張融《玉海集》，大凡題《××集》；而書題作者姓名者，多為后人追題，如《揚子云集》、《蔡中郎集》、《孔北海集》、《曹子建集》、《嵇中散集》等。1921年胡適年方三十，就敢以己名名集，且加“文存”二字，自詡其文必存。不想亞東圖書館操作圓熟，經營得法，雙方都大獲其利。胡適1928年12月日記有亞東圖書館的對賬單，所列《胡適文存》帳目為：

 

《胡適文存》初集，十一版共印43000冊，定價2.20圓（平裝本），版稅15%，計14190圓。

 

《胡適文存》二集，五版共印18000冊，定價2.40圓，版稅15%，計6480圓。

 

胡適還善于給自己做廣告。1927年2月《整理國故與打鬼》寫道：“西瀅先生批評我的作品，單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學史》。西瀅究竟是一個文人；以文章論，《文存》自然遠勝《哲學史》。但我自信，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后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問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巧妙地借“批評”西瀅為由，既自詡“以文章論，《文存》自然遠勝《哲學史》”，又吹噓“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試問，世上哪有如此厚顏無恥往自己臉上貼金的人？

 

 

1924年11月初版《胡適文存二集》

 

為推銷自己的書，胡適還真打了廣告。《國語文學史》新月書店出版后，打出一則廣告道：

 

胡適之先生的著作還用得著廣告嗎？這是國語文學史的上卷，曾經錢玄同先生在北京印行過一千部，現在胡先生又重加修訂，由本店出版。

 

要研究文學史的

要研究國語文學的——

不可不讀這本書。

 

“胡適之先生的著作還用得著廣告嗎？”堪稱古往今來最絕妙的廣告詞。更為有趣的是，這部1921年冬第三屆國語講習所“國語文學史”的講稿，后由北京文化學社排印，封面上有“疑古玄同”題寫的書名，書前有黎錦熙的“代序”。由于廣告上說，“錢玄同先生在北京印行過一千部”，與事實不符，讓錢玄同有了意見。胡適連忙寫信解釋，說出版商也無惡意，本意無非借重“大名”登廣告，況且北京文化書社翻印此書作同學的參考講義，不是為牟利，自己也不好責備；但作為新月書店董事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表示“代為負責”，向錢玄同請罪。經過這一番折騰，無疑擴大了《國語文學史》的影響。

 

 

胡適著《國語文學史》

 

胡適與報刊記者的關系也不一般，1921年7月17日日記：“晚間到《申報》館看史良才，《時事新報》館看張東蓀，《商報》館看Sokolsky[索克思]，《時報》館看狄楚青，《神州日報》館看張丹斧，皆不遇。”就中與張丹斧的交往，更是耐人尋味。1921年7月20日日記寫：“今天的《商報》有張丹斧和我開玩笑的一篇文章。”中貼一份剪報，題《胡老板登臺記》，作者署名“麗天”，文章說：

 

北京大學赫赫有名的哲學教員、新文學的泰斗胡適之，應商務印書館高所長的特聘來滬主撰，言明每月薪金五千元（比大總統舒服）。高所長親至北京迎來，所有川資膳宿，悉自請館擔任。今日為到館第一天。該館掃徑結彩，總理以次，均迎自門首。會客室編輯所均油漆一新。另辟一室，器具悉為紅木，左圖右史，明晶卻塵。所長部長及各科主任，趨侍恐后。方之省長接任，有過之無不及。所內著名的編輯，均由胡博士一一延見，分班敘譚，宛如下屬，實為我禿筆文人揚眉吐氣。其薪金優遇，誠開我國文學家未有之奇局，可謂勿負十年窗下矣。（十年海外不算嗎。）然胡博士是創新文化的人，其批評為重要職任。今被收買，將來對于該館出版應如何評判呢，恐怕要失于公允了。再閉目一想，其階級不是比政界更利害么？那里是什么文學家就職，簡直同劇界大王梅蘭芳（何不說譚叫天）受天蟾舞臺的聘第一日登臺一樣。將來商務印書館一定大書特書本館特由北京禮聘超等名角求滬，即日登臺了。

 

張丹斧（1868-1937），本名扆，又名延禮，上?！毒蟆返闹鞴P，為人玩世不恭，善作打油詩與小品文。他雖與胡適觀點不同，關系卻不失親昵。這篇開玩笑的文章，中有許多夸大的事情，如商務印書館月薪五千元，著名編輯均由胡博士一一延見，只要稍加澄清，便可化為烏有，但胡適要的就是這種玩世文所傳遞出來的“北京大學赫赫有名的哲學教員”、“新文學的泰斗”的效果，好讓自己的聲名從此深深種入讀者的腦際，所以與張丹斧的關系，得以長久維系。

 

《申報》1928年3月18日載無畏庵主《許楊聯歡宴中之談片》，文末云：“車中憶席間胡博士極稱本日《上海畫報》張丹斧所作之白話詩，內有‘其實何嘗綁肉票，分明正是出堂差’二句，一再激賞，愚遂□車至南京路購閱。”1929年３月19日自作《答丹翁詩》，跋云：“丹翁忽然疑我怪他，不敢不答。”詩曰：

 

慶祥老友多零落，只有丹翁大不同。

喚作圣人成典故，收來干女畫玲瓏。

頑皮文字人人笑，憊賴聲名日日紅。

多謝年年相捧意，老胡怎敢怪丹翁。

 

“多謝年年相捧意，老胡怎敢怪丹翁”，不正道出對小報記者廉價捧場的感激么？

 

叁

 

再說洋人。在胡適留學日記中，只記了1917年5月6日與5月30日和杜威的兩次見面，但1937年7月20日寫于太平洋船里的《〈留學日記〉自序》，忽然自說自話地寫道：

 

在這里我要指出，札記里從不提到我受杜威先生的實驗主義的哲學的絕大影響。這個大遺漏是有理由的。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中，發憤盡讀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詳細的英文提要，都不曾收在札記里。從此以后，實驗主義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向導，成了我自己的哲學基礎。但一九一五年夏季以后，文學革命的討論成了我們幾個朋友之間一個最熱鬧的題目，札記都被這個具體問題占去了，所以就沒有馀力記載那個我自己受用而不發生爭論的實驗主義了。其實我寫《先秦名學史》、《中國哲學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導。我的文學革命主張也是實驗主義的一種表現；《嘗試集》的題名就是一個證據。札記的體例最適宜于記載具體事件，但不是記載整個哲學體系的地方，所以禮記里不記載我那時用全力做的《先秦名學史》論文，也不記載杜威先生的思想。

 

這種“此地無銀”的表白，是要掩飾“暴得大名”的另一個秘訣——挾洋人之揄揚為己造勢。

 

1919年，胡適以學術交流為名，促蔡元培邀杜威來華講學。杜威的中國之行，無薪俸是假的，所有開銷都由邀請方支付。五四運動爆發，蔡元培辭職離京，使北大的承諾不能兌現，杜威在的薪水沒有著落，胡適對蔡元培生極大意見，最后由私人組織尚志學會、新學會與和清華學校分擔。杜威在中國一年零三個月，看到原本瞧不上的胡適，居然有炙手可熱的權勢，大為意外，在給女兒信中引陶孟和、郭秉文的話，說胡適“方面太廣了，以至于沒有太多的時間作哲學，不過他的《中國哲學史》已經付梓。他從事文字、戲劇的改革，翻譯易卜生、莫泊桑之外，還是用白話而非文言寫詩的第一人?？傊侵袊挛膶W運動的領袖”（轉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第78頁），方真正認下了這位中國弟子，默認為自己在中國的傳人，1927年胡適再到紐約，經杜威通融終于拿到博士學位。胡適借用杜威之名，也擴大了自己的聲望。杜威4月30日下午抵達上海，胡適以北大代表名義到碼頭歡迎，送入滄州別墅，各家媒體預告：“五月二三兩日星期五星期六午后3時（暫時）在省教育廳開演講大會，已分送入場券。”到了5月2日，各報又發出更正：“杜威博士演說改期”；而由杜威博士的學生——北京大學胡適博士于5月2日（星期五）晚上7時，“在西門外林蔭路該會會所演說實驗主義，以為星期六星期日杜威博士演說之導言”，5月3日的《申報》對此即有詳細報道?？梢姸磐牡絹恚斐删土撕m的熱身。5月3日和4日杜威正式登場，作了兩場《平民主義的教育》演講，百馀青年冒雨趕來，“座為之滿，后來者咸環立兩旁”。多數演講由胡適為之翻譯，人們普遍的評價是：杜威的口才并不好，反倒是胡適的翻譯，聲聲入耳，給聽眾留下難忘印象。胡適還將講演發于報紙雜志，又匯編成書交北京晨報社出版，在杜威離華前重版十次，每版印數都是一萬冊。到了1921年，胡適在北大開設“杜威著作選讀”，將自己樹為最權威的杜威專家。胡適的聲名，因向杜威“受學”而增光；杜威在中國的影響，也因胡適的宣揚而益大。

 

 

《申報》報道胡適演講詳情

 

到了1922年，上?！睹芾帐显u論報》發起評選“當今中國十二大人物”，通過一番巧妙的運作，胡適得以順利入選。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對此有極好的剖析：他在自己所編的《努力周報》上發表評論，“抗議”評選標準的過于偏頗，“批評”那是在華外國人的把戲，不能代表多數中國人的立場，且擬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當今中國十二大人物”。這一有別有居心的舉動，起到了暗示、催票的作用。評選結果揭曉，分“正榜”、“副榜”各十二名：

 

“正榜”的名次與得分是：1、孫中山1315分；2、馮玉祥1217分；3、顧維鈞1211分；4、王寵惠1117分；5、吳佩孚995分；6、蔡元培965分；7、王正廷925分；8、張謇915分；9、閻錫山724分；10、余日章703分；11、黎元洪671分；12、胡適613。

 

“副榜”的名次得分是：13、顏惠慶513分；14、梁啟超474分；15、陳炯明378分；16、段祺瑞356分；17、章太炎328分；18、施肇基278分；19、聶云臺252分；20、李烈鈞237分；21、唐紹儀222分；22、郭秉文181分；23、黃炎培178分；24、康有為155分。

 

胡適恰在“正榜”之末，不但凌鑠政界風云人物陳炯明、段祺瑞，且壓過學界元老梁啟超（多139票）、章太炎（多285票）。胡適入選后，立刻“忘記”此前對評選的批評，因為他從此就有資本自稱“全國最受歡迎的領袖”、“中國最偉大的人物”了。

 

胡適1928年的日記，附有英文剪報三則，均選自“Nation”.Vol.124,NO.3212。第一則主要內容是：

 

胡適已重返美國。大約十年前，他離開美國——當時，他還是個謙遜的中國留學生，因其榮獲學生論文獎、編輯中國留學生雜志而嶄露頭角。兩年后，從中國傳來消息說，某雜志通過投票推選他為十二位在世的最偉大的中國人之一，當選者中有的年齡是他的兩三倍。他勇敢地推進了中國的白話文（一種為人們所不齒的口語）運動，他對中國的貢獻可以與意大利的但丁和彼特拉克相媲美：他為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打開了文化教育的大門，而這些人在過去是永遠不可能掌握復雜的古漢語的。他號召國人用他們的口頭語言來寫作，認為用白話文創作的著作具有不容置疑的價值和生命力。白話又是為舊文人所不齒的一種大眾語。數百年來，漢語書面語言脫離了生話，而文學卻不能將生活拒之于門外。中國的學者鄙薄小說，而胡適從近兩百年印刷質量低劣的白話小說中找出了數十部，發現這些作品完美、忠實地反映了中國的市井生活，它們不留斧鑿之痕，沒有傳統學者的酸氣與迂腐。他重版了這些作品，并附以研究介紹——雖然市面上有僅花幾分錢即可購得的廉價版本，而這些價格昂貴的版本卻被搶購一空。他的《中國哲學史》（卷上）連續兩年名列中國暢銷書之首。他用大眾的語言創造了許多詩歌、戲劇、隨筆：正是這次文學革命才推動了中國的“平民教育”運動。有幸聆聽這位哲學講座的國立北京大學的學生會發現，他還是一位具有靈性的藝術家、和藹可親的哲學家，他對平民運動具有一種直覺的領悟力。

 

報道說：“兩年后，從中國傳來消息說，某雜志通過投票推選他為十二位在世的最偉大的中國人之一，當選者中有的年齡是他的兩三倍。”可見《密勒氏評論報》評選影響之巨。

 

到了1925年，又借美國人勃德之手，廁身200“中國近代名人”之列，且譽為“中國新文化運動之領袖”。《中國近代名人圖鑒》目錄首頁，從A到H，計有：

 

第13頁：馮國璋；第37頁：趙爾巽；第41頁：張勛；第49頁：張譽；第53頁：朱葆三；第57頁：何東；第81頁：周自齊；第89頁：靳云鵬；第97頁：周樹模；第113頁：張作霖；第121頁：馮玉祥；第169頁：陳錦濤；第189頁：張志潭；第205頁：范源濂；第217頁：張弧；第241頁：張謇；第277頁：傅筱菴；第293頁：錢永銘；第297頁：陳廉伯；第317頁：周長齡；第325頁：周少岐；第333頁：陳廉仲；第381頁：余東旋；第409頁：狄梁孫；第421頁：馮偉成；第425頁：周星堂；第453頁：區康泉；第477頁：區克明；第481頁：程天斗；第493頁：吳克愚；第520頁：朱榜生；第532頁：陳紀邦；第564頁：韓國鈞；第568頁：趙恒惕；第576頁：齊爕元；第580頁：褚耀南；第592頁：張錫元；第596頁：張福來；第616頁：蔣尊簋；第620頁：傅良佐；第632頁：張載揚；第668頁：朱兆莘；第672頁：薛篤弼；第700頁：陳介；第712頁：鄒魯；第716頁：何豐林；第720頁：陳世光；第728頁：陳其瑗；第740頁：程潛；第743頁：傅秉常；第767頁：張開儒；第775頁：張宗昌；第790頁：張培榮；第794頁：范石生。

 

1925年時北伐戰爭尚未勝利，戰爭時期入《圖鑒》的“中國近代名人”，有不少是地方軍閥，其間有許多后人不熟悉的名字，而胡適竟然躋身其間，可見他之不同凡響了。

 

 

《中國近代名人圖鑒》目錄首頁

 

1933年7月7日胡適日記，附有英文剪報一則，題為《胡適博士在夏威夷大學演講人生哲學》，作者埃德娜．H．勞森。報道說：“昨晚，夏威夷大學演講廳擠滿了興致盎然的聽眾，他們聆聽胡適的演講‘人生哲學’。胡適是中國第一位用白話文寫作的詩人。他是白話文運動的領袖。白話文由此成為一種書面語言。他被譽為‘中國文藝復興之父’，這位杰出的紳士也是太平洋關系學會計劃委員會主席，北平藝術和科學學院院長。……胡適博士說，中國的文學革命是很偶然的事，起因是一批大學生關于詩歌語言的一場爭論。語言的變換在學校已成為一個事實，文言文被譯成白話文。胡適博士在演講結尾時說：‘我的哲學是，要對你所說的和所想的負責，記得佛教有句話：“功不唐捐”。將來，我們要保持我們的信念：要對自己擔干系，并且要記著，每一件事情都會產生不朽的影響。’”

 

《胡適與國運》提到，1954美國出版的《基本每日百科辭典》第257頁，有胡適的詞條，中曰：“胡適1891——中國學者和外交家，學于美國，發明白話。”評論說：

 

嚇！“發明白話”？這在稍有常識的人看來，簡直以為編者在“發明笑話”了！自有人類以來，即有白話，最原始的文字，便是白話文，詩經便是最好的白話詩，而且“孔老二”也把它刪選過。（大約因為“孔老二”手快眼快，想爭“發明”權，胡先生才與他結下血海深仇，務要把他打倒）后世的語錄、詞曲、傳奇、鼓詞、彈詞……等等，多用白話寫成。在幾千年前，便有白話文，以后還不斷在各方面流行著。講到文字進化的程序，一定是先有白話，后有文言，那么，即使不說提倡白話文是“開倒車”，至少也應說白話文是最古老的，最原始的文字，提倡這種文字，不過復古而已。如果說“復古”，誰肯跟隨？胡先生是聰明絕頂的“假語村言”專家，明白這點，于是把白話文套上一頂“新文學”的帽子，便馬上取得了胡記的“發明”權，真是妙手空空兒的本領！多少中國青年入其彀中，怎能怪外國人受他欺騙呢！（第34頁）

 

最為“胡迷”津津樂道的是，胡適獲得36個博士學位，是中國獲得博士學位最多的人，“證明國際文化界學術界對胡適的尊重和認可”云云。殊不知榮譽博士的授受，取決于雙方的需要。就大學而言，無非想借某人的名聲來宣傳自己，原是當不得真的。再說，你不跑到門上去招搖，人家怎會憑空授給榮譽博士呢？

 

1937年8月19日，蔣介石命胡適出任中國駐美大使，交給他的任務是“進行抗戰宣傳”。但胡適在美期間近似“無為”，即不宣傳、不借款、不購軍火、不辦救濟事業的“四不”政策，他最忙的是疲于演講，用唐德剛的話說，是“撈魚摸蝦，耽誤莊稼”，既然什么都不做，那都忙了些什么呢？忙著謀取博士學位也：

 

1939年，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授予名譽法學博士。

1940年，韋斯爾陽大學、杜克大學、克拉大學、卜隆大學、耶魯大學、聯合學院、柏令馬學院、賓夕法尼亞大學，授予名譽法學博士。

1941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森林湖學院、狄克森學院、密特勃雷大學、密達伯瑞學院授予名譽法學博士；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多倫多大學授予名譽法學博士。

1942年，達特茅斯學院、紐約州立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俄亥俄州州立大學、羅切斯特大學、奧白林學院、威斯康辛大學、妥爾陀大學、東北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第納遜大學授予名譽法學博士。

 

蔣介石1942年10月13日日記《上星期反省錄》中說：“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為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馀位以外，對于國家與戰事毫無貢獻，甚至不肯說話，恐其獲罪于美國，而外間猶謂美國之不敢與倭妥協，終至決裂者，是其之功，則此次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前，如其尚未撤換，則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為難矣！文人名流之為國乃如此而已。”蔣介石不明白的是，胡適之所以熱衷于榮譽博士的頭銜，不過是想用34個真的榮譽博士，來掩飾一個冒用了十年的假博士而已。

 

要之，胡適深既受徽商經營之道的熏染，又深諳美國投票選舉之奧秘，異常注重全方位的社交，“我的朋友胡適之”在學、商、官、洋四界都下了很大功夫。他的“暴得大名”，是權力——資本——媒體三位一體的產物，既不值得艷羨，更不值得炫耀。

 

 

徐子明著《胡適與國運》

 

肆

 

“暴得大名”，其實是帶有貶意的。陳嬰者為東陽令史，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史記·項羽本紀》）“暴得大名”雖然不祥，胡適卻樂此不疲，因為它帶來名利雙收，帶來了“待遇世界第一，版稅中國第一”的“行樂要及時”的“男性唱和圈的空間”（江勇振語）。但這樣一來，所謂“學問事功”，就不可能“夙夜匪懈”了。

 

諸葛有言：“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胡適鎮日處于婦姑勃豨、叔嫂斗法的狀態，加之忙于社交應酬，根本沒有讀書治學的時間與心緒。林語堂譯溫源寧《胡適之》中說：“適之為人好交，又善盡主誼。近來他米糧庫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總算公開的了。無論誰，學生，共產青年，安福馀孽，同鄉商客，強盜乞丐都進得去，也都可滿意歸來。窮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當面教訓；求差者，他肯修書介紹；向學者，他肯指導門徑；無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隨口談談幾句俗話。到了夜闌人靜時，才執筆做他的考證或寫他的日記。但是因此，他遂善做上卷書。”可為傳神之極。

 

沈尹默則回憶了兩件事：一件是聽陳仲恕講，他震于胡適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禮堂公開講演，他也去聽講，聽了好一陣，覺得有點耳熟，仔細想一下，記得是在顏習齋書里看見過，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后來知道胡博士過于忙碌，講演期到了，講稿還沒有準備好，就到琉璃廠書店去順便買了一本顏習齋的著作，在洋車上，翻了一翻，便把這一場公開講演對付過去了。另外一件，因事到他家里去，書房里有一張大的少有的書桌，桌子中間，一本一本地翻開來覆著的書堆得像一座小墳山一樣，乍一看不免使有點驚訝，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這是胡博士著書的成績，他實在沒有時間細細讀書，只好臨時翻檢，用剪報的方式去采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說“胡博士是翻書著書”。沈尹默評論道：

 

因此之故，才曉得一九二四年以后，北大學生對胡博士的信仰減低不少，是有正當的理由的。但是中學生們還是歡喜讀他的東西，這是什么緣故呢：一則是因為他的文章寫得清楚，容易了解，再則他往往單憑他的主觀愿望去處理每一個問題，輕易下斷語、作結論。中學生讀書少，不能夠發現他的輕率武斷的毛病，反而佩服他說得那么簡而明。其實，不是用簡單化的手段就可以了解一切學問的，凡稍微多讀幾本書的人，就很容易看出他文章中的漏洞。所以我以為他對于一般人的影響，是一時的，不會是永久的。他自己曾經說過：但開風氣不為師。所以開風氣這一點，一般人都是認為他的功勞，其實新文學運動的發起人是陳獨秀，打倒孔家店的主張者是吳又陵，他不過跟著盡一些宣傳力量。他又善于自吹自擂，一般人不知底里，卻把這個功勞歸到了他一個人的身上去了。

 

徐子明《胡適與國運》，描述一位“胡迷”與人的爭論，道是：“胡先生是鼎鼎大名的考古家，不料講到考古，人家總推尊李濟，董作賓，陳垣，羅振玉，王國維……（他們念了三十多個名字我記不清了）；再問下去，他們又提到顧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父子，孫星衍，畢沅，阮元……（又念了五六十個），我聽得不耐煩，便大聲反問：‘五千來年，對于《紅樓夢》、《醒世姻緣》、《水滸傳》……的考證，有誰敢與胡先生較量？’幸虧有這一手，才把他們嚇退。”（《胡適與國運》第36-40頁）也真實反映了“對胡博士的信仰減低不少”。

 

荀子《勸學篇》云：“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鼫鼠五技而窮。”蔡邕《勸學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王注曰：“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唐德剛說：“胡氏博學多才，興趣廣泛，生性又好湊熱鬧，一個題目未完，又趕著去搞另外一個熱門。一個接一個，結果一個也搞不完。”（《胡適雜憶》第39-40頁）有人說胡適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這種印象，實源于名為“札記”的日記。為什么要早早出版題為《藏暉室札記》的日記？就是因為盛名太過，無以服人，便將讀書札記公布于眾，以博早慧、淵博的名聲，仿佛能在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之間穿行，以顯示學問之高深，不過把別人的東西當成自己的東西的文抄公罷了。

 

唐德剛以《三分洋貨，七分傳統》為題，概括胡適治學的方向。按理而論，胡適是應該大搞西方文學翻譯，以為中國“樹立榜樣”的，但他只在年青時譯過幾個短篇，就收手不干了；按理而論，胡適是應該大寫一點白話詩，以為新型詩人“樹立榜樣”的，但是他只在年青時“嘗試”了一陣，就收手不干了；按理而論，胡適是不應該對中國“死文學”感興趣的，但他還沒有邁出年青階段，就開始“整理國故”了。原因很簡單：歐美文學功底不行，只能回頭來弄中國文學；當然，他是能找到借口的：為了推行杜威的實驗主義，教給青年人做學問的方法。徐子明一針見血地說：

 

胡先生的成功，向不止此！最妙是拿中國的東西騙外國人，又拿外國的東西騙中國人，這真是洪鈞老祖不傳之秘。你想，我們中國人，能學貫中西的有幾人？外國人懂得中國學問的更少了！拿一點皮毛工夫，兩邊騙騙，真是何等容易！即使識破了這套的人，又“識法不破法”，一笑置之，誰去拆穿西洋鏡？所以他打響馬鑼，演演魔術，愚夫稚子，無不信以為真。“假語村言”，哪不大行其道？你看他拿中國的諸子百家，去考取哲學博士，在美國又專講中國文明；在國內呢，他又大喊“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了。其實他對于民主政治固是外行，對于科學更是一竅不通。據他自白：他初到美國，本是學農，因為教師數他選種，他是不辨菽麥的書呆子，無法交代，自知終身不能入科學之門，還不如拿中國老東西，騙騙外國人，來得容易，所以不到幾個月，便改了行。后來，他又自覺文學一途，就是坐飛機也追不上那班老家伙，而且當時的大學生，國學根底也不壞，于是又出奇制勝，要提倡“新文學”來打倒“舊文學”，而且用些外國的體裁。當時的老學究，已不屑做白話文，何況要采用外國格式？不懂文學的，迅雷不及掩耳，不得不向他低頭。假如不玩弄這一套，他一輩子也出不了頭。其實他那《改良文學芻議》大份都是抄襲顧亭林的，其馀都是從前的“老生常談”，就因為“文學放”，迎合低級趣味，才使豎子成名。以后他又拿白話文導師的頭銜去騙山姆叔，真是“億則屢中”了！（《胡適與國運》第36頁）

 

 

江勇振著《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

 

錢穆說，胡適“是個社會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個讀書人”，“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擾之無窮”，“以言以人，兩無可取”。尤為可笑的是，胡適讓自己也上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當。他一生不曾讀過《水經注》，偶爾翻檢則有之。1937年，胡適相信孟心史的話，認為戴東原“作偽實可惡”；及讀王國維《戴校水經注跋》，對“趙東潛作《水經注釋》全部為戴東原所竊”公案提出大膽懷疑，因為在戴震是自己安徽同鄉，“我審這個案子，實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鄉東原申冤”，于是上下求證，用了將近二十年功夫，論證了戴東原“無竊書之事”，可惜徒增糾紛，無補于事。正犯了王國維所說的毛?。?ldquo;宜由細心苦讀以發現問題，不宜懸問題以覓材料。”細心苦讀原典，融會貫通，從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方是治學的正當門徑。徐子明評論說：

 

胡先生在美國十年，除了做中國圖書館管理員外，全部精神，都用在《水經注》的考據上，這種不朽的盛業，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不料他考據出那種“黃河之水天上來”的妙論，卻被臺灣享盛名的女文學家說是“一錢不值”，“決非現代學者口中之所出”（原文見《中華畫報》十三號）。他那種“火鳳凰”的“大膽假設”，真是令人噴飯；大抵因那位女作家沒有去“小心求證”罷。（《胡適與國運》第39頁）

 

其實，胡適何嘗看不出戴震的抄襲？他的意念發端，實源于抄襲謝無量的潛意識。此舉的客觀效果，除搜集到四十一種酈注版本外，還為沒能完成《哲學史》等偉著找到借口——那是因為把心力都放到《水經注》上，“往往廢寢忘食，夜間做工到天亮”啊。請看他1952年12月5日在臺灣大學講演：

 

社會上常常笑我，報紙上常常挖苦我的題目，就是《水經注》的案子。為什么我發了瘋，花了五年多的工夫去研究《水經注》這個問題呢？我得聲明，我不是研究《水經注》本身。我是重審一百多年的《水經注》的案子。我花五年的工夫來審這件案子，因為一百多年來，有許多有名的學者，如山西的張穆、湖南的魏源、湖北的楊守敬和作了許多地理學說為現代學者所最佩服的浙江王國維以及江蘇的孟森：他們都說我所最佩服的十八世紀享有盛名的考古學者、我的老鄉戴先生是個賊，都說他的《水經注》的工作是偷了寧波全祖望、杭州趙一清兩個人的《水經注》的工作的。說人家作賊，是一件大事，是很嚴重的一件刑事控訴。假如我的老鄉還活著的話，他一定要提出反駁，替自己辯白。但是他是一七七七年死的，到現在已經死了一七五年，骨頭都爛掉了，沒有法子再跑回來替自己辯護。而這一班大學者，用大學者的威權，你提出一些證據，他提出一些證據，一百多年來不斷的提出證據——其實都不是靠得住的證據——后來積非成是，就把我這位老鄉壓倒了，還加上很大的罪名，說他做賊，說他偷人家的書來作自己的書。一般讀書的人，都被他們的大名嚇倒了，都相信他們的“考據”，也就認為戴震偷人的書，已成定論，無可疑了。我在九年前，偶然有一點閑工夫，想到這一位老鄉是我平常所最佩服的，難道他是賊嗎？我就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把他們幾個人提出的一大堆證據拿來審查，提出了初步的報告。后來覺得這個案子很復雜，材料太多，應該再審查。一審就審了五年多，才把這案子弄明白；才知道這一百多年的許多有名的學者，原來都是糊涂的考證學者。他們太懶，不肯多花時間，只是關起大門考證；隨便找幾條不是證據的證據，判決一個死人作賊；因此構成了一百多年來一個大大的冤獄！

 

唐德剛說：“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所以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這便是海內外‘專家’——不論‘白專’或‘紅專’——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胡適雜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牟宗三說：胡適“對中國哲學一點都不了解，沒有一句相應的話，所以只寫了上卷，后來也寫不下去了，轉去做考證，考證禪宗，也以外行人瞎考證，……其實他是真的外行。以像他這種人來領導學術界，出大風頭，這當然非國家學術之福”，都是說得很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