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林治波：胡適其人其事其學其德

點擊：3950  作者：林治波    來源： 察網  發布時間:2017-03-01 10:18:43

 

           【摘要】無論從人品、學問、貢獻、胸懷哪方面看，胡適的道德學問與他的巨大名聲都是很不相配的。將他立為后人偶像，是為了使更多年輕人上當受騙，將年輕人培養成新一代媚外群體。 

胡適，民國文人兼政客，解放后曾遭到批判，改革開放后又名聲鵲起，被公知們捧上了神壇，簡直奉若神明。

一個網名叫“擺古論今”的，在自己的微博中發了這樣一個帖子：

【“馮順弟，23歲守寡，她不識字，但對唯一的兒子悉心教育，從不在別人面前批評兒子，以免傷到兒子自尊心。但每天早晨，都要對兒子晨訓，兒子說錯的話，做錯的事，全都跟兒子講清楚道理，告訴兒子錯在哪里。不管家境多么窘迫，也要為兒子買書。她的兒子是胡適，后來成為大思想家，一生得過35個博士頭銜。”】

不明就里的人看了這個帖子，會頓生感動，進而贊嘆：嘖嘖，一個偉大的母親哺育了一個偉大的兒子!

真的是這樣嗎?

本人其實無意于研究胡適，因為此人不配消耗在下的精力;但既然公知們如此抬舉此人，奉之為偶像，贊之若神明，那就不妨粗線條地梳理一下胡適的人生，看看這到底是個何許人物。

一、胡適的人品好不好？

既然母親對胡適這個兒子家教如此之嚴，胡適該出息為一個好孩子吧?其實不然。

1904年春天，胡適告別了母親和家鄉，跟隨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學，在上海一直呆到1910年。其間，胡結識了一個德國人，名叫何德梅(Ottomeir)，原是中國新公學的教員，一個洋混混。胡適跟著何德梅等一班酒肉朋友鬼混，把舊社會那一套墮落行徑——吃喝嫖賭，全都學會了。“有時候，整夜的打牌;有時候，連日的大醉。”這種種情況，在胡適自己的日記里也有所反映。據現存的59天版本《藏暉室日記》(己酉十二月十四日——1910年1月24日，迄庚戌二月十三日——1910年3月23日)粗略統計，有明確記載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進戲園、捧戲子11次、逛窯子嫖妓女10次，共計53次。(《藏暉室日記》，收入《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版上冊。)每日里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與戲子往來，便是逛窯子，幾乎天天如此。有時日記上寫著“連日打牌”，有時牌局“至天明始終”，比如：7月13日：打牌;7月14日：打牌;7月15日：打牌;7月16日：自省——“你怎么能如此墮落!先前訂下的學習計劃你都忘了嗎?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反省了一天，然后接著打—— 7月17日： 打牌;7月18日：打牌……有時在這家妓院出來，又進另一家妓院，妓家關門睡覺了，甚至“敲門而入”。 真是花天酒地，吃喝嫖賭，墮入浪蕩的深淵了。

在以后的歲月里，有人說胡適畢竟浪子回頭，把吃喝嫖賭的毛病改了。其實不然，1911年胡適赴美留學，到了美國依然逛窯子嫖洋妓，從美國回國后還是繼續逛窯子嫖妓，甚至拉著徐志摩一起去嫖妓。

那么，成了道貌岸然的大文人且混入政壇之后，胡適的生活不荒唐了嗎?人品變好了嗎?也沒有。蔣介石評價胡適曰：“對于政客以學者身份向政府投機要脅(挾)，而以官位與錢財為其目的。平時唱中立，不送錢就反腔，而胡適今日之所為亦幾乎等于此矣!” 人們或許不知，奇葩胡適博士，正是今天拿錢發帖的公知水軍們的祖師爺。胡適受聘于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年薪是5200美元，而現在能夠查到的是：1951年至1955年間蔣介石透過俞國華向胡適送過9筆錢，每次5000美元。《臺灣是多么自由》一文，竟讓蔣介石掏了15000美元!蔣介石曾說，胡適“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而胡適的作為恰恰印證了蔣的判斷：給它喂上幾口，這只“野犬”就會為主人“狂吠”幾聲!

胡適一家和許多中國家庭一樣，是切切實實受過傳統宗族救濟制度恩惠的人。成年之后，很多人都能夠對宗族傳統保持著一份尊敬與珍重之情，認為宗族是“吾國人道主義精神的生長點”。而青年胡適則成為一名致力于反傳統的公知，說“吾國之家族制，實亦有大害”。胡適這么說，實在是忘恩負義。

1962年2月24日，胡適突發心臟病去世。對其知之甚深的蔣介石長出一口悶氣，送了一副挽聯，上書：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此聯看似稱頌，實則頗含嘲諷之意。

1923年，胡適在杭州與曹誠英同居。“擺古論今”微博里吹捧胡適母親教子甚嚴，還用了一副女性照片，但那人其實不是胡母，而是胡的情人曹誠英——胡適三嫂的妹妹。原來胡適在同江冬秀舉辦婚禮的時候，就看中了比自己小11歲的伴娘曹誠英。胡吃了窩邊草，曹便懷孕了。為了愛情，曹毅然離婚，北上找胡適逼婚，如同現在的小三逼婚一個節奏。 這就是蔣之挽聯上聯“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來源。

曹誠英帶子逼婚，胡博士旁敲側擊地向妻子江冬秀提出離婚，不料江氏竟拿出菜刀，以殺死兩個兒子相威脅，嚇得胡博士抱頭跪地，再也不敢重提離婚之事。曹無奈墮胎。這就是蔣之挽聯下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的來源。

1962年3月3日，蔣介石在“上星期反省錄”中寫道：“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這是蔣對胡之死所作的結語與真實評價。

二、胡適的學問深不深？

梁漱溟晚年接受采訪的時候，談到他一生最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章士釗，一個是章太炎。有后生在章太炎面前議論哲學時談及康有為、梁啟超，并問“先生對于胡適之怎樣看”，不料章老先生竟哈哈大笑：

“哲學，胡適之也配談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適之，他連‘根’都沒有。”

(顧曉綠：《1912-1949民國映畫：一言難盡》，團結出版社)此語可謂一語中的、一針見血。

旅美學者唐德剛，乃近代史大家，筆者曾與之謀面請益。唐先生曾整理過《胡適口述自傳》，并著有《胡適雜憶》。他對胡適頗有高評，但對其學問也不以為然：“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所以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這便是海內外‘專家’——不論‘白專’或‘紅專’——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摘自《胡適雜憶》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北大孔慶東兄在其微博中也對胡適作了一個入木三分的評價：

“胡適參與了很多開風氣的文化事件，有他應該肯定的歷史地位。但其學問才華品德都是三流的，無一句超過普通教授水平的話。年輕時被學界蔑視，后來老前輩死光，他又勾結官府，殘害學生，被老蔣當做玩偶利用，名氣大了起來。近年大陸的果粉漢奸暴增，找不到精神領袖，就把這個癟三捧了起來。”

國學大師、史學家錢穆和胡適為同代人，他對胡適第一印象即大不佳，胡的為人處世、待人接物令他反感，認為此人“是個社會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個讀書人”，“以言以人，兩無可取”。據了解錢穆的人說，錢先生對一個文人作出“不是個讀書人”的評議，確是很嚴峻的判詞了。錢穆對胡適的這種印象，后來只有加深，而無改變。其“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擾之無窮”，正是錢穆對胡適樂于塵俗而無暇學問的判斷。

錢穆與胡適相識于1928年。其時，錢穆尚在蘇州中學教國文，而身為北大教授的胡適早已名滿天下。胡適曾得人叮囑，來蘇州有兩人必見，其一便是錢穆。必見的理由可以想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對象是先秦諸子，而錢穆也正于此處用力，對諸子問題別有洞見。胡適往蘇州中學演講之際，校長招呼原本在臺下落座的錢穆登主席臺與胡適同坐。

和真有學問的人一見，胡適即露了原形。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記述當時的情景：

“余時撰《先秦諸子系年》，有兩書皆討論《史記?六國年表》者，遍覓遍詢不得。驟遇適之，不覺即出口詢之。適之無以對。”

演講結束，校長請客，錢穆陪席。主人請胡在蘇留宿，胡適以忘帶刮胡刀為由，堅持當日即返回上海。錢穆忖度胡的堅辭與他的“無以對”多少有些干系。此后，胡適頗不愿和錢穆打交道。兩人關系疏遠，原因之一是立場相反，氣味不投，一個崇洋，一個守舊;更重要的原因，是胡適的學問猶如蜻蜓點水，與錢穆相差太遠，很怕錢的較真和拷問。(參見余斌：《錢穆對胡適第一印象不佳：骨子里不是個讀書人》，《萬象》雜志)

三、胡適的骨頭硬不硬？

據何新先生研究，胡適在康奈爾大學就讀農學期間，于1911年12月初次接觸及了解共濟會。康奈爾大學是得到共濟會、光明會基金資助創辦的大學。另據臺灣聯經版《胡適日記全集》，1911年12月2日胡適記：

“夜往訪L. E. Patterson之家，夜深始歸。是夜偶談及Freemason(規矩會)之原委始末。”

1914年，胡適24歲。經推薦前往哥倫比亞大學(共濟會著名大學)攻讀哲學，從學于哲學家約翰?杜威。杜威是美國共濟會33級別大師，胡適經他介紹入會為石匠學徒。

共濟會，乃白人種族主義的最高秘密組織，是一個致力于消滅所謂垃圾人口、建立白人種族主義統治的極為反動的秘密政治組織。加入了共濟會，就意味著必須遵循共濟會的宗旨，在中國為共濟會工作，說白了，就是專干損害中國利益、背叛國家民族的事。從此，胡適一生的所作所為，都與此相關。具體說，就是親西方，在中國推行西方自由主義，反共，挖祖墳，詆毀中華文化。其從美國歸國后，便糾集同伙，發起組織了一個“疑古派”，主張中國的夏商周是并不存在的虛構的歷史，即便東周以后的史料也“寧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當時的有識之士就指出，胡適一伙“大肆販賣西方學者之唾余，以民族虛無主義誤導中國社會”，企圖從根子上瓦解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同時為傳播西方自由主義打開空間。這是胡適對中華民族的大逆不道。

反對愛國主義，貶損民族精神，是胡適一貫的政治傾向。早在1915年，胡適發表《致留學界公函》，反對抗議《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愛國學生運動，罵愛國學生們是“理智失常”，得了“愛國癲”(《胡適全集》第28卷第129頁)。今天的公知們咒罵愛國者為“愛國賊”，與他們的祖師爺胡適真是一脈相承。

面對日寇侵略中國的暴行，胡適作為學界領袖，非但不主張抵抗，反而呼吁妥協。1933年，長城抗戰失敗，國民政府與日寇簽訂屈辱的《塘沽協定》，變相承認日寇對中國東北的侵占，遭到愛國民眾的譴責，而胡適卻為之辯解，聲稱“非如此不可”。1935年，他致信蔣介石，竟要求國民政府放棄東北三省，承認偽滿洲國。其理由是：以東三省數千萬人民被日本蹂躪50年為代價，資源被日本掠奪50年為戰略，可“繼續剿共50年”。對此，魯迅先生諷刺說：

“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

 (魯迅：《出賣靈魂的秘訣》)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面對敵強我弱的嚴峻形勢，蔣百里將軍發表文章，科學分析中日國情，堅定地鼓勵國人——“打不了，也要打，打敗了，就退，退了還是打，無論打到什么田地，窮盡輸光不要緊，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和它講和!”“千言萬語化作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而胡適則恰恰相反，和周佛海等人拼湊“低調俱樂部”，散布“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再戰必亡”的論調，反對抗戰，他說：“我情愿亡國”，“決不主張對日作戰”(《胡適全集》第21卷第610、617頁)，甚至將愛國軍民的抗戰呼聲污蔑為“歇斯底里的風氣”。他要求國民政府以日方提出的條件為基礎來舉行談判，并“自動地主張東三省解除軍備，中、日皆不得在東三省駐兵”(《胡適全集》第21卷第478頁)，還說什么，“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可以征服中國，這就是征服中國民族的心”。胡適的歪理邪說讓愛國者深感氣憤。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會議上，程潛將軍說：“胡適是漢奸!”國民政府司法院長居正則要求“逮捕胡適”。當時的青年學生致信胡適罵道：

“適之先生：《塘沽協定》簽字之后，你曾替它辯護過!現在喪心病狂的軍人又把整個的華北出賣了，你還替它辯護嗎?唉!我的胡適之老師!胡先生，我們深切的明白了你的人格!你媽的!難道華北賣給日本以后，你還能當北大的文學院長嗎?”

1937年8月初，蔣介石在廬山召見胡適等北方學者。陶希圣回憶說：

“八月初，委員長約了張伯苓、蔣夢齡、胡適之、梅貽奇和我到黃埔路官邸午餐。……胡適之先生建議，請委員長指示南京上海的報紙，不可攻擊張自忠。在國際法上，一個大都市被敵軍侵入的時候，市長為了保全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與敵軍訂立臨時條款，是合法的。他相信張自忠是忠于國家的，二十九軍是抗日的。委員長說：我立刻告知他們，不可攻擊張自忠.張自忠是愛國的，二十九軍是抗日的。”

(摘自陶希圣《由牯嶺到南京》)此處胡適的話，表面看似替張自忠說情，實際上卻表明了胡適不愿對日作戰的一貫立場。值得玩味的是，后來張自忠英勇戰死于抗日沙場，悼念、謳歌張將軍者從國到共，由上而下，成千上萬，而胡適卻不置一詞。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胡適在民族立場上的軟骨病，決定了他必然和漢奸走得很近。走得最近的，當然就是汪精衛。兩人過從甚密，臭味相投。汪叛國后，輿論一片責罵，而胡卻默然。1944年汪死于日本，國人拍手稱快，胡卻頗為痛心，在其日記中寫道：

“精衛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

一個漢奸，在胡眼里竟成烈士!蔣介石對胡的評語可謂深入骨髓：“徒有個人而無國家，只有私情而無道義。”1960年10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里寫道：

“此人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

“文化買辦”，蔣介石對胡適的定性可謂精準。

四、胡適的貢獻大不大？

胡適如此之多的不堪，讓公知也深感難堪。于是有人提出，胡適出使美國，為抗戰做出了重大貢獻!

真是這樣嗎?且看歷史的真相：

1937年8月19日，胡適覲見蔣介石。蔣命其擔任中國駐美大使，交給他的任務是：“即日去美國，進行抗戰宣傳”。可是，胡適之到了美國后怎么做的呢?日寇侵華采取了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胡適在美期間則采取了“四不”政策：不宣傳、不借款、不購軍火、不辦救濟事業。

既然他什么都不做，那都忙了些什么呢?

忙著謀取博士學位。

其實，赴美之前胡適已有了4頂博士帽，但還嫌不夠多。

1939年，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分別授予名譽法學博士。

1940年，美國8所大學——韋斯爾陽大學、杜克大學、克拉大學、卜隆大學、耶魯大學、聯合學院、柏令馬學院、賓夕法尼亞大學，分別授予胡適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形成“博士高峰年”。至此，他的博士帽有14頂了。

1941年，胡適在美國被授予博士學位有5個，在加拿大被授有2個。前者全是名譽法學博士，分別為：加利福尼亞大學、森林湖學院、狄克森學院、佛蒙特州的密特勃雷大學、密達伯瑞學院;后者是麥吉爾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和多倫多大學(名譽法學博士) 。

1942年是胡適拿博士帽的第二個“高峰年”，達10個之多，都是美國大學授予的。其中兩個是名譽文學博士：達特茅斯學院、紐約州立大學;其它8個是名譽法學博士，分別是：俄亥俄州州立大學、羅切斯特大學、奧白林學院、威斯康辛大學、妥爾陀大學、東北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第納遜大學 。

此后，美英大學又陸續授予胡適5頂博士帽。

抗戰最艱苦的歲月，愛國軍民浴血奮戰，胡適卻在大弄博士學位，前前后后一共弄了36頂博士帽!

蔣介石看在眼里，氣在心上。1942年10月13日，蔣在日記《上星期反省錄》中評價說:“

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彼使美四年，除為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余位以外，對于國家與戰事毫無貢獻，甚至不肯說話，恐其獲罪于美國，而外間猶謂美國之不敢與倭妥協，終至決裂者，是其之功，則此次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前，如其尚未撤換，則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為難矣!文人名流之為國乃如此而已。”

蔣介石這段日記透露的信息是：胡作為中國駐美大使，生怕得罪美國，連該說的話都不肯講。外間傳說美國之所以不與日本妥協，且最終與日本決裂，都是胡適的功勞，這完全是扯淡。其時，國民政府正與美英商議廢除列強與清朝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蔣估計，若此時尚未將胡撤換，則廢約之大功可能又會歸之于胡，那樣的話要撤換他就更難了。故蔣感嘆，文人名流的“為國”不過如此而已。

五、胡適的胸懷寬不寬？

在清華第五屆庚子賠款留美考試中名列第一，后來成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藝文及科學院院士、美國亞洲學會會長的何炳棣先生，十分推崇毛澤東的詩詞。1958年，他親自將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翻譯成英文發表，四處推介，贊賞備至。然而，卻遭到胡適的反對。在胡適的紐約公寓里，兩人就此發生爭執。胡認為何對毛詩評價太高，理由是“看了很不舒服，因為你還夸他頗有詩才。事實上，他當初在北大還不配上我的中國文學史班呢!”何據此認為胡過于自負，自認是文化藝術界第一人，不肯承認有比他更高之人。除毛詩之外，胡適還認為，陳寅恪不過爾爾，也就是記性好而已。從這兩件事上，可以看出，胡適的自負并非基于其真才實學，而是缺乏容人之雅量。胡適對毛詩的非議，還見于《胡適日記》。1959年3月11日，胡適讀到大陸出版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便在其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看到大陸上所謂‘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共九葉。真有點肉麻!其中最末一首是‘全國文人’大捧的‘蝶戀花’詞。沒有一句通的!……我請趙元任看此詞押的舞、虎、雨，如何能與‘有’韻字相押。他也說，湖南韻也無此通韻法。”(參見《胡適日記全編(1950—1962)》第8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8—569頁)其實，深諳詩詞格律的毛澤東對于韻腳不合十分清楚，故在其“作者自注”中解釋說：“上下兩韻，不可改，只得仍之。”說明毛澤東在此破韻，只是不想因韻害意而為之。如此用韻，意與聲諧，渾然天成，是一種不拘程式的更高境界。毛澤東在遵循詞律的前提下，根據表達需要而稍加變通，不正是他“舊體詩詞要發展，要改革”詩論的一種藝術嘗試嗎?反之，了無詩意，缺乏詩味的句子，即便切韻合律又如何?顯然，胡適如此膠柱鼓瑟、吹毛求疵，苛刻地將毛的《蝶戀花》貶得“沒有一句通的”，不是他的水平高，而是他的器量小，實質上屬于羨慕嫉妒恨。至于其“他當初在北大還不配上我的中國文學史班呢”這句話，則更屬于一種虛妄無聊的自負。不配上你的中國文學史班的毛澤東，卻締造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理論體系，領導中國人民創建了新中國，不但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甚至影響了世界力量對比的大格局。胡適全然不見泰山之鴻巨，而獨拿詩詞挑刺以作障目之論，只能說明其心胸之局促、器量之狹窄。況且，僅以詩詞而論，胡適之詩詞與毛澤東相比，差距也不可以道里計。

恰巧，毛與胡均寫過《沁園春》，不妨擱在一起，兩相比較一下：

胡之《沁園春》：

【客子何思?凍雪層冰，北國名都。想烏衣藍帽，軒昂少年，指揮殺賊，萬眾歡呼。去獨夫“沙”，張自由幟，此意于今果不虛。論代價，有百年文字，多少頭顱。

冰天十萬囚徒，一萬里飛來大赦書。本為自由來，今同他去;與民賊戰，畢竟誰輸!拍手高歌，“新俄萬歲”!狂態君休笑老胡。從今后，看這般快事，后起誰歟?】

毛之《沁園春》：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臘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心平靜氣地說，兩首詞根本不在一個量級上。胡詞氣勢孱弱，想象乏力，文辭更有不逮。其詞既不夠“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更不夠“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與人們想象中剛從哥倫比亞大學讀博歸來，高擎新文化運動大旗呼嘯前進的英姿勃發、顧盼自雄、風華正茂的形象頗有不合，可謂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與毛詞相比，胡詞差矣;作為中國新詩之開山鼻祖，即便在新詩百年長河中，胡詩也差矣。胡適在詩詞上對毛找茬挑刺，實乃自討沒趣。其對毛之苛刻，緣由似有兩點：一是因主義對立，故而在主觀情感上不愿認同毛的成就;二是因自知不如而內心自卑，故在對待毛之事上不能像其對待他人那樣優游自如。胡對毛如此刻薄，而毛對胡評價如何呢?1956年2月，毛主席在懷仁堂宴請全國政協的知識分子代表時，談及胡適，他平和地說：“胡適這個人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貪戀什么?批判嘛，總沒什么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參見唐弢：《春天的懷念》)毛、胡互評，兩人器量之大小，高下立判。(此段內容參見于朱向前先生的《從兩則史料看胡適評毛詩》一文，《毛澤東詩詞研究》2014年第1期)

六、胡適的主義真不真？

一個人，倘若抱定一種主義，堅持不懈，始終不渝，即便不為他人認可，也足以令人尊敬;但胡適并非如此，而是一個十足的實用主義者、機會主義者。

看看他是如何對待皇帝的。1922年5月17日，閑極無聊的溥儀把電話打到了胡適家：“你是胡博士呵?好極了，你猜我是誰?”

“您是誰呵?怎么我聽不出來呢?……”

“哈哈，甭猜啦，我說吧，我是宣統啊!”

“宣統?……是皇上?”胡博士受寵若驚。

“對啦，我是皇上。你說話我聽見了，我還不知道你是什么樣兒。你有空到宮里來，叫我瞅瞅吧。”(溥儀《我的前半生》)

胡適興奮莫名：皇上要召見我了!他在日記里寫道：“今天清室宣統帝打電話來，邀我明天去談談，我因為明天不得閑，改約陰歷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宮中逢二休息)。”(《胡適日記全集》第三冊)為此，胡適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宣統與胡適》，文中頗為得意地說：“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其興奮之情、驕傲之感溢于言表。

承蒙“皇上”召見之后，胡博士興奮之余，還給莊士敦寫了封信，描繪令其驕傲難忘的場景：“不得不承認，我很為這次召見所感動。我當時竟能在我國最末一代皇帝——歷代偉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這，就是號稱新文化運動領袖的胡適之博士，在封建廢帝面前的表現!

為此，1931年10月上海《申報》登載《蔣召見胡適之》一文，把胡博士譏諷了一頓。魯迅接著加了一把火，說：“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霉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當‘宣統皇帝’遜位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見過以后，也奇怪，人們不知怎的先問他們怎樣的稱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現在沒有人問他怎樣的稱呼。為什么呢?因為是知道的，這回是‘我稱他主席嘛(很明顯惡搞胡適之的【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見蔣)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二心集?知難行難》)

是否真的主張民主自由，更重要的是看他對待現實政治的態度。鐵的事實是，胡適是《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始作俑者之一，又是第一個在《臺灣戒嚴令》這個毀滅民主、自由、憲政的文件上簽下自己大名的人。在臺灣，胡適自己可以“批判”一下蔣公，但不容許別人也如此做，別人誰批判蔣介石那胡適就批判誰。以致美國人都調戲胡博士說：“臺灣言論自由，只有胡適一個人的自由”。(智效民 ：《胡適與蔣介石的交往》)

1953年，胡適在日記里記載：“我說，臺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一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

一年后，也就是1954年，原臺灣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吳國楨赴美后反水，發表《在臺灣你們的錢被用來建立一個警察國家》，引起輿論震動。剛剛指責“臺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的胡適之，看到這篇文章后是什么反應呢?

胡博士大為光火!蔣公也是你們能黑的?要黑也只能我來黑!蔣介石則大為著急!趕緊派人給胡適送上美元。拿了美元的胡博士不僅寫信批評吳國楨，還大筆一揮，展開反擊——聞名遐邇的洗地奇文《臺灣是多么自由》出籠了!由此拿錢發帖之事例可見，在金錢利益與民主自由之間，胡博士完全站在了金錢利益一邊;在政治需要與事實真相之間，胡博士完全站在了政治需要一邊，一切都由著他胡噴!

胡適大節不端，小節亦然。一是其品德不怎么樣，這吃喝嫖賭放在黃金榮一類人身上不是什么大問題，而放在一個北大校長身上就是問題;二是其學問不怎么樣，沒有真才實學，無論歷史、文學、哲學、教育、紅學，哪一門都稀松平常;三是其氣節不怎么樣，崇洋媚外，挾洋自重，加入共濟會，是對中華民族的背叛;四是其對祖宗祖國不怎么樣，挖祖墳，詆毀中華文化，搞歷史虛無主義，為他傳播西化制造空間，此乃大逆之罪。

胡適的一生，姑不論其吃喝嫖賭、浪蕩墮落，也不論其私欲熏心、投機善變，僅以其政治立場論，也是乏善可陳：從“低調俱樂部”到恐日妥協的各種言論，從鼓吹自由主義到甘當蔣家王朝之鷹犬，從崇洋媚外到挖祖墳虛無中華文化，胡適離漢奸很近很近，近到了僅一步之遙。還好，他終究沒有跨出那一步，總算守住了底線，所以不能稱之為文化漢奸，而只能稱之為文化買辦。

總而論之，盡管胡適參與新文化運動，自有其歷史貢獻與地位;但其道德學問和他的巨大名聲是不相配的。胡適，不配成為后人之偶像。筆者和此人無冤無仇，之所以揭一揭他的短，就想說明這一點，以免更多的年輕人上當受騙，被他忽悠成新一代媚外公知。

【林治波，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