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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治波：中國道路的啟蒙之作——摩羅新著《歷史的選擇》序言

點擊：2826  作者：林治波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7-05-03 11:01:53

 

       【導讀】我們不得不嚴肅認真地回答以下問題：是走國民黨的路好，還是走共產黨的路好?究竟是國民黨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正能量，還是共產黨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正能量?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這場革命，是不是白忙一場?假如不革命是不是更好?他們建立的新中國，是不是本來就不應該出現?假如沒有它，中國是不是早就騰飛世界了?在西方列強和殖民者面前，究竟是國民黨能維護民族利益，還是共產黨更能維護民族利益?究竟是國民黨更能引領中華民族復興，還是共產黨更能引領中華民族復興?這本書的主體部分，就是摩羅兄對上述問題的有力回答。

 

 

國慶長假前夕，摩羅兄來電邀我為此書作序，我實不敢當，惶恐之余要他另請高明。無奈摩羅兄一再堅持，只好從命拾筆，勉為其難。

(一)

結識摩羅兄是在微博上，因為志同道合，同聲相求，故常有互動。今年5月，邀他來人民日報社甘肅分社和蘭大新聞學院講座，題目正是此書的主題——《中國革命的大邏輯》。這個題目，摩羅兄顯然是做了深入研究和系統思考的，因此演講不但觀點鮮明，而且內容豐富，邏輯嚴謹，論證有力，受到聽眾的熱烈歡迎和高度評價。大家聽了以后，都感到豁然開朗、深受啟發。這雖是我和摩羅兄的初次相見，但因為思想相通，神交已久，頗有一見如故之感。摩羅兄是江西人，但在我的印象里，他的氣質不是南方朋友通常的那種聰穎靈銳，而是溫和樸厚，更像是一個北方學者。

今天的中國，由于經濟利益多元化，加之西方的和平演變已經持續了幾十年，因此意識形態領域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甚至相互對立，分歧巨大。一方面，愛戴毛主席、擁護社會主義的力量依然存在，人數眾多;但另一方面，詆毀毛主席、反對社會主義的也大有人在，且可以暢所欲言、四處散播。在這種情況下，就連最應該具有共識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都受到了猛烈攻訐，而替漢奸買辦鳴冤叫屈的言論甚囂塵上，主張私有化、膜拜市場化、贊美資本主義，以及否定共產黨和中國革命、贊美國民黨和蔣介石并將民國譽之為“黃金時代”的言論更是汗牛充棟，司空見慣。意識形態領域這種是非顛倒、善惡不辨的混亂狀況，讓大家倍感困惑和氣憤。

摩羅兄在書中提及，前些年他回江西農村老家過年，跟村里一位兄弟談起中國的經濟成就和國際地位。不料，這位兄弟竟反問道：“中國經濟的確發展了，就一定是共產黨的功勞嗎?如果蔣介石沒被共產黨打垮，中國經濟就不發展了嗎?我們現在就不富裕了嗎?沒準會更好些呢?”

一位與意識形態并無直接關聯的農民兄弟，居然提出了這樣的反問，可見這種不良思潮的蔓延之廣、影響之大，也可從一個側面證明這種思潮實際上代表了當下中國文化與政治界的主流意識形態。這逼迫我們不得不嚴肅認真地回答以下問題：是走國民黨的路好，還是走共產黨的路好?究竟是國民黨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正能量，還是共產黨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正能量?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這場革命，是不是白忙一場?假如不革命是不是更好?他們建立的新中國，是不是本來就不應該出現?假如沒有它，中國是不是早就騰飛世界了?在西方列強和殖民者面前，究竟是國民黨能維護民族利益，還是共產黨更能維護民族利益?究竟是國民黨更能引領中華民族復興，還是共產黨更能引領中華民族復興?

這本書的主體部分，就是摩羅兄對上述問題的有力回答。圍繞這些問題，摩羅兄從揭露西方殖民歷史真相入手，弄清了西方殖民者的各種殖民方式、殖民邏輯及其邪惡本質，在此基礎上闡述了中國革命的必然性和中國革命的大邏輯，以及中國共產黨相較于國民黨的高明與進步之處。摩羅兄深刻指出：

“中國革命之所以獲得徹底的成功，是因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草根群體，避開了西方殖民者的洗腦，沒有染上買辦思維，從民族利益和人類公理出發，洞悉了西方殖民的邏輯，并且有針對性地找到了破解這種殖民邏輯的革命邏輯。”

這些邏輯就是：必須建立擁有完整主權的獨立國家，以國家的力量來抵抗殖民掠奪和控制;后發國家要想迅速發展，必須打破資本主義模式，擺脫附庸地位，另建發展模式;國家政權必須有能力消滅作為殖民勢力代理人的買辦階級，并在建設國家發展經濟的思路上杜絕買辦思維;后發國家要想在殖民強國主導的國際社會謀求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的增長，必須具有超強的組織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后發國家必須具備產業規劃能力和與之相應的民族產業保護能力，這就必須具備與帝國主義強國對等談判的談判地位和平等協商的談判能力。

中國共產黨遵循這些邏輯，領導中國人民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建立新中國，開創社會主義制度，展開社會主義建設，這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時代的選擇，也是最佳的選擇。這種選擇不僅有其必然性，更有其合理性和優越性。在此基礎上，摩羅兄進一步強調：

“中華民族最大的幸運是炎黃堯舜奠定了一個舉世無雙的偉大道統，中華民族更大的幸運是在民族需要脫胎換骨起死回生的危亡境遇中，出現了堪與炎黃堯舜并立，也唯有炎黃堯舜才堪與他并立的英雄子孫毛澤東。他是炎黃堯舜道統的繼承者和升華者。他是再造中華民族并引領人類擺脫西方殖民勢力奴役的偉大英雄。”

摩羅兄強調：“中國一旦被殖民勢力拽入世界體系，她就必將砸爛這個黑暗體系，埋葬資本主義制度和奴隸制度，而重造一個平等、和諧、光明的世界體系。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意義。”但西方列強見不得中國好，他們絕不允許中國發揮這樣的作用，這是由西方文明的強盜邏輯和邪惡本質決定的。用摩羅兄的話說，“在西方統治集團的全部政治想象中，只有一種制度，那就是奴隸制度，絕無第二種。在西方統治集團的全部政治思維中，只有一種奮斗目標，那就是當奴隸主。”確實如此。當中國衰弱時，他們穿著軍裝來，用槍炮打開中國大門，實行強盜式的殖民統治;當中國強大時，他們穿著西裝來，采取各種看似和平的方式，進行隱秘的經濟掠奪。書中，摩羅兄還振聾發聵地提醒我們，西方的殖民統治從來就沒有結束，只是變換了方式而已。“現在是殖民的高峰。我們對殖民不要曲解，不要認為大炮打你，簽一個不平等條約才是殖民。以前西方殖民要派軍艦，有風險，搞不好還要被搞死幾個。后來，西方經過幾百年的軍事殖民后，奠定了今天的世界結構，今天所謂全球化運動，其實就是西方殖民的制度化定型。”在今天的中國，大量的漢奸買辦正干著與西方殖民者里應外合的勾當，幫著西方殖民者掠奪中國財富。因此，中國要獨立、要發展、要崛起、要民族復興，就必須清除漢奸買辦思潮，打掉與帝國主義列強里應外合的賣國勢力。不如此，中國就無法堵住財富外流的巨大黑洞，就無法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理想。遺憾的是，至今沒有見到這方面的意圖與決策。

(二)

中國人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中國革命的大邏輯》有力地回答了前一個問題，而涉及后一個問題的，是書中關于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的討論及中國主流文化和文化戰略、國家戰略的構建。其中，關于中國模式的問題值得重點關注。

摩羅兄自信地認為，“中國的崛起將是另一種文化和文明的崛起，將會給世界提供一種新的發展模式和前景。人類和地球都將因中國崛起而面臨一種新的命運——這才是中國的大目標。”

的確，今天的中國人應該具有民族自信了。一方面是我們取得了蓬勃發展和巨大成就，一方面是因為西方資本主義開始顯現衰落的跡象。

在我看來，西方資本主義在經歷了崛起、發展和鼎盛的階段之后，現在已經處于下滑之勢。今天的資本主義面臨著無解的三大災難性問題：

一是無節制的物欲崇拜與物質化的生活方式，導致全人類所追求的物質享受使地球已不堪重負，空前的生態災難已經開始。

二是資本主義模式導致貧富分化加速演進，貧富差距拉大的速度之快超乎預料，驚人的貧富分化正在撕裂著這個世界。

三是看似美麗的一人一票，掩蓋不了西方國家少數精英資本專政的實質，也掩蓋不了由此導致的執政集團的短期行為傾向，其種種弊端日益顯現出來。

用摩羅兄的話說，今天的西方病表現為三個方面：他們創造了高能耗、高消費的發展模式，極大地破壞了環境;他們用強權建立了一個極不公平的全球經濟秩序，加劇了西方式的貪婪和罪惡;他們已經習慣于用精神極權主義和強盜主義統治世界，并從中受益五百年。

可以說，西方資本主義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陷入了日益深刻的危機。所謂“歷史的終結”的說法，只不過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短期繁榮而導致的虛幻結論。面對今天西方資本主義的困局，“歷史終結”說的始作俑者弗朗西斯·福山也失去了以往的底氣。

而與此同時，頂著西方資本主義的巨大壓力走過了60多年的新中國，不但沒有崩潰，不但沒有被落下，反而實現了國民經濟與綜合國力的高速增長，創造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紀錄，中國的發展模式也因此而越來越多地受到世界的矚目和認可。

與歷史大勢相反動的是，頗有一些中國學者和官員不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依然堅持走西化和所謂“與國際接軌”的路線。對此，摩羅兄滿懷信心地指出：“西方文化統治全世界幾百年，給全人類文化生態和地球環境都帶來了無法自我克服的弊病，而中國文化資源中，飽含著克服這些弊病的思想財富。”“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許多優秀資源，可以用來遏制西方癌細胞的擴張。中國人在治療西方病方面具有特殊的哲學優勢、文化優勢、道德優勢、體量優勢和力量優勢，中國人應該勇敢地肩起主治醫生的責任。”

那么，中國模式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模式呢?它和西方資本主義模式有什么區別呢?如果把新中國六十多年的已有經驗和未來發展的理想愿景結合起來，那么筆者認為，中國模式應當包括以下要素，在此不妨列出以為摩羅兄之補充，并供大家討論：

——領導體制上，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黨和政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扮演著遠比西方國家政府更為重要的角色;

——意識形態上，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政治上，實行超越精英民主的人民民主，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民當家作主;

——經濟上，以勞動價值論為指導，勞動在分配中的比重超過資本，從根本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全社會共同富裕;

——價值觀上，以“為人民服務”為各級政府、各種機構的核心價值觀;以“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為個人修身的核心價值觀;

——所有制上，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

——國家與社會支撐上，以本國民眾的和平勞動，而不是以軍事侵略、經濟掠奪、殖民統治等邪惡方式來支撐國家運轉與民眾生活;

——社會治理上，實行以傳統德治與現代法治的有機結合，宣揚家國同構，踐行德法互補;

——經濟管理上，實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兼顧公平與效率;

——科學技術上，以自主創新打破西方資本寡頭的技術壟斷，實現價格低廉的高技術應用與知識產權輸出，造福中國人民與全人類;

——軍事上，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而非軍隊國家化，堅持防御性而非進攻性的國防政策，中國軍隊不是用于謀取霸權的工具而是用于保衛和平的力量;

——外交上，堅持獨立自主，與各國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平等相待，不干涉他國內政，包容各國政治制度、種族與文化的多樣性;

……

上述要素，有的已經做到，有的并未做到而當努力為之。中國模式究竟包含和應該包含哪些元素，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也是一個需要不斷探索的問題。不過，僅僅從中國模式的上述元素和基本特征中，我們也可以明顯看出其三重屬性：一是中華文化屬性，二是社會主義屬性，三是借鑒融合了西方文化的部分合理屬性。因此，中國模式不是一個純粹而封閉的模式，而是一個融通古今、兼容中西的模式。縱觀歷史、橫看世界，只有中國具備這樣的潛力和底蘊去創造一種有別于西方資本主義、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全人類和平生活和未來發展的新模式，這是中國的天定使命。完成這個偉大使命，寄望于中華民族，寄望于中國共產黨。如果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能夠完成這個偉大的探索與構建，那將成為中國人民對于全人類的莫大貢獻。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不是為了模式，而是為了國家的強盛和人民的幸福。只要把中國的事情辦成辦好，實現偉大民族復興，中國模式就是一個自然的結果，就是一個自然的榜樣。當然，一旦中國模式成熟成型并走向世界，各國也不可機械照搬、全盤“中化”，而應和本國的實際相結合，猶如中國必須將馬列主義與自己的實際相結合一樣。

(三)

閱讀摩羅兄的著作，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這樣的觀念：如果說解放思想，我們應該做的，就是增強民族自尊、樹立文化自信，堅決從西方文化的忽悠洗腦中、從對西方模式的頂禮膜拜中解放出來。做到這一點，就應該“砸碎西方殖民者建構的、五四精英群體傳播的那個顛倒黑白的世界圖式，建構一種符合歷史真實的新的世界圖式”。“西方文明已經沒有能力與地球村中所有其他文明平等地，和平地相處，他們除了像十字軍那樣屠殺(比如美國屠殺伊拉克)，像殖民者那樣掠奪(比如制造經濟危機)，沒有第二種相處之道。他們是人類的劫匪，是地球村的癌癥。”

這是多么深刻的思想、多么尖銳的闡述、多么痛快的抨擊!

不客氣地說，西方文明崇拜暴力，自視優越，以欺壓掠奪為能事，在其本質上屬于仍未完成進化的叢林法則;而熱愛和平、崇尚道德、同情弱者、敬畏自然的中華文明，才是經過進化的人的文明。中國人民乃至所有非西方國家的人民，只有從根本上認清這一點，才有可能打破民族自卑的枷鎖。

與掙脫西化枷鎖相應的是，中國人應該具有民族自信心與自豪感，應該對自己的歷史文化、政治體制、經濟社會發展成就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態度。因為，無論和自己的歷史比，還是和他國的現狀比，中國都干得不錯。新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發生的廣泛而深刻的變化，是近代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史無前例的非凡變化。這些變化，有力地證明了中華文化的優越性和中國政治體制的高效率。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和一些媒體，依然缺乏民族自信，充滿民族自卑，在他們眼里外國的月亮也比中國的圓。更有一些人和一些媒體，屁股坐在西方一邊，胳膊肘朝外拐，他們以幸災樂禍的態度看待中國的一切，見不得自己的國家好，甚至對愛國者進行誹謗攻擊。在這些人的思想意識當中，“凡是西方的都是對的”，“凡是市場的都是對的”，已經固化為新的“兩個凡是”。只要不符合這“兩個凡是”，他們一概加以攻擊和排斥。

崇洋媚外，在中國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與思想淵源。

在歷史的長河中，中國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中華民族創造了輝煌燦爛、洋洋大觀的不朽文明。但是，自從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在反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斗爭中卻屢戰屢敗，甚至敗給了自己昔日的學生日本，這對于中國人的自尊心與自信心的打擊是極為沉重的——中國的精英們，比如被摩羅兄批評的胡適、陳獨秀、魯迅、蔡元培、錢玄同、林語堂等一批知識分子，開始喪失民族自信，開始抱怨自己的祖先，開始蔑視自己的歷史，開始否定自己的文化，轉而如饑似渴、饑不擇食地學習歐美和日本，并為自己的國家確定了近代化、進而現代化的目標。五四新文化運動正是這種思潮的典型體現。雖然這種思潮出于愛國救亡的良好動機，其否定中華文化的偏頗也屬事出有因，但過度否定中華文化而導致的副作用時至今日仍在發酵。

“現代化”，成為中華民族擺脫列強欺凌的最高理想，成為中國人民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一代一代的中國愛國力量都在向著“現代化”奮進，以致在現代漢語的語境中，“現代化”幾乎成了一個無與倫比的褒義詞匯，幾乎沒人會對此提出疑義。然而，深思細想之下，我們奉之為崇高理想的“現代化”確有值得質疑之處。

在近代以來的民族自卑、崇洋媚外、民族失敗主義思潮蔓延的背景下，中國人奉行的“現代化”在自覺不自覺中走偏了方向：將自己的歷史文化視如敝屐，必除之后快——如廢除春節、廢除漢字、廢除中醫等等，都是曾經發生過的荒唐事;而奉西方文化若神明，奉西方模式如圭臬，從“言必稱希臘”，到“言必稱蘇聯”，再到“言必稱美國”，成為綿延上百年的潮流。走偏了方向的“現代化”成了實質上的西化，成為東施效顰、邯鄲學步的陷阱。一百多年來，有多少崇洋媚外、否定祖先的言論假“現代化”之名以行之?有多少喪失自我、拾人牙慧的丑陋假“現代化”之名而為之?有多少詆毀偉大祖國、侮辱中華民族，甚至胳膊肘朝外拐的惡行，假“現代化”之名而肆無忌憚?

在當代中國，謀劃并企圖裹挾中國加入資本主義體系者，其堂皇而終極的借口也不外乎對外開放和實現現代化。在他們的內心深處，西方就是先進的代名詞，就是現代化的樣板和化身，中國的前途與出路就在于西化，并美其名曰“與國際接軌”——實踐證明，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接的不是“軌”，而是“鬼”。客觀地說，西方確有其可取之處，值得我們認真地學習借鑒，但問題是，把那一套全盤搬來，能夠完全適合中國嗎?猶如看到一個女人的衣著漂亮，換到另一個女人身上就一定合適嗎?十有八九并不合適。然而，熱衷于西化和資本主義道路的勢力，不問青紅皂白，硬要裹挾中國朝著這個方向狂奔。這，正是當代中國面臨的深刻危機和巨大挑戰。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有過深刻而堅定的闡述，他說：“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我們不斷推進改革，是為了推動黨和人民事業更好發展，而不是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聲’，不能把西方的理論、觀點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

記得濟群法師講過一句話：“無明中的眾生，天天都在過著愚人節，因為他們把荒謬的生活過得歡天喜地、津津有味。”而崇洋媚外、膜拜西方的那群中國人，正是這種情況。他們被人洗了腦而不自知，還沾沾自喜地以為自己躋身于先進，掌握了真理。對于這些人來說，摩羅兄這本書堪稱一本啟蒙之作，而用以啟蒙的，就是對西方殖民歷史真相和西方文明本質的無情揭露，同時也包括對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優點和優勢的分析評價。這種對比性的揭露與評價，振聾發聵，震撼人心，但愿對崇洋媚外者能有醍醐灌頂之用。

真誠的自由派，基于愛國立場認為西方體制優越而希望中國仿效之，其動機無可非議;但問題是，照搬西方那一套不但于國情不合，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追求也不相符。在這方面，中國近代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北洋政府的多黨制，乃至中國共產黨內一度出現的“左”傾教條主義，都曾留下深刻教訓，足為前車之鑒。實際上，當代中國面臨的幾乎所有重大困境，都不是堅持社會主義的結果，而是膜拜資本主義造成的;都不是繼承優秀傳統文化的結果，而是迷信西方文化造成的。在這里，我們不得不嚴肅地指出，有人削尖了腦袋要加入資本主義體系，但這種努力已經遭到西方列強的無情掌摑，已經宣告失敗。何以言之?面對中國的發展，美日等反華勢力圍堵遏制中國的各種活動日趨加劇;美日等國基于反華目的的相互勾結愈發緊密;日本企圖復活軍國主義的右翼勢力日益猖獗。前不久出籠的南海仲裁案和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更是暴露了美日等國指鹿為馬的邪惡嘴臉和瘋狂反華的真實面目。此其一。其二，曾經打著自由貿易旗號主宰世界經濟的西方國家，面對蓬勃發展的中國卻實行雙重標準，大搞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設置各種貿易壁壘。在加入世貿組織15年之后，中國本應自動地被承認為市場經濟國家，但美國翻臉不認賬，歐洲也耍賴不認賬。就連體育比賽，也被他們用作打壓中國的手段，此次里約奧運會凡是中國處于優勢而裁判又能發揮較大作用的項目，中國運動員的成績均遭削弱，甚至全軍覆沒。這說明，為了遏制打壓中國，西方列強已是面目猙獰而無所不用其極了。

大量的事實警示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西方會敵視打壓我們;而走資本主義道路，西方依然會敵視打壓我們。因為，他們只允許中國走殖民化的資本主義道路，充當他們的打工者和血汗工廠，而絕不允許中國走發達、自主的資本主義道路。既然都會遭到打壓，那么中國何去何從呢?當然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其一，只有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才符合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才符合我們的憲法和黨章;其二，只有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最大程度地凝聚人心和力量，而中國如果實現了內部的團結，任何外敵都不能奈我何。中國倘若走資本主義道路，就只能做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附庸和血汗工廠，況且中國內部會因兩極分化、社會不公而矛盾重重、內訌分裂，那將是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

(四)

居高聲自遠，處靜思乃深。潛心治學的摩羅兄站在中華民族與全人類前途命運的高度，富有遠見地提出了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文化的結合問題，以及改造中國教育和中國學術等問題。

摩羅兄指出：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是天下為公與世界大同;中國革命文化的核心價值則是公平、正義與和諧;而當今中國的主流文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第一步結合，鍛造出了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革命文化;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第二步結合，將會鍛造出指導國際社會走向公平、正義、和諧相處的“大同文化”——這將是未來世界的主流文化，也是我們所要尋找和鍛造的社會主義主流文化。

在此基礎上，摩羅兄進一步提出將以孔子代表的儒家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理想、以馬克思代表的西方經典社會主義思想和以毛澤東代表的中國革命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這三種文化資源相融合，用以維護我們的國家利益，促進民族復興，推進中國崛起。

這是高瞻遠矚的大視野，大胸懷，大思想。近年來，我曾經在和朋友的交流探討中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與摩羅兄不謀而略合。以筆者研究歷史的經驗來看，中國的歷史特別是近代以來的歷史，似乎可以三十年左右來分期——1919年，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進中國，隨后中國共產黨誕生;1949年，新中國成立，全國進入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歷史新紀元;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改革開放;2008年，舉辦奧運會，中國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如果從新中國成立開始，前三十年是毛澤東時代，后三十年是鄧小平時代，第三個三十年則應當是毛與鄧相結合的時代。因為，完全回到毛澤東時代是不可能的，但毛澤東思想和前三十年的建設經驗依然具有重要價值;而從后三十年的情況看，改革開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腐敗現象和信仰淡化、道德下滑的情況相當嚴重。有鑒于此，將毛與鄧的精華結合起來十分必要——毛的理想+鄧的實惠、毛的方向+鄧的效率、毛的社會主義+鄧的市場經濟，我認為這兩個三十年互補融合而成的新模式，就是中國未來三十年比較理想的發展路徑。

至于中國和中華民族更長遠的未來，則需要以孔夫子為代表的優秀傳統文化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文化的有機融合。眾所周知，上世紀70年代，毛澤東曾發動過批孔運動，其實際動因是毛澤東立足于人民立場與繼續革命思想而反對儒家維護統治秩序的作為。在21世紀的中國，進行文革式的革命運動和大規模階級斗爭顯然是不現實的，而維護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則是社會各階層的共識。在這樣的情況下，將孔夫子與毛澤東結合起來就具有了可能——一方面維護安定和諧的社會秩序，這是儒家思想的主旨;一方面大力倡導為人民(而非統治者)服務，這是毛澤東思想的要義。毛澤東與孔夫子在許多方面存在差異甚至對立，但雙方也有契合與互補之處，將兩者的精華提煉出來進而加以融合，不但必要，而且可能。實際上，在包括摩羅兄、筆者在內的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心里，孔夫子與毛澤東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的。當然，這里所說的孔夫子并非僅指儒家，而是代表著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

關于改造中國教育，摩羅兄提出了這樣的見解：將中國經典納入基礎教育，將先秦諸子百家及后世各個流派，都看作寶貴的精神財富，讓他們在基礎教育和大學通識教育中享有尊貴地位;給學生講一講西方殖民史和精神專制史，能夠打破中國人對于西方人的人種崇拜，當西方人譏諷中國人隨地吐痰的時候，我們必須知道他們是一個隨地殺人的種族;給學生講一講赤裸裸的國際關系史，如果我們總是習慣于談論國與國之間的友好交往，實際上是在助長中國精英的愚昧傾向，將來辦理中國外交的，難免還是李鴻章那一類幻想家;設立獎學金培養外國留學生，因為美國人通過胡適給中國人引導的堅忍不拔的親美崇美傾向，遠超過投到日本的原子彈和龐大軍隊所逼出來的心理效果。

關于改造中國學術，摩羅兄主張中國學術不可做西方學術的跟屁蟲;對于世界歷史必須具有中國立場;不可按照英美口徑評價蘇聯、德國和日本;不可按照英美口徑自我否定;不可按照英美口徑評價中國近代史;必須建立自己的經濟學;必須建立自己的人類學并與政治、經濟聯姻。

我以為，這是一等一的真知灼見，也是我國教育界、學術界應做而未做，故急需補課的事情。

更為精彩的，是摩羅兄對于梁啟超、魯迅和蔡元培等人的評價。他說：“我覺得梁啟超是中國的太陽，魯迅是中國的月亮。魯迅的體驗有點像猶太民族亡國以后的體驗，絕望而又凌厲。只是猶太人將這種凌厲刺向外人，耶和華頗有殺盡天下之慨。魯迅則將這種凌厲投向國人，天天批評國人不爭氣。其實中國兩百年來的奮斗和復興，是一部極其光輝燦爛的歷史。在全世界抵抗殖民侵略和掠奪的歷史中，中國的表現為世界第二，僅次于日本。世界第二的成績為什么還非得沉溺于失敗的悲情之中?五四一代學人從這世界第二的成績中大談我們的劣根性和奴性，其實是沒有根據的，不過是滿嘴文人腔而已。當然，魯迅他們是愛之太切，才責之太深。梁啟超在中國最屈辱、最絕望的時候，依然具有博大恢宏的氣度和不可戰勝的自信，依然具有明察事理的冷靜和心理力量，他基本上沒有自虐心理。他親自經歷了清末明初中國傳統社會崩潰的整個過程，完整地體驗了中國走投無路的痛苦，可是他依然懷有‘飛龍在天’的陽剛豪邁之志。梁啟超才是中國的脊梁。”“中國人的內心世界被月亮照得太久了，現在應該體驗一下陽光的朗照了。”

對于上述評價，我深以為然。魯迅，在微觀上有深度，但尖銳有余而氣度不足，這是其局限所在;梁啟超，在宏觀上有高度，雖痛苦郁悶而依然不失民族自信，這是其可貴之處。摩羅兄感嘆：“現在的中國讀書人，都是陳獨秀、胡適、魯迅的繼承者，充滿了自虐和自輕自賤傾向。中國人在月亮下自虐太久了，太需要到梁啟超那里曬曬太陽了。”

關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摩羅兄做了兩個方面的評價：第一，五四時代，西方殖民者已經牢牢控制了整個世界的命運，這是天下大勢。中國只有主動歸順到由西人所控制的世界體系中，才能化被動為主動，尋找到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正因為這樣，我們在批評五四時賢的同時，依然必須承認他們是指引中國起死回生的民族英雄。第二，五四時賢一面號召全盤西化，建構西方文化和人種的道德優勢，一面也十分清楚西方勢力殖民掠奪的本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比如陳獨秀、魯迅)是白天哄著國人要向西方文化行禮跪拜，表現出明顯的“逆向種族主義”傾向，晚上則對于殖民掠奪者發出狼一樣慘厲的詛咒。陳獨秀后來更是發起社會主義革命，以圖徹底擺脫西方殖民者的控制與掠奪。必須同時講清這兩面，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五四時賢和新文化運動。

摩羅兄還告訴我們：“正是蔡元培擔任民國政府教育部長的時候，以國家的名義頒布法令，不許中國所有的學校教授中國文化的經典(廢除讀經)，以此切斷了中國文化傳承的脈絡。從此以后，蔡元培和他的五四盟友被樹立為文化領袖。跟傳統文化一刀兩斷，義無反顧地全盤西化，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主旋律。……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因此而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英雄。如果中國的選擇沉穩一點，則文化領袖一定是從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馬一浮、熊十力等人中誕生的。”

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做出如此犀利、如此深刻和清醒的評論，摩羅兄為我等所僅見的兩人之一，另一人為紀寶成。在此，值得補充的是蔡元培之事，人們通常所了解的蔡元培是戴著五四新文化旗手和北大兼容并包光環的人物，而其實，他不但是切斷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脈絡之人，還是蔣介石“四一二”反共大屠殺的幕后策劃者之一。蔡元培的“民主”光環之下，實為另一種風格的專制。

關于多黨制。摩羅的看法是：“假如中國搞多黨制，就說兩黨制吧，一個黨在臺上，一個黨在臺下，這給美國控制中國帶來太多的機會。中國現在沒有合法的反對黨，美國還在用新疆西藏地方勢力來要挾中國，如果中國有合法的反對黨呢?美國拿這個黨打那個黨，又拿那個黨打這個黨，兩黨都會像臺灣政黨那樣成為美國標準的附庸。那樣的話，中國所受的控制會比今天深，所受的損失會比今天大。”這是分析問題的獨特視角。

書中類似的精彩之筆，隨處可見，不勝枚舉，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舉。

(五)

當今中國新左翼的主張，如果條分縷析地展開論述，可以滿載五車，洋洋大觀，但如果加以提煉概括，其實也簡單，那就是：目光向外，熱愛祖國，這是愛國主義;目光向內，服務人民，這是社會主義;目光向后，尊崇祖先，這是民族主義;目光向前，世界大同，這是共產主義。摩羅兄及所有新左翼人士的闡述，盡管不會完全一致，但歸根結底不外乎這四個基本點。那么，新左翼的立場排斥改革嗎?當然不。恰恰相反，他們主張改革，主張符合人民利益的改革，歡迎一切有利于政治上人民民主、經濟上共同富裕的改革。新左翼的立場排斥開放嗎?當然不。為了富國強兵的百年理想，他們主張開放，主張學習西方先進且符合中國國情的經驗和技術，以推動國家強盛和民族復興。新左翼所反對的改革，是打著改革的旗號損害人民利益、只有利于資本而不利于廣大民眾、喪失了人民性的改革;新左翼所反對的開放，是打著開放的旗號出賣國家利益、削弱民族產業、喪失了自主性的開放。簡言之，改革的人民性、開放的自主性，是改革開放的最高價值觀。我們之所以堂堂正正、旗幟鮮明地堅持這種主張，是因為它符合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符合新中國憲法和共產黨黨章的內在要求。

但現實的情況是，許多人“得溫飽而失信念，入小康而迷方向，有實力而無靈魂”，是這個時代一個突出的問題，是金錢崇拜、物欲橫流的必然結果。更為嚴峻的問題是，工農大眾已逐漸被邊緣化，而資本的魔爪已是無處不在，資本的控制正在向我們走來。資本，是從勞動者身上榨取利潤的，因而是反人民的;因為反人民，所以他們是孤立的;因為孤立，所以他們必然勾結西方帝國主義，以出賣國家利益來維護其國內統治和既得利益。對外的賣國主義，背叛愛國立場;對內的資本主義，背叛人民立場，就是資本統治的必然邏輯。如果站在祖國立場和人民立場上，就絕不能容忍這種局面在中國重現。一旦這種局面在中國重現，就意味著中國經過一場波瀾壯闊而代價巨大的革命之后，又回到了原點。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致力于恢復中華優秀文化和中國革命優良傳統的、符合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理想信念的所有言論和作為，都不是倒退，而是撥亂反正。用習總書記的話說，這就是“不忘初心，繼續前進”。

所謂“初心”，就是當年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不惜流血犧牲而為之奮斗的理想信念——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對中國的殘酷統治，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個歷史我們不能忘記，這種初心我們更是不能忘記，如果忘記了、背叛了，中國革命就真的白干了。

我們正處于一個大挑戰與大機遇并存的時代，這是巨變的前夜。 從國內看，我們正處在十字路口上。新中國建立六十多年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國家的實力、國際的地位都有了顯著提高，中國由任人宰割的歷史最低谷而逐漸上揚，而今步入了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但是，我們是將六十多年的發展成果歸于人民分享，還是納入富豪囊中?是沿著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還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走上資本專政的邪路?經濟上，如何節制資本而維護人民的物質利益?政治上如何逐步實現超越精英民主的人民民主?這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最大的國內挑戰。

在國際上，伴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正在逐漸削弱，中美角色互換的大劇已經拉開帷幕。中國最終能否突破西方列強圍堵實現民族復興?能否超越西方資本主義而為全人類創造一種更有利于人類和平發展、公平發展的新模式?這是中國面臨的最大的國際機遇和考驗。

對于國內挑戰若應對得當，實現社會主義模式在中國的全面成功，那么中國就能夠抓住難得的國際機遇，進而實現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導作用。在崇洋媚外的公知們眼中，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他們自卑慣了、跪拜久了，根本不相信——甚至不愿意相信中國能走到這一步，然而事實勝于雄辯，事實已經開始發生并將繼續發生。

當然，處于巨變前夜的中國，處于十字路口的中國，有可能漸入佳境，也有可能掉進深淵，變好變壞、何去何從關鍵在于中國自己的作為。

懷憂國愛民之心，執如椽點睛之筆，獻強國富民之計，這就是值得我們尊敬的摩羅兄。作為赤誠的愛國者、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者，摩羅兄一方面堅持愛國立場，發表愛國言論，與漢奸買辦勢力作斗爭;一方面堅持社會主義思想和立場，與攻擊社會主義、詆毀毛澤東思想的思潮作斗爭;與此同時，還深懷著對中華歷史文化的尊崇仰敬之心，開辦俊德堂，親自為孩子們傳授中華傳統文化經典，多年如一日，堅持不懈、矢志不渝。這是真正的大智大勇大仁大義，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對于國家、民族、社會的責任擔當。閱讀其文章之后，深感摩羅兄溫厚和悅的外表之下，包涵著一顆壯懷激烈的內心——立場堅定、頭腦清醒，愛憎分明，論述有力。

實際上，在中國社會上贊同摩羅思想觀點的人為數眾多，只可惜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并無話語權。能夠系統闡述自己的主張，并有機會昭示于眾的新左翼學者為數不多，在官員和學者中尤其少見——因為他們是西方和平演變的重點，被西方觀念洗腦最為嚴重的恰恰就是這兩個群體。更為難得的是，摩羅兄眼界高而胸懷廣，無偏執而有包容。他不但愛國，更愛民——主張藏富于民，且在愛國愛民的基礎上，尊崇祖先以及祖先創造的歷史文化;他不但肯定儒學，也主張學習、研究、弘揚諸子百家;他不但愛戴毛主席、謳歌開天辟地的中國革命和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同時也肯定鄧小平、贊揚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正因如此，摩羅兄是高屋建瓴、彌足珍貴的學者。筆者在希望摩羅兄更多地發揮作用的同時，還希望涌現越來越多的志同道合者。隨著形勢的變化、教訓的增多、思考的深入，相信民眾中的覺醒者會越來越多。而愛國愛民的覺醒者，正是確保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社會祛邪愚、走正道之希望所在。

犀利、深刻、一針見血、大義凜然，讀罷這本書稿，可以體會到摩羅兄的信仰追求、思想深度和民族氣節。書中充滿了真知灼見，充滿了獨到認知，充滿了建設性思考，洋溢著對偉大祖國、對中華民族的深摯熱愛和赤子情懷。這本大作，不但是對相關歷史的剖析評論，也是對糊涂認識和歪理邪說的有力批判和矯正，更是對世界發展趨勢和中華民族未來前景的洞察預見。遺憾的是，這樣一本好書居然不能夠在內地出版!由此聯想到我自己的境遇——一本批判日本復活軍國主義、主張對日強硬的書稿，也被外交部審讀人判了死刑而不得見天日。與此反差巨大的是，一大批挖中國祖墳的歷史虛無主義書籍，謳歌資本主義、主張私有化的書籍，為漢奸買辦鳴冤叫屈、作翻案文章的書籍，甚至連漢奸胡蘭成的文集，統統毫無障礙地出版了!這不禁讓人迷惑：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匪夷所思的怪現象?這還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嗎?這樣下去會導致怎樣的后果?細思之下，深感憂慮。

但不管怎樣，這本書總算曲折面世了。遺憾、感嘆之余，還是建議我國領導人和廣大知識分子能夠謙虛而專注地讀一讀這本應為主流而未能成為主流的啟蒙之作。盡管我不能保證摩羅兄書中所言句句正確無誤，也不能要求大家完全認同摩羅兄的主張，但我深信閱讀本書之后，大家至少會有一個共同的感受：醍醐灌頂、收獲匪淺、大有裨益!

【林治波，察網專欄學者，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兼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