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國家的第一利益是國家生存,國家保證生存的最終手段是國家的實力在任何國際關系的根本目標都必須是增加自己相對于其他國家的實力。在合作關系中,這種考慮并不會因為自己也能夠獲益而消失。如果合作伙伴在一系列合作中的得益不斷超出自己的得益,積累下來的結果就是對方的綜合國力超過自己。一旦今天的合作伙伴成為明天的敵人,則會對自己形成災難性。[1]”筆者看來,用這段對“相關收益駁論”的概述來形容當下的中美貿易戰再合適不過了,合作共贏雖是兩個貿易中難以回避的事實,但這并不能成為讓美國踩下貿易戰急剎車的動力,本文筆者將依據該理論對中美貿易戰作進一步深入分析。
當地時間9月24日,美國對我國2000億美元輸美商品征收10%的關稅生效,我國對600億美元商品征收10%或5%的關稅作為回應。從2017年8月18日美國宣布開始301調查到2018年4月16日中興事件再到近期的2000億征稅,一年多來,中美貿易戰已經從磋商階段越過制裁中國企業階段到了貿易摩擦實施階段。面對這一局面,中國從維護兩國共同利益和世界貿易秩序大局出發,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爭議的基本原則,以最大的耐心和誠意回應美國關切,以求同存異的態度妥善處理分歧,克服各種困難,同美國開展多輪對話磋商,提出務實解決方案,為穩定雙邊經貿關系作出了艱苦努力。然而,美國出爾反爾、不斷發難,導致中美經貿摩擦在短時間內持續升級,使兩國政府和人民多年努力培養起來的中美經貿關系受到極大損害,也使多邊貿易體制和自由貿易原則遭遇嚴重威脅。[2]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秩序,經過國內激烈動態博弈的中美兩國的每一個對外決策都要以生存發展為原則進行慎重抉擇,貿易戰只是美國為維護自身核心利益所制造的矛盾,一切的一切不過是借題發揮,美國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國開出的任何可以堵住美國借口的解藥都是徒勞的。那么中國應該如何解決這個橫亙在中美之間的矛盾呢?
分析并抓住主要矛盾。毛澤東同志說:“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的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3]”若想抓住美國對中國發難的主要矛盾,必須考慮一個問題,即當下的美國到底是在伸張誰的利益,利益的癥結在何處。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談到美國掌權派時說到:“在民主共和國內,財富是間接發揮它的權力的,因此,是更可靠的。它所采取的第一個方法是直接收買官吏,第二個方法是政府同交易所結合。[4]”將美國的狀況表達地淋漓盡致。筆者看來,美國國內掌權派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其一,從華盛頓建國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是民族資本的天下,此時美國的社會結構主要是在反歐洲殖民斗爭中形成的,工業資本、金融資本和美利堅民族利益捆綁得很緊,美國的一切活動都以美國的安全為原則,在此背景下提出了“門羅主義”,駁回了威爾遜參加國際聯盟的提案;其二,從二戰結束到1972年是實體經濟和軍工復合企業共同執掌的天下,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功建立,帶動了美國實體經濟的高速發展;冷戰、越南戰爭、朝鮮戰爭推動了美國軍火工業的成長,逐漸成為尾大不掉的一股政治力量,諸多總統、國務卿、國防部官員成為軍火商的代言人,軍火商和實業家成為國家的中流砥柱,能帶動實業、軍火發展成為國家的發展原則,最明顯的莫過于漫長的越南戰爭;其三,從1972年至今是軍火商和華爾街國際集團大權獨攬的天下,1972年面對國庫黃金銳減、越南戰爭失利的被動局勢,尼克松宣布放棄美元的金本位而將美元直接與國際石油掛鉤,至此支持美元堅挺的美國工業包括軍工產品,徑直變成了脫離國民勞動且遠離本土的資源產品即國際石油。用著名學者張文木的話來講,“從勞動形態上說,自那以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國民勞動而是旨在保證石油采購的以美元結算的國家對外戰爭。由于美國的發展重心從國民勞動移至美元的世界需求上,其結果便是美國政府從美利堅民族的政府異化為給華爾街“打工”并任由“財政懸崖”擺布的買辦集團。[5]”用石油美元剝削世界,用軍隊保障石油結算權成為美國所有活動的重心。
當前,美國實體工業空心化嚴重,無數科技發明無法產業化,勞動生產率急劇下降,嚴重削弱了美利堅民族獨立的根基,而天價軍費則開弓沒有回頭箭,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開出了7136億美元的軍費開支,此外還有維護社會安定的社會保障基金這一無法忽略的天價開支,殊不知美國政府早已債臺高筑,無奈的白宮也只能聽從華爾街金融財團的擺布,不然財政懸崖、政府關門將成為家常便飯。
那么華爾街財團目前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中東局勢失控。俄羅斯介入敘利亞戰爭后,中東局勢大變。土耳其從2016年的政變到打擊庫爾德武裝再到今年的土耳其里拉危機,已經完成了從親美到親俄的轉變,丟了土耳其的支持意味著美國在地中海的影響力將大不如從前;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上臺后撕毀了伊核協議,不僅令歐洲盟友嗤之以鼻,更加激怒了伊朗,一度叫囂要消滅以色列;敘利亞政府軍、黎巴嫩真主黨在敘利亞地區轉敗為勝,美國扶植的武裝分子消耗殆盡;伊拉克亦從親美政權轉化為反美先鋒;也門、埃及也相繼走到了美國的對立面,什葉派之弧業已形成,美國在中東是一片頹勢。從明面上看,俄羅斯是美國的中東最大的對手,但中國也在幕后,因為從烏克蘭危機后,俄羅斯早已被美國和歐盟制裁得茍延殘喘,沒有中國在背后大力支持,石油價格一旦下跌,俄羅斯將不戰自敗。
石油美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隨著美軍在中東勢力范圍的持續縮小,石油美元的地位開始動搖,加之,3月26日中國上海原油期貨交易所成功上市,俄羅斯、伊朗、安哥拉、委內瑞拉等產油大國相繼宣布拋棄美元啟用人民幣石油,這無疑是在向美國世界霸權的最后陣地發起猛烈沖鋒,在此背景下,修昔底德陷阱思維迅速風靡美國,中國成為美國的對手已經成為全美上下的共識。
世界市場份額急劇縮減。據最新數據顯示,目前中國持有美債的金額在1.18萬億美元,注意在前兩年中國持有美債金額仍在2.8萬億美元左右。近兩年,中國政府通過不斷地摸索逐漸厘清了美國的套路,加息、減稅、通縮、膨脹這套剪世界羊毛的組合拳在方便美國斂財的同時亦給了中國抄底的機會,數個回合下來,美國成了世界金融首惡。再配合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雙管齊下,中國逐漸搶占了美國的世界市場,中國的路是越鋪越寬,美國的路是越走越窄。
這三個方向的頹敗,大有將美國一棒子打死的氣勢。目前的中美關系滿足格力科的相對收益推理中的五個條件,其一,中美雙方滿足成為長期的敵手而不是長期的盟友;其二,中美雙方競爭涉及的領域是國家安全而不僅僅是經濟發展;其三,美國的國家實力處于下降,而不是上升期;其四,中國在經濟領域的收益比較容易而不是比較困難地轉化成為該領域的權力(如中國的廣闊市場給了中國話語權);其五,中國在經濟領域的收益能夠比較容易而不是比較困難地轉化成政治、軍事領域的權力[6]。
美國為何要對中國發起這沒有硝煙的戰爭就好像當年日本人為什么要炸死張作霖一樣,兩方是有著深入的合作,但從長遠來看,兩方的利益沖突遠遠要高于利益互惠,張作霖是準備將東北國際化,中國是想挖美國的“祖墳”,在如此關鍵的利益面前,沒有人會選擇坐下來合作,即便是有談判也要先有籌碼。
因此,盡管從貿易來看,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發布的《2017年度美各州對華出口報告》,2017年中國是美國46個州的前五大貨物出口市場之一,2016年中國是美國所有50個州的前五大服務出口市場之一;2017年每個美國農民平均向中國出口農產品1萬美元以上。從投資來看,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5年美國企業實現在華銷售收入約5170億美元,利潤超過360億美元;2016年銷售收入約6068億美元,利潤超過390億美元。美國三大汽車制造商2015年在華合資企業利潤合計達74.4億美元。2017年美系乘用車在華銷量達到304萬輛,占中國乘用車銷售總量的12.3%,僅通用汽車公司在華就有10家合資企業,在華產量占到其全球產量的40%。美國高通公司在華芯片銷售和專利許可費收入占其總營收的57%,英特爾公司在中國(包括香港地區)營收占其總營收的23.6%。2017年財年,蘋果公司大中華地區營收占其總營收的19.5%。截至2017年1月,13家美國銀行在華設有分支機構,10家美資保險機構在華設有保險公司。高盛、運通、美國銀行、美國大都會人壽等美國金融機構作為中國金融機構的戰略投資者,均取得了不菲的投資收益[7]。中美兩國的經貿合作是互利共贏而非零和博弈,但事實并不能改變華爾街財團們一個看法,即帕累托合作共贏理念現在已然不適合中美關系。正如1991年9月28日時任中國外長錢其琛訪美時所說:“中美關系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兩國經貿關系不斷受到政治問題的沖擊。一種把經濟問題政治化的傾向似乎在擴大,這不能不令所有致力于發展中美經貿關系的人十分關切與擔憂。[8]”中國已經成長為并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成為美國的威脅,美國面前只有兩條路,要么踩著中國的命脈,逼迫中國放棄中東影響、石油人民幣和世界市場,做一個區域性大國;要么給中國內部制造混亂,讓中國陷入內政危機,乘機從中國擄掠大量浮財,緩解當下華爾街面臨的危機。
由此,美國毫不猶豫、義無反顧地發動了貿易戰,在沒有得到想要的收獲前只會層層加碼,絕不會輕而易舉地放棄。
另外,美國還將支持J獨、Z獨、G獨、T獨勢力,持續分散中國精力,牽制中國能調動的資源,9月20日,美國國務院宣布對中國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及該部負責人實施制裁;9月25日美國軍艦申請訪問香港;9月25日美國宣布對臺軍售3.3億美元裝備用于提升臺軍戰斗力實力便是美國狼子野心的真實寫照。
那么中國應該怎么辦?
修高墻。目前及今后相當長時期內,美國華爾街覺察到其利益在亞洲受到強有力的競爭———競爭力主要來自社會主義中國,如果聯想1991年撒切爾夫人在休斯敦的那篇講話———那時歐洲經濟面臨的主要是社會主義蘇聯的強有力的競爭,那今后美國的對華政策走向就可知一二,改用撒切爾夫人的話說就是:必須采取行動,削弱中國經濟,用非常手段為中國 “制造其內部問題”[9]。如此一來,民族分裂問題、顏色G命、反動勢力滲透、邊疆摩擦、邪教KB分子、網絡帶路都有可能成為威脅中國社會穩定的因素。小平同志一直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修好防火高墻是當務之急。嚴厲打擊任何企圖破環國家統一領土完整的勢力,在危險高發區提前做好應急措施;大力弘揚傳統文化,提振三個自信的社會影響力,培養整個社會的家國情懷與民族認同,加強意識形態宣傳力度;進一步反動人民情報戰爭,最大程度發揮朝陽群眾能量,壓縮中國境內反動勢力生存空間;建立有效邊境協調機制,在堅持主權的前提下處理好爭端引發出來的危機;加強網絡監管,對已經發現的問題予以嚴懲;加快社會保障系統落實,盡快答應精準扶貧攻堅戰,提升國民幸福感,修好維持國家穩定高墻。
廣積糧。在有著“中國綠色米都”之稱的建三江考察時,習近平總書記雙手捧起一碗大米,意味深長地說:“中國糧食,中國飯碗。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不管形勢如何變化,中國人的飯碗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任何時候這根弦都不能松。”中美貿易戰中美國的大豆一度成為明星,為人們廣為談論,但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美國作為21世紀最發達的國家尚且有余糧可以出口,證明即使這個國家很發達,仍沒有放下農業發展。中國有近14億人口,無論國家發展到哪一步,糧食問題永遠是國家發展的根本問題,現今中國仍需從外國進口大量糧食。當下的中國,一方面,應加快農業補貼,提高農業科技投入;另一方面,應調整農業進口結構,促進農產品進口多元化。能源方面亦是如此,開發省油節能綠色設備的同時,要盡可能促進能源進口多元化,國際局勢風云變幻,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中國可以在朋友有危難時與其同舟共濟,但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冬季轉瞬即至,需要做好萬全準備。軍事方面,兩個一百年近在咫尺,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未來需要中國軍隊維護利益的地方將會越來越多,早做準備,未雨綢繆方為上策。
緩稱王。當前的美國為了做最后的掙扎可以說是全世界到處出擊,國防部長馬蒂斯宣布美國還沒有從敘利亞撤軍的想法,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發表談話指責美國干預并造成了伊朗閱兵時的襲擊,貿易大棒砸向中國和歐盟,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已經成為美國的代名詞。根據肯尼思-華爾茲的結構選擇來看,逆全球化的美國將在全球化盛行的當下逐漸被邊緣化。明斯克會談英法德拋棄了美國,索契敘利亞全國大會和阿斯塔納會談直接將美國排除在外就是這一趨勢的端倪。經歷了墜機的俄羅斯宣布將盡快在敘利亞部署S300防空導彈,英國脫歐的進程即將重啟,可以預見,未來美國的世界市場占有率將進一步下降,遙遙無期的軍事行動則會讓美國人民的負擔進一步加重。中國雖需繼續堅定不移地將貿易戰打下去,但要看到目前地伊朗、俄羅斯與美國的爭端更加接近火線,這其實也是在給中國進一步吃掉美國“后勤[10]”積累時間,中國需要加快部署一帶一路進程,盡早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打贏日后的決勝戰。
[1] 《權力 制度 文化》秦亞青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110頁
[2] 《關于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國務院新聞辦2018年9月24日發布
[3] 《毛澤東著作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6年5月版第101頁
[4] 《國家與革命》列寧著,人民出版社1960版第10頁
[5] 選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7年第2期第88頁《戰后世界政治格局的三次變動與歷史質變“臨界點”的出現———基于世界地緣政治結構的分析(之二)》張文木著
[6] 《權力 制度 文化》秦亞青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110頁
[7] 《關于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國務院新聞辦2018年9月24日發布
[8] 《國際關系史(戰后卷)》方連慶、王炳元等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900頁
[9] 《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10~2011)》李慎明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424頁
[10] 美國的后勤主要指美國的世界市場份額和美國的軍費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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