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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們應學30年代德國應對貿易戰,以及美國二戰結束時面臨的嚴重失業危機所采取的措施,大幅度提高普通勞動者收入,增加國內購買力,減少生產過剩。而降低人民幣匯率,雖然能維持出口,卻引起國內物價上漲和購買力下降,導致國內消費減少,一樣增加生產過剩,不能解決貿易戰帶來的問題,卻給美國政府免費提供關稅,是幫助美國,不是反擊美國的有效措施。大幅度提高人民幣匯率,削減出口退稅,就會減少對美出口,將導致美國市場上物資供應量大幅度減少,引起物價大幅度上漲,才能真正傷害美國經濟;禁售某些關鍵產品甚至會導致美國經濟癱瘓,是反擊美國貿易戰最有效的措施。
一、中美貿易戰簡介
中美貿易戰,美國對中國的主要懲罰措施是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產品征收高達25%的關稅。
北京時間2018年7月6日12點整,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美國政府宣布對涉及中國出口到美國340億美元的多種商品加征25%進口商品關稅;
8月23日,美國又增加了對中國160億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25%關稅;
9月24日美國又增加對中國出口到美國2000億美元產品加征關稅10%,并在2019年1月1日起上升至25%。
由于增加中國商品的進口關稅,勢必增加中國商品在美市場價格,從而帶來銷售量和出口量下降,導致中國出口企業生產過剩,引發大量出口企業倒閉,工人失業,帶來生產過剩危機。
目前中方主要反擊措施是對等增加來自美國商品的進口關稅。
7月6日對原產于美國545項約34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25%的關稅;
8月23日又對等對美國出口到中國160億美元加征25%關稅。
按照中國海關統計,2017年中國進口美國商品總額為1539億美元,按照美方統計,僅有1304億美元,中國已無法對等美國第三次關稅措施了,實際實施的措施是增加對美國出口到中國600億美元商品征收5-25%關稅。
由于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很多產品是不可替代的,如計算機芯片等,此前美國宣布對中興公司禁售,就導致中興公司無法經營,不得不接受美方要求,接受美方處罰,同時讓美方派人監督公司經營,就是很好的證明。因此,中方對美國商品征收25%關稅,對美方出口到中國產品的影響很小。
另一方面,近年來,美國制造業一直在萎縮,最近幾年,已經基本不生產工業消費品了。到2017年,制造業雇傭的勞動力僅占美國11%,比美國政府雇傭的勞動力還少近一半;制造業產值也僅占美國國內產值11.6%,而對中國出口僅占美國制造業6.8%,如以美國統計的出口到中國產品額,則僅有5.7%。這也說明,對等對美國商品征收關稅,并不能對美國經濟產生明顯影響,相反卻增加進口產品物價,帶來國內物價上漲。
二、降低匯率不能解決貿易戰帶來的生產過剩,不是反擊美國,而是幫助美國
中國應對中美貿易戰的另一項措施是降低人民幣匯率,從而降低出口到美國和西方的產品價格,維持出口總量,防止出口下滑帶來的生產過剩危機。筆者早在中美貿易戰爆發的第二天就撰文指出,在過去一個多月,人民幣匯率已經降低5%,這足以抵消中美貿易戰美國第一項措施影響,維持了出口量和出口順差。其原因很簡單,美國政府對我國340美元商品加征25%關稅,就等于增加了我國這部分出口到美國市場產品25%成本。我們降低5%人民幣匯率,等于降低所有出口到美國市場產品5%成本,就能夠保持對美出口產品總量。到9月初,人民幣匯率已經比一個多月前低5%,比三個月前的人民幣匯率差不多低10%了。這足以保持最近美方對我國2500億美元商品征收10-25%關稅引起的出口減少問題。
然而,筆者早已分析指出,降低人民幣匯率,是單方面給美國政府提供收益,就是讓美國不付出任何代價,就獲得了加征的關稅,而它們都由中國老百姓承擔。
按照美方統計,去年中國出口到美國商品共5000億美元,加征25%關稅,就可以獲得1250億美元稅款,如果中國用低人民幣匯率應對,維持出口到美國市場產品價格不上漲,從而使出口量不下降,就等于讓美國政府免費獲得1250億美元,且沒有付出任何成本,都是純粹的利潤。
而美國出口到中國1300億美元,即使完全停止,考慮到成本占很大比例,利潤只占一部分,美國所得仍然比貿易戰前增加,它們都是中國提供的,是匯率降低帶來進口商品價格增加,由國內消費者增加的支出提供的。
人民幣匯率降低10%,進口商品價格就增加11%,從而推動了國內商品價格的上漲,老百姓就需要更多的支出保持原有的消費水平。如果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都增加征收25%關稅,而中國只能降低人民幣匯率來應對,就等于讓美國政府每年從中國老百姓頭上征收的這些關稅,從而讓美國政府每年從中國人頭上獲得上千億美元稅收收入。
8月初,環球網發表文章,嘲笑特朗普上臺發動貿易戰,不但沒有實現減少逆差的目標,反而讓美國逆差增加了,卻不知,美國的真正目標不是特朗普公開宣傳的削減逆差的目標,而是借貿易戰獲利。否則美國早就可以以操控匯率指控來限制其他國家采取這樣的對策,實現他們的目標了。
因此,中國當前應對貿易戰的兩項措施之一,降低人民幣匯率,不是反擊美國,而是免費給美國奉送更多的經濟利益。
更大的問題在于,人民幣匯率下降,導致進口商品價格上漲,使人民幣購買力下降,國內消費能力下降,一樣引起生產過剩。由于國內市場遠大于出口到美國的市場,其帶來的生產過??峙乱策h大于美國貿易戰帶來的生產過剩。最近半年來,國內物價明顯上漲,食品和日用品價格都相繼攀升,導致很多工業商品消費下降,企業經營困難,債務猛增。這都說明,降低人民幣措施來應對貿易戰帶來的生產過剩,是很失敗的。
1929年美國和西方遭遇嚴重的生產過剩型經濟危機,各國都大幅度增加關稅,保護國內市場,以便減少進口,增加國內產品銷售。美國和西方各國政府應對貿易戰和危機的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大幅度降低匯率。當時黃金是國際貨幣。
1933年羅斯福上臺時,就發布法律,強制要求老百姓將黃金交還銀行,換取美元紙幣,可不久就讓美國官方美元兌黃金價格,從1盎司黃金對20.67美元增加到35美元,相當于美元貶值70%。等于讓美國政府從美國老百姓手里免費拿走了數千噸黃金,超過當時和現在除美國之外各國政府的黃金儲備。
由于從老百姓手里拿走了大量資金,降低了國內購買力,從而加重了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美國在整個30年代大都處于嚴重的失業和經濟危機,直到1938年,失業率還高達20%,有大批老百姓餓死,到1941年美國參戰征兵時, 40%青年體檢不合格,說明降低匯率是完全失敗的措施。
三、解決生產過剩危機的主要辦法是調整分配
二戰前的德國,針對30年代初美國發動的貿易戰,就應對有方,迅速從一個經濟崩潰的戰敗國成長為經濟強國和軍事強國,擊敗和占領其主要對手法國,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英法美等國主要采用降低匯率來應對貿易戰而變弱。
當時美國羅斯福新政,開始調整分配,但力度太小,使得美國難以擺脫危機,所生產的產品,包括糧食產量都下降了一半,直到1938年,失業率仍高達20%,美國報紙報道餓死了很多人,國內動亂不止,甚至一些城市和政府機構都被亂民占領,也就只能對德國的對外軍事侵略不斷妥協退讓了。
世界歷史上上最嚴重的生產過剩是二戰結束后的美國。二戰期間,美國組織了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到二戰結束前,美國軍隊人數已經高達1200多萬。同時美國本土沒有收到戰爭的侵擾,成為同盟國軍火生產基地,生產的軍火不僅供應了美國軍隊,而且供應了盟國很多軍火,總計500多億美元,也讓美國在軍事工業上投入了大量勞動力。
隨著1945年二戰的結束,美國1200萬軍隊中1000多萬人因復員而失業,而生產軍火的2000多萬工人也因戰爭終止,不再需要生產軍火而同時失業,失業率高達50%,遠遠超過美國30年代初的經濟危機時的最高失業率25%。因為戰爭消耗,當時美國政府還負債累累,聯邦政府債務約是美國一年國民產值的130%,這在美國和西方歷史上也是罕見。
在這種生產過剩危機更加嚴重而且政府債務累累的時候,美國精英充分借鑒了30年代德國應對貿易戰的做法,聯邦政府仍然大肆舉債,開始高投入建設美國的基礎設施,包括高速公路和機場。單在1946年,僅一年時間,美國就建成1259個機場,是我國上百年建成機場數量的兩倍多。這是筆者從美國政府公布的統計數據看到的,美國精英從不宣傳這種真正有效的應對生產過剩問題的措施。
美國學習德國,解決失業和生產過剩的更重要的措施是關于分配。當時美國一方面制定最低工資法,大幅度提高工人最低工資,另一方面,則是大幅度提高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和最低納稅額,從而從高收入者手里收稅,補貼低收入者和政府債務。
由于美國勞動者收入很高,美國資本所得不到國民產出的20%,最低時不到10%,而勞動者所得則占80-90%以上。因此,美國的稅收主要來自個人,占稅收85%以上。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對高收入者的稅率,最高達94%,也就是說,收入達到一定額度以后,所得收入基本上交給美國政府,美國八十年代總統里根在二戰前后是個演員,在回憶錄中介紹,那時有很多名演員一年只工作兩個月就不愿工作了,原因就是個人所得稅率太高。政府從高收入者大量收稅,不僅可以用來償還政府債務,而且可以用來補貼低收入者消費,從而極大地解決了生產過剩問題。
然而,在改開時代的中國,在美國意識形態經濟學理論指導下,我國經濟界提出勞動力比較優勢理論來指導制定經濟政策,其實質就是壓低勞動者工資,降低出口產品價格,增加出口來增加外匯收入,以便進口先進的外國技術和設備,推動經濟發展。
其指導思想就是完全相反的,它成為改開時代出口導向國策的主要理論依據,主導我國改開時代經濟發展戰略幾十年,使我國從獨立自主的經濟模式,變成對外嚴重依賴的經濟模式。
我國勞動者收入占產出的比例,也就從改開之前的69%,一路下降,到現在僅有41%左右。大部分產出被控制產業鏈的西方資本家拿走。由于分配還很不平均,很大部分收入被少數人拿走,消費占產出比例更是低至30%左右,遠低于美國一半。我國出口產品占國民產出比例,一度高達60%左右,也就是說,大部分產出供應給西方,一旦西方減少進口,我國就會發生生產過剩危機。
從經濟學原理來看,勞動者收入不提高,只有少數人高工資,工業產品只能銷售給少數高工資者,銷售量就必然被限制了,工業規模也就難以擴大,即使象當今中國這樣擴大規模,也只是為西方免費生產。禁止企業暴利,限制資本所得比例,才是美國經濟政策的核心和經濟強大的關鍵。
我國雖有龐大生產能力,大部分工業產品產量都占世界一半左右,基礎建設方面卻甚為落后。例如,我國下水道建設標準僅是抵御1-2年一遇的暴雨,而美國和西方的標準是抵御10-100年一遇暴雨,致使我國每年夏季都會有很多城市,因下水道排水能力有限而遭遇局部水災。
相比美國1946年一年建成1259個機場,改開30年,我國僅增加民用機場77個,略低于前30年。如果算上軍用機場,則遠遠低于前30年,因為我國500多個機場,大部分機場是軍用機場,都是前30年建設的。美國1886年建成的鐵路就高達2.7萬公里,相當于中國改開時代25年的建成量。
中國如此低下的建設能力,難道是因為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還趕不上美國七十年前和130年前?事實是中國大部分工業產品都是美國巔峰時期5倍以上,技術水平也遠高于當時的美國。我們應該組織自己的人力為國內建設服務,包括大搞基礎設施建設而不是為西方服務。
我們還應該收回大量交給美國和西方資本家的經濟主權和貨幣主權。以蘋果公司為例,從技術積累來看,蘋果公司本是軟件為主的公司,其生產的蘋果產品,除軟件是蘋果開發的,硬件基本都是配套公司生產的,在通信領域更是毫無積累,與我國華為中興占據世界第一和第四的通信公司根本無法相比。而且蘋果手機連輸入漢字的基本功能都不全,主要通過廣告宣傳擴大市場,卻長期占據中國手機市場榜首,甚至在過去幾年里,攫取了手機市場大部分利潤。
蘋果公司除了搶占中國市場,拿走中國人的財富,給中國有什么貢獻?將蘋果趕出中國市場,就可以讓蘋果拿走的利潤,每年高達300億美元以上,成為購買力,增加國內產品銷售量,就能彌補美國第一項貿易戰措施帶來的市場減少了,而且還消除了蘋果公司所獲利潤。美國在中國吸血的公司,又豈止一個蘋果。我們又什么理由擔心生產過剩帶來的問題?
更重要的措施是借鑒美國和西方的經驗,調整分配,也就是大幅度提高普通勞動者,包括農民工的收入和待遇,從而提高勞動者占產出比例,減小資本的比例。
提高底層勞動者收入和分配比例,從而提高國內消費能力和消費市場,不僅解決生產過剩問題,而且實現生產目的,讓經濟成果真正為本國老百姓服務,而不是為西方服務。
中國老百姓的人均消費量與美國還存在數量級的差別,只要大幅度提高了收入,就必然能夠大幅度提高國內市場,消除西方關閉市場帶來的影響。同時讓老百姓能夠有能力消費國內的基礎設施,也才能讓基礎設施為國內老百姓服務,而不是為美國和西方服務。國內為吸引西方資本,建設大量工廠等設施,實際是為西方免費服務。
此外,中國要維護本國利益,就應該收回各種交給美國和西方的貨幣和經濟主權,應該大幅度提高人民幣匯率,停止為擴大出口增加貿易順差的出口退稅,停止對外資的優惠政策,禁止外資在中國的非法經營,包括暴利經營,以大幅度削減出口,同時大幅度削減外資,消除和防范他們對中國利益的掠奪。總結為一句話,就是回到毛澤東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路線上,新中國建國之初,有很多好的對策,這里不再贅述。
四、減少出口才能傷害美國經濟,反擊美國貿易戰的最有效措施是對美禁售
市場經濟是由專業化的工廠分工合作,生產各種產品,缺少任何一個關鍵環節,都有可能造成嚴重經濟危機。目前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生產的大部分工業產品都占世界50%左右,某些重要工業產品占有的市場比例更高,如稀土,甚至占據世界97%市場。
我們為美國市場提供了很多工業產品和消費品,而且占據的份額都名列前茅,如果禁售某些產品,必將導致美國物價大漲,甚至引起經濟癱瘓。例如,稀土是很多高技術產品的重要元器件的生產原料,中國曾減少稀土出口量,就引起西方恐慌,通過世界貿易組織禁止中國限制稀土出口。
從歷史來看,美國在2000年以前,物價很少穩定,不是通貨膨脹,就是通貨緊縮。正是中國不斷應美國市場需要,低價供應商品,才讓美國在2000年后,第一次長時間保持了穩定物價。如果中國改變出口策略,不再按照美方需要,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則美國物價不可能穩定。
禁售某種關鍵產品或原料,就是引發美國經濟混亂的重要方法。美國和西方一直采用禁售方法來限制中國的經濟發展,例如,冷戰結束后,美國仍然聯合西方盟國簽訂《瓦森納協議》,甚至將俄羅斯也拉入到這個協議,對中國禁售很多高技術產品。我們學美國,采用禁售方式,也是對等的措施。
如果擔心美國和西方大范圍的禁售報復,則同樣可以象美國一樣尋找某些借口,例如,在某個行業,如稀土礦產業,加大環保治理要求,整頓全行業生產,從而在一段時間內,大幅度降低出口量。從國家安全角度出發限制出口,也是美國常用的方法,我們同樣可以借鑒。
前面分析指出,低人民幣匯率導致國內物價上漲,相反,抬高人民幣匯率到市場匯率,就能逆轉,使國內物價下降,同時推動美國物價上漲。在過去20多年,我國采用比市場低得多的人民幣匯率,按照美國聯邦調查局,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主要官方機構發布的購買力平價匯率數據,我國人民幣實際匯率僅相當于購買力平價匯率的20—50%,從而為西方供應了大量低價商品,也使我國積累了大量外匯,最多時占世界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一。
于此同時,則依據外匯儲備增發了20多萬億人民幣,投放市場,等于市場上減少了上百萬億物資,卻增加了20多萬億基礎貨幣,這是最近十余年來,我國物價多次大幅度上漲的重要原因。相反,如果我們提高人民幣匯率到購買力平價匯率以上,才能實現出口逆差,從而使用外匯進口物資,降低國內物價。
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央行增發人民幣,彌補外匯減少帶來的人民幣基礎貨幣減少引起的通貨緊縮,政府也就可以增發國債方式免費獲得央行增發的人民幣,用于解決國內經濟問題,例如,加大投資,增加國內老百姓補貼,用于擴大國內市場消費能力,從而減少生產過剩。
對美國來說,如果短期內中國從很大的貿易順差變成較大的貿易逆差,不但美國市場上物資供應量會大幅度減少,而且貨幣數量也要大幅度增長,必然導致嚴重的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危機。
低貨幣匯率本是美國精英拿胡蘿卜和大棒推銷的。每當一個國家遭遇經濟危機,向美國精英及其控制的機構,如世界銀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求助時,美國就會要求求助國實施華盛頓共識政策,否則就不會提供貸款給求助國。
東南亞拉美金融危機爆發,各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時,當時該組織就指責各國匯率高估,要求降低匯率。華盛頓共識第五條政策,就是公開要求他國政府干預匯率市場,實施低貨幣匯率政策,其推銷的理由是可以通過擴大出口,增加生產。問題在于增加生產,并不一定等于增加本國老百姓福利,而低貨幣匯率政策,已經嚴重損害國民利益了。
等到對手的經濟適應了新的低貨幣匯率了,美國精英又會指責對手操縱匯率,要求提高匯率,威脅對手在其他方面讓步。當真正的貿易戰打響了,美國精英卻往往忽略了對手降低匯率的對策,這是歷史上曾經經常采用的對策,是學術界眾所周知的對策,然而卻是最愚蠢的對策之一,就像這次中美貿易戰,已經過去80多天,美國精英們絕口不提中國降低人民幣的應對措施。
正是因為中國采取降低匯率的方式應對美國的貿易戰,使美國單方面獲利,不能真正反擊美國,才推動美國進一步加大加征關稅的范圍。增加人民幣匯率,這本就是美國曾經多次口頭要求的,從美國官方,包括特朗普總統多次表達的看法看來,也是十分合理的措施,美方是沒有理由反對的。
出口退稅,和低工資,都是出口導向政策的主要措施,都是推動出口,增加貿易順差的政策,都應廢止。我們的問題很可能在于,國內投降派勢力太大,不敢真正得罪美國,從而不敢實施有可能傷害美國經濟的措施。
(來源: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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