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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中國的“長青哲學”是一種有機唯物論

點擊：2780 作者：李約瑟來源：商務印書館發布時間:2017-10-22 12:12:35

【導讀】：“中國沒有自發地發展出歐幾里得幾何學，這無疑阻礙了他們在光學上所能做出的進展。但在光學領域，他們也從未受過那種相當荒謬的希臘觀念的阻礙，以為光線是從眼睛發射出去的。”

中國與西方的對比

首先，我們可以詳細表明，中國的“長青哲學”(philosophia perennis)是一種有機唯物論(organic materialism)。這可以從每一個時代的哲學家和科學思想家的言論中得到闡明。機械論世界觀根本沒有在中國思想中發展起來。中國思想家普遍持一種有機論觀點，認為現象與現象按照等級秩序彼此關聯。但這并不妨礙中國做出偉大的科學發明，比如前面提到的地震儀。在某些方面，這種自然哲學甚至會有益于科學發明。假如我們已經確信宇宙中存在著一種有機模式，那么我們對磁石指向北極就不會感到奇怪。

如果說在歐洲人聽說極性之前中國人就在研究磁偏角問題，那也許是因為中國人從未被以下觀念所困擾，即物與物必須相碰撞才能發生作用。換句話說，中國人天生就傾向于場論，這種偏愛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人很早就形成了關于海潮原因的正確觀念。早在三國時期就有人說過，沒有遠距離物理接觸的超距作用是可能的。

▲ 司南的發明與一種萬物彼此關聯的有機論思維模式有關

其次，正如我們所說，中國數學的思想和做法永遠是代數式的，而不是幾何式的。他們沒有自發地發展出歐幾里得幾何學，這無疑阻礙了他們在光學上所能做出的進展。但順便提一句，在光學領域，他們也從未受過那種相當荒謬的希臘觀念的阻礙，以為光線是從眼睛發射出去的。歐幾里得幾何學也許是在元朝傳入中國的，但直到耶穌會士來華才扎下根來。

但這一切并未阻礙中國人成功做出了工程上的偉大發明——我們已經提到兩種：(1)發明了用偏心輪、連桿和活塞桿來轉換旋轉運動和往復運動的最有效方法；(2)成功制造出了最古老的機械鐘，其中包括發明一種擒縱機構，即用機械方法來減慢一組輪子的轉速，以便與人類的基本時鐘即天界的周日視運動保持同步。

在這方面，我們饒有興致地發現，中國人的做法并不像初看起來那樣是純粹經驗的。早在公元1088年蘇頌在開封成功地豎立起那座儀象臺之前，蘇頌的助手韓公廉就寫過一部專門的理論著作，從基本原理出發闡明了齒輪組的排列和一般的機械裝置。公元8世紀初，當一行和梁令瓚第一次發明這種時鐘時也有同樣的情形出現，這比帶有立軸橫桿式擒縱機構的第一批歐洲機械鐘早了6個世紀。此外，雖然中國沒有歐幾里得，但這并未阻礙中國人發展出并一貫使用現代天文學普遍采用的天文坐標，也并未阻礙他們隨后設計出赤道儀，盡管放入赤道儀的僅僅是一個望筒，還不是望遠鏡。

▲ 蘇頌等人創建的水運儀象臺，高約12米，五層木閣共計有162個小木人負責報時，精巧異常

第三，存在著波與粒子的對立。秦漢以來中國人所關心的原型波動說與陰陽這兩種基本的自然本原的永恒消長有關。從公元2世紀開始，特別是經由佛教徒與印度的接觸，各種原子論學說被不斷引入中國，但它們從未在中國的科學文化中生根。同樣，粒子理論的缺乏并未阻礙中國人取得非凡成就，比如早在西方人注意到雪花晶體的六角形構造之前很久，中國人就已經認識到了。粒子理論的缺乏也沒有阻礙他們幫助奠定了化學親和性的知識基礎，這可見于唐、宋、元的某些煉丹術論著。沒有粒子概念也許對中國的科技發展沒有那么大妨礙，因為畢竟是在文藝復興之后的歐洲，這些理論才變得對現代化學的興起至關重要。

有人說，中國人從根本上是一個注重實用、不愿相信一切理論的民族，對此我不愿完全否認。但我們必須注意不要過分強調這一點，因為11、12、13世紀的理學家實現了一次美妙的哲學綜合，在時間上與歐洲經院哲學的綜合驚人地相符。也許可以說，中國人對理論尤其是幾何學理論的厭惡反而帶來了好處。例如，中國的天文學家并不像歐多克斯(Eudoxus)或托勒密那樣探討天界，但他們的確避免了統治中世紀歐洲的水晶天球觀念。

奇怪的是，16世紀末利馬竇來華時曾在一封信里提到中國人的一些愚蠢觀念，特別是“他們不相信水晶天球”；但沒過多久，歐洲人自己也不相信水晶天球了。此外，這種基本的實用性并不意味著中國人的心靈很容易滿足。在古典中國文化中即進行過非常認真的實驗。例如，若不是中國的風水師們非常仔細地注意過磁針的指向，中國人就不可能發現磁偏角。如果沒有相當準確的溫度測量，如果無法在窯中任意重復氧化或還原的條件，制陶工業也不會那樣成功。由于社會因素的阻礙，中國高級工匠的記錄無法公之于世，因此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關于這些技術細節的材料很少。但這些文獻肯定是存在的，有的只留下了書名，比如我們還會談到的《木經》，有的則傳下了手抄本，比如福建造船工人的手冊。

哲學和神學的因素

顯然，我們最終必須在儒家—道家世界觀對科技的影響與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對科技的影響之間進行一種詳盡的比較。眾所周知，支配中國文人心靈兩千多年的儒家從根本上是入世的。他們持有一種社會倫理學，旨在指出一條道路，使人能在社會中和諧共處，幸福生活。儒家關心人類社會，關心西方人所謂的自然法，即人應當追求的那種符合人的實際本性的行為方式。

在儒家思想中，倫理行為帶有圣潔性，但與神和神性并無關系，因為造物主的觀念在儒家思想體系中是不必要的。而道家則是出世的，他們的道是自然的秩序，而不只是人類生活的秩序，道以一種奧妙的有機方式運作著。不幸的是，道家雖然對自然極感興趣，卻常常不相信理性和邏輯，因此道的運作往往有些不可思議。因此，儒家把興趣純粹集中在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上，道家雖然對自然的興趣很強烈，但這種興趣往往是神秘的、實驗的，而不是理性的、系統的。

這里的核心特征之一無疑是中西方自然法(Laws of Nature)觀念的差異。我和我的同事們曾對東亞和西歐文化中的自然法概念做過非常細致的研究。很容易表明，在西方文明中，法學意義上的自然法觀念與自然科學意義上的自然法觀念可以追溯到共同的起源。西方文明中最古老的觀念之一無疑是這樣的：正如人間的帝王立法者能夠頒布成文法典讓人們遵守，天界最高的理性造物主必定也頒布了一系列法讓礦物、晶體、植物、動物和星體遵守。這種觀念無疑與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現代科學的發展密切相關。我們是否可以說，現代科學之所以只在歐洲產生，原因之一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沒有這種觀念呢？換句話說，中世紀構想出來的樸素形式的自然法觀念對于現代科學的誕生是否是必不可少的？

▲ 哥白尼在《天球運行論》中展示的宇宙圖景

毫無疑問，是巴比倫人第一次提出了一位天界立法者為非人的自然現象“立法”的觀念。太陽神馬爾杜克(Marduk)被描繪成眾星的立法者。將這種觀念繼續下去的與其說是古希臘的前蘇格拉底哲學家或亞里士多德主義者，不如說是斯多亞派，他們構想了一種內在于世界的宇宙法，既適用于人，也適用于非人的自然。在基督教時代，由于受到希伯來人的影響，立法之神的觀念被極大地推進了。在整個中世紀，神為非人的自然立法這一觀念多多少少是一種常識，但事實上直到文藝復興時期，這一隱喻才開始得到重視。轉折點出現在哥白尼與開普勒之間。哥白尼從未使用過“法”這一表述，開普勒雖然用過，卻并未將其用于他的行星運動三定律。我們奇怪地發現，“法”這個詞在最初用于自然現象時并未出現在天文學或生物學領域，而是出現在阿格里科拉(Agricola)的一部著作中，其上下文討論的是地質學和礦物學。

中國人的世界觀則依賴于一種完全不同的思路。他們認為，萬物之所以能夠和諧并作，并不是因為有一個外在于它們的最高權威在發布命令，而是因為它們都屬于一個等級分明的整體，各個部分形成了一種有機的宇宙樣式，它們服從的乃是自身本性的內在命令。自然法的觀念之所以沒有從中國人一般法的觀念發展出來，是出于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中國人很早就不喜歡精確表述的抽象成文法，那是從封建制度過渡到官僚制度過程中法家政客的失敗暴政中制定出來的。

其次，當官僚制度最終建立起來時，事實證明，表現為業已接受的習慣和好風俗的舊的自然法觀念最適合典型的中國社會，因此，自然法的要素在中國社會要比在歐洲社會更為重要。但它的大部分內容都沒有寫成正式的法律條文，且其內容又以人和倫理為主，因此無法將其影響領域拓展到非人的自然。

最后，也許是最重要的，像“一個至高存在”這樣的觀念雖然肯定從很早就有，但很快就失去了人格性，這些觀念嚴重缺乏創世的想法，因此中國人不相信有一個天界立法者在創世之初給非人的自然頒布法律這樣的觀念。因此，中國人不認為可以通過觀察、實驗、假說和數學推理等方法來破解或重新表述一個理性的至高存在所制定的法。當然，這并不妨礙古代和中世紀的中國有巨大的科技發展。我們已經討論了它的許多方面，不過其深遠影響可能要到文藝復興時期才產生出來。

▲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中展現的有機自然觀 (《富春山居圖》)

在現代科學看來，我認為自然法中已經沒有了命令與義務的觀念殘余。自然法現在被視為統計上的規律性，只在一定的時間地點或大小范圍內有效，是描述(descriptions)而不是規定(prescriptions)。這里我們不敢貿然參與主觀性在科學定律形成過程中所起作用的大爭論，但的確有一個問題：如果不走西方科學實際所走的道路，我們能否認識到統計規律性及其數學表達呢？我們也許可以問，假如某種文化想產生開普勒式的人物，是否一定要有那種將產卵的公雞依法起訴的心態呢？

【摘自李約瑟《文明的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