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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一次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偉大的群眾愛國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并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創造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條件。今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主席誕辰125周年紀念日，明年5月4日是五四運動80周年紀念日，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125周年和五四運動80周年。

一、五四運動爆發前，毛澤東在北京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

五四運動爆發前，毛澤東于1919年4月6日剛剛回到長沙，在修業小學擔任歷史教員。在這之前，毛澤東于1918年8月同羅學瓚、張昆弟、李維漢、羅章龍、蕭子升等24名青年一起到達北京，會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從事赴法勤工儉學的準備工作。10月間，經在北京大學當教授的楊昌濟的介紹，毛澤東認識了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館長）的李大釗，在圖書館當一名助理員。毛澤東充分利用這里的學習環境，廣泛閱讀各種書籍報刊，研究各種學說。特別是他和李大釗朝夕相處，從李大釗那里借來許多馬克思主義書籍閱讀，并利用工作之便經常向李大釗請教，由此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后來回憶說：“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當時的北京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毛澤東親眼見到了新文化運動中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動，也結交了一些名人學者。他組織在京的十幾個新民學會會員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適座談，“談話形式為會友提出問題，請其答復。所談多學術及人生觀問題”。對陳獨秀，毛澤東是崇拜的，認為“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

毛澤東的抱負和才干得到李大釗的贊賞，他認為毛澤東是“湖南學生青年的杰出領袖”，親自介紹他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新聞學研究會和北大哲學研究會。在北大期間，毛澤東多次聆聽李大釗的講演，閱讀李大釗的文章，這對他的思想變化具有重要影響。他后來回憶說：“我對政治的興趣越來越大，思想也越來越激進。”

1919年3月12日，毛澤東離開北京，途中轉道上海送別了蔡和森、蕭子升等湖南青年登船赴法，之后回到湖南。

二、五四運動爆發后，毛澤東在湖南組織學聯會投身于運動之中

1919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巴黎和會上決定把戰前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交給日本，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4月底，北京2.5萬名學生向全國發出通電，要求收回青島，號召全國人民在5月7日舉行國恥紀念會，一致對外。1919年5月4日，北京五千名學生舉行群眾游行示威活動。大家高呼“打倒賣國賊!”“拒絕和約簽字!”“廢止二十一條!”“誓死收回青島!”“抵制日貨!”等口號。群眾把親日派官員曹汝霖的住宅趙家樓也燒了，又把章宗祥痛打了一頓。段祺瑞執政府派出軍警彈壓，捕去32名學生。第二天，全北京的學生總罷課，表示反抗。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

五四運動震動了全國各地。天津、上海、南京、武漢，以及廣東、廣西、福建、山西、陜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東北三省的學生都起來響應。他們先后罷課，發通電、傳單，作講演宣傳，查禁日貨。5月9日，長沙的報紙沖破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新聞封鎖，紛紛報道了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中旬，北京學生聯合會派鄧中夏回湖南聯絡，向毛澤東、何叔衡等介紹了北京學生運動的情況，商量改組現在的湖南學生聯合會，以便發動湖南學生響應北京的愛國運動。

之后，毛澤東邀請新民學會會員蔣竹如、陳書農、張國基等人，在5月23日晚到一師后山操坪里商談，決定通過新民學會會員的活動，每個學校舉一個或兩三個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學開會。

5月25日，張國基、易禮容、彭璜等20余名各校學生代表匯集楚怡小學，毛澤東向他們介紹了鄧中夏后，便由鄧中夏通報北京學運情況。會議最后決定：成立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發動學生總罷課。3天后，湖南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會址設在落星田商業專門學校。學聯會下設評議部和執行部，評議部即學生代表會議，主席是商業專門學校學生彭璜；執行部主持日常工作，主席是第一師范學生會代表張文亮。他們兩人和學聯會的大多數工作人員都是新民學會會員，接受毛澤東指導。而毛澤東住的修業小學離商專很近，有時他就住在商專，就近指導學聯會的工作。

6月3日，在學聯會的組織下，長沙20所學校學生統一罷課，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絕巴黎和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等六項要求。毛澤東還長沙親自寫、印、發了一個文字不長的傳單，開頭第一句：“同胞們，起來！”號召大家行動起來反帝、反封建、反軍閥，以學聯會的名義散發。

五四運動發展到6月3日以后，形勢更加高漲。全國各地各界紛紛響應，聲援北京學生。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之后全國各大城市也舉行罷課、罷工、罷市，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北京政府不得已于6月9日下令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并答應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6月28日，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在湖南，7月9日，由湖南學聯發起，成立湖南各界聯合會。學聯在暑假期間組織講演團，進行各種愛國反日的宣傳。長沙的工人們也組織宣傳隊，和學生們共同行動。湖南各縣的學生和各界人民也都有同樣的組織和活動。毛澤東一直站在運動的前列，成為運動的積極組織者和領導者。

三、毛澤東創辦《湘江評論》，宣傳革命的思想理論

五四運動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使中國人民進一步認識到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和軍閥統治的黑暗，同時進一步提高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決心和覺悟；促進了全國人民對改造中國的問題的反思和探索，也促進了新思潮的蓬勃興起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中，毛澤東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為了開展湖南的革命運動，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維護他們的革命熱情，也為了發表自己的政見，毛澤東覺得，在長沙辦一個刊物很有必要。于是在1919年7月14日，湖南學生聯合會的機關刊物《湘江評論》的創刊號出世了。這是一個小型的四開四版的報紙，創刊號刊登的“本報啟事”說：“本報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創刊宣言”由主編毛澤東親自撰寫，用較大一號的字排印，幾乎占整個第一版的篇幅。這篇文章的立意新穎，熱情奔放。在當時“世界革命”呼聲和“人類解放”運動的影響之下，毛澤東寫道：“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

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長篇論文《民眾的大聯合》，連載于第二、三、四期。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開贊頌了俄國十月革命及其影響。他說：“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毛澤東在這里詳細論述人民必須聯合、團結、組織起來以和有組織的統治壓迫階級對抗的極端重要性。

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散發傳單時被捕，全國各界立即掀起營救陳獨秀的運動。毛澤東也加入營救行列。他在《湘江評論》創刊號發表了重要文章《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文章在介紹了陳獨秀被捕經過、全國營救陳獨秀情況和盛贊其幾年來提倡新思潮的功績后表示：“我們對于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陳君原自說過：出試驗室，即入監獄；出監獄，即入試驗室。又說：死是不怕的。陳君可以實驗其言了。”

《湘江評論》發行后，引起社會各方面的重視，銷路很好。第一期印2000份，當天銷完，又重印2000份。它大大地推動和加強了學生運動，推動了知識界、教育文化界走向進步、走向革命。它不僅是提倡新文化、反對封建舊禮教的宣傳者，而且是民眾運動的組織者，經常討論思想問題和社會上各種實際問題，并號召積極行動。

7月21日《湘江評論》第二期出版的同時，又出了“臨時增刊”第一號。28日，出第三期。從第二期起每期印5000份。湖南各地以及武漢、廣東的青年學生，一部分中小學教員及社會進步人士都爭相搶購。

然而到8月中旬，《湘江評論》第五期剛剛印出，便遭到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查禁，罪名是宣傳“過激主義”，被迫停辦了。湖南學聯也同時被強行解散。毛澤東和學聯的工作人員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學籌備處住下，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湘江評論》被封后，毛澤東又應邀主編一個學校學生會出的周刊《新湖南》。他標明刊物的宗旨是：批評社會，改造思想，介紹學術，討論問題。和《湘江評論》一樣，這份刊物的大部分文章是毛澤東寫的。文章有“社會主義是什么？無政府主義是什么?”等等。不久，《新湖南》也被張敬堯封閉了。毛澤東此后就在長沙《大公報》等報紙上發表文章，正面或側面地揭露統治者的黑暗和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從辦《湘江評論》起，毛澤東在進行社會政治等實際組織活動的同時，從事著革命的新聞工作、政論工作和思想理論工作，這些工作都取得輝煌的成績，是他早期革命活動史上的重要一頁。

四、五四運動結束后，毛澤東在湖南組織驅張運動，并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在全國各界聲勢浩大的抗議熱潮和反對聲面前，1919年6月9日，北京政府不得已下令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并答應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6月28日，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全國各地的工人和學生也在6月12日以后相繼復工和停止罷課。

全國性的五四運動雖然結束了，但毛澤東在湖南的革命活動并沒有停止，他又開始在湖南組織“驅張運動”。

皖系軍閥張敬堯統治湖南兩年多，作惡多端，人民恨之入骨。毛澤東經過深入動員，自1919年12月6日起，由一師、商專、修業、楚怡、周南幾所學校首先發起罷課，不到一星期，長沙全部專門學校、中學、師范和一部分小學一致罷課，學聯會代表中等以上學校1.3萬學生，發布了“張毒一日不出湘，學生一日不返校”的《驅張宣言》。

第一步成功后，毛澤東又召集新民學會和學聯會主要負責人開會，邀請部分教育界人士參加，商定第二步行動。決定組織驅張代表團，分赴北京、衡陽、常德、郴州、上海、廣州等地作請愿活動，一方面擴大驅張宣傳，一方面利用張、吳（佩孚）等矛盾，軍事上壓迫張敬堯。一部分人留在長沙，繼續組織學生和團結各界人士作驅張活動，并負責與赴外地代表聯絡。

驅張代表團人員在1920年1月間分頭出發，去北京的代表團由毛澤東帶領。當毛澤東行到漢口時，草擬了驅張宣言，歷數張敬堯種種罪行，向漢口、北京、上海各地報紙發布，并在武昌鲇魚套車站將張宗昌為張敬堯運去的20多包鴉片種子拍了照，在報上揭露出來，使張敬堯名聲更臭。毛澤東一行到達北京后，在湖南會館召集了一次以湖南學生為主的群眾會，報告驅張經過，得到大家支持。

毛澤東到達北京時，蘇聯政府與中國建立平等外交關系的通告，突破北洋軍閥政府的封鎖公布出來，受到中國人民的熱烈歡迎。這時，《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譯本也已出版，毛澤東用心研讀了這些書籍，正如他自己回憶的：“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間，我讀了許多關于俄國近況的書，并且熱烈地搜尋一切那里能夠找到的中文的共產主義著作。有三本（指《共產黨宣言》、考茨基《階級斗爭》和巴枯寧《社會主義史》——引者）在我思想上影響特別大，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正確理論便從沒動搖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某種程度也在實踐上，我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毛澤東返湘后，又于1920年4月去上海，繼續進行驅張活動。此時，直皖兩系軍閥矛盾加劇，駐湖南直軍急欲撤兵北上，吳佩孚即與湘軍譚延闿、趙恒惕聯系，要他們進軍。結果在湘軍的進逼下，張敬堯被迫于6月11日逃離長沙，26日退出湖南全境。學聯會通知各地驅張代表返回。

1920年7月，毛澤東從上海返回湖南。8月，在長沙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創辦文化書社，宣傳馬克思主義。之后又在長沙組織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6月，毛澤東接到上海的通知后，就和何叔衡動身去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回顧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中的經歷，我們看到了一個憂國憂民、胸懷遠大的愛國熱血青年是如何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歷程。毛澤東的這個歷程告訴我們兩個道理：

首先，要成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真正的共產黨人，首先必須是一個與廣大人民群眾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愛國者，如果連自己國家的人民都不愛，就不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也就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真正的共產黨人。

其次，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是在不斷的革命斗爭實踐中成長起來的。為什么當年參加五四運動的許多名人，如五四運動的領導胡適、陳獨秀、李大釗、林長民，北京的學生代表方豪、羅家倫、段錫朋、張國燾、傅斯年、許德珩、易克嶷、羅章龍、高君宇、羅隆基、王造時、陳長桐、何浩若、聞一多、瞿秋白、鄭振鐸等人，在他們之中只有少數人后來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而當年在全國沒有多大名氣的毛澤東后來卻成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真正的共產黨人，并在最后成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和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就是因為大數人在五四運動結束后就不再革命了，而毛澤東等人卻沒有停下革命的腳步。歷史告訴我們：不想繼續革命的人，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真正的共產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