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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的分析閃爍著邏輯整體性的光芒。從勞動創造價值到價值的內在轉化形式,再到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是勞動價值論的邏輯整體分析思路。馬克思創新性地運用總體方法分析了勞動價值論的邏輯整體。理論界對勞動價值論的誤讀、誤解甚至是曲解,同不理解總體方法密切相關。運用總體方法分析和研究勞動價值論,反映了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性和發展性。面對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各種現實問題,研究國際價值及其轉化問題成為發展勞動價值論的重要問題。馬克思關于勞動價值論邏輯整體性思路,為我們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發展勞動價值論提供了研究的思維行程。

　　馬克思主義整體性內含著方法整體性、邏輯整體性和歷史整體性,方法整體性支撐邏輯整體性,這二者同時又支撐著歷史整體性。馬克思主義的宏觀架構需要從整體的視野去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理論也同樣需要從整體的角度來理解和把握。勞動價值論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基石,要整體地把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宏觀架構,就必須立足方法整體性理解和把握勞動價值論的邏輯整體性,從而進一步去把握其歷史整體性。本文著重研究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邏輯整體性對發展勞動價值論的意義①。把握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邏輯整體性,關系到如何在澄清歷史上和理論界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誤讀、誤解甚至是曲解的基礎上,正確理解和發展勞動價值論。

　　一、以邏輯整體性的視野把握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

　　在理論界,人們一談到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就會很自然地認為勞動價值論主要講的是勞動創造商品價值的問題,這無疑是正確的。從邏輯整體性角度來思考勞動價值論,我們看到,馬克思不僅在《資本論》第一卷充分闡述了勞動創造價值的問題,而且在《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也對價值的內在轉化形式進行了詳盡的探討;即使在《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對勞動創造價值問題的分析也不是僅限于第一篇,在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分析中,馬克思還從資本主義現實角度分析了勞動創造價值問題。可以認為,勞動價值論包括勞動創造價值和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內容。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的分析閃爍著邏輯整體性的光芒。

　　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價值的前提,首先是價值內含在商品中,成為商品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其次是價值內含在商品經濟中,是商品的社會屬性,成為商品經濟的規定。而更重要的是第三,即價值的實體就是抽象的人類的一般勞動。因為撇開商品實體的使用價值屬性,“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靈般的對象性,只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這些物現在只是表示,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1](P51)馬克思對勞動二重性問題的分析,解決了只有抽象勞動才創造價值的問題。可見,勞動創造價值說明了在商品經濟條件下抽象勞動創造價值的事實,從而為我們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發展勞動價值論提供了基礎理論的依據。

　　當然,馬克思關于勞動創造價值的分析并不只是停留在價值實體層面,而是擴展到了價值量的層面,以及價值的外在轉化層面。對于勞動創造價值中勞動時間與商品價值量的關系,馬克思明確指出:“商品的價值量與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地變動,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地變動。”[1](P53-54)馬克思關于商品價值量決定的論述,從價值實體與價值量的關系上說明了勞動創造價值。在商品經濟發展的現實中,貨幣的出現必然使價值發生轉化,當貨幣表現價值時就是價格,價格成為價值的外在轉化形式,“商品價格只有在貨幣價值不變、商品價值提高時,或在商品價值不變、貨幣價值降低時,才會普遍提高。反之,商品價格只有在貨幣價值不變、商品價值降低時,或在商品價值不變、貨幣價值提高時,才會普遍降低。”[1](P119)馬克思對市場供求、價值、價格之間關系的分析,展現了勞動價值論的現實意義,說明了勞動價值論的生命價值所在。

　　在《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并不是只在一般意義上分析勞動價值論,而是通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現實進一步分析了創造價值的勞動的總體化問題。當資本主義生產在科學技術和分工協作的發展中,在結合勞動的促進下得到不斷拓展時,勞動過程會被分解,組合勞動者的群體出現了,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有的是技術人員,有的是監工,有的是直接體力勞動者或十分簡單的粗工。分解了的勞動過程構成一個總體,組合勞動者的群體則為總體工人。“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較間接地作用于勞動對象。”總體工人的出現,使原先單一的直接勞動者的劃分變得復雜,使生產的產品“從個體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轉化為總體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1](P582)總體工人的出現,意味著創造商品價值的抽象勞動的主體不再是單個人,而是一個總體,也就是說,服務于同一生產過程的人的勞動都創造價值。馬克思對創造價值的勞動的總體化問題的分析,深刻說明了創造商品價值的勞動作為“總體勞動”,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其范圍是在不斷延伸和擴大的。這也為我們在信息化、全球化、市場化高度發展的條件下發展勞動價值論提供了理論依據。

　　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分析的邏輯整體性,并不是局限于《資本論》第一卷,在《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通過考察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供求關系的變化,以及資本流向的變化,分析了價值到生產價格的內在轉化,以價值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的轉形發展了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生產過程的結果即商品的價值可以分成三個量:“一個量只代表生產資料中包含的勞動,或不變資本部分。另一個量只代表生產過程中加進的必要勞動,或可變資本部分。最后一個量的產品只代表同一過程中加進的剩余勞動,或剩余價值。”[1](P257)當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和轉變為成本價格,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之后,商品價值就轉化為生產價格了。商品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意味著商品經濟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商品按照價值的交換轉化為按照生產價格的交換,而生產價格更接近于資本主義的經濟現實。“商品生產價格的一切變動最終都可以歸結為價值的變動”,[2](P228)生產價格是價值的內在轉化形式。生產價格形成以后,商品市場價格借以波動的中心,就由市場價值轉化為市場生產價格,“日常的市場價格就是圍繞著這個中心來變動,并且在一定時期內朝這個中心來拉平的。”[2](P200)在生產價格的規定性中,市場價格是市場生產價格的表現形式,市場生產價格則是市場價格的本質規定。價值到生產價格的內在轉化并不否定價值規律,關鍵就在于價值的變動支配著生產價格的變動,作為生產價格組成內容的平均利潤又是由總的剩余勞動量來調節的。

　　價值到生產價格的內在轉化之所以是勞動價值論邏輯整體的內容,原因就在于,“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或接近于它們的價值進行的交換,比那種按照它們的生產價格進行的交換,所要求的發展階段要低得多。按照它們的生產價格進行的交換,則需要資本主義的發展達到一定的高度。”[2](P197)當商品經濟發展到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高度時,情況發生了變化,例如,商業自由化了、勞動力發生了自由流動、信用制度發展了等等,商品按照價值進行交換不再能適應這種變化的情況。所以,馬克思強調:“把商品價值看做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歷史上先于生產價格,是完全恰當的。這適用于生產資料歸勞動者所有的那種狀態,無論在古代世界還是近代世界,都可以在自耕農和手工業者那里看到。”[2](P198)歷史事實證明,商品按照價值進行交換還是按照生產價格進行交換,是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程度相聯系的。

　　從邏輯整體性角度來思考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顯然包括了勞動創造價值和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內容,從勞動創造價值到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反映的是勞動價值論由價值的簡單規定進一步上升為價值的復雜規定的邏輯發展過程,只有把勞動創造價值與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把握勞動價值論。不僅如此,這一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邏輯發展過程,還不斷地豐富和伸展著勞動價值論的基本規定,使勞動價值論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變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數字化新媒體的推廣而不斷得到發展。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史上,在19世紀80年代關于勞動價值論的論戰中,奧地利資產階級學者龐巴維克對勞動價值論展開的所謂《資本論》中存在“兩個勞動價值論”、二者是“相互矛盾的”等等攻擊,撇開其階級立場不談,正在于不懂得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思路,不懂得勞動價值論的邏輯整體規定。換言之,以邏輯整體性的視野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解決誤讀、誤解甚至曲解勞動價值論,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發展勞動價值論的研究路徑。

　　二、總體方法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邏輯整體性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方法的創新奠定了勞動價值論邏輯整體性研究的基礎。理論界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誤讀、誤解甚至是曲解,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不理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的創新。因此,可以認為,把握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方法的創新,是理解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邏輯整體性及其意義,以及發展勞動價值論的前提。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馬克思闡述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總體方法。總體方法是分析“具體總體”和“思想總體”、抽象和具體、歷史和邏輯之間關系,展現思維過程的邏輯和辯證法的方法。馬克思從“生產是總體”出發,把總體分解為“具體總體”和“思想總體”,從“思想總體”對“具體總體”的結構和過程的再現中,說明了構成“思想總體”的基本要素即范疇不僅具有二重性和完備性,而且在抽象和具體、歷史和邏輯的關系中具有轉換的有序性和開放性。總體方法的運用反映了政治經濟學理論通過再現“具體總體”的“思想總體”,是一個具有豐富復雜規定和關系的邏輯體系總體。馬克思運用總體方法對勞動價值論進行了研究,既展現了理論分析的邏輯性,也從中證明了這一方法的科學性。

　　首先,總體由“具體總體”和“思想總體”構成,“思想總體”可以再現“具體總體”的結構和過程,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的分析正是由簡單商品經濟進入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由范疇的抽象規定上升為范疇的具體規定,以“思想總體”反映“具體總體”。“具體總體”和“思想總體”的關系,表現為“思想總體”是把“具體總體”“當做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是思維著的頭腦“用它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它既不是“具體總體”本身,也不是“處于直觀和表象之外或駕于其上而思維著的、自我產生著的概念的產物”。[3](P25)馬克思運用總體方法以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現實這個“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的分析為基礎,從價值范疇的轉化上再現了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范疇的轉化表現了現實的生產行為,范疇的轉化也反映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這個總體內部的辯證的運動過程。勞動創造價值,揭示了價值的實質,反映了價值的抽象規定;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揭示了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的事實,反映了價值的具體規定。從價值到生產價格,意味著從價值的抽象規定到價值的具體規定,盡管在價值范疇規定性的分析程度上,以及內在結構方面有所不同,但都是對“具體總體”的概括和加工,這個抽象思維的進程是符合商品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的,是符合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現實的。不僅如此,也只有從勞動創造價值的抽象規定出發,才有可能揭示出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具體規定,才有可能為平均利潤的分配奠定理論基礎。可見,只有把握勞動價值論的邏輯整體性,才有可能把握價值創造從抽象到具體的規定,從而從根本上搞清楚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在勞動價值論研究上的失誤,斧正當前理論界關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太抽象了”的看法。

　　其次,范疇是問題分析的基本要素,處于總體結構中的范疇既具有二重性也具有完備性。對于勞動價值論中勞動、商品、價值、貨幣等范疇,馬克思不僅分析其二重性,也分析其完備性,并以范疇的完備性對范疇二重性中的社會規定性方面做出進一步界定。在總體方法中,范疇的二重性表現為自然的和社會的二重規定,自然規定性是社會規定性的物質內容,社會規定性則是范疇的內在的質的規定性。范疇的社會規定性同樣也表現為一般意義上的社會規定性與特殊意義上外在化的社會規定性這二重性,這種二重性是通過范疇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完備性得到確定的,從而才有著范疇的內在規定性在抽象基礎上向具體轉化的辯證過程。例如,勞動價值論中的勞動范疇,它的二重性表現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二重規定,具體勞動“作為有用勞動,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P56)抽象勞動則是人類勞動的質,創造商品價值的勞動是抽象勞動。抽象勞動作為勞動范疇的社會規定性,隨著商品經濟發達程度的提高而不斷發生著由一般意義的社會規定性向特殊意義的社會規定性的轉化。勞動并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勞動的一般意義上的社會規定性說明了勞動范疇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就有過不同程度的發展,“勞動一般”包含著極為豐富的內容,如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勞動資料,而“最一般的抽象總只是產生在最豐富的具體發展的場合”,“表現出一種古老而適用于一切社會形式的關系的最簡單的抽象”。[3](P28)勞動是歷史的產物,勞動范疇具有歷史發展的印記。在勞動一般中,“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二者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1](P211)但是,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以后,勞動一般必然要發生向特殊意義的社會規定性的轉化,如馬克思所說:“這個從簡單勞動過程的觀點得出的生產勞動的定義,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絕對不夠的。”[1](P581)總體工人、總體勞動正是勞動范疇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特殊意義的社會規定性的表現。因此,我們看到,馬克思運用總體方法對勞動范疇二重性和完備性的分析,不僅有助于我們把握勞動價值論的邏輯整體性,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們遵循這一分析思路進一步深入研究創造商品價值的“勞動”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發展了的內涵。

　　再次,范疇的辯證轉化是一個有序和開放的結構,必須據此來理解和把握勞動價值論分析中的一些理論問題。范疇辯證轉化的有序性不僅僅是一個根據范疇在既定總體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或者根據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先后排列次序的問題,它還通過范疇辯證轉化的不同層次,如不同范疇之間的辯證轉化、同一范疇不同規定性之間的辯證轉化表現出來。范疇辯證轉化的有序性在強化理論分析的邏輯性和科學性的同時,證實了理論的發展性、開放性。從不同范疇之間的辯證轉化來說,在勞動價值論的創立中,馬克思以商品為邏輯起點,分析了商品二因素向勞動二重性的轉化,以價值形式的發展分析了商品向貨幣的轉化,以抽象勞動創造商品價值為基礎,分析了勞動一般向勞動特殊的轉化,以商品價值的構成為前提,分析了商品價值向生產價格的轉化,等等,在對這些不同范疇的辯證轉化分析中,構建起了勞動價值論的邏輯整體。總體方法是對勞動價值論各范疇在歷史上逐次完備、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發生變形的邏輯過程的考察,因而是全面準確理解和發展勞動價值論邏輯整體的重要方法。從同一范疇不同規定性之間的辯證轉化來說,勞動價值論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范疇經歷的正是其內在規定性的變化。馬克思在分析勞動創造價值和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過程中,在不同語境之下都提到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的問題。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決定商品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1](P52)而當商品經濟發展到資本主義高度時,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以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范疇必然會在簡單商品經濟抽象規定的基礎上根據供求變化等因素而發生新的延展,即價值是“由當時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市場上這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總量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2](P722)也就是說,市場價格開始在價值決定上起調節作用了。運用總體方法來分析問題,我們就會認識到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兩種不同的表述,不過是同一范疇在邏輯發展過程中內在規定性發生的延展而已,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決定商品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顯然其內在規定性要比簡單商品經濟中復雜得多,具體得多。理論界一直存在的關于“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爭論,通過總體方法的解釋是可以講清楚的。勞動價值論的邏輯發展過程,科學地證明了勞動價值論的發展性,為我們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發展勞動價值論提供了嚴整的邏輯思路。

　　三、勞動價值論的邏輯整體性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

　　自馬克思恩格斯創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后,在歷經一個多世紀的時代發展變化中,遭受西方學者批判和攻擊最多的理論就是勞動價值論,因為他們很清楚勞動價值論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具有基石般的理論地位,要推翻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體系勢必要推翻勞動價值論,因為他們很清楚,如果要同意勞動價值論,“那就必然要承認馬克思以鐵的邏輯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結論。”②由此可見,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首要的任務就是發展勞動價值論,就是在把握勞動價值論的邏輯整體性基礎上發展勞動價值論。

　　馬克思從勞動創造價值到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邏輯整體分析,是一個從抽象到具體、簡單到復雜的辯證轉化過程,為我們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視閾中發展勞動價值論提供了科學的邏輯思路。20世紀初,盧森堡、考茨基對修正主義者伯恩施坦修正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批判,希法亭對資產階級學者龐巴維克攻擊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反擊,都為我們深刻理解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現代意義提供了重要啟示。列寧站在時代發展的前沿,遵循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邏輯整體性的思路,探索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到壟斷階段勞動價值論的新發展問題,為我們站在時代發展的高度發展勞動價值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引。

　　列寧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到壟斷階段勞動價值論的新發展問題的探索,同他對帝國主義問題的研究緊密聯系。列寧在分析壟斷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的最新成就”基礎上,[4](P597)遵循著馬克思分析勞動價值論所運用的由簡單到復雜、由抽象到具體的方法,透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新現象,緊扣壟斷這一實質,沿著馬克思從勞動創造價值到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邏輯整體思路,創新了勞動價值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列寧認為,壟斷是從資本主義發展到很高階段的生產集中生長起來的,壟斷也是從殖民政策生長起來的,“壟斷既然已經形成,而且操縱著幾十億資本,它就絕對不可避免地要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去,”[4](P623)它使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尖銳化,使極少數最富強的國家剝削日益增多的弱小國家。壟斷雖然代替了自由的趨向,但是,它仍然“處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競爭的一般環境里,同這種一般環境始終有無法解決的矛盾。”[4](P660)這就說明資本主義雖然發生了壟斷這一新的變化,但是,壟斷的性質依然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依據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邏輯整體思路分析壟斷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列寧強調,由于壟斷是從資本主義生長起來的,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決定其必然通過形成壟斷價格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由于壟斷是從殖民政策生長起來的,資本擴張的本性決定其必然通過占有殖民地獲取高額壟斷利潤。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壟斷決不能完全地、長久地排除世界市場上的競爭”,[4](P660)而用改良技術的辦法則可以降低生產費用并提高利潤。可見,列寧的分析基本說明了在資本主義壟斷中,商品的生產價格已進一步轉化為壟斷價格,壟斷價格是商品的成本價格與壟斷利潤之和,它是壟斷資本憑借其壟斷地位在生產價格以上出售商品的價格。列寧在勞動創造價值的基礎上,將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制度下商品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進一步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價格轉化為壟斷價格。壟斷價格成為勞動創造價值在壟斷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種具體的邏輯展開形式。

　　毋庸置疑,列寧關于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壟斷價格的分析,是依據時代變化和現實發展要求遵循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邏輯整體性思路做出的發展。在這一分析中,列寧關于壟斷導致世界上極少數最富強的國家剝削日益增多的弱小國家的格局,以及壟斷資本通過占有殖民地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分析,首先引起了一些國外馬克思主義者如法籍學者阿吉里·伊曼紐爾的關注,并借此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拓展到國際范圍。伊曼紐爾沿著馬克思所開創的勞動價值論邏輯整體的思路,在研究當代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貿易關系中發展了勞動價值論。他認為,當代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是通過兩種不平等交換形式實現的,一種是“廣義的不平等交換”,即“僅僅是在工資相等而資本有機構成不相等時由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引起的”不平等交換,一種是“狹義的不平等交換”,即“工資和有機構成都不相等”時由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引起的不平等交換。[5](P176)顯然,伊曼紐爾是把馬克思在勞動創造價值基礎上所論述的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由一國范圍運用到世界范圍,從國際生產價格的形成中說明了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獲得的超額利潤,不僅是由本國雇傭工人的勞動創造的,而且也是發展中國家雇傭工人的勞動創造的。由于現實中存在著發達國家的剩余價值率低于發展中國家、資本有機構成高于發展中國家的事實,所以伊曼紐爾強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貿易上的“狹義的不平等交換”,才真正反映勞動價值論的實質。伊曼紐爾把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拓展到世界范圍內的研究,雖然處于20世紀下半期,并且分析也很不成熟,但是,卻開闊了我們發展勞動價值論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視野。

　　人類進入21世紀以后,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對各民族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當每一個國家都卷入經濟全球化以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交往關系就變得日益復雜。在這樣復雜的世界經濟環境下,如何在勞動創造價值的基礎上研究國際價值向國際生產價格的轉化,從而發展、創新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要任務。

　　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它在使人類的相互依存關系達到最大化,使各國利益相互交織,彼此間利害與共、休戚相關的程度不斷加深的同時,也使人類的發展面臨著共同的嚴重問題,出現了“逆全球化”的亂象。從當前世界經濟發展情況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交往,還是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交往,世界經濟低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加劇了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生產的跨國外包發展和全球供應鏈的延長,從產業轉移到貿易轉移,一些發達國家把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服務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國家,獲取出口競爭優勢,而一些勞動力成本低的國家則通過加工貿易的方式把制造出來的產品又返銷到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又由凈出口國轉變為了凈進口國。各國之間貿易差額和巨大息差的存在,又會導致資本的大規模跨國流動、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此外,全球金融市場的不穩定、世界兩極分化的存在、大量移民帶來的就業問題和融入異國文化問題等等,都成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逆全球化”的亂象。這些亂象雖然不可能影響勞動價值論的運用,勞動價值論的一般規定如價值創造、價值決定、價值規律、價值轉化等,在與世界經濟現實的結合中必然發生作用,但是,勞動價值論的社會規定即發生作用的范圍遠比一國內部的情況要復雜得多、具體得多,這就需要在進一步研究世界范圍的資本積累、全球市場經濟的發展、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兩種制度合作下的并存,以及全球基本矛盾帶來的難以解決的全球問題等視閾的基礎上發展勞動價值論。顯而易見,面對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各種現實問題,研究國際價值及其轉化問題,就成為發展勞動價值論的重要問題。不可否認,馬克思關于勞動價值論邏輯整體性的思路為我們在經濟全球化的復雜條件下發展勞動價值論提供了研究的思維行程。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 《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

（作者: 張雷聲，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文章來源：《教學與研究》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