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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勤：新中國毛澤東主席如何“不開放”的？

點擊：  作者：李克勤    來源：“濟學”微信公眾號  發布時間:2018-12-23 10:31:14

  

　　李克勤題記：1969年1月28日《人民日報》第5版破天荒刊登了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就職演說全文。請注意，那可是文革時期，黨報竟然有美帝國主義頭子的文章，意味著什么?誰有這么大膽這么做?

　　

 

　　事情的原委是毛主席經過觀察發現新上任的美國總統，有意改善中美關系，所以果斷決策，在《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評論員文章《走投無路的自供狀──評尼克松的“就職演說”和蘇修叛徒集團的無恥捧場》上指示：“照發。尼克松的演說也應見報。”

　　后來很多紀錄片里都提到這個細節。

　　毛主席喜歡并善于與西方記者打交道，和他最密切的外國朋友就是美國記者斯諾。早在延安時期，毛主席就表現出讓美國人著迷的開放性格。1956年，毛主席就決定讓美國記者到中國來。這年8月，中國政府單方宣布取消不讓美國記者進入中國的禁令，邀請美國15個重要的新聞機構派記者來華訪問一個月。美國國務院在美國新聞界的極度興奮面前保持了僵硬的立場，直到頂不住強大的壓力，才準許24個新聞機構派記者到中國。

　　美國記者評論說：毛澤東成功地讓美國新聞界去反對美國國務院。毛主席的開放與美國官員的僵化形成鮮明對比，毛主席最終讓那些不想向他開放的西方世界不得不解除對新中國的封鎖。

　　新中國建立以后，不是中國不開放，恰恰相反，是西方國家不向中國開放。

　　你說毛澤東到底是開放，還是不開放?

 

　

一、簡要回顧外國記者來華歷史

 

　　外國媒體進入中國的歷史，可以19世紀初西方傳教士來華辦報為開端。這二百年中，一批又一批外國記者來到中國，他們的身影活躍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中，他們用親身體會向世界描繪中國，架起中外溝通的橋梁，留下許多寶貴的篇章。當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隨著中國國際地位和中外關系的波動，中外新聞交流也隨之跌宕起伏。

　　1949年以前，駐華外國記者主要來自西方國家。這群人中不乏神通廣大之士，在戰亂和動蕩的中國大顯身手，許多成為舊中國軍閥政要的座上貴客、幕內嘉賓。有名者如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里循，成為袁世凱的政治顧問，支持袁某人可謂不遺余力。為表彰其特殊“貢獻”，袁世凱一度下令把北京王府井大街改名為“莫里循大街”。抗戰期間，代表美國《生活》和《時代》雜志常駐中國的白修德，也曾作為顧問之一，主持過國民黨中宣部的對外新聞報道。

　　

　　1944年，毛主席接見外國記者團

　　

　　1946年1月27日，德里克(左一)與毛澤東在延安機場等候國共談判代表周恩來。

 

　　1937年，德里克從大學畢業后加入美聯社波特蘭分社。1945年是他事業的轉折點。當時31歲的他前往共產黨的革命根據地延安，與毛澤東等領導人一起共同生活了7個月。在延安期間，德里克和當地人一樣，住窯洞，睡簡易床，在炭火盆邊用便攜式打字機完成他的新聞報道。在其所寫《報道中國》一書中，德里克詳細回憶了自己如何在飯局、舞會和交談中了解和認識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他說：“他們試圖為中國的窮人做一些事，這是我敬仰的事實。”此后，因為冷戰原因，德里克不得不離開中國。但是在1971年，他又隨同前來參加友誼比賽的美國乒乓球隊來到北京，開始了著名了“乒乓外交”。

　　

　　1947年1月17日，德里克與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合影。

 

　　從數量上看，解放前外國駐華記者規模還不是很大。1937年12月，當時的武漢是中國戰時政治中心和對外傳播中心，來自全球各地的常駐外國記者也不過40多位。至于解放區，因為在經濟文化方面一直處于被封鎖狀態，對外新聞傳播困難重重。經中共中央多方努力，才有斯諾、史沫特萊和斯特朗等一部分同情中國革命的外國記者，來到延安，向世界報道紅色中國的真實情況。不過，他們的影響力卻是相當大的，羅斯福總統就曾因此專門和斯諾會晤，了解中共的情況。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在新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建立新的、不同于舊政府的外交關系，本著“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原則，對外國在華機構和人員進行了清理，肅清外國在華特權，因此，同新中國無外交關系國家的通訊社和記者基本停止了在華活動，外國駐華記者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聞機構和記者，以及西方部分左派政黨的黨報記者，數量有限。

　　

二、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主動向西方記者開放，美國官員僵化對待

 

　　對于尚未建交的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我國采取了比較主動和開放的立場，希望能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簽訂協議，互換記者。1956年秋至1957年春，中國政府就先后批準了39名美國記者前來中國采訪報道。當時美國政府對來華采訪有禁令，這39名美國記者中，有三名不顧禁令來到了中國。但他們回國后，都被吊銷了護照。直到1957年8月，美國政府才在美國記者訪華一事上有所松動，準許24家新聞單位每家派一人，到中國進行七個月的“試行”采訪。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知名記者斯諾移居瑞士后，先后在1960年和1964年重訪中國，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曾接受過他長時間的采訪，斯諾將采訪成果在國外出版，引起很大反響。中日雙方則是在1964年4月達成互派記者的協議，同年9月，實現了常駐記者的派遣。但根據協議，雙方所派人數各在八名以內。

　　1956年8月6日，中國政府取消不讓美國記者入境的禁令，向美國15個重要的新聞機構發電，邀請他們派記者來華作為期一個月的訪問。這些機構包括《紐約時報》、《紐約先驅者論壇報》、《商業周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合眾社、全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等。這是中國方面愿意改善對美關系真誠愿望的具體體現。

　　1956年8月21日，毛主席在同來訪的老撾首相富馬的談話中說，“我們要搞好關系，我們也愿和美國搞好關系。和美國在板門店談了兩年，在日內瓦談了一年，相信終有一天會談好的，我們不著急。”

　　8月29日，毛主席又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稿上寫道，“為了和平和建設的利益，我們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建立友好關系。我們相信，這一點，總有一天會做到的。”

　　周恩來在1956年12月訪問印度時，在記者招待會上談及中美關系時說，“自從萬隆會議以來我們一直在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來改善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系。在日內瓦的中美會談中我們提出了建議，為的是緩和并消除臺灣的緊張局勢……我們的這一切努力沒有得到美國政府的相應的反應和贊同。”8月6日的決定就是這種努力的—部分。

　　相比之下，美國政府不僅缺乏靈活性，而且老是堅持其僵硬政策。1956年8月6日，接到中國政府邀請的《紐約時報》發行人賽勒斯•蘇茲貝格詢問杜勒斯是否可以得到訪華的簽證，美國政府的國務卿杜勒斯回答說，對去中國大陸旅行的限制規定不變。蘇茲貝格又向助理國務卿幫辦墨菲詢問有關國務院對訪問中國問題的真實態度，墨菲說，國務院的態度與有關禁止美國公民去紅色中國旅行的規定是一致的。蘇茲貝格試探問道，若記者不顧該禁令，接受邀請，前往中國，國務院將如何處置?墨菲說，那就會被吊銷護照。墨菲勸告蘇茲貝格，《紐約時報》是全美最著名的報紙之一，蘇茲貝格的名字也與之密切相連，如果他違反政府的政策，影響就大了。

　　8月7日，美國國務院發表新聞公報，表示堅持“不發給有效至共產黨中國旅行的護照的政策”，并稱“不能認為美國人接受中國共產黨邀請前往共產黨中國旅行是符合美國最大的利益的”。

　　8月18日，艾森豪威爾授權國務院聲明，他的有關記者訪華的立場與國務院8月7日的聲明是一致的。8月20日國務院致電駐香港總領事，授權其阻止美國記者經香港進入中國大陸，認為此時美國人訪華將危害對外關系原則及違背美國的國家利益。如有記者不聽勸阻，回國后將吊銷其護照，以示懲戒。

　　美國新聞界對于國務院的僵硬態度，表示了強烈不滿，8月18日，《紐約時報》發表評論，第二天又發表—封來自美國幾家大報、通訊社、廣播網的聯合抗議。合眾社社長斯塔澤爾約見代理國務卿等官員，要求派合眾社駐香港記者訪華，令國務院大傷惱筋。

　　當時1955年8月1日開始的中美雙方大使級代表的第一次會晤將正在日內瓦舉行。中方還希望在貿易方面推動推動中美會談。

　　8月21日，中方談判代表王炳南，他是中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大使在中共黨內有從事10年外事工作的經驗，與美國人打交道的時間長，對情況比較熟悉。就禁運問題提出協議草案，希望兩國“各自主動采取措施來消除他們兩國之間的貿易的障礙”。

　　9月22日，中方再次提出關于促進中美人民來往和文化交流的協議聲明，建議兩國“將各自主動采取措施，來消除目前阻礙他們兩國人民自由來往和進行文化交流的障礙”。10月16日中國外交部在有關上述協議草案的聲明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就中美會談而言，如果雙方能對這些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達成協議，那就將不僅打開中美兩國人民之間接觸的道路，而且肯定地還會改善中美會談的氣氛，有助于中美間其他有所爭執的問題的解決。”也就是說，中美會談可先易后難，使會談走出僵局，約翰遜遵照國務院的指示，不對王炳南的禁運協議草案作任何評論，只是堅持只有中國接受美方4月16日關于放棄使用武力的協議草案后，才能考慮討論禁運等問題。

　　9月24日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在中共繼續拒絕放棄在臺灣地區使用武力，并且繼續把被監禁的美國公民留作政治人質……這樣一個時候，美國不準備與中共開始討論貿易限制的問題”。

　　在美方拒絕討論禁運后，中國方面的談判代表王炳南在9月22日提出了促進中美人民來往和文化交流的協議聲明。在10月4日的會談中，約翰遜再次強調，只要美國公民仍然被押在中國，就談不上什么文化交流，這是美國政府的立場。杜勒斯從一開始就反對記者訪華，也反對被押在中國的美國人的親屬訪華。另外1956年前《密勒氏評論報》編輯鮑威爾夫婦(John Powell and Sylvia Powell)因撰文揭露美國在朝鮮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在舊金山遭指控，其辯護律師威林(Abrahan Wirin)要求前往中國取證，美國國務院也拒絕給其發護照。杜勒斯在1957年1月5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一再稱中國邀請記者訪華是“陰謀”，因此杜勒斯重申“只要是目前至少可以說是半交戰狀態的那種情況仍然存在，只要是我們還沒有承認那個政權，那么，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會頒發前往共產黨中國的護照”。杜勒斯擔心的是，若在記者問題上讓步，將成為一條漫長而難以捉摸道路上的第一步，傳教士、商人及游客就將接踵而來;其次是現行政策有任何修改，都將在一些地區，尤其是在美國的盟國中引起誤解，如臺灣、韓國和東南亞，他們就會把這當做承認中共政權的第一步，杜勒斯的結論是，把記者拒置于中國大門之外，是美國最大利益之所在。

　　

三、杜勒斯為什么如此僵化？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1959年)美國前國務卿。生于華盛頓，出身政客世家。畢業于普林斯敦和華盛頓大學。1911年參加華爾街大壟斷組織，他是許多大公司和銀行的董事，與洛克菲勒財團有密切聯系。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參加出席歷次重要國際會議的美國代表團，對于恢復德國軍事潛力和重新武裝德國起了很大的作用。1944年起為共和黨外交政策主要發言人，1950~1952年任美國國務卿的顧問。1953年1月至1959年4月任國務卿。他一貫敵視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解放運動，堅持不承認中國、非法排斥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明目張膽地進行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活動。戰后以來美國的所有對外侵略和顛覆陰謀，他無不參與其事。他是“馬歇爾計劃”、“北大西洋公約”的主要制定人，直接參與組織1950年對朝鮮的侵略戰爭，他是1957年3月美國侵略中東的“艾森豪威爾主義”的主謀者之一，1958年7月策動武裝干涉黎巴嫩。著有《戰爭或和平》一書，是他的帝國主義侵略思想的自供。美國共和黨人。二戰后，多次代表美國政府出席國際會議。1950年任杜魯門政府顧問。1953～1959年任美國國務卿。他在國際活動中，鼓吹冷戰，推行“戰爭邊緣”“大規模核報復”以及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等戰略。1950年他參與策劃美國政府利用朝鮮戰爭武裝侵占中國領土臺灣。1954年他又策劃美國政府同臺灣當局簽訂《美臺共同防御條約》，企圖使霸占臺灣的行為合法化，將臺灣長期作為美國的軍事基地。

　　杜勒斯的作為比較受美國朝野“臺灣幫”和麥卡錫分子、共和黨右翼的喜歡。

　　1954年4月，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會議在日內瓦舉行。處于敵對狀態的兩個大國──中國和美國的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周恩來和杜勒斯，作為各自的首席代表在此相聚。杜勒斯敵視新中國幾乎到了瘋狂的地步，在日內瓦會議召開前，他親自向美國代表團下令：禁止任何美國代表團的人員同任何中國代表團的人員握手。26日會議開幕式后，英國代表團成員杜威廉(英國駐北京的談判代表)找到中國代表團成員宦鄉說：艾登外相有一個設想，在第二次會議的會前或會后，由艾登外相介紹杜勒斯國務卿同周恩來相識，彼此握手致意。如果周總理同意，艾登外相再派人詢問杜勒斯先生的意見。宦鄉請示總理后答復杜威廉說：周總理贊賞艾登外相的設想，既然在一起開會，理應互相接觸。周恩來愿意經過艾登外相的介紹，同杜勒斯先生握手致意。但在第二天一早，杜威廉對宦鄉說：杜勒斯先生表示，不能接受艾登先生的建議，拒絕與周恩來握手。

　　杜勒斯僵化的思想和不可理喻的行為給美國有識之士留下很不好的影響，他們后來極力想挽回一些美國的面子。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履行他的秘密中國之行，特別注意握手言和之禮儀。他在《白宮歲月》一書中寫道：“9日下午4時，周恩來來到，我在賓館門口迎接他，特意把手伸出去。周恩來即微笑和我握手。這是將舊情嫌隙拋到腦后的第一步。”當尼克松首次訪華走下飛機時也是首先把手伸向了周恩來。

　　

四、毛澤東的啟示：到底什么叫開放？

 

　　

　　毛主席與美國女記者、作家斯特朗，以及著名黑人學者杜波伊斯

 

　　毛主席1956年關于向美國記者開放的決策，使得他在1959年3月的一天早上，在武漢東湖邊上又會見了老朋友，美國女記者斯特朗。她是跟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婦一塊兒來武昌看望他的。毛主席跟斯特朗說起，這是自延安那次談“紙老虎”以來，他第一次接見美國朋友。大家坐下之后，談笑風生。他先問起歲數。那年杜波依斯九十一歲，斯特朗七十三歲，而他自己當時六十六歲。

　　毛主席開心地說：“有三代了!”斯特朗說：“只有兩代半。”他揮了一下手說：“我們不討論確切數字問題，可是，杜波依斯的年齡完全可以當我父親了。”

　　毛主席十分欽佩杜波依斯九十一歲高齡尚如此身輕體健，他說道：“連我也感到上年歲了，但我還有精力，人也健壯。我每年還能暢游長江，也在中國其他河域里暢游過，還希望多游一點。如果你們三位不反對的話，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但我估計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爾先生——可能要反對。”

　　杜波依斯有點嚴肅地回答：“正相反。這三位很可能想見到你在密酉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毛主席笑著回答：“真的嗎?如果這樣的話，我便近日內動身出發。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談任何政治問題，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爾允許的話，我倒還想看看他打高爾夫球呢。或許我再去醫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當時杜勒斯正在醫院住院治病。)

　　杜波依斯冷冰冰地說：“這可能會給杜勒斯一擊。”毛主席回答道，“這遠非我去的用意，我非常希望杜勒斯先生能康復。作為美國國務卿，他對我們很有用。同時，他對美國人民、對全世界勞動人民都有用。”他是指杜勒斯作為反面教員的作用。

 

　　

　　1959年3月，毛主席同美國黑人領袖、學者杜波依斯博士親切談話

 

　　這是個真實的故事，我們都很熟悉，正如毛主席一貫的思想、性格、作風，他就是一個不怕任何挑戰，喜歡“越是艱險越向前”，有著“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英雄氣慨的人民領袖。

　　說毛主席不敢對西方世界開放，真是天大的笑話。

　　仔細想一想，說他不開放似乎有道理，為什么呢?如果要講無原則的開放，毛澤東當然不開放;如果讓西方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搞進來，毛主席肯定是“閉關鎖國”的，否則新中國一建立，他為什么即刻提出“打掃干凈再請客”呢?

　　在毛主席視野里，開放只能是手段，不是目的，他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下，始終以民族大義為重，始終牢牢把握為人民服務這個宗旨，沒有絲毫的偏離和疏忽或者松懈，所以他對于西方記者具有一種特殊的政治家魅力，他的主張，他的原則，他的理想，是那么堅定，而他處理具體事務，又是那么富有靈活性，連一貫叫囂新聞自由的美國政府都在他面前顯得僵化，你說毛澤東的新聞自由到什么地步?!

　　

　　1965年11月，毛主席接見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如果要概括講一下毛主席的開放，他的“開”是革命性的，開拓性的，也是任何人所無法匹敵的，更是任何人所無法阻擋的，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在“放”字上，游刃有余，收放適度，那簡直就是絕妙的政治藝術，那就是讓像戴高樂、富爾、艾登、尼克松、基辛格、希思、特魯多、施密特、田中角榮等等西方世界政治家著迷、著魔的，毛主席特有的揮灑自如的政治風格，這樣的政治藝術，如此的政治風格，最終讓西方世界不得不相信新中國，不得不向新中國開放。

　　毛主席不僅開放，而且他讓那些不想向他開放的人不得不向他開放。

　　

五、你說毛澤東，開放，還是不開放？

 

　　開放是手段而非目的，毛主席始終以民族大義為重，始終牢牢把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個宗旨，他具有一種特殊的政治家魅力，他原則堅定，行動靈活，連一貫叫囂新聞自由的美國政府都在他面前顯得僵化，你說毛澤東的新聞自由到什么地步?如此的道器變通者會不開放?

　　【李克勤，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