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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丨習近平總書記為什么強調“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必須運用矛盾分析方法來研究改革的根本問題

點擊：  作者：周新城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12-20 09:47:16

 

 

【摘 要】有人喜歡說，不改革，死路一條，還說這是鄧小平說的。其實，鄧小平在視察南方的談話是這樣說的：“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條。”所以，不改革是死路一條；改革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也是死路一條。兩句話一起說，才是全面的。不能像某些“著名經濟學家”那樣只講前一句，不講后一句。那是片面的。堅持社會主義，就意味著有的東西是不改的，不是什么都要改。

 

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在紀念這個日子里，有必要總結四十年的改革實踐，從理論上研究改革的一些根本性問題。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曾經指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對各種事物都是適用的。這樣來研究問題、看問題，就有了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任何問題（包括改革問題），都要遵循対立統一規律。他明確指出，政治經濟學“當作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科學。”他認為，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基本缺點，就是不承認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認社會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我們對待經濟體制改革，也應該從分析矛盾出發。

 

談到經濟體制改革，從理論上講，無非是這樣幾個問題：為什么要改革，即改革的必要性是什么？改革的性質是什么，這種性質是怎么確定的？改革的對象是什么，即改什么？想改成什么樣子，即改革的目標是什么？這些問題，只有用矛盾分析方法才能從根本上說清楚。

 

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要改革？

 

一般是用列舉原有經濟體制存在的弊病來回答。這無疑是正確。我們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經濟體制改革說到底，是按照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來調整生產關系，目的是促進生產力發展。正因為原有經濟體制存在弊病，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我們才需要通過改革，來消除弊病，推動生產力發展。但這個回答是不夠的，它無法回答：如果克服了原有體制的弊病，還要不要改革？習近平總書記說，改革只有逗號，而沒有句號，改革只有進行式，而沒有完成式。這該怎么理解呢？顯然上述答案是無法解釋的。

 

我們強調要進行改革，根本原因是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需要通過改革來解決矛盾，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發展。

 

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是存在矛盾，這個問題看似簡單，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曾經是一個大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是通過分析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提出未來的新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的。除了短短的72天的巴黎公社外，他們并沒有具體的社會主義實踐，沒有面臨社會主義社會還有沒有矛盾這樣的問題。

 

列寧根據辯證法一般原理，預見到“在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將存在。”

 

然而以斯大林為代表的蘇聯理論家，在蘇聯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認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完全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社會主義社會不再有矛盾了，社會主義社會是完美無缺的，社會主義不再是在矛盾的運動中發展了，政治上、道義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顯然這是違反辯證法的，這等于說，辯證法到社會主義就中斷了，対立統一規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了。斯大林到晚年，在客觀存在的矛盾面前，不得不改口說，不能從絕對意義上理解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完全適合生產力性質，搞得不好仍然會產生矛盾。但他始終不承認矛盾的運動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毛澤東批評他是羞羞答答的辯證法，不徹底，猶抱琵琶半遮面。這種觀點，使得蘇聯理論界長期不能正視社會存在的矛盾，更不能正確處理矛盾。

 

不承認矛盾的存在，或者只是羞羞答答地談論矛盾，那就不可能提出改革的問題。道理很簡單：改革是解決矛盾的手段，既然連矛盾都沒有，當然就不需要改革這種手段了。不承認矛盾，正是蘇聯在斯大林時期長期不能、也不敢提出改革的理論原因。

 

我國三大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毛澤東運用徹底的辯證法觀察社會主義社會，明確提出：

“對立統一的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過按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就不同。對于任何一個具體的事物說來，對立的斗爭則是絕對的。”

 

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應該應用對立統一的規律去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不承認社會主義還有矛盾，不承認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就會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于被動地位。

 

他還指出：

 

“不要迷信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兩面：有好的一面，有壞的一面。在我們的社會里，一定有好的東西，也有壞的東西，有好人，也有壞人，有先進的，也有落后的。正因為這樣，我們才要改造，把壞的東西改造成好的東西。”

 

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邏輯上必然得出結論：必須通過改革來解決矛盾。而且一個矛盾解決了，又會產生新的矛盾，又需要通過改革來解決。社會主義社會正是在不斷出現矛盾、又不斷通過改革解決矛盾的過程中發展的。所以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永恒的話題，改革只有進行式，而沒有完成式。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這個問題，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全黨的認識就統一了，這也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沒有人反對，我們黨內不存在一個反對改革的派別的認識上的原因。

 

改革是有階段性的。一個矛盾通過改革解決了，這個階段的改革任務就完成了，就這個矛盾來說，改革就到了“底”了，就徹底了。但又會出現新的矛盾，又需要改革。不要把某個階段的改革當做全部改革，就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來說，改革是沒有“底”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在不斷出現矛盾、又不斷通過改革解決矛盾的過程中發展的。矛盾是永遠存在的，因而解決矛盾的手段——改革，也就是永恒的話題。改革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只要存在矛盾，改革就不會“徹底”，否則社會主義就不發展了、僵化了。

 

第二個問題是

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是什么，

它是由什么決定的？

 

大家都知道，改革是完善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種性質，并不是人們主觀地規定的，它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的性質決定的。

 

毛澤東指出：

 

“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沖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斗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來解決，而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得到解決。”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大量的、主要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它可以通過協商、批評與自我批評等辦法來解決，不需要通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樣激烈的沖突才能解決。矛盾的非對抗性性質，決定了解決矛盾的方法：完善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就是我國改革的性質。

 

當然還需要看到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社會除了大量存在的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主要的）外，還存在敵我矛盾。敵我矛盾屬于對抗性矛盾。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得不好，也可能轉化為對抗性矛盾（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就是一個例子）。對抗性矛盾就不是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就能解決的了。這種危險，必須重視，不能掉以輕心。不過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對抗性矛盾終究不是基本的、主要的。總體上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的這種性質決定了，解決矛盾，不需要根本改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可以在社會主義制度范圍內，通過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來解決。

第三個問題是改革的對象，

也就是改什么？

 

說到改什么的問題，一定要把“改什么”和“不改什么”統一起來說。習近平總書記專門指出這一點，他說，改革存在很多分歧，問題的實質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是不改的、不能改的，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這不能說不改革。有人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則就不是改革，這是偷換概念，曲解我們的改革。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為什么我們不能籠統地講改革，而必須要把“改什么”與“不改什么”統一起來講呢？這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狀態決定的。

 

毛澤東指出：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我國現在的社會制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制度要優勝得多，如果不優勝，舊制度就不會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比較舊時代生產關系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的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人民生活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

 

事實已經表明：

 

“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一點，甚至連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了。”

“但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

“總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

 

可見，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是處于既適應又不適應的狀態，其中適應的方面是基本的、主要的，不適應的方面是局部的、次要的。

 

既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是既適應又不適應，那么我們的對策也應該是兩個方面：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部分，必須堅持；對其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部分，必須改革。矛盾的這種狀態，決定了我們必須把“不改什么”與“改什么”統一起來。該堅持的，必須堅持，該改革的，必須改革。把改革的矛頭指向整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不符合客觀的矛盾狀態的，是會把改革引上改旗易幟的邪路的。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強調：

 

“兩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遠有，當然總是以不同的具體的形式表現出來，性質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與進步，穩定與變革，都是對立的統一，這也是兩重性。生物的代代相傳，就有而且必須有保守和進步的兩重性。稻種改良，新種比舊種好，這是進步，是變革。人生兒子，兒子比父母更聰明粗壯，這也是進步，是變革。但是，如果只有進步的一面，只有變革的一面，那就沒有一定相對穩定形態的具體的生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為稻子，人就不成其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積極作用，可以使不斷變革中的生物、動物，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固定起來，或者說相對地穩定起來，所以稻子改良了還是稻子，兒子比父親粗壯聰明了還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穩定，沒有進步和變革一方面，植物和動物就沒有進化，就永遠停頓下來，不能發展了。”

 

毛澤東這一段論述是以生物為例說明的，但對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也是完全適用的。我們可以而且應當用這種徹底的唯物辯證法來分析和指導我國的改革實踐。至少有兩條應該明確：第一，如果不進行改革，矛盾得不到解決，社會主義就不能前進，這種停滯的、僵化的社會主義是沒有出路的；第二，改革必須在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相對穩定的條件下進行，只講改革，不講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那樣的改革就會走到改旗易幟的道路上去，走到社會主義的反面去。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把“不改什么”與“改什么”統一起來，既要堅持社會主義，又要堅持改革。只講社會主義，不講改革，社會主義就變得死氣沉沉，沒有前途；只講改革，不堅持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會失去其固有的本質特征，就會變成資本主義。這兩種情況都會導致社會主義的失敗。

 

有人喜歡說，不改革，死路一條，還說這是鄧小平說的。其實，鄧小平在視察南方的談話是這樣說的：

“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條。”

 

所以，不改革是死路一條；改革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也是死路一條。兩句話一起說，才是全面的。不能像某些“著名經濟學家”那樣只講前一句，不講后一句。那是片面的。堅持社會主義，就意味著有的東西是不改的，不是什么都要改。

那么，具體說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哪些是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必須堅持，哪些是同生產力發展相矛盾的，必須改革？毛澤東在闡述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的時候，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剛剛建立，還缺乏實踐，很難具體回答這個問題。過了幾十年，鄧小平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的實踐，明確指出：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

 

他明確地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具體體制區分開來，這就從方法論上回答了這個問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必須堅持，這是他一貫的思想，早在1978年他就指出：

“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

 

需要改革的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具體的經濟體制、運行機制。黨的十五大根據鄧小平這一思想，指出

 

“改革是全面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覺調整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各個方面和環節，來適應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要求。”

 

這就清楚地回答了“不改什么”和“改什么”的問題。

 

第四，改革的目標，即改成什么樣子？

 

這在改革過程中一直爭論不休。任何人談論改革，腦子里總是先有一個目標，想把社會改成什么樣子，然后按照心目中的目標，設計改革方案，判斷不同方案哪個是對的、那個是錯的。在我國，客觀上存在兩種絕然不同的改革目標：一個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即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改革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具體體制和運行機制，使社會主義充滿生機活力；另一個是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照搬西方的“普世價值”，把改革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行徹底私有化、徹底市場化，最終把社會主義制度改造成為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制度。

 

出現這兩種改革方案、兩種改革目標，也不奇怪，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存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出于不同的階級利益，必然會有不同的改革目標，會設計出性質根本不同的改革方案。

 

在現實生活中，社會主義國家客觀上存在著顛fu無產階級專政、推fan社會主義制度的敵對勢力。

 

就國內來說，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剝削制度基本上消滅了，大規模階級斗爭已經過去，階級矛盾不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國際的影響和國內的因素，階級斗爭仍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激化。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敵我矛盾（盡管不是社會的主要的矛盾），總有一股勢力想恢復舊制度。

 

就國際環境來說，由于歷史的原因，社會主義革命首先是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取得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處于資本主義包圍之下。資本主義在經濟上、政治上、科技上、軍事上、乃至意識形態上都處于優勢。它們竭力向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滲透，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力圖恢復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國內外敵對勢力相互勾結，構成了復辟資本主義的現實危險。這種危險是實際地存在的。起草目標是顛覆我國政權的《零ba憲章》的作者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可以說明這一點。當我們提出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時候，這股勢力就接過改革的旗號，把推fan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容塞了進去。得到某些人大力支持的佐利克《2030年中國》就是一個典型。

 

改革目標的分歧，實際上就是階級斗爭的表現。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是看不清楚這種分歧的實質的。毛澤東通過矛盾分析，覺察到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階級斗爭，仍然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這就從根本上剝下了披在兩種改革目標斗爭身上的學術外衣，揭示了分歧的實質。

 

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時候，我們重溫毛澤東同志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學說，堅持辯證法，堅持矛盾分析方法，就可以從根本上回答改革問題，指導深化改革的方向，也可以從根本上批判新自由主義誤導改革的各種錯誤觀點。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原標題《必須運用矛盾分析方法來研究改革的根本問題》【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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