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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自由派學者，一方面想方設法淡化社會主義和公有制經濟的關系，另一方面，卻在強化他們的民主憲政與私有制經濟的關系。

他們在勸導中國決策層不要拘泥公有制經濟比重問題的同時，自己卻對私有制經濟的比重非常看重，高度警惕任何不利于私有經濟比重擴大的觀點和主張。一有質疑私有經濟的風吹草動，就立即行動進行滅火，表現出高度的自覺，把國進私退視為洪水猛獸的就是這些人。

從經濟比重上看，

私有經濟已不是補充地位

今天中國經濟的突出問題不是私有經濟比重不夠高，發展的不夠充分。

根據一些支持私有經濟的文章提供的數據，今天的中國經濟，公有經濟的比重已經小于非公有制經濟。比如最近為私有經濟發展積極呼吁的文章提供了幾個數據：

現在的私有經濟創造了中國60%的國內生產總值，貢獻了超過50%的財政稅收，給中國提供了80%以上的就業崗位和90%的新增就業崗位。

至少從經濟比重上來看，私有經濟已經不是補充地位了。

克服資本的本性，

必須靠國有經濟引導

私有資本有一個問題，相比較國家利益、人民利益和社會共同利益，資本家更關注企業利潤。就資本的本性而言，資本是沒有祖國的。哪里有更高的利潤，資本就流向哪里，不管這個流向對國家和人民是否有害。如果中國放開外匯管制，只要資本形成人民幣的貶值預期，中國的資本會大量的涌出國門，而不會顧忌此舉會不會耗光外匯儲備，哪怕給中國金融和經濟體系帶來滅頂之災。資本家作為資本的人格化，只關心能否有可觀利潤。為了利潤，資本不惜鋌而走險，不惜挑戰一切道德底線。“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絞首的危險”。時代在變，資本的組織形式在變，但是資本的本性沒有改變。無論是組織生產還是提供服務，目標只有一個：利潤。這就是私營資本的局限性。

私營資本的這一本性，也會通過資本化的媒體，反映在意識形態上。中國輿論場對國家利益的否定，對愛國主義的嘲笑，正是反映了資本的這一本性要求。資本需要打破國界的限制，打破一切行業的壁壘，自由自在的奔涌向有更高利潤的國家和行業。

連一百多年前的孫中山都看清楚私有資本的局限性，

大罵資本家“無良心”，“以壓制平民為本分”，“對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負責任”。并由此對建立在這種經濟體制上的英美立憲是“富人享之，貧者無與焉”。

孫中山對資本的思想體現在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中：

“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

所以，孫中山提出節制資本的思想。

克服資本的本性，靠資本的自律是不可能的，只能靠強大的力量對私營資本進行引導，對資本的消極因素加以限制。這個引導，不能光靠政府的力量，還需要國有經濟具有強大的控制力和主導作用。否則，政府很容易被資本引導。

只允許批判國企，

不允許批評私企？

中國的自由派力量，辛苦多年，建立起“批判國企，批評國企效率似乎成了所謂的政治正確”，而私企不容許批判。

只允許批判國企，不允許批評私企。

國企出現問題，就可以質疑國有企業存在的合理性，問題就可以被不斷拔高，無限放大，就要求國企退出。

 

私企出了問題，不允許質疑私有經濟的合理性，更不能說私企退出。

這就是現在的輿論生態。

在中國還自稱是社會主義國家，在憲法還規定了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的主流媒體已經容不下對民營經濟的批判和質疑。

2018年3月27日，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公開建議：

“在國企改革中，國企應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讓，如建筑、金融、交通、房地產、汽車、商貿、煙草、傳媒等領域，并且應該退足、退夠。”

當時這些官媒都不發一言，既無憤怒，也不驚詫。

這才是鮮明的立場，堅定的態度。

有一個網友看的很清楚：

最近一篇文章，終于引發了對近幾年國進民退的大批判，這種聲音這幾年可曾聽過！普遍的不滿終于找到一個等待已久的機會，借批判某篇文章之名，行批判近幾年政策之實。

已經取得話語權優勢的自由派，認為政府的一些政策，讓私有經濟失去了競爭力，面臨著生存問題，產生了國進民退的現象。

這些政策包括政府提高環保標準，嚴格執行環保政策。

政府改革社保征收體系，由稅務機關負責社保費用的征管，被這些媒體和專業認為會威脅到私有經濟的生存。

提高環保排污標準，嚴格社保費用征管，并沒有打造兩套不同的標準，并讓其中一套對私營企業更為苛刻。只是嚴格監管，導致私營企業不再享受相比國企的特殊待遇而已。

讓國企和私企在同樣的環保政策和社保政策下平等競爭，就會被這些人說成是限制私營企業的發展，是在打壓私企。

私營企業不容批評的

“政治正確”是否正確?

為私有經濟建起來的政治正確，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民營企業比國有企業更有活力，更有效率的假定上。

之所以說這是假定，而是并沒有有說服力的事實與數據支持這一說法。

如果說在某些領域私營企業表現的更有效率和活力，這句話還有事實支撐。但如果把這句話擴展為所有競爭性領域，就大謬。

如果對國企和私企適用同等的環保要求、社保繳費和稅負水平，還有多少私企敢拍胸脯說自己比國企更有活力，更有效率?

中國這幾年提高環保要求，導致一大批不符合環保要求的中小企業關閉。政府要嚴格社保征管，認為私有經濟更有活力的人，就驚慌了。有人在反對中說了實話：

“提高實際社保征管，主要傷害的是民營企業，對經營比較規范的外資和國有企業，影響相對不大”。

“當前對民營企業家最關心，最擔憂的是明年開始社保繳費由國家稅務局來依法征收。有人初步測算，國家可以多征2萬多億，但是民營企業全部利潤也就這些，竭澤而漁”。

 

這些擔憂的聲音里，隱藏的邏輯是：

提高環保標準，就會限制民營企業發展。為了私有經濟發展，中國應該繼續降低環保標準，應該繼續拿環境為代價為私營企業的發展創造條件。

 

強化社保征管力度，就會威脅到私營企業的生存。所以，為了私營企業發展，中國應該繼續犧牲勞動者利益。

由此只能推理出一個結論：中國的大量私企，真是弱不禁風啊，弱到必須以繼續犧牲環境和勞動者利益，才能生存的程度。

說好的更有活力呢？

讓私企和國企一樣承擔環境義務，就有相當比例的私企要退出競爭；讓私企執行和國企一樣的社保繳費標準，又有一大批私企就要面臨生存問題。

如果再讓私企和國企承擔同等的稅負呢？是不是又要有一大批私企要倒下？

私有經濟大發展的這幾十年，國有企業稅負比私企重，這應該是一個沒有爭議的事實，只是這個事實經常被刻意忽略。我們引用一個2014年的統計數據吧。

入圍2014中國制造業企業500強的205家國有企業的營業收入總額為17.0萬億元，占總量的65.35%；凈利潤總額達到3086.8億元，占總量的55.02%；資產總額為17.3萬億元，占總量的72.82%；納稅總額達到1.4萬億元，占總量的81.95%。

而295家民營企業的營業收入總額為9.0萬億元，僅占總量的34.65%；利潤總額達到2523.4億元，占總量的44.98%；資產總額為6.5萬億元，占總量的27.18%；納稅總額達到3046.4億元，占總量的18.05%。

在全部制造業500強中，國有企業以65.35%的收入份額貢獻了81.95%的納稅份額，百元收入納稅率為8.11元，是民營企業(3.37元)的2.41倍。國有企業的收入利稅率((納稅總額+凈利潤)/營業收入)為9.93%，明顯高于民營企業6.16%的水平。

大型私企是稅收監管的重點，至于數量上鋪天蓋地的小規模私企，稅收比例應該比大型私企更低，第三產業的私企比制造業私企的避稅手段也會更多，這些都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所以拿制造業500強的稅負水平來比較，私企并不吃虧。

而根據《國務院國資委2009年回顧》提供的數據：

“納稅方面，2002年到2009年，中央企業上繳稅金從2915億元增加到11475億元，年均增長21.62%，累計向國家上繳稅金5.4萬億元。

 

通過數據研究得出，國有企業的稅負明顯高于其他類型企業，近年來稅負均值為27.3%，是私營企業稅負綜合平均值的5倍多，是其他企業中稅負最高的股份公司的稅負平均值的2倍。從資產的稅收產出效率看，在占有同樣單位的資產量時，國有企業提供的稅收額要高于各類企業約45%；從人力的稅收產出效率看，在占有同樣單位的就業人數時，國有企業提供的稅收額要高于其他企業約190%”。

由此可以得出私企在稅收方面，實際享有比國企優惠到多大程度的待遇。

如果削平環保、社保和納稅這三項成本和費用的差額，還有多大比例的私企還能傲嬌的宣布比國企更有活力？其實一直在批評環保新政、社保新政的人導致“國進民退”、危及私營企業生存時，已經給這個問題提供了答案。

我不否認中國有一批非常優秀的私企，可以不依靠低工資、少繳稅，少繳社保費，少承擔環境排污成本來獲得比國企更高的“效率”和“活力”，但這樣的私營企業占比有多少?

有人看到這里，又會提出一項質疑，說私企貸款難，國企享有更多的銀行信貸便利，可以以更低的財務成本得到融資。

中國的現行銀行體系中，除了幾個政策性銀行，無論是四大國有銀行還是其他銀行，現在都是以追求利潤為主要經營指標的，都普遍關心放貸資金安全，為此實行貸款終身負責制。這些銀行，都關注企業信用，關心貸出的資金能否安全收回，這是關系到個人飯碗的問題。銀行決定貸款給誰，對企業償還能力的綜合分析是一個關鍵因素，其中，企業信用又是一個重要參照標準。很遺憾，私企的信用，并不能讓銀行產生和國企同樣的信心。遇到困難就跑路，是很多私企的行為寫照。這幾年征信體系建立，情況稍微好一點，但私企信用普遍弱于國企的問題也未徹底改觀。如果你處在銀行主管放貸的崗位上，你也一樣選擇你認為信用和償還能力更好的企業，而不管它的性質。

事實上，除了國家宏觀調控的行業，信用良好的大型私企，是不缺少銀行信貸支持的。貸款難的是中小私企，貸款難的原因是中小私企的信用問題不能讓銀行放心。諷刺的是，對私企企業信用最不放心的是那些私營的民間借貸機構。依據筆者了解的情況，私營民間借貸機構的經營者，在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的信用比較方面，比國有銀行的結論更對民營企業不利。因為國有銀行還有一批人為了賺取來自借款私企給予的貸款好處費，可以鋌而走險犧牲銀行利益；而民間借貸機構的資金大都是老板和朋友的錢，所以更重視資金安全。

所以，替私營企業吶喊貸款難的，還是應該先關注如何普遍提高私企老板的誠信問題。

中國鐵路作為國企，一樣創造出世界上最高的鐵路運輸效率。自2006年以來，中國鐵路運輸效率在世界上遙遙領先，以占世界鐵路6%的營業里程完成了世界鐵路25%的工作量，旅客周轉量、貨物發送量、運輸密度、總換算周轉量等主要指標穩居世界第一。中國中車這樣的有世界競爭力的國有企業，中國還有很多。

如果說中國鐵總是憑借壟斷地位，不具有可比性。那么中國建筑等面對最充分競爭的領域的國企，不也是沒有敗給私企嗎？華爾街引發的金融危機告訴我們，私企規模大了，同樣會面對代理問題。

國內媒體對待國企和私企的不同態度，是因為私企更有活力和效率，這種說法是站不住的。有的網友就透過現象看到了問題的真相：

“國企若像私企一樣偷稅漏、克扣職工、弄虛作假、污染環境、視勞動保護法為無物、沒有暴利就卷鋪蓋跑人。日子也應該挺好過”。

如果私企真的那么有效率和活力，就不會對環保政策驚慌失措，也不會對按規定繳納社保大驚失色了。

如果都這么做，企業的效益提高了，利潤增加了，但是把成本轉嫁給整個社會，轉嫁給勞動者了。結果是貧富懸殊，環境問題嚴重......。

這些替私有經濟代言的人，實質是在擔心私企跟國企在同等條件下進行公平競爭，他們擔心這樣競爭的結果，就是國進民(私)退。

這些學者、媒體人并未奢望中國的私營企業能夠憑借競爭徹底讓國企退出競爭性領域，而是比誰都積極的主張，通過國企改革，主張國企退出競爭性領域，主張“國有企業民(私)營化”，不過是想借助行政力量，讓國企退出競爭，達到市場競爭達不到的目標。

“混改”的初衷就是國企私有化？

我并不主張現在讓私企全部退出，私企在一些領域表現出競爭力，完全可以繼續發揮優勢。在保證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情況下，和國有經濟協同發展，進一步提高中國經濟的競爭力。

所謂國進民退的擔心，完全不是因為什么政策障礙，而是源于私企自身的缺陷。一旦政策給予的環保、社保和稅收空間優勢失去，未來會有更多的私企退出競爭。

9月16日，在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主辦的“紀念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四十年暨50人論壇成立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的發言更接近真相：

本輪民營企業尋求國營企業資金以自救，正是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好契機。

這句話有兩個意思，中國私營企業遇到了需要求助國企資金才能自救的困難，如果說真的出現所謂的國進私退，那也是因為私企自身出了問題，需要向國企求助。

但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只要國企退出，不接受國進私退。當一批私企效率和活力在裸泳時，這些學者不是反思私企自身的體制性問題，而是怪國企趁人之危了。北大教授姚洋認為，

 

“如果搞混改的目的是讓國企去把民營企業給吃掉，特別是在民企最困難的時候，那國企就是趁虛而入。這不是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初衷，國企應該手下留情”。

按這位北大教授的說法，搞混合所有制的初衷是是什么？是只能接受私企吃掉國企一種結果吧。

姚洋還呼吁，

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時候，千萬不要搞成逆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把民企都改沒了。

這下說了真話，只允許私企混合掉國企，這才是他們所謂的正向改革。

說白了，這些人只允許國企私有化。

這樣的學者有學術思維？有正常邏輯？有中國立場，有大眾情懷？這是一群立場先行，只為特定利益主體代言的人。

這讓我想起這次50人論壇的主持人樊剛早些年說過的一句話：

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

這些人不是自己在戰斗，前世行行長佐利克也和他們形成了合唱。9月16日，佐利克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發言時說：

“在改革開放四十年里，私企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現在他們正在被擠出。中國對國企的依賴使得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人民感到警惕”。

一個美國人，為什么也對中國的國進私退，這么關心？這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中國目前的經濟所有制結構的突出問題，不是公有制經濟比重過高，更不是什么“一大二公”，而是公有制比重過低。

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重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個最重要的條件，這是關系到中國能否崛起的關鍵條件，理由下回分解。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