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在論述“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問題時，引用了恩格斯一段重要論述，即“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如何準確理解恩格斯這段重要論述，關系到我們如何正確理解”創新是改革開放的生命”,“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

首先，我們必須搞清楚恩格斯的

這段重要論述在什么背景下講的，

其確切的真實含義是什么？

恩格斯這段重要論述是在其《反杜林論》第三編第二章第一段（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7—618頁）中闡發的，第一段的全文是：

“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對現存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對‘理性化為無稽，幸福變成苦痛’的日益覺醒的認識，只是一種征兆，表示在生產方法和交換形式中已經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適合于早先的經濟條件的社會制度已經不再同這些變化相適應了。同時這還說明，用來消除已經發現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發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經發生變化的生產關系本身中。這些手段不應當從頭腦中發明出來，而應當通過頭腦從生產的現成物質事實中發現出來。”

為了說明恩格斯這段論述的科學含義，有必要簡要介紹《反杜林論》一書的背景、目的、全書的基本結構和主要思想。書名顧名思義就是對德國當時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杜林的批判。杜林曾經做過法院見習法官和柏林大學私人講師。19世紀60年代末寫過文章評論剛出版的《資本論》，馬克思當時就說杜林根本沒有察覺到《資本論》中的嶄新思想，恩格斯已經看出杜林的觀點是“庸俗經濟學”。但當時杜林影響極小，馬克思恩格斯根本就沒有搭理杜林。70年代以后，杜林突然改信社會主義，出版哲學、經濟學、社會主義方面的三大部頭巨著，標榜自己在這三個領域實現了全面和根本變革，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變革，是創新的產物。但實際上這三本書充滿了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庸俗唯物論、庸俗經濟學、倫理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辯護，并竭力反對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該書在當時德國影響很大，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許多領導人包括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不同程度都受到杜林思想影響，倍倍爾寫文章甚至贊揚杜林是社會主義方面的“優秀著作”。在這種情況下，為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馬克思恩格斯決心“收拾”杜林。這一艱巨任務就由恩格斯承擔下來。恩格斯從1876年5月開始一直到1878年7月，最初以論文形式分別刊載于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報《前進報》及其副刊上。1878年7月出版單行本，恩格斯寫了第一版序言。全書分為三編內容，分別批判杜林的哲學、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方面的荒謬觀點，闡述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觀點，是一部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及其內在聯系的著作，也是恩格斯一生最大部頭的一部著作。1880年，該書《概論》部分與第三編一、二章合在一起，以《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為書名在法國出版單行本。列寧把《反杜林論》以及《共產黨宣言》、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三本書看做每個覺悟工人必讀的書籍。

杜林的這三部著作也有內在聯系，其哲學依據就是他的《哲學教程》一書中鼓吹的唯心主義哲學觀點（杜林在本體論上是唯物主義，但在歷史觀和思維方法上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他認為，哲學就是由類似于數學中的公理、化學中的元素的最簡單成分、原則構成的。這種公理、元素、成分、原則以往所有哲學家都沒有發現，他是第一個發現和創新的。這種哲學的功能、價值就是由原則和簡單成分構成各門具體科學的全部知識，如同數學公理構成全部數學、化學元素構成全部化合物一樣。杜林頭腦中發現了哲學的這種最簡單成分、原則就是“包羅萬象的存在是唯一的”、“定數率”、“平等公平”、“矛盾等于背理”等等。他的全部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理論就是杜林坐在屋子里依靠他的哲學簡單成分和原則特別是所謂離開社會歷史條件、離開社會關系、離開階級甚至離開性別的抽象的兩個人“普遍公平原則”構成的。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很好，可以繼續存在，但資本主義分配方式很壞，一定要有“公平”取代。由此進一步推論出他的全部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理論，并標榜為是對以往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包括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根本變革和創新。

恩格斯認為，從哲學角度杜林的根本錯誤一是作為哲學觀點的“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這是對事物的唯一唯物主義的觀點，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觀點是唯心主義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頁）二就是他把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關系理解為部分與整體的關系，而不是一般與個別、共性與個性的關系。一般對個別是指導關系，任何個別確實需要一般指導，但歸根結底也是現實研究的結果，而非離開現實由一般構成。因此杜林的全部哲學、經濟學、社會主義學說都是建立在他的這種唯心主義思維方式和唯心史觀基礎上的。杜林自己標榜為根本變革和創新，實質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前的所有思想家研究社會歷史問題的共同的思維方法的延續，包括空想社會主義者。盡管以往的這些思想家思維方法是唯心主義的，但他們的一些具體的哲學、經濟學、社會主義某些觀點還是有一定合理性和積極意義的。恩格斯認為，杜林全部哲學、經濟學、社會主義觀點都是對前人的抄襲，而且是拙劣的抄襲，是社會主義思想家的倒退。

《反杜林論》是一部典型的論戰性著作，但恩格斯在本書第二版《序言》中說，本書“消極的批判成了積極的批判，論戰轉變為馬克思和我所主張的辯證方法和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比較連貫的闡述，而這一闡述包含了相當多的領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頁）所以這本書全面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觀點及其內在聯系。尤其針對杜林研究社會主義理論的唯心主義方法，在較多地方運用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唯物史觀原理闡發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形成過程。如在《概論》一章中第一段一開始就明確指出“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階級和無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和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頁）這就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與以往任何社會主義學說的根本對立的歷史觀和研究方法。恩格斯本書哲學編、經濟學編系統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哲學觀點和庸俗經濟學的觀點之后，就在社會主義編中系統批判杜林的所謂“社會主義觀點”。這編第一章“歷史”部分概括了馬克思主義以前的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史，特別是高度評價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基本觀點、合理性及其歷史功績。但由于他們的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他們產生的歷史條件是不成熟的資本主義、不成熟的無產階級、不成熟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當歐洲爆發三大工人運動之后，空想社會主義不可能做出科學的解釋且竭力反對工人階級的階級斗爭，三大空想社會主義的繼承者就把社會主義學說變成折中的不倫不類的社會主義。恩格斯認為，為了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為科學，“就必須首先把它置于現實的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頁）這個現實的基礎就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發展現狀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階級斗爭基礎上。因此恩格斯在社會主義編第二章“理論”中就系統闡發科學社會主義的形成過程。筆者本文開始就把這一章第一段整段照搬過來。

這一段有三層有區別但相關聯的含義。

第一層含義（唯物主義歷史觀……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直接闡明唯物史觀關于物質生產及生產方式是整個社會制度的基礎，階級的存在和劃分也是受生產及生產方式所決定的。

 

第二層含義（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是在唯物史觀物質生產是決定性意義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一切社會變遷、政治變革的深層次的終極的物質原因都應當從“生產方式和交換行為的變更中”即經濟關系的變革、變更中去尋找，而不應該從主觀頭腦、觀念中，從抽象的永恒真理、正義中去尋找。實際是批判以往所有空想社會主義的唯心主義的論證方法。揭示科學社會主義與其根本對立的歷史觀和思維方法。

 

第三層含義（對現存）實際是再次闡明人們對現有社會制度的不合理不公平的認識的產生歸根結底源于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變化，消除社會弊端的物質手段也不是頭腦中發明出來，而是從生產方式的變更中發現。

恩格斯正是明確闡明唯物史觀的上述基本原理之后，就具體闡述科學社會主義如何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具體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方式的具體矛盾和沖突。他說：

“新的生產力已經超過了這種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利用形式；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之間的這種沖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義的沖突那樣產生于人的頭腦中，而是存在于事實中，客觀地、在我們之外、甚至不依賴于引起這種沖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動而存在著?，F代社會主義不過是這種實際沖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頭腦中、首先是在那個直接吃到它的苦頭的階級即工人階級的頭腦中的觀念的反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2頁）這種具體沖突即“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發鮮明地表現出來。”“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

 

正是資本主義這種內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導致其滅亡和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的歷史必然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把大多數居民變為無產者，從而造成不得不完成這個變革的物質力量，也日益迫使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社會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組織所代替，統治于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于人們的控制之下，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人類開始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

恩格斯在這一章結尾中說：

“完成這一解放世界的事業，是現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深入考察這一事業的歷史條件以及這一事業的性質本身，從而使負有使命完成這一事業的今天受壓迫的階級認識到自己的行動的條件和性質，這就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即科學社會主義的任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頁）

以上就是恩格斯運用一切社會變遷、政治變革的深層次的終極的物質原因都應當從“生產方式和交換行為的變更中”即經濟關系的變革、變更中去尋找的唯物史觀原理做出的科學結論。

由此，可以簡要概括恩格斯這段論述的涵義

恩格斯這段論述，“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主要包括四層含義：

 

第一，直接批判杜林也是批判形形色色社會主義的研究社會問題的共同的思維方法是從頭腦和抽象的真理、正義認識社會主義的唯心主義思維方法。

 

第二，以唯物史觀為哲學依據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矛盾和生產方式變革的研究基礎上，強調社會主義是客觀歷史發展和思想方式變革的必然結果。

 

第三，“社會變遷”、“政治變革”、“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是歷史的前進，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的過程，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過程，而不是歷史的倒退。既不是指封建生產關系重新取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過程，更不是指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關系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取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取代的過程。如果把恩格斯這里所說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理解為任何對立所有制的任意互換，則是對恩格斯這一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歪曲和背叛。

 

第四，“社會變遷”、“政治變革”的終結目標是消滅私有制，最終實現沒有階級和階級壓迫的共產主義社會。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就必須把消滅私有制和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作為最終奮斗目標。

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建立之后，是否還存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呢？回答是肯定的。1890年8月21日，恩格斯在致奧托·伯尼克的信中就寫道：

“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頁）

但這種“變化”和“改革”是前進，不是倒退，不是把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公有經濟改回到私有制方面去，而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的同時，改革其不適應生產力的方面。毛澤東在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已經對此做了深刻論述，而且從毛澤東時代已經在進行這種改革了。如“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應該說，恩格斯論述中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也包括這種以調整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基礎為主要目的“改革”實踐。同時，“改革”實踐的目的是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是“兩個決裂”的過程，是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過程。離開消滅私有制和消滅階級的共產主義大目標，單純歸結為“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如果當今我們所進行的“改革”，不是“變更”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方面，進一步調整、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而是把社會主義公有制改為資本主義私有制，那就是離開社會主義改革的初衷和自我完善發展的本質，這種“變革”的所謂“實踐”決不是恩格斯所講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也不是《實踐論》、《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來來的？》里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的“實踐”觀念。因而也不可能有對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創新和思想解放，相反，是在“發展”、“創新”的名義之下，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和歪曲。同樣，如果改革開放的理論依據不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而是以“人本性自私論”為核心和所謂自由、公平、法治為基本特征的資產階級的普世價值理論為依據，那么，以這種理論為依據的“改革”本質上仍然是恩格斯所批判的那種“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的唯心史觀和唯心主義思維方法。

正因為這樣，習總書記強調，在前進道路上，我們必須“增強‘四個自信’，牢牢把握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

也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才能真正“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及時回答時代之問、人民之問，廓清困擾和束縛實踐發展的思想迷霧，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