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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 延安時期，毛澤東以其獨有的人格魅力、風趣幽默的用語和深入淺出的表述，用最生動、最簡潔的語言向世界講述“偉大的中國革命”，使各國人民看到了紅色中國的真實情況，為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段歷史對我們向世界講好今天中國故事，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中國的革命應該而且必須為世人所了解。”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實現了對外關系由民間外交向“半官方外交”的轉變，利用各種渠道和形式向世界講述延安故事，擊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和政治污蔑，使世人看到了真實的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色區域，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們的友誼和支持，為實現中華民族站起來的歷史使命奠定了堅實國際基礎。

向世人展示“東方魔力”

1936年6月，斯諾在中共的精心安排下，在陜北蘇區進行了長達4個月的采訪，他被毛澤東譽為“第一個沖破艱難險阻到蘇區調查了解我們情況，并將把事實公諸于世界的外國記者”。7月15日，毛澤東邀請斯諾到自己的窯洞做客，并接連幾十天同其談話，給他留下難忘印象。在斯諾看來，毛澤東“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他不僅訪問了中共高層領導人，還采訪了“不懂向外國人進行宣傳的藝術”的紅軍戰士和群眾，得到了他們“直率的毫不掩飾地答復”，讓自己“感到耳目一新”。自1936年底至1937年初，斯諾先后發表了30余篇報道，1937年10月英國戈蘭茨公司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該書先后譯為20多種文字傳遍世界，美國歷史學家歐文·拉鐵摩爾稱贊它“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要作用”。斯諾的成功吸引了更多西方記者來到“紅色中國”，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一起續寫“延安故事”，代表作有《早晨的洪流》（韓素音）、《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福爾曼）、《紅色中國的挑戰》（根瑟·斯坦因）、《中國未完成的革命》（愛波斯坦）、《續西行漫記》（尼姆·韋爾斯）等著作。他們以優美的文筆，獨立思考的品格和崇尚說真話的原則，向世界揭開了紅色中國的神秘面紗，向世人展現了“東方魔力”。

“這里是中國具有許多現代事物的地方”

如果說外國記者訪問延安還只具民間性質的話，那么中共高層與美軍觀察組的接觸，則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為歡迎美軍觀察組，毛澤東親自修改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并加上了“戰友們”三個字，提出美軍到達延安“這是中國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在美軍觀察組駐延安期間，毛澤東同其主要成員謝偉思進行了10多次談話，內容涉及國共關系、中共政策、中美關系等重要問題。謝偉思在頭3個月里，就遞交了40多份報告。他講道：“我們來到陜北后，發現這里是中國具有許多現代事物的地方。”美軍觀察組看到中國共產黨生機勃勃、廉潔奉公，抗日武裝“士氣很高”，邊區民眾的氣象和大后方低落萎靡的氣氛截然不同，“這里不存在鋪張粉飾和禮節俗套，沒有乞丐，也沒有令人絕望的貧困現象，人們的衣著和生活都很儉樸，人民之間的關系是坦誠、直率和友好的”。通過與中共領袖和邊區群眾的接觸，觀察組看到了真實的共產黨人和抗日根據地，更使美國高層得以了解中共政策主張，預見中國政治發展趨勢，正如觀察組另一位重要成員戴維斯所評論的，“內戰是不可避免的，共產黨的勝利幾乎是必然的”。預言“共產黨將在最近幾年內成為中國的統治力量”。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1946年8月，毛澤東在楊家嶺同美國記者斯特朗談話時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他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這一經典比喻，形象地揭露了反動派的脆弱性和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堅定了廣大黨員和人民軍隊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信心。1947年2月14日，斯特朗離開延安，她撰寫的一篇篇電訊飛越重洋，出現在美國各大新聞媒體。“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傳遍世界并為世人銘記，如委內瑞拉已故總統查韋斯多次表示一生都崇拜毛澤東，牢記“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教誨。后來，斯特朗根據自己同毛澤東的談話完成了西方第一篇論述毛澤東思想的文章——《毛澤東的思想》，該書分為“毛澤東思想的來源”“毛澤東路線的發展”“毛澤東的六大著作”和“毛澤東科學的預見”等四部分，以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對《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文章作了深入梳理和闡述。

幾點啟示

總結毛澤東等共產黨人講述延安故事所蘊含的豐富經驗，對于我們向世界講好今天中國的故事，具有重要意義。

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講好延安故事要保持民族的自信和自立。毛澤東高度重視外國記者的訪問，在接待斯諾時，他“時常擱下大堆報告和電報，取消一些會議”與之談話。為營造友好氣氛，他特地向中外記者參觀團發出了“諸位來延，甚表歡迎”的電報。194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對待英美籍新聞記者態度的指示》，指出：必須認識外國記者對“提高我們的外交地位有極大的影響”“應當把他們當做外交代表看待”“應采取歡迎與招待之態度”。但我們對待外國記者必須堅持“民族、人民和黨的立場”，在“主動、真實、誠樸、虛心、認真的原則”上開展工作。在實踐中，就要在事前“周知博訪深思熟慮”，在事中“應堅定不移”“力求貫徹主張”，如此“方易取得外交勝利”。積極將他們“爭取過來”，借助他們之“筆和口”將我們的理念“宣傳出去”，在整個活動中保持我們的主動性和獨立性，絕不為外人所利用，維護和實現中國人民的利益。

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真實是傳播的生命，通過真實的報道，向外國朋友講述紅色中國的真人、真事，這是毛澤東講好延安故事的關鍵，他曾說：“我們反攻敵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辯論，只是忠實地報告我們革命工作的事實。”外國記者到了延安，訪問何處，采訪何人，絕對自由，共產黨積極配合，這和國民黨封鎖消息的拙劣行為構成鮮明對比。為了解“即將掌握中國命運的人”，曾獲普利策新聞獎的美國記者白修德于1944年10月22日到訪延安，采訪期間他可以“四處轉悠”“暢通無阻”，特別是毛澤東的真誠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對于我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他所說的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為爭取美國政府，毛澤東明令各級干部堅持“放手與美軍合作，處處表示誠懇歡迎”的“既定方針”，美軍觀察組所到之處，他親自電告當地領導人予以熱情接待和通力合作。毛澤東這種用事實講故事的辦法，得到了美方高度贊許，觀察組成員雷伊·盧登講道：“在華北，老百姓支持共產黨的證據比比皆是，而且顯而易見，使人不能再相信這是為欺騙外國來訪者而設置的舞臺。”

運用靈活多樣的形式。不同的傳播形式有不同的效果，毛澤東運用談話、出版、廣播等多種形式向世界講述了中國共產黨和邊區群眾的故事。面對面的直接接觸是最有效的傳播形式，特別是情感交流則更能觸及心靈。通過談話，毛澤東將延安故事向世界講述，正如斯諾所說，“畢竟我是一種媒介，他通過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發表談話”。除了借助外國記者，中共更是主動擴大對外宣傳，一方面翻譯了《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重要著作向海外發行，另一方面先后在法國和美國創辦發行了《救國時報》和《紐約華僑日報》，直接向所在國人民講述紅色中國的故事。此外，延安新華廣播電臺還先后開設了日語和英語廣播，讓世界直接聽到了中國人民的正義呼聲。透過中共自身組織體系形成強大的宣傳合力，加之高度整合多種傳播渠道對紅色中國多視角、多層面的呈現，這是毛澤東講好延安故事的機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