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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2013年1月5日在中央黨校發表重要講話指出：

“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他擔任總書記不到兩個月，第一次在中央黨校講話就作出這樣的論斷，體現了巨大的理論勇氣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對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辯證統一關系缺乏正確的認識，是目前有些人在一些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上產生不當甚至錯誤認識的一個重要原因。

習近平直面各種爭論，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把這個問題講清了、講透了。

隨著時間推移，這一論斷越來越顯示出深遠影響。今天我們紀念改革開放，尤其要深入領會這一論斷的深刻內涵和重要意義。

紀念改革開放，在一些人那里經常有一種“憶苦思甜”“痛說革命家史”式的論證辦法：

即把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說得一無是處，只有問題，沒有成績，是一條“錯誤的道路”“歷史的誤會”，以此來反襯改革開放的正確性。

這種論證方法嚴重違背歷史事實，其實質是否定新中國成立初期就確立的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公有制主體地位、農村集體所有制、人民民主專政等基本政治和經濟制度。

按照這種論證，就說不通為什么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說不通為什么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就會把改革開放簡單約化為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把深化改革引導向否定基本政治經濟制度的方向。

為此，必須首先全面客觀認識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

第一，要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的成就，而不能一概否定。

改革開放前 30年，實現了工業化的啟動、民族獨立和解放以及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

這一時期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6.6%，增長速度遠超過舊中國。按照實物指標來衡量，1952-1978年，鐵路貨運量年均增長8.5%，工業用電量年均增長12.6%，新增貸款年均增長8.2%，其中鐵路貨運量和工業用電量增長率都高于改革開放之后。

再考慮到用實物方式分配的住房、醫療、教育等產品并未完全進入市場，實際的經濟增長率還要更高。

1979年同1952年相比，糧食總產量從16392萬噸增長到30476萬噸，是原來的1.86倍。

這一時期普及了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人均預期壽命從解放前的35歲增加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68歲，小學凈入學率從25%躍升到90%以上，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高30個百分點，接近發達國家。

此外，我國制造出“兩彈一星”，開展了三線建設，獲得了比較和平有利的國際環境，擺脫了舊中國一盤散沙、任人宰割的局面。

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評價道：

“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的時期相比也毫不遜色”。

毋庸諱言，改革開放前的 30年發生過曲折，甚至出現了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全局性錯誤，但是，無論同舊中國還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這30年都是快速發展、成就顯著的。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改革開放之前的成就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第二，改革開放中釋放的紅利離不開改革開放前的積累，不是憑空產生的。

有的觀點把改革開放前后對立起來，認為如果改革開放能提前30年就好了，中國早就是發達國家了，這是想當然的主觀臆測。

舊中國就有私有制、商品經濟和對外開放，但并未改變中華民族積貧積弱的局面。

世界上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既有發展比較好的，但也有大量陷入貧困混亂的。

新中國前 30年為改革開放積攢了多方面的紅利，這是改革開放成功不可或缺的前提。

一是產業紅利。全國基礎設施資本存量從1953年的202億元上升到1978年的 1113億元，修建了水庫總庫容4200億立方，建立了比較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為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成為國際貿易大國奠定了產業基礎。

二是人力資本紅利。人民健康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為改革開放積累了一支身體健康、有文化、有紀律的人力資本大軍，這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并不具備的。

三是國際環境紅利。經過改革開放前的艱苦奮斗，中國形成了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和國防工業體系，獲得了比較安全的國際環境，基本消除了重大的安全威脅，使中國能夠獨立自主地進行對外開放，避免了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在開放中成為大國附庸的命運。

四是制度紅利。改革開放前建立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制度，降低了改革開放初期的勞動力成本。農村實行集體土地所有制，大大降低了城鎮化、工業化和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成本。所以，總結改革開放的成功，也需要從改革開放之前找原因，而不能割斷和虛無歷史。

第三，不能簡單地把改革開放前后說成是錯誤和正確的關系，而要看到兩個歷史時期各有不同的歷史條件。

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在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

改革開放后實施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發展民營經濟等做法，看起來似乎是對過去的“糾正”，因此有人就把改革開放前后說成是錯誤和正確的關系，對立起來。

這不符合事實。改革開放前后有不同的做法，主要是因為兩個時期面臨不同的國際環境、發展任務和發展條件。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還是一個小農經濟為主的國家，為了集中力量建設重工業和基礎設施，只能實行計劃經濟、農產品統購統銷等辦法。

在農業領域，只有建立集體經濟，才能在國家投入有限的情況下，實現土、肥、水、種等農業生產基礎設施的改善，這和改革開放之后引入市場經濟、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不矛盾，反而為后者提供了基礎和前提。

還有一些領域，改革開放前后都有成功的經驗。例如，在醫療領域，改革開放前，中國的醫療體制“以最少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后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可見，要從具體歷史條件出發，全面看待兩個時期在具體政策上的區別，而不能簡單地將其說成是錯誤和正確的對立。

從“兩個不能否定”出發，關于我國改革開放，習近平提出了許多重要論斷。

比如，他指出：

“我們推進改革開放的目的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是要搞其他什么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等等。

這些論斷強調的中心意思是：改革開放不是對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的改弦更張、推倒重來，而是根據歷史條件的變化，調整具體的政策和策略。

不管改革開放前還是改革開放后，都是統一在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這個大前提下的。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始終堅持了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只有建立這樣的認識，才能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原因。

正如習近平指出的那樣：

“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

第一，改革開放是對社會主義的發展，而不是對社會主義的背離。

改革開放要“改”的對象，不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既是出于理想信念的選擇，也是出于實際需要的選擇，具有充分的現實依據。

梁漱溟曾說：

“中國自從西洋強大的勢力過來，已經沒有走資本主義的路的余地了，不能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不能讓個人的福利壓倒社會福利。所以共產黨在中國的出現，并且成功，那是很合理的、不特別、不奇怪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既堅持改革開放，同時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盡管我們不應該脫離實際去糾纏“姓資姓社”，但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要清楚，改革開放姓“社”而不姓“資”。

中國用幾十年的時間，走過了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物質文明發展的歷程，實現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融合、社會主義中國和資本主義占主導的全球體系的融合，既吸收了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又堅持了自己的獨立性，進一步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而不是“資本主義復辟”，不是“國家資本主義”，也不是“全盤西化”。

第二，改革開放的成就是在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取得的，而不是拋棄社會主義，搞什么私有化、自由化、全盤西化。

有的觀點認為，

中國經濟的騰飛，就是因為破除了對社會主義、對公有制、對計劃經濟的迷信，“不管姓資姓社”，“無所謂姓公姓私”。

這種看法是不成立的。

雖然市場經濟、私營企業在中國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改革開放同新自由主義主張的那種絕對市場化、私有化，有著本質的不同。

從所有制基礎看，中國的經濟基礎仍然是公有制為主體。

從市場起作用的范圍看，中國的市場總體上被限制在其能夠有效發揮作用的經濟領域、特別是一般競爭性領域，而在自然壟斷領域、涉及國家安全等非經濟目標的領域、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社會公平的領域，都對市場的作用有一定限制。

中國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更好地解決了“市場失靈”的問題，市場不能自動解決宏觀經濟穩定、社會公平、提供公共服務、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及發展具有戰略性、規模效益的行業等問題。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正是因為這些問題沒有解決好，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用自己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是可以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中國的市場經濟就是特殊在市場經濟前面有“社會主義”這個定語。

第三，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在最本質、最核心的問題上，是一以貫之的。

習近平指出：

“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

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歸根到底都是對在中國應該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問題的探索。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黨的領導，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他重要特征——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堅持獨立自主發展對外關系等問題上，無論改革開放前還是改革開放后，都是毫不動搖、一脈相承的，這是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共同經驗。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中，這些內容依然不能變。

回顧歷史是為了開辟未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砥礪奮進，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深入學習習近平“兩個不能否定”的重要論斷，是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一把鑰匙。

第一，新時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而不是別的新時代。

習近平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成果，也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繼續，必須一以貫之進行下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實踐中得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70年的持續探索中得來的，是在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97年的實踐中得來的。

進入新時代以后，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站到了一個更高層級的歷史方位上，主要體現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三個意味著”：

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在這種新起點上回顧歷史，我們就能更深切地感受到，正是因為黨和人民選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有今天的成就。也只有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迎來更輝煌的未來。

第二，新時代既要堅持改革開放、深入總結經驗，但又不能把改革開放以來的許多做法變成新的教條。

習近平指出，要更加自覺地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增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能力。

“兩個不能否定”的哲學依據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啟示我們，新時代要繼續深化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永無止境。

當前我國基本國情同改革開放初期已經有了很大變化，一些過去行之有效的辦法不一定適合現在的實際，一些領域改革的成功經驗不一定適合其他領域。這就要求我們不斷賦予“改革”新的內涵，不能把過去的做法絕對化、教條化。

譬如，有人認為：

既然包產到戶調動了農民積極性，那么今天就應該繼續“分”下去，實行土地私有化；既然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那么今天就要一味地繼續縮小和限制政府的作用，把一切交給市場；既然過去引入非公有制經濟增加了經濟活力，今天就要繼續減少、拆分甚至取消國有企業。

這些觀點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實踐中是非常有害的，不可能起到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作用。把一個階段的做法看作永恒的規律，也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

第三，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實踐經驗，都需要我們認真系統總結、繼承和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靜止的，而是一個不斷總結經驗，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不斷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過程。

新時代要同時總結、繼承和發展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實踐經驗。實踐證明正確的就繼續堅持，不對的抓緊時間改，做得不到位的就補充完善，新情況、新問題出來了及時研究解決。

在改革發展的不同領域，改革開放前后都有成功的經驗，如改革開放之前在堅持獨立自主、集中力量辦大事、提供公共產品、維護社會公平等方面的經驗，改革開放之后在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增強市場活力、參與國際競爭、加強宏觀調控等方面的經驗。

如果能夠把這兩個歷史時期的經驗加以融合提升，在新時代就一定能形成更加管用的辦法，實現新的上升和飛躍，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穩定，“四個自信”更加穩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更加充分發揮，并且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