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在廣東考察時強調：要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以改革開放的眼光看待改革開放，充分認識新形勢下改革開放的時代性、體系性、全局性問題，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

習總書記關于“用改革開放的眼光看待改革開放”的觀點，是和他一貫倡導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一脈相承的。對于新時代如何認識和深化改革開放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用改革開放的眼光看待改革開放，就是要用辯證和歷史的觀點看改革開放，而不能把改革開放的經驗絕對化、教條化，特別是不能把改革開放簡單理解為學習西方模式、市場化、私有化。而是要正確把握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基本矛盾，克服各種經驗主義、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從對過去習慣做法的迷信、對國外模式的迷信中解放出來，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辦法。

一、辯證看待改革面臨的重大

關系，避免把改革開放的經驗

絕對化、教條化

物質決定意識，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改革開放積累了許多好經驗，是珍貴的精神財富。同時，改革開放永無止境，當前我國基本國情的實際同改革開放初期已經有很大變化，一些過去行之有效的辦法不一定符合現在的實際，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不一定符合其他領域的實際。這就要求我們不斷賦予“改革”新的內涵，而不能把過去的做法絕對化、教條化，不能把“改革”這一博大精深的事業簡化為這種或那種固定的做法，讓過去的經驗束縛我們今天的實踐。

但是，當前在實際工作中，那種用孤立、靜止的方法看待改革開放歷史經驗的觀點還時常出現。譬如，有人認為：既然包產到戶調動了農民積極性，那么今天就應該繼續“分”下去，實行土地私有化；既然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那么今天就要繼續縮小和限制政府的作用，把一切交給市場；既然過去引入非公有制經濟增加了經濟活力，今天就要繼續減少、拆分甚至取消國有企業；既然過去引進外資和技術卓有成效，那么今天也要在更多的領域繼續引進外資和技術；既然過去靠“低成本勞動力”成為了世界工廠，那么今天仍然要千方百計降低企業的勞動力成本，避免工人工資上漲過快。還有的把經濟體制改革思路照搬到公共事業領域，認為在醫療、教育領域通過鼓勵投資者盈利創收、更多發揮市場作用，就能改善公共服務。

這些觀點不僅在理論上值得商榷，而且在實踐中也證明不僅不能起到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作用，反而可能南轅北轍。實際上，政府和市場、公有制經濟和非公經濟、農村經營制度的“統”和“分”、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物質生產和勞動力再生產、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等等，都是矛盾的對立統一體，我們既要看到矛盾雙方互為前提、互相聯系、互相轉化的關系，又要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把矛盾雙方對立起來、割裂開來，不能把一定歷史時期的做法看成是普遍和永恒的規律。而是要根據客觀實際的變化，用對立統一規律來觀察改革面臨的重大關系。

——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和市場都是歷史范疇，和任何歷史范疇一樣，有其自身產生、發展和消亡的規律。當前人類的生產力水平，還沒有達到取消商品交換的階段，也沒有達到國家消亡的階段。工業革命后，西方的市場經濟促進了生產力發展，但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也就顯現出其負面效應。政府維護宏觀穩定、提供公共物品、提高人力資本等職能不斷豐富，正是在糾正市場失靈中產生的。而隨著政府職能加強，又為市場經濟發展創造條件、增添活力，進入更高層次的市場經濟，這是一個在不斷“否定之否定”中螺旋前進的過程。

今天世界上經濟發展成功的國家，既有比較強的政府職能，也有比較發達的市場。而一些政府治理無力的國家，也沒有完善的市場經濟。我國改革開放初期，政府管得過多是主要矛盾。但是今天面對新常態，既要看到政府越位的一面，也要看到市場失靈所導致的收入差距過大、國內需求不足、產業結構碎片化、無政府狀態惡性競爭、人力資源建設滯后等問題，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瓶頸。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有條件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治理市場失靈。如果仍然用過去那種一切迷信市場的辦法，反而會進一步惡化這些問題，主觀上是想保增長，實際上是窒息經濟增長的動力。

——公有制經濟和非公經濟的關系。一些觀點認為只有取消公有制經濟，才能讓非公經濟充分發展，這種“零和博弈”的觀點在我國的實踐中證明是錯誤的。非公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公有制經濟。解放前，我國沒有強大的國有經濟，基礎工業薄弱，私營經濟也難以獲得原料，并會受到外資擠壓，發展不起來。新中國依靠國有經濟迅速建立了工業體系，為改革開放之后獨立自主地對外開放、發展私營經濟，提供了基礎和條件。公有制經濟在體現人民主體地位、維護國家經濟主權、提供公共產品、緩解勞資矛盾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非公經濟也有著體制靈活、反應靈敏、貼近市場的特點。雙方是優勢互補、協同發展的關系。從國際上看，西方發達國家也舉辦國有企業彌補市場失靈，而一些發展中國家按照新自由主義理念搞私有化，導致喪失國家經濟主權、惡性腐敗和兩極分化。我們要避免對純而又純公有制的迷信，也要避免對私有經濟的迷信。

——農村經營制度“統”和“分”的關系。包產到戶是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成就不容否定，但也不能把包產到戶的經驗絕對化，迷信“一分就靈”。改革開放初期農業豐收，既得益于包產到戶，也得益于集體經濟奠定的農田水利建設、良種推廣、農業機械等基礎。家庭聯產承包提高了農民積極性，但是在發展規模經營、提供公共產品、加強農民在市場經濟中的博弈能力、加強基層治理等方面，仍然要發揮集體經濟的優勢，不能把“統”和“分”對立起來。改革開放初期，主要問題和矛盾是集體經濟統得太死、活力不夠。而今天，小農經濟的弱勢地位凸顯，就更應該重視探索集體所有制有效實現形式，發展壯大集體經濟。

——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的關系。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資本短缺，再加上西方國家“滯漲”，為我國大規模引進外資和技術創造了條件。而今天，我國資本短缺已變成資本充裕，引進技術的空間越來越小，一些領域過于依賴外資和技術反而窒息了創新動力，這時就既要講開放、也要講經濟安全，既要講引進，也要講自主創新，變“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為“把技術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物質生產和勞動力再生產的關系。物質資料生產和勞動力再生產，是人類社會兩種主要的生產形式，這兩個部門必須保持恰當比例。長期以來，我國依靠所謂“低成本勞動力”實現了快速增長，但也留下許多歷史欠賬。片面強調壓低勞動力成本，壓低和拖欠工資、超時工作、社會保障覆蓋率低，勞動者報酬增速長期低于經濟增速，導致國內需求不足，人自身的生產滯后于物質資料生產，強化了依賴低水平重復擴張的發展方式。據研究，2003-2009年，由于企業拖欠工人工資導致內需不足所損失的GDP，占我國GDP的3%—5%。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要辯證看待降低勞動力成本和維持勞動力再生產之間的關系，更加強調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實行更積極、更公平的收入分配，通過增加勞動者收入來擴大內需、提高勞動者素質。如果再片面強調降低勞動力成本，甚至主張工人工資增速應該長期低于經濟增長，那樣就會進一步降低經濟增速，陷入拉美國家那樣的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關系。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問題仍然突出，有的干部把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對立起來，認為對醫療、教育、公共住房投入多了會影響經濟發展。實際上一些地方的實踐證明，解決好老百姓上學、看病、住房的問題，就能夠釋放居民儲蓄、刺激消費需求，推動經濟發展，這兩者是統一的。如果把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對立起來，政府推卸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責任，甚至把醫療、教育產業化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手段，就會進一步導致經濟運行成本和群眾生活成本升高，反而影響經濟發展，結果南轅北轍。

歷史表明，破除對他人經驗的迷信容易，破除對自己經驗的迷信更難。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是寶貴財富，但是也不能躺在現有經驗上睡大覺。鄧小平同志說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本身就包含了不能把改革開放的經驗教條化、絕對化的意思，而是要“不斷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不足的加點勁，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只有繼續解放思想，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才能避免對改革開放歷史經驗的教條主義化，做到始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不斷使改革適應新的實際。

二、辯證地看待改革開放前后

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為深化

改革凝聚共識

正確認識改革面臨的重大關系，同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關系，是分不開的。社會上一度出現全盤否定改革開放前30年的思潮，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要全面客觀評價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但也還是有人擔心這樣會不會導致“改革倒退”、“走回頭路”；另一方面，對于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有人歸咎于改革開放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也有人認為是“改革不徹底”造成的，應該按照西方政治經濟模式進行“徹底改革”。這些重大問題如果不說清楚，就不利于凝聚共識、增強團結，也會使人們對當前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認識產生困惑。

實際上，我們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進行分析，就會發現，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不能互相否定。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事物發展的總趨勢是前進的，而前進的道路是曲折的，事物內部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因素的不斷斗爭，由肯定到否定，又由否定到新的肯定，表現為波浪式的前進運動，這是事物前進的規律，而不能把波浪式前進說成是走回頭路。縱觀我國社會主義建設60多年歷史，在很多問題上都表現為這種在“否定之否定”中波浪式前進的過程。

例如，在對外開放的問題上。鴉片戰爭之后，我國被迫納入全球市場體系，表面上實現了“對外開放”，但是由于經濟技術和制度落后，對外開放并沒有實現富國強民，反而淪為經濟殖民地，喪失經濟主權。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沒有實行全面開放，并非是要閉關鎖國，而是由于受到大國封鎖而堅持獨立自主，我國一方面努力打破封鎖，堅持正確義利觀援助第三世界，擴大國際空間；一方面集中精力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正是有這些基礎，才能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獨立自主，不像解放前那樣淪為大國附庸，改革開放同解放前的“門戶開放”有本質不同。當前強調自主創新、國家安全，也不是走回頭路，而是對外開放的內在要求。不能把改革開放前后說成是封閉和開放的對立，陷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迷信。

再如，在農村基層組織的形式上。我國幾千年一直是小農經濟，近代在工商資本沖擊下，農村破產、農民困苦。新中國把農民組織起來，辦水利、辦工業、辦醫療、辦教育，顯著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村、農民面貌，全國灌溉面積比例由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8年的45.2%，普及了基本醫療和教育，集體經濟取得的成就，是對小農經濟的否定。改革開放后，包產到戶又是對集體經濟僵化體制的否定，但這時的家庭經營已經是集體經濟基礎上的家庭經營，同解放前一盤散沙的小農經濟有本質區別。今天強調發展壯大集體經濟，也是“統”和“分”這一對矛盾運動的必然要求。如果把包產到戶和集體經濟對立起來，搞土地私有化，就會走上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惡性土地兼并、兩極分化和流民等問題，最終導致經濟增長停滯。

可見，兩個歷史時期在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的差別，一個重要原因是隨著發展階段和歷史條件變化，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不斷調整，我們不能走到任何一個極端，也不能止步不前，把一個階段的做法看成是永恒規律。習近平同志指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這同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對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部署是一脈相承、邏輯統一的。

改革開放永無止境，“改革”本身也需要不斷改革，改革是常為新的。只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向歷史學習，向實踐學習，向人民學習，不斷總結經驗、破除迷信，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從這樣或者那樣的教條主義中解放出來，從對這種經驗或者那種經驗的迷信中解放出來，我們的事業就必將獲得新的勝利。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文部分內容以《用辯證的觀點看改革面臨的重大關系》發表于2015年16期《紅旗文稿》；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共和國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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