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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虬：實事求是的方法：英雄史觀還是群眾路線？——紀念真理標準討論四十周年

點擊：作者：紫虬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18-10-27 07: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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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1、群眾路線是實事求是的決定性辦法，它們兩者，作為認識路線、工作方法，作為黨的立場和宗旨，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不重視兩者之間的決定性關系，在方法論上，就留下了機械分列而非辯證聯系的缺口，為英雄史觀留下了空間。這個理論缺陷，與改革開放以后精英主義泛濫，群眾路線淡化，使一些改革把人民群眾由改革的實踐認識主體錯位為改革的對象，有思想認識上的因果關系。

2、把群眾路線和認識路線統一起來的實踐和理論，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真理觀的重大貢獻，是毛澤東思想智慧的源泉，是毛澤東留給中國人民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3、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思想，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典型成果。依靠群眾不僅是黨的優良傳統，也是中國企業后來者居上的共性特點，反映了企業發展的客觀規律。

4、歷史經驗表明，官僚主義、斗爭擴大化的專制主義、小生產意識制約著群眾路線在社會主義社會化大生產中的作用，需要注意具體條件下的局限性。

實踐標準——誰的實踐？

真理觀，是哲學最高問題的反映。這就是說，在認識真理中，需要圍繞唯物認識論，延伸兩個要點：一是承認恩格斯的“世界的真正的統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質性”⑴，唯有實踐，才有思維和存在即主觀和客觀統一的可能；二是歷史唯物史觀決定了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是認識社會科學真理的唯一途徑。“歷史上的活動和思想都是群眾的思想和行動，歷史的活動是群眾的事業” ⑵。

對于群眾的作用，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主要做了理論闡述，列寧和毛澤東則進行了偉大的實踐，做出了深入總結。列寧認為:“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造的⑶。”毛澤東根據奪取政權到鞏固政權的豐富實踐，進一步總結為是堅持奴隸史觀還是英雄史觀的原則問題。

這就是說，為人民服務，當然是共產黨的立黨宗旨，但黨群關系不能僅僅局限于此。胡喬木同志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對毛澤東思想作了三個基本方面的歸納：實事求、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個歸納得到了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認可。這是經過真理標準討論以后，我黨在當時的理論成果。

回過頭再來看看胡喬木同志提出的三點歸納。筆者認為，胡喬木同志的這個歸納把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分列，它的貢獻是，列出了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毋庸置疑是準確的。這種表述，也提及到了二者的聯系，“這樣，毛澤東同志就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同黨的群眾路線統一起來了⑷”。但是，由于并沒有把重點放在分析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之間的辯證關系和決定作用上，它與毛澤東同志的一貫論述是有差距的。其實，在毛澤東思想那里，群眾路線就是實事求是的決定性辦法，它們兩者，作為認識路線，作為工作方法，作為黨的立場和宗旨，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在社會科學中，黨的各級領袖或領袖集團，是依靠人民群眾和自身的實踐經驗作為理性認識的“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在形成方針政策中，發揮了“加工廠”的作用，加工的產品是否正確，必須回到人民群眾的實踐中去檢驗，這個反復、提高過程，就是實事求是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領袖或領袖集團個人與人民群眾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的辯證關系，但人民群眾為追求美好生活，而進行的生產，流通、科技創新、改革乃至革命，相對于領袖的“加工廠”認識主體，是客體，具有決定作用。因此，在實事求是中，群眾路線具有決定性作用。在實事求是的認識過程中，如果不突出群眾路線的決定性，輕輕掠過，就錯過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在方法論上，就會留下了機械而非辯證的缺口，為英雄史觀留下了空間。

由此，四十年前的實踐標準討論在解決了真理標準是實踐而非教條這一重大問題，推動全黨大步向前的同時，也帶來了容易忽視實踐的主體的可能性，離開列寧、毛澤東一再強調的社會實踐標準。特別是忽視了毛澤東同志晚年強調的是奴隸史觀還是英雄史觀的問題，這個理論缺憾，為我黨改革開放以后的理論和實踐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例如，相對于精英主義在全社會的泛濫和群眾路線的淡化，相對于一些改革把人民群眾由改革的實踐認識主體錯位為改革的對象，存在著思想上、理論上的因果關系。

在真理標準討論前后，真理檢驗標準的實踐是社會實踐作為理論常識，不存在問題。但是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被分置后，特別是鮮有提及奴隸史觀和英雄史觀后，就容易出現思想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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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常識是怎么被淡化的？需要簡單回顧一下歷史。在毛澤東同志批評的“形而上學猖獗⑸”時期，存在著把集體、群眾作用極端化的傾向，在“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動亂時期，左傾錯誤強調群眾運動天然合理，與此同時，把建國初期知識分子多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而進行的改造凝固化，歧視專業知識人員，忽視集體中的個人作用，其根源是封建意識形態的殘余影響，完全遠離“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⑹”的馬克思主義。這種傾向受到暮年毛澤東同志的批評："老九不能走” ⑺。特別是在工作重點轉移前后，受到中共黨內最先體驗西方文明的杰出人物周恩來、鄧小平的糾正。如鄧小平糾正了讓專家脫離專業主要從事體力勞動的左傾傾向，大力推動科技創新。

但是，在全社會按照社會化大生產要求，尊重專業知識，尊重人才的同時，出現了矯枉過正，崇拜精英主義和鄙薄群眾作用的傾向，并且越來越嚴重。從宏觀控制到微觀經濟，從教育戰線到企業管理，幾乎各個層面，充斥著精英主義，雖然也強調把群眾滿意不滿意當作工作的標準，但由于忽視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的必然聯系，從而自然落入把精英主義、英雄史觀當做實事求是的習慣方法，不能正確解決群眾與深化改革的關系，隨著私有經濟的主體化，也同時助長了全社會階級、階層的分化。

歷史是誰創造的，是天才，是英雄，還是包括了天才、英雄的人民群眾？馬克思主義認為，只能是后者。馬克思主義并不否定杰出人才在歷史發展中的突出作用，但是，只能是時世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時世。“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⑻”。

把人民群眾描述為“奴隸”，把人民史觀定義為奴隸史觀，與當代生產力發展以后，多數人民群眾不再絕對貧困，以及選舉政治的廣泛被采用等，似乎不符，應該指出，這些進步當然要比形形色色包裝的，包括假馬克思主義包裝的封建專制殘余要進步得多，但是，相對于資本寡頭的財富集中，相對于寡頭的金融壟斷和國家機器的實質性私人資本壟斷，即使是中等收入階層，或高福利國家民眾，從總體上依然處在財富不均的相對貧困地位，被支配地位，這與幾千年來有記載的人類文明史并無質的變化。總之，只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一天，剩余價值規律還在經濟體內發揮主要作用，“奴隸史觀”就有現實意義。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晚年推動全黨“英雄史觀”和“奴隸史觀”大討論的偉大意義，時光越遠越能體現出它的智慧光輝，并不因為黨內左傾歧視專業知識分子和抹殺個人作用，右傾推動精英主義至上等等的干擾而有絲毫的折損。

今天互聯網時代的人民群眾耳聽六路，眼觀八方。我國每年有七、八百萬人受到高等教育，他們走上社會，切身感受到最生動的社會矛盾，容易具有自發的馬克思主義傾向和基本的法制覺悟，這與建國初期80%掃盲后的農民群眾相比，有了飛躍性的提高，如果看不到這個變化，依然對群眾路線、群眾運動存在成見，這是形而上學的。

毛澤東思想的智慧源泉與本質特征

把群眾路線和認識路線統一起來，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真理觀的最重大貢獻。

1、核心Know How(訣竅)

中華民族以五分之一人類的規模，完成了由弱到強的歷史拐點，從而驗證了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性。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的精英領袖們，共同認識到一個事實，如朱德、周恩來同志不約而同的指出，在很多重大事情上，毛主席的決定總是讓很多人不能理解，甚至有很多人反對，但事情過后，實踐證明他總是對的。這些體會，代表了中共歷史性的主流認識。在我黨的漫長實踐認識歷史中，正確總是和錯誤依賴而存在的，為什么在出現全局性錯誤或失誤時，總是由毛澤東同志最先發現問題，提出實踐證明準確有效的解決措施？這一現象，與中華民族的復興崛起緊緊相聯系，是現代世界中的中國現象之謎，對此，我們要向老一代革命家學習，用科學態度認識中國近代史和當代史。

正確的源泉在哪里？這個問題觸及到毛澤東思想的本質特征。“什么是人的思維。它是單個人的思維嗎？不是⑼。”，“思維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維著的人中實現的；擁有無條件的真理權的認識是在一系列相對的謬誤中實現的；二者都只有通過人類生活的無限延續才能完全實現⑽。恩格斯的論斷解釋了正確思維的群體性和實踐性，提出了原則，毛澤東則把它實際操作化了。

毛澤東同志在1958年指出，“概念、判斷的形成過程，推理的過程，就是“從群眾中來”的過程；把自己的觀點和思想傳達給別人的過程，就是“到群眾中去”的過程。在我們的干部中，大概還有不少人，不明白這一個簡單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見、計劃、方法只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中，或者自己的科學實踐中，他的頭腦只能作為一個加工廠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則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人腦制成的這種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確不正確，還得交由人民群眾去檢驗，如果我們的同志不懂得這一點，那就一定會碰釘子的⑾。”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就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方法。“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⑿。”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才能緊密聯系人民群眾，才能始終堅持立黨為公的“為人民服務”宗旨而永葆革命青春。1964年3月，在一次聽取匯報時毛澤東插話說：“’毛選’，什么是我的！這是血的著作。…‘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⒀

今天，如果我們忽視了認識上的群眾路線，就會使立黨為民的宗旨失去檢驗，讓新時期黨的建設的“四個自我”（凈化、完善、革新、提高）失去檢驗，就會架空習近平同志一再強調的“人民主體性”，就容易擺不正黨和群眾的關系，居高臨下，就會在改革開放實踐中，陷入精英主義，以救世主自居。特別是離開認識上的群眾路線，單獨強調以人民為中心，是一種“緣木求魚”式的錯誤，這個錯誤，源于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割裂。

2、新時代的實踐證明

十八大召開不久，習近平同志在廣東考察時提出：“領導不是百事通，不是萬能的。要做群眾的先生，先做群眾的學生。領導干部要放下架子，甘當小學生，多同群眾交朋友，多向群眾請教。要真正悟透群眾是真正的英雄（2012年12月7日一11日）。”這是對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的學習運用。習近平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早在福州市委任職時就交待身邊的工作人員：“凡是群眾來信，一律都要交給我過目。”在一帶一路和新型國與國的關系上，習近平在國際上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受到普遍歡迎，被聯合國等數個國際組織接受并傳播，而“命運共同體”思想最先的成功案例來自華為等企業。這是習近平“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典型實踐。

實踐證明，改革開放以來，無論采取什么樣的話語體系，無論某些傾向怎樣歷史虛無，例如抽象肯定，具體否定前三十年，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凡是順利一些，曲折少一些，發展快一些，實際上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視、依靠了人民群眾，著眼于多數人的結果。特別是在企業發展中，通過中外比較，越來越顯示出它不僅是我黨賴以生存、發展的三大優良傳統之一，也是企業發展的自身客觀規律。

華為從2萬元起家，逆私有化操作，尊重勞動所得，任正非提出“要管理好員工人力資本所得和貨幣資本所得的分配結構，貨幣資本所得保持合理收益即可，其他收益全部給人力資本所得。”在企業中發揚、發展了“鞍鋼憲法”，在客戶“北斗星”中依靠管理、專業、員工三結合，較早提出客戶、員工、企業和上下游供應鏈中相關企業之間“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這是群眾路線在在新時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成功創新，這使得華為走在科技和制度創新的世界前列。傳統國企濟南第二機床廠在轉機制中，堅持發動群眾的老傳統，為引導確立市場競爭意識，開展了“市場·機遇·工作標準”大討論；鼓勵工人主動思考本職工作與產品創優的結合點，開展了“不對市場說不、不對一線說不”的大討論；把提高質量管理和現場管理水平，落實到聲勢浩大的“治臟戰役”和“文明操作攻堅戰”中去。這些基礎工作是“濟二”產品走向美國，做大蛋糕的堅實基礎。

另外，微信、QQ起源于以色列人發明后賣給美國在線的ICQ，但在中國發展壯大，今天其應用規模、深度領先于起步國，其核心訣竅是重視客戶體驗；電子商務雛形源于美國，今天卻幾乎是阿里巴巴在引領世界電子商務，且坦然在華爾街提出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這些均與華爾街信奉的“股東第一”相悖，在同樣是股份制按資分配的生產方式中，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下，比西方互聯網企業更加做到了側重客戶利益，相對重視員工作用，至少迄今為止，創造了可以傲視傳統資本主義國家的快速發展軌跡。

3、毛澤東思想與群眾路線的辯證關系

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的智慧源泉，正確貫徹群眾路線也會受到具體條件的局限。

局限性來自幾個方面，首先官僚主義是群眾路線的天敵。工作重點轉移之后，鄧小平同志在領導實踐中飽受黨內官僚主義干擾阻撓，這從他在《鄧小平文選》第二、三卷多達五十次批評分析官僚主義中可以看的出來。鄧小平同志去世后，黨內官僚主義盛行直至腐敗普遍出現，達到登峰造極程度。十九大上，在經過黨中央鐵腕從嚴治黨的幾年努力之后，習近平嚴肅指出：“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鞏固壓倒性態勢、奪取壓倒性勝利的決心必須堅如磐石”。今天人們都觀察到這樣一種事實：從中國當代的社會現象到蘇聯東歐的解體，人們發現，淡化了群眾路線之后，官僚主義必然泛濫，執政的共產黨與官僚主義的斗爭就陷入了形勢嚴峻的狀態。

其次，在中國，因為封建文化的積淀深厚，在等級意識、官本位思想的頑固作用下，不僅在思想方法上流行權力真理觀即實用主義真理觀，專制主義也習慣地被用來處理黨內外關系。1957年反右擴大化開始集中顯示出的官僚主義、專制主義，與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緊密聯系群眾等三大作風始終對立而存在。鄧小平同志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分析說，“官僚主義常常以‘黨的領導’、‘黨的指示’、‘黨的利益’、‘黨的紀律’的面貌出現，這是真正的管、卡、壓⒁”從實際情況看，反右時期出現的極左斗爭擴大化實際上已經形成扣帽子、揪辮子、打棍子、裝袋子的斗爭慣性，在以后處理黨內矛盾中長期存在，包括對鄧小平本人的多次極端的批判。這些因素，嚴重毒化了黨群關系，黨內關系，破壞了通過群眾路線實現實事求是。其中一個派生后果是，說假話應付上級痼疾難改。

其三，如同戰爭歲月，農民同樣也是新中國建國后建設的主力軍。小農小生產革命堅定，吃苦耐勞，這是基本方面，但是，陳舊落后的生產方式，八成人口文化僅掃盲等落后條件，與社會化大生產產生巨大反差。農業小生產的隨意性、狹窄眼界，違背大生產的嚴謹性，科學性。在政治上的主張自古以來是不患貧而患不均，在官僚主義干擾下，這些弊病會被視作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而得到擴張，堅持群眾路線與實事求是的統一會經常受到干擾，也會出現違背客觀的現象，例如大躍進時期違背價值規律和商品經濟規律。

薄一波同志回憶1958年時認為，“毛主席威信高，大家都敬仰他。他怎么說，大家就跟著怎么做。這樣，一些部門和省市的領導干部頭腦膨脹起來了，反過來又影響毛主席思想⒂。”這反映了領袖作為認識主體與環境的關系。對此，毛澤東同志曾在《論實事求是》中做過系統分析：“實事求是，就是一切工作都要服從人民群眾的實際需要和利益出發，實行某種改革，要完全根據人民的自覺自愿，既要耐心地對待群眾的覺悟，讓群眾有所比較和選擇，由群眾自己下決心，又要積極地創造條件，作出榜樣，進行宣傳，說服群眾，既要從本質發現群眾中蘊藏著的巨大積極性，又要按照具體的環境，具體地表現出來的群眾情緒去精心一切工作。”1958年4月15日河南封丘的合作社匯報、之后冶金部關于可以年產鋼超3000萬噸等浮夸風，均對毛澤東帶來一定的誤導，但是通過各種途徑的調查研究，從1958年11月起，毛澤東同志在嚴格遵守集體領導的組織原則下，率先努力同大躍進出現的浮夸風、共產風做了不懈的斗爭。但是這種努力受到極大的阻力。據陳冠任新浪博客文章回憶，1959年秋，廬山會議后，毛澤東給江西省長邵式平在交談中寫下一張紙條：“食堂越大越反革命”，在江西省處級干部會議上傳達后，被周總理追回。由此說明，在局部地區大饑荒餓死人之前，在糾正餓死人主要因素問題上，中央內部尖銳的不同意見和糾正左傾錯誤的困難。

“‘過’就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依照我們現在的觀點說來，過與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空間中的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量的關系中找出與確定具有一定安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 ⒃。領袖團隊中作為認識主體與環境的不同關系，據此得出不同的主張意見，以及它在當時的主客觀作用和不同后果，這是客觀存在的，需要本著“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的精神，結合黨在新時期的實踐和黨的建設加以總結。

4、毛澤東留給中國人民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群眾路線是實事求是的唯一方法，把人民群眾作為共產黨事業生死相依，休戚與共的依靠力量，是人民本體觀；更是應對權力腐蝕的防腐劑，是中國共產黨和一切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保鮮劑。它的真理性，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它已經被中國、蘇聯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所證明，它還將被我們的后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證明。

參考文獻：

⑴ 恩格斯《反杜林論》

⑵《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04頁

⑶《列寧全集》第26卷，269頁

⑷《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30）

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377

⑹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431

⑻《毛澤東選集》第三卷，1031

⑼ 恩格斯《反杜林論》馬恩選集第三卷 426頁

⑽ 恩格斯《反杜林論》馬恩選集第三卷 427頁

⑾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