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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今天的國情，遠遠不同于60年前近90%人口剛剛掃盲那樣的條件。雖然左傾的思維慣性作為意識形態的一定獨立性，難于立即根除，但是，左傾的經濟土壤、條件，相對過去已經不再充分，在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改變的情況下，如果將鄧小平主要防“左”的論斷極端化、教條化，那就會成為一種脫離社會現實的刻舟求劍，也會讓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鉆空子。

央視《馬克思是對的》節目播出后，有人疑惑，在中國，馬克思什么時候被認為不對呢？這不能不說是與長期以來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削弱有關，而這些負面影響也逐漸侵染到政治生活中。

政治話語中左和右的概念起源于法國大革命時期。在1789年的制憲會議上辯論時，第三階層的代表恰好坐在會議主持人的左邊，而第一、二階層的代表恰好坐在主持人右邊，于是，人們習慣上將革命的一派稱為左派，反對革命的一派稱為右派。后來，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時從這一含義中引申為右派即資產階級，左派即無產階級。”

1、左派和左傾、“左”、極左的根本差異，首先表現在認識上

左派追求準確反映社會現實矛盾，主客觀一致，追求理論聯系實際，緊密聯系群眾，左傾跨越現實，根本上脫離群眾，主客觀分離，危害黨的事業。單字表達時，是要加上引號以“左”表示區分的。極左是指在左傾錯誤中登峰造極，走向反面的極端化。

毛澤東同志在抗戰中提出：

【“‘過 ’ 就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依照我們現在的觀點說來，過與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空間中的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量的關系中找出與確定具有一定安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 （《毛澤東書信選集》145-146頁）】

鄧小平同志晚年說的“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是對當時情況的概括。普遍的情況是，馬克思主義者很少有不知道這句著名公理的：

【“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列寧選集》第四卷，第290頁）】

這就是說，一切以時間地點為轉移，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鄧小平同志曾總結，改革開放最大的失誤是教育。今天各級崗位上的干部中堅，在改革開放后，受過學歷教育、在職教育、黨校教育，碩博士如過江之鯽，特別是十八大后又受過群眾路線教育，參加過“兩學一做”和學習十九大文獻的提高，卻有相當一批官員，所受的教育水分太多，豆腐渣工程不少，居然在十九大后依然左“左”不分，在這種情況下，讓他們理解馬克思與左派的關系，要他們負起意識形態主體責任，在輿情事件和群體事件中表現出政治敏感性，是一件困難的事。

八年前，筆者家鄉一名高二女生詩作頗多，其中之一曰，“掃黃報告自堂皇，橫掃妖風正氣張。柳妹心中藏暗笑，官人曾做我夫郎。”筆力深厚，入木三分。據了解，若不是自幼隨母打工顛簸，有豐富的社會觀察，很難有如此少年老成之作?？梢姀陌傩战嵌瓤磥?，如果存在著混跡官場的“兩面人”，讓這些人內心深處認為馬克思是對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幾乎是不可能的。

2、左派與極左的歷史區分

從馬克思恩格斯的不斷革命，到毛澤東的建設與革命，到習近平的偉大斗爭；從毛澤東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到鄧小平的膽子大一些，步子快一些，到習近平的擼起袖子加油干；在概括馬克思主義方面，從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簡潔概述，到習近平的“為人類求解放”；這些論述生動的反映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反映了“馬克思是對的”的客觀必然性，生動論述了什么才是馬克思主義左派。

信息時代，為弘揚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為解放思想無禁區提供了其他時代沒有的物質條件?；仡櫄v史，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建國以來我黨的發展進步，就是和“左”右傾矛盾、斗爭的結果。從1957年黨內整風和反右斗爭開始至今，始終貫穿著兩種形態。一種是以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為處理方式的黨內自我調整，反映了我黨在執政以后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一種是以戴帽子、揪辮子、打棍子、破壞法制、濫用法治等方式的專制主義斗爭擴大化。出現在反右、文革等各個時期。

3、左傾的根源

提及極左，不能不提及黨的歷史上兩次極大危害，1935年王明路線喪失根據地90%，1957年反右擴大化到1959年“浮夸風”、“共產風”嚴重加劇天災時期的人口死亡。“左”與左之間，曾經多次出現沒有一個清晰界限的階段。當年，鄧小平同志回顧歷史，談到主要防止“左”，是有他的時間、地點、條件等歷史依據的。

①中國經濟、社會和歷史原因。中國作為小農小生產汪洋大海般的國度，左傾現象的產生，離不開這個經濟條件和生產關系。中國革命，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農民同樣也是建設起步的主力軍。勝利后的小農小生產，革命堅定，這是基本方面，但是，秦漢以來生產工具基本沒有變的生產方式，八、九成人口剛剛文化脫盲等落后條件，與配置資源，組織社會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產生巨大反差。最直接的現象是，用農業小生產的隨意性、狹窄眼界，對待社會化大生產的嚴謹性，科學性。從生產方式上，這是小生產方式被改造、消滅之前的最后抗拒。

而小生產對經濟和政治的理想，是平均主義。黨內一些同志把低生產力水平的平均主義，誤以為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不接受在發展社會化大生產中尋求共同富裕的動態平衡，是建國以來左傾的一貫現象。最先表現在58年的“共產風”、“窮過渡”，和不承認工農，城鄉，腦、體力勞動的三大差別上。

②黨內教條主義積習。建立在封建生產力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最大的特點是兩千年的封建等級制形成的社會關系，對個人基本權力和社會空間的約束限制以致踐踏，反映到黨內來，以教條主義、官僚主義的面目出現，形成專制主義，認為左傾比右傾好。在敵我斗爭犬牙交錯的上世紀30年代蘇區的肅反擴大化，有觀點認為也誘發了蘇聯的黨內大清洗，都是這一因素的反映。。

綜上所述，小生產經濟，是中國革命、建設史上左傾錯誤頻發的經濟基礎。如果我們對此不能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做出客觀分析，就不能客觀認識建國以來直到今天，以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為特征的黨內各種自我調整、自我凈化所遇到的主要阻力；就不能客觀認識。建國以來經驗告訴我們，黨內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官僚特權主義，是造成黨脫離群眾的主要原因；不能正確認識這些，就會在主要矛盾變化后找不對工作方法，就會置我黨于忘記初心的危險境地。

從鄧小平同志提出主要防“左”，至今有30多年了。30多年來，中國完成了從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的歷史轉折。農業人口史無前例的從1980年的80.6%，下降到2016年的42.7%（國家統計年鑒）。留在農村的農民，經過土地流轉，公司加農戶等改造方式，已經向農業工人轉變。雖然家庭承包制對農業小生產的產業升級，農業的社會化大生產產生了阻力，但農村電網的普及，互聯網和電子商務的發展大大的開拓了農村、農業，農民的視野。每年全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達到七八百萬。我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產生工程師，農藝師、農業機械師的國度。法制不斷健全。今天的國情，遠遠不同于60年前近90%人口剛剛掃盲那樣的條件。雖然左傾的思維慣性作為意識形態的一定獨立性，難于立即根除，但是，左傾的經濟土壤、條件，相對過去已經不再充分，在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改變的情況下，如果將鄧小平主要防“左”的論斷極端化、教條化，那就會成為一種脫離社會現實的刻舟求劍，也會讓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鉆空子。

4、關于話語禁忌與恐左癥

19大提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個美好生活需要，已經不再是建國后前30年已經解決的溫飽問題，而是公平、富庶的問題。從這個角度，有兩類現象，必須加以正視。

①, 據《鄧小平年譜》記載，從1981年12月12日起，到1993年9月16日，鄧小平同志至少有十五次在各種場合談及“兩極分化”，一再強調“不會兩極分化”，可以“避免兩極分化”，“不搞兩極分化”。但到1993年9月16日，終于承認“兩極分化實際上自然出現”。這是我們在建國后一再出現的主客觀分離的試錯之一，也是社會主義建設出現重大問題的嚴重信號。從鄧小平承認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到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實際數據是：

②十八大以來，反腐取得了巨大成果。腐敗案發后，人們才發現這些官員中，很多都與私有化國有資產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他們無不損公肥私，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

2009年通鋼私有化改革引起通鋼事件，時任省委書記王珉是一手炮制、處理者；所謂“宿遷模式”的醫院私有化改革，仇和賣光醫院卻一路升遷，只是他們腐敗案發后，人們才發現這些官員與私有化的“巧合”關系。

這些現象中，暴露出一些借改革之名，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之實，公飽私囊，掛羊頭賣狗肉，嚴重脫離群眾，是不爭的事實。

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是從客觀現實出發，還是從觀念出發？我們共產黨人應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力求主客觀統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

建國以來的歷史表明，在實踐中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黨內的麻木現象。如果任憑混淆“左”和左的根本區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就會邏輯混亂，混淆原則問題，就會無視十八大以來不斷強調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一些人就會變為資本意識形態的代言人，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南轅北轍。

2007年以來，目睹董存瑞犧牲的生前戰友和一批捍衛英雄志愿者，為保衛歷史事實，經歷了數年惡人先告狀式的法律訴訟纏斗，所較量的對手，不是黨外右翼，而是負責意識形態和宣傳的黨內人士。從這一案例所表現出的黨內一些人的思潮來看，人大通過英烈保護法，既是這種訴訟案例的勝利宣告，也完全可能是新一波與新的背叛者斗爭的始點。

總而言之，恐左癥把左派和極左相混淆，如果不做辨析，改革開放就容易脫離現實，脫離人民群眾，甚至如在董存瑞名譽訴訟中那樣，坐在人民的對立面。

5、左派與群眾立場

理論的生命之樹之所以能夠常青，在于群眾立場，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就在蕓蕓百姓之中，就在遠離權貴最大多數人民之中。搞革命，搞社會主義建設，搞改革開放，我們的基本力量沒有變，這就是習近平同志一再強調的“人民主體論”。

在實踐中，我們有些同志，一提到群眾路線，就擔心“吃瓜群眾”亂來，害怕群體事件，害怕輿情產生。他們一點也不適應信息時代人民群眾文化程度、民主意識素質的提升，葉公好龍。他們越是害怕群眾，越遠離群眾，也就越遠離馬克思主義左派。

不錯，群眾運動的確不都是天然合理，沒有無產階級政黨領導，沒有正確的政治理論指導，群眾運動就有可能變為一種盲動，就有可能被利用，有可能產生一種破壞性。我們黨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本應走在群眾運動的前列，因勢利導，實現人民群眾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消極站在群眾的后面甚至對立面。

官僚主義者從來不做自我批評，從來不考慮自己做錯在前的因果關系，沒有考慮到，在產生群體矛盾問題上，黨的領導到位嗎？自己思想正確、作風扎實、深入群眾嗎？在和群眾的關系上，是不是先做學生，再做先生？如果我們的干部沒有做到這一點，就成了官僚主義者。

再來重溫習近平對馬克思主義的概括。習近平同志說，“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為人類求解放（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從第一代領導，到今天新時期的領導，他們的話是兩種說法，一個意思，效果只有一點，就是維護人民利益，努力踐行為人民服務，它是與官僚主義、專制主義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就受到人民衷心的擁戴。

總結

如果說，馬克思是對的，那么，這篇文章就是要告訴讀者：中國共產黨就是左派的政黨，左派就是馬克思主義，左派就在全黨，就在勞動人民群眾之中，正如恩格斯說的，共產主義不是觀念，它是一種現實。

這就叫做理論自信。

2018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