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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隨著一些公知精英斯文畫皮的褪落，隨著真實的歷史被越來越多人認識，以及“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深入人心，再靠一味地控訴或抹黑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哪怕是劇情曲折，悲情兮兮，哪怕是語出驚人，毫無底線，也都無法再引起此前輿論主導權被資本媒體和小部分文化精英把持之時的轟動、同情了，大家學會了質疑，判斷，思考。在這之下，有試圖復制茅、袁等人出名路數的人，如鄧X超之流，則很快就自取其辱了。

“國學大師”文懷沙謝世了。與其他“大師”死后得到的一片稱頌、哀挽不同，文懷沙其人其學問得到了許多質疑，特別是在自媒體上。一邊是門戶網站上“國學大師”的光環與悼念，一邊是自媒體朋友圈里“文化騙子”“江湖藝人”的揭露，打假，一時間頗為熱鬧。

對其人的質疑，一個是關于其年齡，一個是關于他曾在上世紀60年代被勞教的原因。文懷沙本人一直宣稱自己出生于1910年，這也是許多媒體在他死后報道“108歲老人”“108歲國學大師”的依據。

對此，早在2009年，學者李輝就提出質疑。李輝根據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花名冊，國家話劇院的檔案記錄及知情者回憶等可信的材料，指出文懷沙編造年齡，實際是生于1921年而非1910年。

李輝的文章一出來，文懷沙的許多親朋、弟子就出來為其辯護，指責李輝的質疑。文本人也稱對其年齡的質疑很可笑，此后他繼續頂著“百歲國學大師”的光環至今。但事情沒有就此定論。2016年5月，微信公眾號“廢紙幫”發出一篇文章，直接貼出文氏當年所在單位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為其辦理退休手續的檔案，其上標明文出生于1921年1月15日而非1910年。

據報道，有記者當面問起文懷沙有關他的年齡爭議時，他表示：“當年我拋棄我的家，與一位相愛的年輕女子私奔到解放區。登記夫妻關系時為了顯得更般配一點，就把1910年改成了1920年，這事組織上知道，本來不成為問題。可是有人硬要討論我的年齡，我又不是要結婚，查我的年齡干嘛？”

但是我們看到上述檔案中，既非文自稱的1910年，也不是他說的改后的1920年，而是1921年，難不成還改了多個版本？那又是何苦呢。1910，1920，1921，至于哪一個為真，大家就猜吧。

實際上，文大師輕描淡寫帶過的年齡問題并非無關緊要，并非是別人硬要討論。一來，當時的中國文化界輿論界有盲目崇古、崇老，崇尚晚清民國“大師”的癖好，某個名人跨越的年代越長，就好像越有歷史積淀文化修養一樣；二來，將年齡夸大，圍繞文懷沙的一些為他本人和好事者津津樂道的文化軼事也便有了根據，例如曾是章太炎的弟子，魯迅的同門，曾當面聽陳獨秀演說等等。這樣，文某人便搭上了那些大名鼎鼎的歷史人物的順風車，自身的“文化資本”自然見長。

另一點，關于文氏曾被勞教的事，文懷沙本人稱自己是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而入獄，還曾經寫詩反對當時的權力人物，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受迫害而鐵骨錚錚的文化英雄、斗士。2009年李輝的文章則揭露他入獄是因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顧問，稱與周恩來，陳毅很熟，與毛也談過話，以此猥褻、奸污婦女十余人”，從而被判為詐騙流氓罪，在天津一農場勞教。對此質疑，文大師的擁躉更是極力聲討，嚴詞辟謠。文本人則以“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回應。但事實是掩蓋不了的。前述“廢紙幫”的文章同樣貼出了大師本人手寫的檔案證明了他的那番特殊經歷。以下是“廢紙幫”展出的1990年9月5日，文大師親筆填寫的申請出國訪問時的護照申請表，和1990年11月5日，文化部批準同意的出國出境人員審查表。雖然文件殘損，但主要內容還清晰可見：

上圖，在“何時何地受過何種獎勵和處分”一欄填寫道：

【一九六三年文犯有以不正當手段褻瀆婦女的行為被定為壞分子，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一年。八一年元月復查，維持原勞教一年結論，但定壞分子開除公職不妥，予以改正。并辦理退休。（后改為離休）】

上圖，個人簡歷最后一欄：1963——勞教后留場就業，1981年9月落實政策，按退休辦理，后改辦離休。

證據確鑿，大師的“前科”不容辯白。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好色無恥之徒，卻編造自己是受政治迫害入獄，硬是將一段斯文掃地的作案經歷包裝成了“文人風骨”的見證。我記得曾與一同學談起歷史話題，這位同學對許多大師精英在新中國受到不公正待遇乃至迫害頗為不平，列舉了好些人物，其中就有這位文懷沙。

文氏此后被“平反”，色心不改，更為赤裸，不同的是已經不必擔心被定罪勞教，反而傳出許多增添文人風流色彩為人艷羨的韻事、雅談，那是后話。

我所注意的是，控訴新中國，拿真假難證的受苦受難、抗爭不屈的經歷說事，似乎是不少文化名人的慣用手段。在文化精英和資本媒體營造的語境中，人民革命建立的新中國是黑暗的，是令精英名流們斯文掃地的，誰在其中有過個人遭遇的坎坷，那就會博得同情；如果還向文大師自稱的那樣同當權人物針鋒相對進行過抗爭，那就是向黑惡勢力斗爭，就更被敬佩稱頌了。這樣的經歷便成了躋身文化精英的通行證，為自己增添了歷史當事人和文化斗士、文人風骨的光環，馬上被歸入所謂“以思想/知識/人格/個體，對抗強權/暴力/專制/集體”的自由主義經典敘事譜系中去，被反復述說，向不曾“見證歷史”的后人灌輸。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簡直就是讀著許多通俗讀物、網絡平臺的這類文章長大的，隨口就能說出幾個引人淚下、令人憤慨的這類名人故事來。

對新中國和共產黨的否定甚至延伸到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否定上，一些此前被定罪、定論了的歷史反動人物借此還魂，紛紛被“平反”“正名”。正如文懷沙曾經因罪勞教，80年代又被“落實政策”恢復公職一樣，一些罪證確鑿、曾被作為革命對象的人物，也在“落實政策”，“統戰”的名義下，洗脫了罪名，甚至恢復了政治地位，要回了非法財產。我們說，革命難免會傷及無辜，新中國的一些政治運動也有擴大化的偏差，但另一方面，后來在對一些人的“落實政策”“平反”上，也存在擴大化的嫌疑。并非新中國打擊過的所有人都是被冤枉的——例如茅于軾就自稱“我認為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我確實想走資本主義道路”。同樣，并非革命的所有對象都是無辜受難的。這本來無需質疑，因為如果革命的對象都是無辜的，革命就不可能廣泛地發動起來，更不可能贏得大多數人擁護、參與而取得成功。如果否定了這點，革命的合法性、共和國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了，革命建國就成了一系列人為錯誤、一系列不公不義的結果。

同文懷沙控訴新中國為自己脫罪添彩相映成趣的，是此前一些公知借粗暴詆毀、抹黑新中國和共產黨，辱罵共和國領袖而聲名遠揚，茅XX，袁XX就是這樣的人物。為文大師竭力辯護的某百家講壇說書人易XX，也曾口出狂言，不但將新中國全盤否定，甚至篡改歷史概念，否定“推翻三座大山”的歷史事實，試圖將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連根挖掉。

上圖：易大師文大師惺惺相惜

當然，隨著一些公知精英斯文畫皮的褪落，隨著真實的歷史被越來越多人認識，以及“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深入人心，再靠一味地控訴或抹黑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哪怕是劇情曲折，悲情兮兮，哪怕是語出驚人，毫無底線，也都無法再引起此前輿論主導權被資本媒體和小部分文化精英把持之時的轟動、同情了，大家學會了質疑，判斷，思考。在這之下，有試圖復制茅、袁等人出名路數的人，如鄧X超之流，則很快就自取其辱了。

否定之否定?？?b>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紛繁繚亂，泥沙俱下，才有辨別真偽的可能。當一個個不知是大師還是小丑的人物輪番過場后，臺下的觀眾則會看得越來越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