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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根良：我國應該暫緩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

點擊：作者：賈根良來源：演化經濟學發布時間:2018-06-24 09:00:18

摘要：政府采購在美國計算機、大飛機、芯片產業和互聯網等眾多核心技術的原始創新和霸主地位的形成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但與美國的做法相反，中興事件揭露出我國一直沒有利用政府采購推進自主芯片和操作系統等核心技術的發展，這是導致美國在中興事件中攥住我國信息產業命根子的主要根源，中興事件給我國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提出了嚴重的警告。在我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的情況下，政府采購已經成為我國在研發資金投入之外支持核心技術創新的唯一手段，而前者的效率遠比后者更有效。諸多因素說明，目前我國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的條件是非常不成熟的，匆忙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對于落實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大政方針是極其不利的，我國應該暫緩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

關鍵詞：WTO《政府采購協定》；中興事件；芯片產業；政府采購；核心技術

原標題 中興事件對中國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敲響了警鐘

2018年4月12日上午，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在商務部發布會上表示，中國將盡快加入世貿組織的《政府采購協定》。長期以來，筆者是我國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的唯一反對者，在以前的文章中，筆者曾指出，我國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的條件是非常不成熟的。中興事件爆發后，事情變得更加清楚了：我國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的條件不僅仍然是非常不成熟的，而且對于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也是非常有害的。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本文第一部分將通過對美國政府采購在美國計算機和集成電路等眾多核心技術創新中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的討論，說明“購買美國貨”的美國政府采購政策是美國政府支持其民族產業的普遍性政策工具；第二部分將從中興事件揭露的觸目驚人的事實入手，以操作系統的政府采購為例，揭示我國政府采購“對IT采購國產化始終諱莫如深”是導致我國“缺芯少魂”的主要根源。在本文最后一部分，筆者將通過對我國高端醫療設備的政府采購中存在的嚴重問題作為例證，說明中興事件揭露出的觸目驚心的事實在我國是普遍存在的，我國政府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的行為與十九大報告中“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大政方針是背道而馳的。因此，筆者建議：我國政府應該以國家長遠和根本利益為重，本著我黨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重新審議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的決策，以避免顛覆性的決策錯誤。

一、政府采購：美國技術創新最強大的政策工具

政府采購又被稱作公共采購，它并不限于狹義的政府部門，而是涵蓋了使用財政資金進行采購和投資的學校、公立醫院、國防部門和國有企業等。WTO的“GPA（政府采購協定）所稱政府采購涵蓋了國家預算單位，以及接受財政和政府其他支持的機構，包括國有企業。”政府采購一般占各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0-15%左右，但在許多發達國家要占到20%以上。在我國，由于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遠遠高于其它國家，因此，筆者估計，政府采購占我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不會低于20%。在發達國家特別是在美國，在建立產業價值鏈高端、推動核心技術創新和發動顛覆式創新方面，政府采購作為一種替代關稅保護的產業政策是其最重要的需求方創新政策。

美國經濟史的研究說明，美國計算機、噴氣式發動機、半導體和互聯網等幾乎所有核心技術創新的產品試用機會和初始市場都是由美國政府通過包括國防訂貨在內的政府采購提供的。弗農·拉坦是世界上公認的和最負盛名的技術創新研究專家，2006年他在《戰爭對經濟增長是必要的嗎？——軍事采購與技術發展》的研究報告中直言，他竟然長期沒有重視軍事及國防相關的研究、開發和采購在商用技術創新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而美國的國防及國防相關政府部門的政府采購在半導體、計算機、互聯網、航天、航空和核能等許多通用型顛覆性技術的革命中都發揮了主導作用，他感慨到：“它們的作用是那么的一目了然，我竟然視而不見！”

正如科技專家們注意到的，“軍事采購和政府提供資金的研發”是戰后早期美國電子、計算機和飛機工業發展的主要因素，在微電子領域，人們普遍認為，軍隊在推動計算機、半導體和軟件技術發展方面的作用至關重要。在這方面，美國政府提供研發資金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以集成電路（或稱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為例，從1948年到1957年，美國軍方承擔了貝爾實驗室晶體管研究費用的38%，在1953年，該實驗室大約有一半的研究經費來自于美國陸軍信號部隊；1953年，陸軍部又資助西方電氣公司在賓夕法尼亞州羅德戴爾建立晶體管制造廠，之后又先后資助通用電氣和美國無線電公司設廠生產晶體管，并簽訂采購合同。

雖然政府提供研發資金對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一些學者卻指出，在戰后美國的顛覆式創新特別是在其信息技術革命中，“通過國防對技術提供刺激的大部分是通過大膽的（政府）采購，而不是通過為研發提供資金”實現的。例如，在航空領域，美國波音公司的工程師們在20世紀40年代就在考慮開發商用噴氣式飛機的可能性。但是，礙于龐大的開發成本和高風險，實際工作一直沒有成行，直到波音公司拿到美國空軍的采購合同，要求其為美國空軍B-52轟炸機研制軍用噴氣式空中加油機，波音的噴氣式飛機計劃才得以成行，在此基礎上，才誕生了世界第一架在商業上取得成功的噴氣式民航客機－－波音707。

在許多學者看來，政府采購要比政府提供研發資金更能推動顛覆式創新或核心技術創新。著名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琳達·維斯在對美國戰后技術發展史進行深入研究后指出，“美國聯邦政府機構建立了以（政府）技術采購作為驅動力的最強大的技術發展模式。”政府采購“相當于政府承諾從私營部門購買新開發的商品和服務，這基本上是通過與私營部門簽訂研發合同提供補貼的。這是‘需求拉動’的有力杠桿，因為（在政府采購的情況下），政府既為產品創造了市場，又為其發展提供了融資”，而“單靠研發投資是不足以帶來創新或利用創新的”：“雖然研發項目已經成為新知識和技術選擇的寶貴來源，但僅憑研發投入還不足以促成新技術的快速應用。電子技術的創新之所以能實現經濟效益，關鍵在于它能得到廣泛的商業化應用。”由于政府采購可以為顛覆式創新或核心技術的起飛提供有保障的市場，因而，相對于政府提供研發資金而言，政府采購對技術創新產生了更強有力的刺激。

政府采購之所以在美國戰后信息技術產業的形成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原因就在于這些顛覆性創新產品在一開始是不可能有商用市場的，正是政府采購為這些初創企業創造了有保證的初始市場和技術試錯的機會，使其在早期階段通過政府采購所提供的有保障的市場順利并快速地渡過學習曲線，并在其壯大階段中通過政府對其開拓商用市場的大力支持，助其獲取更多社會資金的支持等。美國主要的先進半導體芯片生產商，如英特爾、仙童、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等，就是在與政府簽訂采購合同生產(用于軍事和商業用途的)芯片的條件下建立的，政府采購的作用不只是通過采購合同為其提供了充足的研發資金，更重要的是它也保護了這些企業免受外國公司的競爭，并在成本加成的基礎上為其提供了大量銷售的市場。

在琳達·維斯看來，在美國國內市場上，政府采購是美國政府培育其民族工業領先于外國競爭者并具有普遍性的一種產業政策工具。“政府采購與美國冠軍企業的全球性增長緊密相連: 波音、IBM、洛克希德、卡特彼勒和摩托羅拉，這只是一些家喻戶曉的名字，它們的興起就在于政府的采購合同，并繼續躋身于美國政府的頂級承包商之列。與政府簽訂的長期采購合約為美國計算機產業的起飛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初始市場。”就政府采購在信息技術早期發階段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而言，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政府一直是美國制造的集成電路器件的唯一客戶。“在20世紀50年代，IBM超過50%的收入來自于政府采購合同，政府采購為之提供了實質性的、有保障的市場，幫助IBM成為了業界的佼佼者。”

目前,許多人業已知道，導致蘋果電腦和手機創新成功的技術創新都是美國聯邦政府研發投資的結果，沒有一項較重要的技術創新是蘋果公司自己研發投資的。但是，人們卻很少知道，“政府采購政策幫助蘋果公司度過了許多危險期，并使其能夠在殘酷的競爭中生存下來。”克魯斯特認為，在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末蘋果三代和麗薩電腦的失敗后，公立學校成為了蘋果公司的一個重要市場。美國的公立學校是蘋果產品忠實的客戶，從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購買蘋果的電腦和軟件,例如，1994年，蘋果公司就占據了美國小學和高中教育電腦支出的58%。蘋果公司的這個案例說明，政府采購不僅在美國的計算機、集成電路和操作系統軟件的起飛階段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而且，在產業相對成熟時期仍發揮著培育冠軍企業的重要作用。

二、中興事件揭示出我國的政府采購存在著嚴重問題

筆者閱讀了集成電路（半導體）、操作系統和計算機專家們在中興事件爆發后兩個月內在網上發表的幾乎所有文章后，得出的結論是，只有龍芯和申威這兩家企業的CPU才真正代表著我國自主可控芯片產業發展的方向，但下游廠家幾乎沒有人愿意采用。與筆者長期堅持的“市場重于技術”的觀點相同，許多業內專家指出，我國發展自主可控芯片和操作系統的難題并不在于技術，而是在于技術得到試用和完善的市場機會。正如李國杰院士指出的，“目前我國芯片和軟件廠商最需要支持的不是研發項目，而是試用和完善。我們做龍芯CPU的體會是，最困難的并不是技不如人，而是做出產品很難找到機會試用。”

近年來，我國對芯片的需求量占世界一半以上，這么大的市場，為什么偏偏我國自主可控的芯片沒有市場呢？因為國內集成商和應用部門一直在說：“國產芯片什么時候做得跟國外一樣好了，我就用你。”龍芯中科總裁、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的胡偉武研究員指出，“中興事件”最大的啟示就是核心技術需要在試錯中發展。但如果沒有廠家愿意采購龍芯中科和申威的芯片，沒有廠家愿意為其提供市場，那么，龍芯中科和申威就不可能有核心技術的試錯機會，在這種情況下，國產芯片怎么有可能做得跟國外一樣好呢？因此，李國杰院士呼吁，“我們可能要從更高的角度認識給自主產品試用機會和初始市場這件事，”必須靠政府這一只手在國內開辟一塊市場做培育高端產業的根據地，這不是關乎政府采購中本土產品的小問題，而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大戰略。在筆者看來，這是我國核心技術能否發展起來的關鍵。

但是，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我國并沒有利用政府采購為本土企業核心技術的研發和成長提供有保障的市場。由于篇幅所限，這里僅以操作系統為例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自改革開放以來,微軟就一直在我國操作系統市場上占據絕對壟斷地位，“在中國市場，微軟操作系統的市場份額超過了90%，而國產操作系統的份額只有3%左右，”2016年11月2日，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在接受《人民郵電》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實際上，國產桌面操作系統在技術和體驗方面，已經與國外產品水平相當，目前與國外的差距主要體現在生態系統方面。”倪光南院士在這里談到的“生態系統方面”就是經濟學術語中的市場問題。

由于微軟操作系統在商用生態系統方面占據了壟斷地位，因此，國產操作系統在其發展之初就需要我國政府通過政府采購為其生態系統的形成創造條件。但在我國政府采購中，微軟曾長期占據絕對壟斷地位，時至今日，微軟在我國政府采購市場中所占比例仍然遠超國產操作系統廠商占比的總和。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采購沒有主動地對國產操作系統給予支持，至多只是在突發事件（后面談到的“斯諾登事件”和中興事件等）的推動下，才被動地采取一些措施，從而喪失了政府采購作為扶植國內工業的政策工具的關鍵作用。2016年的一篇報道指出，在國內，政府、企業對IT采購國產化始終諱莫如深，多位國產IT企業高層告訴記者：“主管部門擔心采購國產化有違WTO原則，不宜公開”，國內IT領域公開呼吁“政府采購優先國產”的只有倪光南院士以及龍芯中科總裁胡偉武，其余企業、專家均對此保持沉默。

但實際上，我國政府主管部門“對IT采購國產化始終諱莫如深”的行為違背了我國的《政府采購法》，而“政府采購優先國產”并不違背WTO原則。因為我國沒有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所以，只要技術條件許可，中國各級政府完全可以像俄羅斯的政府采購直接禁止采購國外軟件那樣，大力支持自主操作系統和各種自主應用軟件。但是，我國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幾乎沒有運用政府采購特別是政府創新采購的干預之手在自主操作系統的發展中發揮提供初始市場、進行組織整合和引導創新等方面發揮作用，以至于自主操作系統的研發一直處于單打獨斗和一盤散沙的狀態，因而始終無法突破國外廠商在我國操作系統領域的壟斷地位。

我國政府只是在2013年6月“斯諾登事件”爆發后才對政府采購應該采購國產操作系統的問題引起了高度重視，但這并不是出于為本土企業核心技術的發展在國內市場上創造“根據地”的考慮，而是因為“斯諾登事件”使政府認識到國家信息安全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操作系統作為智能終端的核心技術，是信息安全體系的重要基礎，因此，國外廠商“智能終端操作系統的壟斷不打破，終端安全和大數據安全也就無從談起。”長期以來，倪光南院士一直在呼吁人們要高度重視這一問題，但見效甚微；中興事件爆發后，他不得不再次提醒人們：有件事，比芯片被人卡脖子更危險！這就是中興事件還沒暴露出另一個很重要的風險——網絡信息安全問題。因此，他大聲疾呼：操作系統是中國網絡安全短板，建議都用國產系統。

“斯諾登事件”確實對國產軟件進入我國政府采購系統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據報道，2014年中央國家機關政府采購協議供貨商名單中，國產軟件比例明顯增加，不少還是首次入圍。但是，在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跨國公司對我國政府高超的全面公關、美國政府對我國政府多層次的施壓以及我國政府部門對合資問題的錯誤認識等因素影響下，我國政府采購因“斯諾登事件”限制采購危害國家信息安全國外產品的許多努力最后大部分都付之東流了。例如，思科在2014年后因信息安全審查等因素的影響，一度被剔除出政府采購，但在2016年又重新進入了我國中央政府采購目錄。

又如，自微軟公司與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在2016年底宣布成立合資公司并在此之后宣布推出專供中國政府的“Win10政府版”之后，倪光南院士就指出，“Win10政府版”并不能保證國家信息安全，建議政府不要采購和使用這種穿上自主可控“馬甲”的操作系統。然而，盡管有倪光南院士等一些有識之士的呼吁和反對，“Win10政府版”最后還是進入了中央預算單位的政府采購?！吨袊少従W》2017年11月8日《win10定制版操作系統已列入中央預算單位協議供貨范圍》報道：中央國家機關政府采購中心網站顯示，業界關注已久的“Win10政府版”已經進入中央預算單位協議供貨范圍，中央預算單位可以按需采購。由于中央國家機關協議供貨采購是中國政府采購領域級別最高、覆蓋面最廣的集中采購項目之一，對地方政府采購以及相關行業的影響具有風向標的重要作用，因此，“Win10政府版”進入中央政府采購系統無疑對政府采購支持自主創新產品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影響。

實際上，“Win10政府版”對我國的危害并非局限于信息安全問題。正如有專家在“Win10政府版”進入政府采購系統之前的一則訪談中指出的：沒有國產桌面操作系統廠商的努力，國產芯片的應用也就成了空中樓閣，因為Windows是不可能支持國產芯片的，“Win10政府版”進入政府采購系統將徹底影響自主基礎軟硬件的發展和成長。因為國產硬件是靠國產操作系統來支撐使用的——國產芯片可以運行“深度”這種基于Linux的操作系統，但永遠運行不了Windows。如果黨政軍操作系統都被“Win10政府版”所占領，那就必然把國產硬件逐出政府采購市場，使自主技術的芯片在黨政軍市場無立錐之地，從而使得整個通用芯片和通用操作系統產業拱手于人。“Win10政府版”是微軟試圖繼續壟斷中國市場和進入政府行業的產物，我們希望相關部門能看清其中的本質問題，至少在中國政府采購方面，保持相應的警惕。

從上面的討論中，我們可以對我國政府采購支持自主創新產品上存在的問題得出三個結論。首先，我國的政府采購之所以采購國產操作系統基本上只是出于信息安全的考慮，但大部分也沒有得到落實；其次，政府部門從沒有認識到政府采購在推動核心技術創新并為后發國家本土企業自主創新產品的成長創建“根據地”上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最后，我國自主創新產品進入我國政府采購系統基本是在美國“作孽”行為被揭露所推動的：被揭露一次，才被動地往前推進一步。“斯諾登事件”是這樣，這次的中興事件也是這樣：據報道，中央政府采購網在2018年5月17日發布了《2018-2019年中央國家機關信息類產品(硬件)和空調產品協議供貨采購項目征求意見公告》，在這個公告中，龍芯、申威和飛騰的芯片首次被列入中央機關采購名錄。這是國產芯片第一次進入政府采購名錄，之前進入協議供貨的一般都是英特爾等國外廠商。

龍芯中科總裁胡偉武在接受采訪時對我國中央國家機關將國產芯片納入政府采購名錄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在他看來，這對國產芯片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和里程碑式的意義：“以前是沒有進入采購名錄，政府部門要采購還采購不了，現在可以采購了，這體現了國家對國產芯片的大力支持。”然而，國產芯片并非只是進入政府采購名錄就萬事大吉了，因為計算機生產廠商在政府采購中仍可選擇只采購國外廠商或合資廠商的芯片，從而將自主可控的國產芯片束之高閣。因此，我國政府需要研究采取那些具體的措施甚至強制性措施，促使計算機生產廠商逐步地在政府采購中心甘情愿地只采購國產芯片的問題。同時，筆者也希望我國各級政府要像李國杰院士所呼吁的那樣：將政府采購支持自主創新產品視作決定國家命運的大戰略，識破美國跨國公司高超公關行為的伎倆，堅決抵制美國政府多層次施壓的行為，堅定不移地運用政府采購推動我國本土企業的核心技術創新和建立各產業的高端價值鏈。

三、我國現階段不能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

與美國高度重視政府采購在核心技術創新中的關鍵性作用不同，我國對自主創新的支持基本上采取的只是提供研發資金支持以及最近的稅收減免等供給方創新政策，例如，在過去二十年中，我國政府出臺了很多對國產芯片提供研發資金支持的政策，代表性的例子就有908工程、909工程等，但卻嚴重地忽視了市場特別是政府采購市場對核心技術發展的重大推動作用，而我國作為技術追趕的后發國家恰恰比美國更需要政府采購的大力支持。因為在上述美國計算機、集成電路和操作系統軟件等產業發展之初，新技術的研發者開拓的是沒有競爭者的市場，在這種沒有競爭者的市場上，尚且需要政府采購的保駕護航，而在我國，由于沒有采取關稅保護和限制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政策，從而導致了我國產業的價值鏈高端和核心技術的商用市場基本上已被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所占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政府采購為我國本土企業核心技術的研發提供一塊有保障市場的“根據地”，研發核心技術的企業將如何生存和發展？

我國芯片等核心技術之所以長期受制于人而無法取得突破性進展，關鍵性因素并不在于技術，而是在于市場。在歷史上，從英國、美國到日本和韓國，其技術追趕都是通過關稅保護和（日本、韓國）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情況下提供有保證的國內市場取得成功的，幼稚工業保護的實質是保護國內市場，從而為本土企業在新興技術和新興產業上與發達國家領先企業的全球競爭中創造國內市場的根據地。但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我國雖然通過關稅保護這種行之有效的老辦法為本土企業保有和創造國內市場受到了極大限制，但仍可通過限制外國直接投資為本土企業留有相當大程度的國內市場空間。然而，在我國對外國直接投資沒有限制地敞開大門的時候，為本土企業創造有保障的國內市場就只有政府采購這一途徑了。

正是考慮到許多發展中國家因為加入到世貿組織而難以運用關稅保護為自主創新提供保障的現實，賴納·科特爾和韋科·蘭博在對WTO《政府采購協定》進行深入研究后指出，通過采用促進創新的政府采購機制，政府采購不應當僅僅被看作是支持發展的一種間接措施，還應該被看作是促進創新和產業發展、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一種直接手段。如果發展中國家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該協定將對它們造成嚴重的限制：要在對國家競爭力和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領域實施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政策將變得極其困難。因此，他們建議，發展中國家最好不要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至少不要馬上加入。這是為什么WTO成員中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拒絕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的重要原因，我國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和警覺。

2011年，筆者對我國政府采購市場展開了較深入的研究，并在2012年初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國內市場不統一、相關法律不健全、政府采購市場混亂和對外國產品崇洋迷外盛行，所有這些情況都說明，我國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的時機是非常不成熟的。本文第二部分通過對中興事件的討論也說明，時隔六年的今天，這個時機仍是非常不成熟的。因此，筆者在2012年建議，我國在20年內不要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原因就在于我國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內做好國內改革，統一國內市場，整頓政府采購市場，改革和完善政府采購市場體制和政策，健全相關法律和法規，加強購買國貨的愛國主義教育，只有當這些工作基本完成之后，如果我國政府還是執意要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那么，我們才能對此加以考慮。因此，雖然我國承諾了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但是對于加入的時間、條件并沒有做出具體承諾，因此，可操作的空間是非常大的，正如有專家指出的，如果不想加入，我國可以一直不結束談判，無限期地拖延下去。

筆者在2012年的論文中還指出，“對于我國來說，只有當我國在技術水平和高技術產業處于領先地位的時候，我國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才是最佳選擇”。中興事件的爆發不僅證明了筆者的這種看法的正確性，而且，更重要是它揭示出：我國迫切需要運用政府采購市場為本土核心技術的生存和壯大創建國內市場的根據地。因此，我國在現階段不僅不能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而且首先要研究如何才能解決我國政府采購市場大部分被外國產品所占領的問題。筆者所謂技術水平和高技術產業處于領先地位就是指具有不被別國卡脖子的核心技術及其生態體系，具體到芯片等核心技術而言，正如胡偉武教授所言，就是要在Wintel體系（Intel加微軟）和AA體系（arm+android）之外，創建我國IT產業中由我國企業支配的第三套生態體系。如果我國沒有這種自主可控的生態體系，中興事件還會要爆發，而要建立這種生態體系，正如李國杰院士指出的，我們必須依靠政府看得見的手在國內通過政府采購開辟一塊市場做培育高端產業的根據地，這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大戰略。

具體到如何解決被美國卡脖子的芯片而言，科技觀察家和芯片產業研究專家鐵流強調了政府看得見的手特別是政府采購的關鍵性作用。他指出，目前，隨著國產芯片性能和品質的提升，已初步解決了能用的問題，在接下來解決好用、多用這兩個互為因果的關鍵問題上，則必須從國家戰略層面進行宏觀統籌，以應用為牽引發展中國的芯片產業：一方面，政府采購要多用國產芯片；另一方面，引導鼓勵重點行業、企業多使用國產芯片，除了黨政軍的政府采購之外，像交通、電力、金融、電信、能源、醫療等國家戰略大行業也應當盡可能采購國產芯片。實際上，在這些行業中，國有企業占相當大比重，而國有企業本來就屬于政府采購范疇，所以鐵流所談的這兩個方面實際上都是政府采購的問題。鐵流舉例說，我國幾大電信運營商每年拋出總規模達百億元的服務器集采訂單，但最大贏家仍為海外芯片廠商，未能發揮對國產芯片成長的牽引作用。

一旦政府采購對國產芯片的支持得到切實落實，那么，它必將對由我國企業支配的第三套生態體系的起飛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鐵流對此做了具體的估算。首先，中國有700多萬公務員，3000多萬事業編制人員，以及幾千萬的國企員工，一旦有超過6000萬人熟悉并認可了搭載了國產芯片和國產操作系統的電腦，對于搭載了國產芯片的個人電腦在民用市場推廣會非常有利——產業界有一個規律，那就是當CPU和操作系統市場份額超過5%的時候，軟件廠商就會主動給國產平臺開發應用軟件。當國產芯片和國產操作系統擁有數以千萬計的用戶之后，一直困擾國產芯片的軟件生態問題就將迎刃而解。其次，在數據中心市場，2017年中國服務器銷售量255萬臺，預計到2022年將達368萬臺，銷售額達200億美元，產業規模巨大。這其中有超過50%的行業是政府主導或國家戰略行業，不準確粗算約合600-700億人民幣，約1/4金額是CPU。其中如能主動給予國產芯片一定的機會，對產業的推動作用也是大有裨益的。

然而，我國政府目前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的進程。自2007年12月啟動加入GPA談判并提交首份出價清單以來，我國一共向WTO提交了6份出價清單，其中第6份出價是在2014年12月22日提交的，目前正在對這個出價進行談判。據報道，這份出價首次列入了大學、醫院和國有企業，工程項目全部列入出價，最終門檻價降至參加方出價水平，門檻價過渡期由4年縮短至2年，過渡期的門檻價做了大幅下調，過渡期結束后的門檻價降至參加方水平。由于“加入GPA的具體開放范圍通過談判確定（稱為出價談判）。出價范圍內的政府采購，對GPA參加方的產品和企業要給予國民待遇，在GPA參加方之間不再奉行國貨優先、本國企業優先的政策。”

顯而易見，一旦我國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再將政府采購市場創建為國產CPU和操作系統發展的“根據地”就是非法的。在這種情況下，國產CPU和操作系統起飛的初始市場將在何方？已經困擾我們多年的“缺芯少魂”問題將如何解決？有人可能會說，我們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可能還需要一、兩年的時間，我們還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大張旗鼓地大力推行政府采購的政策。但要知道，因為沒有運用政府采購推動我國IT產業發展等諸多因素，過去長達30年的時間我們都沒有解決“缺芯少魂”的問題，難道我們在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之前的短短幾年就能解決這個問題？核心技術及其生態體系的建設是一個非常復雜和充滿不確定性的長期過程，急功近利的政策往往適得其反，沒有長期打持久戰的決心和信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因此，在我國運用政府采購戰略助推國產CPU和操作系統在我國商用市場上獲勝的曙光還未初現之前，我國絕不能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

本文以我國集成電路和操作系統產品在我國政府采購市場占比很低的事實為例，說明了我國沒有利用政府采購推進自主核心技術創新的嚴重失誤。實際上，中興事件揭露出來的觸目驚心的事實在我國并非個例，而是一種普遍性的現象。例如，盡管我國還沒有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但據報道，在2013年1—7月的全國機電產品招標中，國外產品中標148.65億美元，占中標產品總額的83.8%。又如，我國在提交給WTO的、最新的第6份出價將醫院列入了政府采購范圍，但我國高端醫療設備的政府采購目前仍被外資所壟斷：例如，記者在2014年報道說：外資控制著我國高端醫療器械市場，比國產貴70%；又如，2018年3月25日，在由《中國醫療設備》雜志社主辦的第八屆中國醫療設備行業數據發布大會上，主辦方頒發的中國醫療設備行業“金人獎”10家企業均為外資企業，數據結果顯示外資企業仍然壟斷著我國高端醫療器械市場；以至于有國外醫生在2018年6月大惑不解：“中國醫療器械這么好用，你們為啥還全部要用進口”？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之后，還能打破外資在政府采購市場的這種壟斷嗎？如果不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我國還可以通過優先購買國貨的《政府采購法》對此進行合法的干預，但加入之后，這就是非法的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又如何“利用對外開放倒逼改革”？

實際上，中興事件揭露出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研究一下中國經濟，我們就會發現，除了個別行業外，無論是在政府采購市場，還是在商用市場，外國產品和外資企業幾乎壟斷了我國所有產業的高端產品市場，控制著核心技術，這就是黨的十九大報告之所以提出“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深層次根源。因此，這就提出了兩個問題：首先，經驗研究說明，我國產品幾乎無法進入發達國家的政府采購市場特別是美國的政府采購市場；即使假定我國完全能夠進入發達國家的政府采購市場，那么，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難道不會導致“發達國家政府采購我國價值鏈低端產品，我國采購發達國家價值鏈高端產品”，從而使我國進一步鎖定在全球價值鏈低端？其次，在外國產品和外資企業壟斷我國高端產品市場的現狀下，如果不通過政府采購市場為我國中高端產品及其核心技術的研發在中國市場上創造生存和發展壯大的根據地，它還有機會成長為可以在商用市場上與外國高端產品和核心技術一比高下的競爭對手嗎？顯而易見，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都是違背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大政方針的。因此，筆者建議：盡管政府可以做出積極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的姿態，但在我國高端產品及其核心技術在我國商用市場上存在獲勝的可能之前，我國絕不能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