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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潤為：《當代思潮論集》文選與后記

點擊：作者：劉潤為來源：昆侖策網【綜合】發布時間:2018-06-24 08:23:09

　　劉潤為著：《當代思潮論集》，2018年3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

關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問題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必須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使全體人民在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上緊緊團結在一起。”這是站在新時代的歷史高度，總攬中國和世界發展大勢，著眼于長期堅持并不斷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著眼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輝煌目標作出的重要理論建設部署。只有把這一部署一步一個腳印地落到實處，我們才能筑牢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的精神支柱，才能在實際工作中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勝利地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更加光明的前景。

　　下面，擬就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問題談一點粗淺的學習體會。

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要求

　　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交給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成為他們改變本階級以至全人類命運的思想武器。

　　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不能僅僅理解為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普及，而應當理解為馬克思主義與人民群眾的緊密結合，理解為馬克思主義內化成人民群眾的精神生命。從歷史上看，任何一種思想體系在宣傳普及上都有可能取得一定的實效。比如封建統治階級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之類，甚至可以普及到幾乎家喻戶曉的程度。但這是不是可以叫作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大眾化呢？不可以的。因為這些東西無論怎么普及，也不可能消除它與人民群眾的深度隔閡。《儒林外史》中有一個名叫王玉輝的老秀才，篤信綱常名教，支持女兒殉夫。女兒死后，他還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然而在過了一些時日之后，有一次他路過蘇州，見到船上有一白衣少婦，忽然想起自己的女兒，于是“心里哽咽，熱淚直滾出來”。這表明在他的內心深處，到底還是與殘忍的封建道德有些格格不入的。袁枚在他的名篇《祭妹文》中也心痛地寫道，早知妹妹被“節義”觀念戕害如此，當初就不該讓她去讀那些經書。可見大眾化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那個思想理論必須是屬于人民群眾的。封建主義的東西，資本主義的東西，在利益取向上是與人民大眾根本對立的。這些東西的普及，只能說是統治人們的思想具有相當的廣度。在這個世界上，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有資質、有資格被大眾化，因為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理論反映，是人民群眾求解放、謀幸福的哲學。

　　馬克思主義只有大眾化才有用處。正如馬克思所說：“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電一旦徹底擊中這塊素樸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9、15-16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馬克思主義是工人運動的產物，又反過來指導工人運動的發展。“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馬克思主義與人民群眾的這種雙向互動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日益大眾化的過程，人民群眾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的過程，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不斷向前發展的過程。

　　工人階級及其他勞動者階級，對馬克思主義有著天然的親切感和自發的依靠感。例如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王震。他讀書不多、文化不高，但是一生酷愛《共產黨宣言》。老人家在晚年說過，他讀《共產黨宣言》，即使沒有100遍，也有七八十遍，其中一些重要章節還能流利地背誦。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出身貧苦，青少年時當過鐵路工人，有著強烈的反剝削、反壓迫、求解放的愿望。至于建設時期，這類實例更是不勝枚舉。大慶工人階級靠“兩論”（《實踐論》、《矛盾論》）起家，拿下一個大油田，已是人所共知的佳話。雷鋒學習毛主席著作，也頗有心得。毛主席曾經說過，像雷鋒那樣年輕的同志也懂得一些辯證法。

　　有一種觀點認為，現在是市場經濟時代，老百姓對理論沒興趣，他們是“下了麻將桌，直奔股票交易廳”。這種現象有沒有呢？當然有。問題在于怎么看？一、這是部分事實，而非全體。如果說中國的老百姓都是如此，那就形同誣蔑了。數年前，求是雜志的“生活與哲學”欄目組織過3次全國性征文活動，每次收到的稿件都有四五千篇。投稿的大多是工人、農民、基層干部、科技工作者、大學生，甚至還有中學生。這些來稿表明，人民群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需求和興趣是非常強烈的，有的理論素養還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二、一些老百姓對理論沒興趣，一方面是因為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受到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等消極觀念的影響，這恰好從反面證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宣傳教育及其他相關工作做得不好，或者有的人所講的理論本身就不是真的馬克思主義，沒有辦法讓老百姓買賬。一旦我們把真的馬克思主義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方式傳達給他們，他們中間蘊藏的理論激情就會噴涌而出，化為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滾滾洪流。

當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存在的問題

　　我們黨歷來重視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進程中，各級領導干部和理論宣傳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的確存在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

　　一類是領導干部的問題。有的領導干部根本不讀馬列。據我的一位同事講，數年前他到江南某市調研發現，在一個縣處級領導干部培訓班的入學測試中，這個班的40多名學員，竟然沒有一人答對《共產黨宣言》的作者是誰。一位在北京高校任教的德國教授感嘆：中國到處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一經交談就知道，他們中的很多人其實沒有讀過多少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

　　有的領導干部根本不信馬克思主義，而是信奉資本主義甚至封建主義的一些東西，但是礙于馬克思主義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中間形成的強大社會定勢，也不得不用馬克思主義來裝潢自己。這些人往往是說一套做一套，說的有不少馬克思主義的詞句，而做的卻是資本主義的甚至封建主義的東西，如極力推行私有化，為子女及其他特權階層貪腐開綠燈等。說的為虛，做的為實，因此形成了我黨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心口不一現象。更有甚者，連一句馬克思主義也不講了，索性直接兜售起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之類的東西。這兩類人在臺上招之搖之，就會讓黨員、干部、群眾懷疑：我們黨到底還堅持不堅持馬克思主義，是堅持真馬克思主義還是堅持假馬克思主義？

　　有的領導干部未必反對馬克思主義，甚至可能對馬克思主義還有些感情，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不夠忠誠、不夠徹底，也不夠嚴肅。當馬克思主義與他的個人利益發生抵牾的時候，他們絕對站在個人的立場上。例如，在七八年前，有些地方的領導干部為謀求升遷，便找幾個文人把理論編成歌詞、曲詞、快板書之類，讓街道、農村的群眾排練，等上級領導來了，就演給他們看，以討得領導歡心。至于表演的內容，是不是跟老百姓的愿望、要求和情感相通，說沒有說到老百姓的心坎上，他們是不管的。可以肯定地說，諸如此類的東西，不是在做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功課，而是在搞形式主義的花架子。這樣的大眾化，越“化”，離人民群眾和馬克思主義越遠。

　　凡此種種，是瞞不過老百姓的眼睛的。“學而不信，宣而不懂，講而不行，既不講也不行”，就是老百姓對于某些領導干部的學風、作風的諷刺性概括。社會心理學有一個概念，叫“比照效應”。在當今中國，最大的比照物、最有影響力的比照物，就是各級領導干部。領導干部當中存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現象，輕視馬克思主義的現象，實用主義、形式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現象，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最大阻力。

　　一類是理論宣傳工作者的問題。理論宣傳工作者應當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載體，是馬克思主義與人民群眾之間的橋梁，因而也應當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主要推動者。求實地說，在他們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不負責、不給力的。

　　和某些領導干部一樣，有的理論宣傳工作者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的忠誠，主要地是把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當作獲取名利、地位的敲門磚。一位理論界的老前輩曾經說過：人們把一個重要理論機構的一些教授戲稱為“飛行教授”，意思是說他們不下工夫研究問題，而熱衷于飛來飛去地去演講、撈錢，而且那一個講稿竟然一用就是四五年。還有一些教授的問題似乎更為嚴重。他們打著理論創新、研究式教學的幌子，曲道趨洋、詭行媚時，在馬克思主義與西方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文化思潮之間進行胡亂雜糅，弄出一些似馬克思主義還似非馬克思主義，實則是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的東西。連馬克思主義都不是，又何談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

　　有的理論宣傳工作者從來不參與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意識形態斗爭，從來不接觸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出現的實質性問題，從來不去碰人民群眾普遍關心或普遍困惑的問題，而熱衷于唱理論版的《三岔口》，閃轉騰挪、花里胡哨卻招招落空。其中最為糟糕的是復制性傳播。在天壇的回音壁，你發出一個什么聲，它就回你一個什么聲。一些理論家闡釋領導講話和中央文件精神，就是這樣干的。他們既不研究這些講話精神、文件精神的理論依據、現實依據以及與其他方面的聯系，也不研究在貫徹執行時會遇到哪些問題、怎樣解決這些問題，而是用中央文件闡釋中央文件、用領導講話闡釋領導講話，于是在電腦上剪裁、拼湊文章，便成了理論界的一種時髦。有一位知名理論家，經常在電腦上就同一個題目同時進行三、四篇文章的寫作，以分送給三、四家報刊發表。要問其間有什么不同，不過剪切板塊稍有出入、拼湊方式略有不同而已。這樣搞出來的東西，學術界稱之為“理論泡沫”、“文字垃圾”，老百姓則稱之為“正確的廢話”。拿這些東西去讓老百姓讀，哪如讓老百姓直接去讀原文呢？這樣的理論家，不要也罷。

幾點建議

　　當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中心任務，就是要不走樣地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普及到億萬人民群眾中去，變成人民群眾的思想共識、精神動力和改造客觀世界的強大武器。

　　一、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要做真信、真懂、真用的表率。這不但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關鍵問題，也是能不能在全黨全國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大問題。早在70年前，毛主席就曾語重心長地說過：“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增強我們黨的戰斗力量，并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3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如今，我們黨的隊伍和事業比70年前不知要擴大多少倍，真信、真懂、真用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干部自然也應當比70年前多出許多倍，至少不應當比那個時代還少吧？

　　為此，必須采取組織措施。我們黨既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黨，就必須把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作為任用干部的首要標準。要把那些真信、真懂、真用馬克思主義的同志提拔到重要領導崗位上去，把那些從來不講馬克思主義和從來不真講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干部堅決撤換下來，而不管他的職務有多高。

　　為此，必須強化制度保障。在學習、實踐、研究、宣傳等各個環節，都要有可操作性的監督、檢查、考核、獎懲規定。用制度把人管住，杜絕他們在對待馬克思主義問題上的利己主義、實用主義、形式主義等等不良傾向，如此久而久之，他們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就有可能見出效果、嘗到甜頭；由于見出效果、嘗到甜頭，他們學習馬克思主義、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熱情就會逐漸提高，終至成為他們的第一精神需要。要特別鼓勵、提倡領導干部宣講馬克思主義。這既是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重要舉措，也是督促領導干部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抓手。俞正聲同志在擔任地方主要領導職務期間，堅持給學生、干部、群眾講黨的基礎理論和方針政策，而且緊扣實際，深入淺出，不說官話、大話、套話，很受歡迎。這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的。

　　二、培養一批懂得馬克思主義理論、站在老百姓立場、熟悉老百姓語言、真心為老百姓說話的理論宣傳工作者。要在利益導向上向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宣傳工作者傾斜。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搞馬克思主義的往往備受冷落，而反馬克思主義的則往往風頭十足、名利雙收。這個問題在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新聞媒體那里似乎更為突出一些。必須從輿論導向、評價體系、政策法規等各個方面采取各種措施，確保搞馬克思主義的吃香，反馬克思主義的風光不再。這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舉什么旗的根本性問題。要教育理論宣傳工作者有擔當。中國文人自古以來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樣的好傳統不能丟。我們不能只考慮個人的榮辱得失，不能僅僅為了蠅頭微利、蝸角虛名而置黨和國家的安危禍福于不顧。要引導理論宣傳工作者深入人民群眾的火熱斗爭實踐。實踐是大熔爐、大學校。理論宣傳工作者弄懂弄通馬克思主義的問題，端正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問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方式方法問題，發現研究題目、獲取理論靈感的問題，所有這些都可以而且必須經由實踐的環節來解決。要鼓勵理論宣傳工作者創新形式，拓展傳播手段。俗話說：“看菜吃飯，量體裁衣”，“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針對不同的目標群體，要采用不同的宣講形式和傳播手段。例如當年毛主席到安源煤礦動員工人團結起來進行革命斗爭，就不是照本宣科，講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而是說“工”和“人”連在一起就是“天”，工人兄弟們聯合起來，力量就比天大，就能翻身做主人。這種親和群眾的作風，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學習。

　　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隊伍也包括群眾理論工作者。這里主要是指熱心于理論宣傳的基層模范人物和民間權威。模范人物是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與具體實踐的完美結合體，在群眾中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北京燕山石化有個普通女工，叫許淑云。她經過反復鉆研，發明了氣壓機優化運行操作法，在設備不變的情況下每年可節省蒸汽3.2萬噸，折合人民幣320萬元。燕山石化黨委的負責同志說：由許淑云講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比我們黨委一班人講，效果要好得多。民間權威是指那些有本事、樂于助人、受到當地群眾擁護的人。延慶縣前廟村有個叫韓書琴的農民，她帶動全村140戶農民種葡萄致富，雖在村委會中沒有任何職務，但威信很高。她結合本村實際，把生態文明理念編成順口溜，在全村廣播、張貼，結果能讓百分之二十的村民記住并理解。我們應當多發現這樣的典型、培養這樣的典型、推廣這樣的典型。倘能如此，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工作就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可考慮在適當時候搞一次整風。上世紀40年代，以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為中心內容的延安整風，是我黨歷史上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這場整風經過3年多的努力，有力糾正了黨內的教條主義、“左”右傾機會主義及其他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牢固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極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進程。可以說，沒有延安整風運動，就沒有日后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

　　現在，我們黨面對的國內外局勢比那個時期要復雜得多，擔負的歷史責任比那個時期要沉重得多，黨內的思想狀況比那個時期要混亂得多。如果不下決心清除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等等洋教條主義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在黨內的影響，是很難統一全黨思想、實現全黨團結的，很難讓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掌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為了保證老一輩共產黨人開創的偉大事業得以延續，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近代以來中華兒女的夙愿，我們應當繼承延安整風的光榮傳統，痛下決心，在全黨范圍內來一場真正觸及靈魂的整風運動。只有經過這樣的整風運動，才能牢固地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四、把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作為一個系統工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說到底，就是要讓馬克思主義形成強大的文化軟實力，也就是要讓馬克思主義吸引人民群眾，成為他們打心眼里愿意信奉、愿意學習、愿意實踐的東西。而要做到這一點，僅靠宣傳教育是遠遠不夠的。最基礎性的工作應當是讓社會主義在中國真正活躍起來、繁榮起來，使人民群眾從這種活躍、繁榮中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真正感受到社會主義好、馬克思主義好、中國共產黨好。如果公有制不占主體，兩極分化嚴重，人民群眾就會懷疑我們是不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是不是真正代表他們的利益。因此，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折不扣地貫徹公平正義的原則，誠心誠意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果黨內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泛濫，腐敗分子過多、貪污受賄數額太大，人民群眾就會懷疑我們黨還是不是原來的那個馬克思主義的黨，就會產生與黨離心離德的情緒。因此，必須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從人民群眾利益出發、一刻也不脫離群眾的根本宗旨。

　　我們黨是一個久經考驗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一個與人民群眾一起摸爬滾打、同生共死過來的政黨，一個馬克思主義深深扎根并不斷中國化的政黨。國內外、黨內外敵對勢力想從這里搞掉馬克思主義，不可能像在蘇東地區那樣容易。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黨員、干部、群眾自覺學習馬克思主義，自發投入保衛黨、保衛馬克思主義、保衛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就是有力的證明。展望未來，我們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前途充滿信心，當然也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前途充滿信心。

后記

　　整理完這本書稿，已是中秋時節的一個凌晨。我走到陽臺，朝外望去，真個是“碧天如水夜云輕”，說不出的清澈和幽遠。佇立之間，有關這本書稿的往事不禁從心底涌出，歷歷如在眼前。

　　這是我研究當代社會思潮文章的一本選集，內容涉及科學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歷史、文藝等方面。能夠結成這樣一本文集，首先應當感謝的是衛建林同志。孔子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建林同志就是我的直友、諒友、多聞之友。他為人淡泊，相交近30年，我們僅在一起吃過兩次飯，一次是在一個小型的會上，一次是與一位老同志一起。他為人正派，直道而行，不屑于與諂佞之徒為伍，干一些小道詭行的事情。他為人真誠，從不迎合他人，即使對于朋友的見解和文章也是如此，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絕不會因為要照顧對方的情緒而有絲毫的變通。他為人勤奮，學識淵博，兼通文化、文學、歷史、政治、經濟、國際，但從不夸夸其談、漫為大言，見解獨到而扎實。與其交談，每每開闊思路、有所收益。記得是1995年春的一天，當時我還在光明日報文藝部工作，建林同志給我打電話，建議我把研究的領域放寬一些。他說：“最好是文、史、哲、政治都搞。你是有這個基礎的，不要浪費所學。如果一輩子僅僅拴在一個文藝上，沒有太大的出息。可以先從跟我一塊兒搞第三世界發展問題開始。我搞經濟、政治的，你來搞文化的。不用擔心出書的事兒，搞出來我找地方出版。”這番話我是聽進去了，但是因為積行成習，積習成性，第三世界文化發展的題目終究沒有做。

　　第二位應當感謝的是戴舟同志。1998年，也就是我在求是雜志文化部工作將近3年的時候，時任總編輯戴舟同志決定把我調整到評論部工作。從本職工作上說，這就意味著從此告別文藝，而專門去寫社論、評論員文章和編輯部文章。盡管當時也在考慮落實建林同志的意見，準備擴大研究領域，可一旦離開本專業，還是一百個不情愿。于是立即表示反對，后則以辭職相要挾，結果是反對無效。到評論部以后，經過2年多的磨練，特別是經過“九論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發展歷史進程”系列文章的撰寫，我感覺在眼界、胸襟、氣象上確實開闊了許多，于是也就更加投入。這本集子中大約六分之一的篇幅，便來自當時的職務寫作。當然，這僅是其中比較地能夠體現我個人觀點的一小部分。記得在“九論”發完以后，戴舟同志曾專門找我談話說：“當初調你到評論部，你小子跟我鬧情緒，摔耙子，說不定還沒少在背后罵我。你在文化部，一年下來也就是編幾篇文藝的稿子，對社里哪有這么大的貢獻？你應當感謝我才是。”是的，我的確應當感謝他。沒有他的“逼上梁山”，建林同志對我的忠告就極有可能落空。

　　當然，兩位朋友不約而同地要我放寬研究領域，絕沒有輕視文藝的意思，盡管當時文藝領域嚴肅的事情不是很多。戴舟同志畢業于南京大學中文系，建林同志畢業于南開大學中文系。他們都十分推重，且終生引以為師的魯迅就是搞文學的。再說，戴舟同志愛好書法、戲曲和聲樂，與文藝界交往甚廣；建林同志曾起草關于文藝問題的重要文獻，還專門研究過《紅樓夢》，有專著《曹雪芹論》存世。焉有輕視文藝之理？兩位朋友所反對的是以個人名利為念的小文人意識，強調的是一種天下情懷和擔當精神，即只要祖國和人民需要，自己通過努力又能做到的事，就應當去做，而不要去管是否成為什么領域的專家之類的身外小事。

　　戴舟同志長我11歲，建林同志長我10歲；戴舟同志早在14年前就離我們而去，建林同志也于1年前離我們而去。“閑居始自遣，臨感忽難收。”在這些文稿揀選結集的時候，思念他們的心情久久難以平息。謹以此書獻給兩位老友，不知他們于九天之上，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

　　　　　　　　　　2017年9月27日

　　（作者系求是雜志社原副總編輯，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來源：昆侖策網【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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