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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杰 張猛：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對創新引領型產業結構再認識
點擊：27985 作者：唐杰 張猛 來源：《經濟導刊》6月刊 發布時間:2018-06-30 10:29:41
【內容提要】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過程中，以創新為驅動的實體經濟結構升級將會引起創新活動與制造過程分離，加速服務業占比上升。從德國工業4.0和美國先進產業發展所表現的趨勢來看，受數字革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影響，我國傳統的服務業和制造業的區分變得模糊，以數字制造和數字傳輸技術為代表的現代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高度整合，相互支撐。以數字技術統領制造技術，以創新提升制造業價值將成為實現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核心。在此過程中，壓縮過剩產能、淘汰落后制造會引起制造業占比下降，這與提升制造業質量，增強國際競爭能力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在2018年1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經濟增長動力的迫切要求。”在中國即將完成工業化進程，邁進高收入經濟發展階段門檻時，有關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構想具有重要戰略指導意義。
一、三次產業結構演進與實體經濟發展
1、三次產業結構演變有著內在的規律性
庫茲涅茨的研究表明，現代經濟增長過程可以表達為三條相互關聯的倒U型曲線，即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一是收入分配差距先擴大而后縮小；二是以工業為主體的第二產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從持續上升而后降低，代之以服務業為核心的第三產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體；三是城市或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從急劇擴大到趨于收斂。三次產業結構演進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第二產業占比持續上升轉為下降的峰值，是一個國家大體完成工業化、進入高收入階段的標志；二是相對于資本偏向的工業化過程，第三產業發展的勞動偏向特點更加突出。由此可以推論，收入分配和區域之間發展差距趨于縮小與工業化占比越過峰值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
以中國、美國和德國為例，假設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與經濟結構有關，按照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的實證結論，中美德三國因人均GDP差異導致制造業占GDP比重的差異，人均GDP越高，制造業占比應當越低。從圖1可以看到，過去20年，以2010年不變價美元計算，美國人均GDP與德國人均GDP比值波動幅度很小，基本穩定在1.17倍；美國對中國人均GDP的倍數從29.7倍下降到7.6倍。美國制造業占比明顯低于德國，德國的制造業占比又明顯低于中國。可以看出，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三國制造業占比穩定下降符合內在的客觀規律。
按照2010年不變價美元計算的德國人均GDP對中國人均GDP的倍數，從26.2倍下降到6.6倍，但德中兩國制造業占GDP比例之比則從0.67上升為0.78。與此同時，美國人均GDP對德國人均GDP的比值相對穩定，制造業占比的比值卻在持續明顯下降，1996年美國人均GDP是德國的1.13倍，2016年是1.15倍，美國和德國制造業占比的比例卻從0.75下降為0.53。對此可以解釋為德國制造業相對于中美更具有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等價推論是，美國和中國產業結構演變與庫茲涅茨提出的一般規律相符，但與德國相比，美中兩國制造業占比下降可能過快。
從美德兩國的經濟規模與制造業規模之間的比例關系看，1996年美國經濟總量約為德國的3.3倍，2016年美國經濟總量已是德國的5倍；雖然美國制造業在經濟中的比重持續下降，但制造業總規模始終維持在德國制造業總規模的2.4倍以上，最大值出現在2000年前后，四年平均超過了3.34倍，2016年美國制造業與德國制造業的規模之比為2.84：1，仍然明顯高于1996年的水平。可以解釋為，一是相對于服務業，制造業產品是可充分貿易產品，能在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上出清。經濟全球化極大地擴張了全球商品市場，全球經濟經歷了歷史性繁榮和持續擴張期，但是國家之間貿易不平衡始終是經濟發展中難以消除的障礙。中小型經濟體，甚至包括德國、日本等少數大型經濟體，可以發揮本國制造業比較優勢，形成較強的國際競爭能力，形成高于均值的制造業占比，同時保持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上出清的制造業規模。對于美國以及中國這種超大型經濟體而言，卻很難以國際市場作為規模巨大的制造業實現市場出清的場所。二是從德國作為在高收入階段依然保持著強大的制造業比較優勢的現實可以看到，國際貿易規模在時空上的有界性也會對大型和超大型經濟體的經濟結構產生外在的約束。這種外在約束有界性清楚地表明，重商主義只能是短期或局部行為，重商主義在全球泛濫會引發全球市場割裂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引發長期的世界市場萎縮與經濟停滯。
產業占比的變化有兩種表現形式，國民經濟總量不變時，一個產業占比的下降表現為該產業規模的萎縮；另外一種情況是，國民經濟總量增加，但一個產業比另外一個產業增長得慢，引起結構占比的相對下降。在工業化過程完成后，第二產業相對于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占比中下降，是長期結構升級的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產業占比變化也經常出現短期波動。在常見的3-5年的金融周期中，往往可以觀察到資產價格快速上升，引發大規模的資產價格泡沫現象，同時發生的結構性特征是，服務業占比上升，其中金融業及與資產價格泡沫密切相關的房地產業等是主要貢獻因素。由此構成了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結構中長期變化的短期擾動因素。如何科學合理地判斷短金融周期擾動對中長期產業結構趨勢的擾動，這對經濟研究是一個挑戰。
2、中國的經濟發展與三次產業結構的變化
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快速提高，人均GDP已接近高收入門檻，基本完成了國民經濟的工業化過程。表1的數據取自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可以看到中國進入21世紀以來產業變化情況。
2000年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中國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5年后接近2000美元，10年后達到5000美元，15年后超過了8000美元。與此同時，中國三次產業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第一產業持續下降了約6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在2006年達到了47.6%的峰值后轉為下降，10年后下降了近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工業占比從42%下降為34.3%；制造業占比下降相對緩慢，從32.5%下降為29.7%，中國是現價美元計算的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從中不難看出，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與三次產業結構演變同時出現，當中國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后，過去40年以第二產業（主要指工業，特別是制造業）增長來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階段已經被歷史性地跨越了。值得注意的是，依據世界發展指標數據資料所做的橫向比較表明，中國制造業占比已略高于處于同等發展階段經濟體的平均水平（見表1）。
經歷40年高速增長，中國也已經成長為超大型經濟體，1996年中國制造業的產出規模還只是德國制造業的52%，2005年前后與德國制造業規模相當，2010年達到德國制造業的三倍，2016年已經是德國的四倍以上。中國是一個人口和幅員遼闊的大國，城市化還在進行當中，從規模看接近完成工業化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表明中國制造業發展已經越來越接近于“有界性”的客觀限制。未來中國經濟結構演進的總體趨勢應當在第三次產業占比穩定提高的同時，加快實現制造業的升級，完成工業化過程從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的轉變。
二、制造業的數字化改造與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當今時代，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孕育興起，互聯網日益成為創新驅動發展的先導力量，深刻改變著人們的生產生活，有力推動著社會發展。”要“把握創新、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數字經濟的歷史性機遇”。數字經濟是經濟發展的最新形態，現已成為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是全球新一輪產業競爭的制高點和促進實體經濟振興、加快轉型升級的新動能。2016年《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把“數字經濟”定義為：“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信息技術、移動互聯、泛在互聯，數字傳輸以及由此出現的大數據搜集處理技術是一種商品；數字經濟高度依賴技術，有生產過程、有產權和價值。因此信息產業依然是實體經濟，參與物質的創造，是決定未來物質生產質量的核心創新內容。
1、數字技術正在成為決定工業制造的核心因素
20世紀80年代以來，數字技術發展一浪高過一浪，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生產生活及科技創新的主導性技術。移動互聯技術的突破，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的重大進步，人類社會借此進入了網絡和信息社會。短短數十年，人類將幾十億臺計算機連接在一起，實現了幾十億人的即時通信。2011年，中國騰訊公司的微信平臺一經推出，不足10個月，注冊用戶就超過了5000萬。2017年，微信與QQ用戶已經超過了10億。進入信息社會，物質生產與價值創造過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工業化時代的交通運輸業通過巨大的運輸網絡運送物質產品到世界各地；在信息化時代，互聯網以泛在的移動互聯技術即時地輸送著各種信息。與即時通信相統一的是，物聯網技術快速發展，傳統的交通運輸網在物聯網統籌之下，完成物質產品空間轉換,以數字方式傳播的信息對于人類物質生產過程發揮著決定性的意義。
2、德國工業4.0戰略是以數字技術重組制造業
2011年4月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德國2020高技術戰略》的公布引起了全球關注，其核心是迎接數字革命的挑戰，以數字技術重組德國制造業，以數字技術與傳統制造結合提升德國制造的質量和競爭力。傳統的德國制造專注于創新工業科技產品的研究和開發，以及對復雜工業過程的管理，擁有強大的精密設備和車間工藝管理等歷經百年精益求精的工業化積淀。第四代德國工業技術的目標就是充分利用物聯信息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簡稱CPS)將生產中的供應、制造、銷售信息數據化、智慧化。傳統制造業生產方式將被改組為高度靈活的個性化和數字化的產品與服務模式。制造業將成為信息產業的一部分，而帶有信息功能的系統成為硬件產品新的核心。制造業的企業家們要在制造過程中盡可能多地增加產品附加值，拓展更多、更豐富的服務，提出更好、更完善的解決方案，走軟性制造與個性化定制結合道路，傳統的行業界限將消失，并會產生各種新的活動領域和合作形式。
傳統制造業的價值創造取決于產業鏈分工中的固定位置，智能制造將打破原有產業鏈的限制。未來的德國制造將集中表現為生產場地、生產工藝、物流和創新空間的數字化、智能化、虛擬化。互聯網技術成為技術創新的主導力量，能夠有效在虛擬空間上實現資金、技術和人流、物流最有效的連接與整合，從而極大地提升制造業創新能力，提高創新速度。數字技術創造的虛擬空間能夠發揮出巨大的實體創新能力的條件，源于路由器對數字空間有效隔離與有效接入。這是保證無數企業與多個生產領域和產業部門進行多維度協同，跨行業、跨部門、跨企業協作的關鍵，也是數字技術不間斷突破、無休止膨脹，將一切人類活動卷入數字空間的吞噬性的力量。在此過程中，傳統的制造業與服務業劃分將被產業融合所打破，數字是看不見，摸不到，但是實實在在的物質，將成為引導制造業創新的決定性力量。
3、美國先進產業加速產業融合
美國是數字革命的策源地，是全球科技創新的高峰。以科學技術提升競爭力，專注具有未來戰略意義的新興產業發展是美國產業發展的基本目標。美國布魯斯金學會經過深入的對比研究，將美國先進產業定義為兩個可以識別的統計特征，一是R&D支出密度；其次是創新型人才比重。具體的統計指標為，行業員工年R&D支出不低于450美元； 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專業）員工占比不低于22 %。美國先進產業由50個行業部門構成，包括了35個制造業行業，3個能源行業和12個服務業行業。2015年布魯金斯學會關于先進產業的報告顯示，美國先進產業就業超過1200余萬人，約占全國勞動力的9%，年創造2.7萬億美元增加值，約占美國GDP的17%，雇傭了全美80%的工程師，完成了90%的私營部門研發，產生了85%的專利，貢獻了60%的出口。
先進產業同時支持著多條供應鏈以及其他形式的附屬經濟活動。一名先進產業從業者每年從其他產業購買23.6萬美元的商品和服務，遠超其他產業從業者的6.7萬美元，因此對美國經濟增長和就業具有更大的帶動作用。先進產業中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相得益彰，相互支撐。從表2中我們可以看到，先進服務業占美國先進產業就業的50%，占先進產業產出的40%。人均研究開發支出相當于先進制造業的58%，但STEM員工所占比例比先進制造業高20個百分點。這一點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美國的先進服務業是名符其實的高科技創新行業。
數字經濟在制造和數字創造、信息傳輸方面已經深深滲入了美國經濟，成為了主導性技術經濟力量。數字技術產業部門包括：先進制造業中的計算機和附屬設備制造，通訊設備制造，導航設備、半導體、電子設備等；先進服務業則包括了軟件業、有線網、無線網、衛星傳輸、其它通訊和信息業、數據處理、計算機系統設計等，這13個生產部門構成了狹義的數字產業。數字經濟部門占先進產業總產出的將近三分之一，數字經濟部門人均研究開發支出是先進產業平均水平的1.73倍，以STEM員工標志的創新人才占比是先進技術產業平均的1.28倍。其中，數字產業服務的就業與產出分別是數字產業制造業的2.37倍和2.05倍。因此，是服務業領域的信息業在引領美國信息產業發展，數字經濟的物質生產性質不因生產差異而不同，也不因生產過程所處階段差異而不同。美國數字經濟服務中軟件、計算機系統設計與各種信息處理和傳輸行業對數字經濟制造業的發展提出了日益多樣化的規模巨大的需求，也決定了計算與通訊設備的效率。英特爾公司為計算機提供了微處理器，微軟公司為計算機提供了操作系統，二者缺一不可。二者結合而成的數字經濟對美國經濟和產業規模水平與創新效率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也成為美國制造業不斷高數字化、高附加價值化的基礎。
4、生產和創新中心的分離對制造業升級的影響
在工業時代，制造業中心與母國經濟水平、交通運輸（尤其是海運）能力和金融資本規模緊密聯系，但這三個因素僅屬于伴生性支持因素，真正的決定性因素是科技創新能力。蒸汽機時代一系列重大科學技術出現在英國，使英國能夠在長達一個多世紀擔當全球制造業中心。在數字革命時代,全球制造中心有了與工業化時代不同的特點。概括而言是全球科技創新中心與全球制造業中心出現分離，制造中心依附和依賴于科技中心的趨勢已經出現，并且，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不再是國家綜合競爭力的首要因素。
首先，在信息化時代，福特主義的大規模生產發生逆轉，制造業規模、制造業中心地位與產業能力的關系弱化。其次，制造業產品的價值決定于創新知識的含量，創新知識和要素的價值決定了制造業的競爭力。其具體表現為制造中心與科技創新中心相對分離，全球科技中心控制著制造中心。第三，通過跨國公司內部分工、外包，強化了低端產品對高端產品的依賴，利用核心技術、市場需求的掌控力實現對生產的控制，以及市場需求等方式,實現全球科技中心對制造中心的控制；最后，大規模網絡化的采購系統成為直接有效市場需求。網絡化的市場需求不僅是信息產業的生產和制造的基礎，也已開始成為傳統制造業的市場需求基礎。大規模網絡化的集成采購體系的擁有與控制大幅度地降低了生產和消費者市場交易成本，也能形成并發揮全球市場中樞功能。
三、工業發展的轉型升級與產業空心化問題
在工業經濟的演進中，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往往伴隨產業空心化這一現象。壓縮過剩產能，淘汰低端產品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內容，這是國民經濟從規模外延擴張（數量型）轉向內涵增長（質量型）的一個重要方面。但與此同時，也可能出現國民經濟增長失速，以及低端產能比重過高的局部地區陷入經濟衰退，形成產業空心化現象。這是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必須付出的代價，也是加快實現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內在要求。此外，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受國際分工比較優勢的影響也會形成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因產業外遷引發的產業空心化現象。
1、產業空心化概念
一般國際上將因經營資源規模的轉移而發生的行業性或地區產業空白現象，稱之為“空心化(Deindustrialization)”，即指特定產業的崩潰和衰亡。產業空心化也被看作是新產業的發展不能彌補舊產業衰退而導致地區經濟的不同程度的萎縮。早期對產業空心化的擔憂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全球殖民體系瓦解，海外直接投資興起，國際格局變化引發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大環境出現的變化。英國不能繼續獨霸殖民地作為原材料的供應地和工業品市場，導致本國工業迅速衰退，Singh（1977）把這一過程稱為“去工業化”（De-industrilization）。Thirlwall （1982）進一步認為制造業衰退會影響國民經濟中的其他部門，引發連鎖反應。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產業空心化的擔憂，是基于當時美國汽車和電動機械等重要制造業向西歐轉移的背景，B.Bluestone和B.Harrison(1982)把產業空心化定義為實業資本撤退現象；Bluestone（1984）把去工業化和失業問題聯系在一起。小島清（1978）認為對外投資引起產業空心化，會給母國帶來貿易逆差和失業率上升等負面效應。
2、產業結構調整與低端產業退出引發的產業空心化
周振華 (1998）指出，產業空心化是新產業發展不能彌補舊產業衰退而形成的經濟萎縮，導致特定產業的崩潰和衰亡。各國在其發展過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遇到過這一問題。中國理論界有人將產業空心化理解為國民經濟過度服務化或超工業化，是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投入與流動日趨不合理，造成經濟結構的失衡，蠶食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但我們要看到，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新舊產業交替中的“空洞”化。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買方市場的特征比較鮮明，消費品市場和投資品市場產能過剩現象都比較突出，包括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生產能力也有相當程度的“放空”。其實質是產業新陳代謝失調，相當一部分產業處于衰退狀態，新興產業又沒能及時跟進填補衰退產業退出的空白，導致經濟增長趨緩。因此，產業空洞化形成的根源與機理，因具體環境條件不同而有所差異，不同國家、乃至一個國家在不同時期，其產業的替代更新可能具有各自的特點。
3、經濟全球化與國際分工引起的產業空心化
Kotabe以實證方法研究了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美國企業所采取的生產外包以及全球供應鏈方式進行全球資源配置與美國產業空心化現象。Kotabe（1989）認為，如果創新者不能一以貫之地將最初的創新優勢轉換成一種全球主導戰略，僅僅關注于細分化市場競爭力，發展中國家的追隨者就能夠通過模仿獲得比較優勢。由于新產品在國外推出的速度隨著創新領先時間的縮短而逐步失去競爭優勢，美國企業因高工資和低勞動生產率，就會失去了產品制造的競爭力。美國的創新領先優勢下降，迫使美國跨國公司更多地使用生產外包降低成本，以提升價格競爭力。不過單純生產外包會改變既定產品的生產成本和需求函數，也會改變美國公司的創新者的行為，可能會造成美國公司向單純設計師轉變，從而喪失長期形成的“研發—制造”雙重競爭能力，并引起傳統優秀企業與新興技術分離，在新的制造和生產過程中落后。
他運用1977-1982年美國海外投資數據，實證研究了美國跨國公司通過外包生產提高競爭力以及由此產生的美國產業空心化效應。所得到的基本結論是選擇新的生產地點，發揮研發資源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優勢，以高度協調的方式，在美國跨國公司內部組織設備、產品生產和研究開發的分工，跨國公司內部跨地域跨國界的分工提升了自身在全球范圍的競爭力，也構成了不對稱的國家間的產業分工格局。海外子公司可以共享母公司研究開發成果，母公司可以對其外國子公司進行內部產品采購，特別是加大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的制造品的采購后分銷到世界各地，包括美國，從而可大規模使用廉價勞動力來降低生產成本，但不降低創新競爭力綜合利益，這是美國跨國公司的戰略推動力，也符合美國整體的國家利益。
他將美國企業海外投資對產業空心化的影響具體化為四個路徑，進行實證研究結果為，路徑（1）主要的分工方式：母公司研究開發-輸出零部件-海外控股子公司進行裝配制造；路徑（2）母公司和海外控股子公司的研究對于零部件分工有重要影響，對美國本土的產業空心化影響不顯著；路徑（3）母公司研究開發活動強化了輸出設備的能力，對產業空心化影響不顯著；路徑（4）跨國公司的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間的研究開發活動持續增強，顯著增強了美國跨國公司的國際競爭力。其中。盡管利用廉價勞動力可以發揮立竿見影的短期效果，但提升美國跨國公司研究開發密度是提高美國產業全球控制能力的基礎。從Kotabe定量化的研究結果可以看到，美國企業全球化配置資源的就業效應是，在美國本土就業人數會下降；與此同時會出現就業結構的變化，即研究開發人員增加，非研究開發崗位減少；研究開發就業增長具有比非研究開發就業增長更強的就業帶動效應。與此同時，因研究開發崗位逐漸獨立于制造過程而列入服務業范疇，美國就業與經濟結構開始更加明顯地轉向服務型導向的經濟，這被稱為去工業化或是產業空心化。從這個意義上說，通過外包采購方式整合跨國資源獲得全球競爭優勢的產業空心化過程，實際上代表了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再工業化過程。
結 論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現代化經濟體系，是由社會經濟活動各個節點、各個層次、各個主體和各個領域相互關聯和內在聯系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我們建設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既要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和有益做法，也要重視中國國情、體現中國特色。這需要考慮如何提升產業劃分的科學性，反映當前數字產業的需要，尊重知識產權，推進數字化產業的大發展，強化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實現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
在實踐中，我們需要認真研究產業升級和建設現代經濟體系可能出現的問題，一是傳統產業領域淘汰過剩產能與新一代產業崛起之間出現過長的時滯引發經濟衰退；二是要防止沒有科技創新產業組織模式和創新支撐引發產業升級的虛化；三是要防止脫離數字革命，簡單重復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重化工業化升級。堅持中國制造業2025是以數字革命帶動加工革命、材料革命、工序工藝創新和生產組織方式創新。要充分尊重與發揮企業家的創新示范帶動引領作用，采取有效措施，為企業提高創新效率，降低創新風險提供更加強有力的公務服務，提供更加有力的前瞻性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撐。
有關產業更替與全球配置資源引起的產業空心化的分析則表明，壓縮過剩產能，淘汰落后產業是中國產業結構升級應當也必須付出的轉型代價，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代表在全球配置資源也是作為全球大國必須做出的長期戰略選擇，但從短期看也會引發產業空心的效應。這提示我們需要研究有效轉型與穩定發展，保持長期與短期相對平衡的政策體系。加快推動創新型產業增長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其中的關鍵。
（作者：唐杰，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原深圳市副市長；張猛，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助理教授，經濟學博士；來源：《經濟導刊》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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