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正視公有制經濟的“孤島”現象

點擊：5286  作者：紫虬    來源：產業人網  發布時間:2017-09-07 12:28:07

 

 

 

　　中國當下網民已超七億，最近，有文章列舉一些當下中國人司空見慣的媒體：鳳凰網、南方周末、網易、騰訊、搜狐、《南方都市報》、澎湃新聞、《深圳商報》、《福布斯中文網》、DoNews、佛教在線、和訊網….指出90%是資本媒體。

　　正是基本上由這些媒體捧出了劉國光教授所說的“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的” “主流”經濟學家。正視我國公有制的“孤島現象”，排除上述思想片面性，避免知安而不知危，才能正確把握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客觀國情，正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今天，對于生活在廣大城鄉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除了幾項服務行業，已很難見到公有制企業和實體經濟，所接觸的，大多是私有主導經濟。而國企本身，在國家這個社會體中，身處在汪洋大海般的中小私有經濟體和家庭承包構成的小農經濟之中。當然，這個概念必須要有數據支持。

 

　　從九十年代末至今，我國工業企業經濟成分發生了哪些變化呢？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的企業個數和平均用工人數18年來絕對值的變化趨勢是：

 

　　本圖數據引自國家統計局2016年統計年鑒表13-3、13-5、13-7、13-9，“其他”一項按上述四表推算。

 

　　從資產總額上，不同經濟成分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比例18年來發生的重大逆轉：

 

　　本圖數據引自國家統計局2016年統計年鑒表13-3、13-5、13-7、13-9，“其他”一項按上述四表推算。

 

　　本圖數據引自國家統計局2016年統計年鑒表13-3、13-5、13-7、13-9，“其他”一項按上述四表推算。

 

　　截止2015年，國家統計口徑中，所有制性質明確的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總和42%，已高于國有控股3個百分點。國有控股企業，在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中，占比僅39%。

 

　　這就是說，依據國家統計局2016年統計年鑒給出的可比周期，從期初（1998年）到期末（2015年）的18年來，國有控股企業在規模以上企業中占比從七成降至不足四成。

 

　　本圖數據引自國家統計局2016年統計年鑒表13-3、13-5、13-7、13-9，“其他”一項按上述四表推算。

 

　　這種局面的頂層設計有一個出發點：“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在這個前提下，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十五大工作報告）

 

　　什么是公有制為主體？怎樣把握量變引起質變的閾值？

 

　　國資委主任肖亞慶撰文提出了現狀，“目前國資監管系統企業資產總額達到144.1萬億元，上繳稅費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1/5，增加值約占全國GDP的1/7，2016年進入世界500強的國有企業有83家”（國資委主任肖亞慶：深化國企國資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這些數據沒有涉及不同經濟成分之間的比較，但是，響應習總書記的要求，提出了“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是非常及時的，也是十分必須的。

 

　　現實中在“國家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方面，已經長期存在一系列問題和矛盾。伴隨著經濟飛速發展，金融風險、污染、假冒偽劣、食品安全、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股市危機、……一直伴隨而生，成為頑癥。例如今年兩會中提到國家明令禁止治理了十余年的地條鋼，伴隨了十余年的剩余產能調整，只是處理了冀、蘇兩位省級領導之后才在面上推開。從上述存在的多年來老生常談的問題領域說明，國家對經濟的控制能力受到嚴峻挑戰。

 

　　經濟成分的消長影響，并不會僅反映在經濟領域。它必然地會出現在一系列社會現象中。在企業法人數量減少，且自身當然存在管理問題的國企，與其說存在于“主流”經濟學家的話語體系下，不如說常常被包圍在私有經濟的社會存在所決定的社會意識之中。

 

　　1、國企成為改革的靶子，被污名化

 

　　效率辨

 

　　吳敬璉先生在2016年06月30日的演講中提出：“國有經濟雖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已經下降了很多，僅占到整個經濟活動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國有經濟的經濟效率不能提高，它的杠桿率不能降低，它的投資回報不能夠提高，那么對于整個國民經濟都會起到拖后腿的作用。”

 

　　單從財務數據而言，國企的擴張速度、投資收益遠不如私企。但是，比較兩件事，首先要有可比性。僅舉勞動合同法為例，落實勞動合同法的主力是國企，私企除了一些言行一致的紅色企業家，長期存在勞動合同普遍走形式，表面一套應付檢查，實行的是另一套的狀態，許多企業甚至連形式也沒有。對付官員的檢查，私企比國企“效率”倒是高多了，正因為如此，這種情況很難有數量統計，但雇傭勞動市場上的勞動力，則有切身感受。這是我們的官員、學者很難感受到的。張五常先生將勞動合同法視如寇仇，疾呼取締，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從極盛轉向疲弱的導火線”（張五常：《對中國經濟的建議》2016-03-19）黨內也有人應聲附和。一個勞動合同法，把國企和私企放到同一競爭點上，才資源公平了一下，就引起如此強烈反彈。

 

　　國企負擔社會責任，私企利潤第一，私企的效率，是經濟利己驅動的邏輯行為，也是可以放棄社會責任、游走法律邊緣，甚至坑蒙拐騙的“效率”，特別是可以盤剝被雇傭者的絕對勞動時間、相對勞動時間，透支其個人信用、無償消費其個人尊嚴的“效率”；私企的“靈活”，是費用開支的靈活，也可以是行賄的靈活，這些都是很簡單的道理，也是常見的社會現象，但是在主流經濟學家哪里，成了機制問題，成了法不禁止即可為，迷惑了很多人。不將這些因素剔開，國企始終存在“效率”原罪。

 

　　壟斷辨

 

　　國企多負有守護國計民生命脈的重任，這是必需的國家壟斷，無論何種社會制度多數國家皆使然。但是在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觀點那里，中國國企的這種國家行為的壟斷，被混淆為資本主義國家私人資本集中導致的壟斷。在一些奮勇“改革”的經濟學家那里成了走回頭路。

 

　　吳敬璉先生痛心疾首的認為，“2006年12月國務院國資委宣布了加強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控制的新方針，要求國有經濟對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保持絕對控制力’，對裝備制造、汽車、電子信息、建筑、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勘察設計、科技等九大行業的骨干企業‘保持較強控制力’。于是，在這些行業和領域中開始了‘國進民退’的進程。”（吳敬璉薦《國企改革下一步朝哪走？》2014/04/16）

 

　　吳先生接著主張，“應當進一步在大企業領域中進行國有資本有進有退”，這個主張貌似公允，其實基本上是只退不進，正如吳先生自己承認的國有經濟從絕對優勢到“僅占到整個經濟活動的三分之一左右”，看看20年來的歷程，所謂“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只是一種玩弄所有權、混合制，擴大私有化的“話”術。

 

　　結合國企自身在管理上的弱點，輿論以油價、電表等問題為引子，離開具體問題，在微信微博網絡不定時的大肆污化為道德問題，試圖將抨擊對象丑化為社會公敵。在“效率”、“壟斷”的輿論攻擊下，在相當的范圍，已經形成“國企不壟斷就無法生存”的社會心理。

 

　　創新辨

 

　　厲以寧先生認為，“國有企業的另一個弊病和問題——創新動力不足和創新能力弱”，（厲以寧：國企改革，重在國有資本配置體制改革2014年03月18日）

 

　　最近，國資委主任肖亞慶的文章《深化國企國資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有個很好回復：“從國家綜合國力和競爭力看，國有企業在載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測、高速鐵路、特高壓輸變電、第四代移動通信等領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科技創新成果。”

　　事實只有一個，居然得出截然不同的兩種結論，且都堂皇于廟堂之上，實在令人驚詫。

 

　　企業家精神與私有經濟并無必然聯系，國企發展的大量事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世界超級工程粵港澳大橋，無論從科技創新還是工程效率，國企遙遙領先，崛起了許多體現杰出企業家精神的各層級管理、技術人員和集體團隊，反倒是參與輔助項目的境內外私企卻屢拉后腿。

 

　　大量的企業管理問題與所有權也無直接關系，例如，即使在私有企業，也會經常性發生內部人控制現象，又例如，企業法人數目20余倍于國企的私營企業，其企業平均壽命不足三年，去除大量處在勞動創業、求生存的小微企業，絕大多數也存在著管理缺陷和社會責任問題。因此，無論國企還是私企，都存在改革問題。在中國當下企業深化改革上，引導廣大私企正確履行社會責任是更為迫切的社會問題，從食品安全到環境保護等等，事關國計民生，但經濟學理論中，長期以來不是問題導向，而是觀念先行，公有原罪，給國企改革亂開虎狼藥，“木匠斧子一邊砍”。我們的經濟學“泰斗”，在思想指導和字里行間，非常偏好產權性歧視。

 

　　在國企勢單力薄之際，要警惕眾口鑠金。在這樣的大氣候下，習近平同志大聲疾呼國企要形成六種力量：成為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成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為實施“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略的重要力量；成為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為我們黨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勝利的重要力量。這是總書記向國企吹響了集結號，廣大國企人必將發揚傳統，肩負使命，響應黨的召喚。

 

　　2、私有經濟成為基層黨組織的支撐

 

　　相當一個時期，民謠曰，“大官傍大款，小官傍小款，最不濟的也要傍個飯店老板”，民謠折射了私有經濟主體化條件下的官商關系。筆者幾個月前曾參加了某地區推薦的扶貧典型村的初步調查，該地區人口近千萬，其一般性推薦的扶貧項目有一定的隨機抽樣意義。該村扶貧項目有家養魚合作社，名義上村民自愿入股，實質上投資人兼唯一分紅人是在外省建筑發家的一位包工頭。村集體經濟已負債四十萬。村干部說，能人回鄉投資，村里有了產業，安置了貧困戶勞力，就業者年收入改善，達到三萬元，這就是它的扶貧意義。按時下說法，是做大了蛋糕的富民之路，屬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毫不動搖”堅定支持引導的發展模式之一。

 

　　但由此派生、折射出兩個問題，至少在這個村莊：

 

　　（1）基層政權組織在經濟活動中附庸化，因為具有再生產能力的經濟項目都不具有共有性。養魚合作社的章程模板是由村委會提供的，由此完成了私有經濟的公有包裝，目的是取得政府立項優惠和銀行貸款。而基層組織的主要工作之一已演變成向上級要錢立項。

 

　　（2）集體經濟蕭條，農村公有制經濟退化。該村集體經濟沒有支柱，40萬元債務多由完成上級布置的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基礎建設投資構成。原來多年積累的集體資產養殖廠舍，由私人老板無償使用。八二憲法確定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在該村實際上名存實亡。一位資深的前任縣長說，基層早就沒有雙層經營體制概念。

 

　　3、寄人籬下現象

 

　　“當代中國最著名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 （百度百科）劉國光教授曾在一次研討會發言中揭露，他提出經濟學教學方針，要防止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的觀點，被北京“很重要很著名”大學領導完全否定，系列文章不能在雜志刊物發表，痛失“話語權”。這還是在中央領導同志批復“值得高度重視”的情況下

 

　　劉先生憤然指出：“真正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的人，已經形成一種社會勢力，他們在政界、經濟界、學界、理論界都有支持者，有同盟軍。他們有話語權的制高點。”（劉國光: 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持久斗爭）

 

　　再聯系幾年前一篇著名網文“《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所自鳴得意：在網媒超越傳統媒體之際，黨的宣傳部門“抓了芝麻丟了西瓜”；以及長期以來，有些網媒資本媒體甚至時至今日，在博客、微文、論壇上屏蔽、刪帖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現象，已是家常便飯。

 

　　中國當下網民已超七億，最近，有文章列舉一些當下中國人司空見慣的媒體：鳳凰網、南方周末、網易、騰訊、搜狐、《南方都市報》、澎湃新聞、《深圳商報》、《福布斯中文網》、DoNews、佛教在線、和訊網….指出90%是資本媒體。正是基本上由這些媒體捧出了劉國光教授所說的“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的” “主流”經濟學家。

 

　　以上這一抑一揚說明，在私有化主體下，形勢比人強。

 

　　上述局面形成的原因：

 

　　（1）話語體系即思想體系缺乏繼承性。九十年代國企抓大放小的思路是西方經濟學帕累托曲線法，即關鍵少數法，這個方法取代了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矛盾分析法，以靜態、孤立的邏輯思維替代了運動、聯系的唯物辯證思維。端著金飯碗要飯，這種思想上的“崖斷”與蘇聯崩潰后產生的道路自卑有關，與“徹底否定”前三十年有關。

 

　　（2）一朝被蛇咬數十年怕井繩。拋棄了群眾路線，把群眾從改革的主體質變為改革的包袱，這是我們隊伍中的官僚主義潛意識在不同時期的借尸還魂。典型表現是：崇拜精英，失魂落魄，害怕落伍，就是不怕上當。

 

　　（3）夸大私有制作用認為“一私便靈”。這種觀點把西方產權經濟學阿爾欽關于“用自己的錢比較小心謹慎”的所謂“黃金定律”絕對化，把“在個人專有產權安排下人們對財產的總關心值總是大于對共同擁有物的關心值”捧為教條，超出了適當范圍而加以夸大，只見到階段性和局部性問題，無視改革前國企飛速發展的主流，否定改革前廣大企業干部群眾中實際存在的白手起家、克己奉公的社會主義積極性，進而把國企的管理組織問題、機制問題、尊重市場規律等問題歸結為公有制。

 

　　（4）忘記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習近平同志在十八屆三中全會講話中引用了馬克思的一段話：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習近平同志在解放軍報提出的“要強化政治意識、政權意識、陣地意識，勇于舉旗幟、打頭陣、當先鋒，當好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生力軍”講話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綜上所述，正視我國公有制的“孤島現象”，排除上述思想片面性，避免知安而不知危，才能正確把握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客觀國情，正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來源：產業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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