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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虬：共享經濟——犁庭掃穴的震懾力

點擊：  作者：紫虬    來源：產業(yè)人網  發(fā)布時間:2017-06-23 10:23:10

 

 

 

　　一個幽靈，一個神秘而熟悉的幽靈，在互聯網加的經濟中徘徊著。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圣的圍剿，舊的“主流”經濟學和非主流的政治專家等一切勢力，都聯合起來了。

 

　　這個幽靈是什么？

 

　　去年下半年以來，馬云源自大數據和共享經濟的“新計劃經濟”論，猶如沸水澆在蟻穴，惹得蟄伏的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傾巢而出，帶著未醒的昏聵，集體說出一些心智不足、各具特色的昏話來。

 

　　管理實操能力的口碑并不佳的張維迎先生，訓斥著華爾街最大的IPO之馬云不懂企業(yè)家精神。

 

　　蒼老的吳敬璉先生嘲笑世界電商魁首在重蹈蘇聯計算機計劃的失敗。

 

　　錢穎一院長學富五車，提及馬云時，用了一堆西洋高大上的諾貝爾經濟獎學人的模型術語，高深莫測的批評之意就包含了四個字：倒行逆施。

 

　　一些政治家們則更加敏感亢奮。

 

　　中央黨校的蔡霞斷定，接下來“必然要搞階級斗爭為綱”（微博文章《蔡霞:極權控制是計劃經濟的本質》）。

 

　　哲學博導趙士林認為大數據“可能助長權力之惡”（《蘇小玲：馬云正在“計劃”中國？》）。

 

　　榮劍更為赤裸，認為經濟學家的反駁“沒有擊中馬云的要害”，因為計劃經濟代表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公有制、無產階級專政、按勞分配、階級和階級斗爭”模式隨蘇聯崩潰已宣告 “破產”（《榮劍：馬云新計劃經濟論的要害何在？》）。

 

　　類似《共產黨宣言》的篇首名言，幽靈首先牽涉的是意識形態(tài)問題。多少年來，在“主流”經濟沙龍、講臺上，有經濟學家不動聲色的談著意識形態(tài)，一些政治人士裝模作樣的敲著邊鼓，談著經濟。今天，著名資本人士突兀的“異端邪說”，讓經濟學家猝不及防，也讓一些政治“公知”有些膽戰(zhàn)心驚。

 

　　掃開這些迷蒙雨霧，應了一些老話：談意識形態(tài)？先談談經濟基礎和社會存在吧；談生產關系？先談談生產力吧。道理也簡單：“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恩格斯）無論如何，人們喜也好，憎也罷，它實實在在，就在那里。形勢比人強，經濟學家和一些政治人士的齟齬和“合圍”，擋不住新事物的蓬勃生長，特別是站在人類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對立面之時。

 

　　當下社會化大生產最新階段的幾個特征，表現在由大數據引爆的共享經濟上：

　　1、 深入的客戶核心觀

 

　　華為的客戶北斗星、命運共同體，海爾的客戶至上倒三角，小米的客戶參與生產環(huán)節(jié)，騰訊的客戶體驗導向等說明，客戶核心觀已成經濟運行的大勢。“以消費者數據為基礎的消費者喜好和需求畫像倒逼到產品的設計、研發(fā)、生產、供應鏈、營銷等制造業(yè)供給側的多個環(huán)節(jié)，這就是C2B的本質”（阿里巴巴：潘永花）。在微觀企業(yè)，客戶是計劃信息源頭。在供應鏈、產業(yè)鏈中，客戶是相對的，下一個環(huán)節(jié)是上一個環(huán)節(jié)的客戶。

 

　　以客戶為中心的逐漸宏觀化，全部社會生產力瞄準最終目標的消費者，這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剛性需求，是企業(yè)生死的命脈。

 

　　毛澤東指出，“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fā)展，都有直接的影響。”把客戶放到再生產的核心位置，這不就是 “為人民服務”嘛？不談當年粗糙草莽的實踐，這不就是當年計劃經濟千方百計要實現的目的嘛？

　　2、 賣產品改為賣服務

 

　　在馬云提這個口號之前，就有《資本論》學者認為，這有可能是公有制的新形式（林家榮《實現可持續(xù)的賣服務代替賣產品》2012年02月）。

 

　　這個提法應該是對共享經濟的最佳概括。賣產品改為賣服務至少有兩個方面的重大變革意義。

　　（1）產權意義

 

　　把生產資料空間所有權轉為時間使用權，將生產資料的使用權在一定條件下轉給他人，實現社會資源的最大化利用。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發(fā)展分享經濟”的概念后，在國家“大數據戰(zhàn)略”推動下，目前實踐的共享經濟來勢兇猛。全球戰(zhàn)略管理咨詢公司羅蘭貝格2016年底發(fā)布共享經濟報告指出，至2018年，全球共享經濟規(guī)模有望達到5200億美元（約36000億人民幣）。但據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發(fā)布的《中國分享經濟發(fā)展報告2017》，2016年中國分享經濟市場交易額就已經約為34520億元，比上年增長103%。 到“十三五”期末， 共享經濟在中國GDP中的占比將會超過10%。

 

　　看看共享經濟的發(fā)端，物品向多人轉移使用權”（如共享單車）、“把閑散的東西聚集起來提高物品的使用效率”（如公車民宿）和“用價值的需求相互交換”成為今天共享經濟的三種基本模式。

 

　　共享出行

　　共享農業(yè)

　　共享實驗室

　　共享金融

　　共享醫(yī)療健康

　　共享公共資源

　　共享知識教育

　　共享空間

　　共享美食

　　….

 

　　我國資本市場的發(fā)展中，物權主體的多樣化，物權的債權化使得資本并購集中加速，公有資產雖然拱手讓出主體份額，但以產權占有為實際目的的產權改革并未有效解決產能過剩和資源閑置，暴露出自由市場體制的固有缺陷。

 

 

　　當共享經濟的交易起點和終點都不是占有，而是使用和收益時，對于公有資本，是合乎邏輯的效益回歸，對于私有資本，是一種貪婪后的自我挽救，構成供給側改革的變革性發(fā)展。總之，是一種社會化生產力的擴張，是是對私有桎梏符合價值規(guī)律的掃蕩。

 

　　與之對應的大數據，馬云表現得相對清醒： “IT”（信息科技）走向“DT”（數字科技），IT的經濟是讓自己越來越強大，DT則是讓別人強大。”這種利他性最起碼讓菜鳥與順豐的干戈很快化為玉帛。我們需要觀察這種資本規(guī)模擴張中的利他性，其先舍后得的真誠度是如何處理資本集中必然導致的壟斷。作為資本的普遍生產方式，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為特例，中國企業(yè)家所贊同的命運共同體的哲學，勢必讓小生產本性的，篤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張維迎教授在理念上如喪考妣。

　　（2）分配意義

 

　　在賣服務中，為客戶創(chuàng)造超額價值，即市場等值價值以外的服務，這個超額價值就是市場經濟中的剩余價值，也就是說，通過賣產品改為賣服務，為剩余價值的公有化找出一種形式。在市場競爭中，企業(yè)借助科技創(chuàng)新和管理變革，創(chuàng)造更多更為優(yōu)秀的客戶價值，不僅延長了企業(yè)壽命周期，也以市場經濟的手段達到了計劃經濟的目的。

 

　　當共享成為時空上的普遍，人們的勞動價值體現在對共享的維護，而不再是私人占有的巧取豪奪；個人的幸福依托在對共享之物的使用收益和為他人創(chuàng)造價值，而不再是對生不帶來、死不帶走的私人財富膜拜時，共享距離共有就只隔了一層窗戶紙。

 

　　我們無法預測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后代未來是如何轉化私有制的抗拒的，直至令其退出歷史舞臺的具體形式，但是，不談當年粗糙草莽的實踐，這不就是當年計劃經濟千方百計要實現的目標嘛。

　　3、 智能制造支持的定制：按需生產與分配的開端

 

　　海爾的人單合一雙贏模式、創(chuàng)客所有制代表了中國企業(yè)對定制生產的熱情，也為生產者的自主性、自由度提供了空前的企業(yè)平臺。在互聯網加指導下的智能生產，越來越消化了小批量多批次的成本，為個性化訂單的定制生產提供了越來越廣的可能。今天我們在電子商務上已經可以看到初露頭角的個性定制商品，消費者實現個性需求自由化的偉大序幕已經拉開，世界上還存在貧窮和戰(zhàn)亂，但在發(fā)達的市場經濟中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接近物質豐富和客戶價值的最大化。

 

　　在大數據、智能化時代，在消費者定制需求操縱著整個供應鏈的時候，從無數個網絡下單—--定制生產----快遞簽收的閉環(huán)及其連綿不斷中，誰敢說這不是明確的的計劃生產，哪里有什么見鬼的“權力經濟”“極權經濟”？“看不見的手”到哪里去了呢？只能回到張維迎教授膜拜的市場宗教中去，回到因循守舊的“主流”經濟學家的陳舊觀念中去。

 

　　4、 云數據和超級計算機：計劃經濟的可能條件

 

　　中國的超級計算機運行速度全球N連冠了，和云數據技術一起，為共享經濟的客戶需求管理、供應鏈管理、定制管理與數據地球相結合的大數據處理提供了空前可能性。用郭臺銘先生的話說，今天一臺手機的運算能力相當于把八十年代末期“一百臺臺式機拿在手上”。馬云的觀點還需觀察，但吳敬璉先生居然無視變化，類比蘇聯，持一言九鼎的經濟學權威慣性，不小心跨界露拙，實在令人遺憾。

　　5、 數字貨幣

 

　　數字貨幣的實時遠程現金交易，和互聯網、物聯網、移動技術等各類現代技術對接，為共享經濟的即時性提供了高效資金流。數字貨幣降低了保持數據一致性和交易可追溯性的成本，推動了經濟社會的迅速進步，這就極大的方便了交易雙方。科技的發(fā)展，在降低科斯定義的市場交易費用的同時，也當然的提高了貨幣量的可預測性和可計劃性。

 

　　匯總以上，可以看到一個有些喜感的奇怪現象。

　　在擔當世界經濟引擎多年的中國，倒是馬云、劉強東、李彥宏等幾位資本巨頭或是最有創(chuàng)新能力的互聯網巨頭在談：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共產主義元素。

 

　　而就在同一紅色國度里，中國自己培養(yǎng)的經濟學家和一些政治人物包括黨校教授，不懼被飛速生產力的拋棄，敢于蔑視福山的羨慕，頑固堅守哈耶克的陳舊理念。

 

　　人們不難進一步理解到馬克思所說的“股份資本，作為最完善的形式（導向共產主義的），及其一切矛盾。”的深刻含義，以及在此34年以后，恩格斯具體回答了的這個問題：“……競爭已經為壟斷所代替， 并且已經最令人鼓舞地為將來由整個社會即全民族來實行剝奪做好了準備。”

 

　　知識的真理性取決于實踐，取決于與現實時空的結合，這與之前的輝煌關系不大。倘若“主流”經濟學權威人士聽得進這些中學教科書上的知識，就可以放下架子，走出象牙塔，聽取經濟運行一線各層次的信息，才能激活以往的知識，顯示出應有的高智商。“學習有兩種態(tài)度。一種是教條主義的態(tài)度，不管我國情況，適用的和不適用的，一起搬來。這種態(tài)度不好。另一種態(tài)度，學習的時候用腦筋想一下，學那些和我國情況相適合的東西，即吸取對我們有益的經驗，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種態(tài)度。”毛澤東的話直白淺顯，卻顛撲不破。

 

　　至于藐視無產階級專政，挑起階級斗爭，玩弄“學術”的政治人士，自有憲法法律約束，此處不再贅言。

 

　　（來源：產業(yè)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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