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建華：破解曹德旺難題，繞不開的坎是能否早日跳出房地產怪圈
點擊： 作者：嚴建華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9-04 11:28:25
一、僅僅十二年，中國制造業成本從“無窮的優勢”到成本優勢面臨喪失殆盡的危險
去年底，曹德旺在媒體上比較了福耀玻璃在中美兩國的產品成本狀況。他覺得在中國從事制造業，“除了人力，什么都比美國貴。”他還進一步指出“中國勞動力已經沒有突出優勢了”。對于曹德旺的說法，國內認同的人不少，不認同甚至反對的也有。我認為，孰是孰非，答案還是應該讓中國制造業成本的實際狀況說話，而要更好地認識中國制造業成本的實際狀況，橫向與國外比，是一種方法，但我認為縱向比的方法更能較為客觀地反映中國制造業成本變化過程。
這里，我以曹德旺去年底的談話為節點，回頭看看十二年前的狀況。2004年12月6日，美國《商業周刊》刊發一篇題為“中國價格”的文章。文章開頭就說：
“中國價格對美國商業而言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詞匯。通常，它意味著比你在美國制造的商品價格低30%至50%，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它意味著比你的原材料成本價格還要低。”
為防止人們誤解，文章特別指出：
“中國的競爭力優勢遠非建立在不公平的貿易行為之上。”
文章的最后一個部分直接以“無窮的優勢”為小標題陳述：
“中國正在成為最具競爭力的制造業平臺。中國最可怕的優勢莫過于廉價勞動力，其生產工人月薪才120美元，軟件設計者月薪才2000美元。即使在直接勞動成本還不足總成本10%的高尖電子產業，中國的低工資也體現在整個供應鏈中，包括零部件、員工、貨物裝卸等。”
十二年后的今天，了解了曹德旺關于中美兩國制造業成本的比較后，再看看美國人的認識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的研究報告認為，最近10年，美國制造成本不斷在下降。目前，在美國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國高5%，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就多數面向北美消費者的商品而言，在美國低成本州生產變得和在中國一樣經濟劃算。到2018年，美國制造的成本將比中國便宜2-3%。
二、與十二年前相比，中國制造業成本上升最快的是包括原材料在內的資產成本，其次是人力成本
在分析中國制造業成本快速上升因素時，有一種因素很少被人提到，這就是人民幣匯率。2005年夏天，迫于華爾街的壓力，人民幣開始進入升值通道。如果以2016年12月底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為截點，與2004年比較，人民幣匯率升值大約20%。對于一個參與國際競爭的中國制造業企業來說，與十二年前相比，假定其在國內用人民幣支付的單位成本數額與勞動生產率都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其成本也上升了20%。
人民幣匯率之外，借用曹德旺的分類法，我將制造業企業的成本仍分為兩大類：一類為稅負成本，一類為企業自身運行成本。
稅負成本又分為窄口徑稅負和寬口徑稅負。從2015年的數據看，福耀玻璃繳納了增值稅、營業稅、城建稅、企業所得稅、資源稅、房產稅、土地使用稅7種稅（個人所得稅因性質不同沒有列入企業稅負之內），交付地方教育費附加一種，總金額10億出頭。與2004年相比，無論是稅種還是稅率都沒有增加。福耀玻璃繳納數額肯定有了較大增加，但這種增加是隨著企業營業收入和凈利潤的增加而增加的，對企業單位成本的上升沒有直接影響。這樣說并不意味著我不認同制造業企業稅負偏高的說法，而是說，與十二年前比，制造業企業的稅負負擔率沒有明顯提高。
我認為，當今中國，在稅負上，更為嚴重的是稅收基礎數據失真，稅收秩序混亂；是苦樂不均，老實人繳稅多，滑頭繳稅少，甚至不繳稅。近一二十年涌現出來的大批土豪，還有以投資者身份移民海外的新富，對照一下他們的資產和繳稅，就知道他們實際繳納的稅負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所以，與曹德旺“稅負太高”的說法比，我更認同他的另一個說法——對“那些偷稅漏稅的要從嚴懲處，就讓他傾家蕩產又有什么關系呢？我們中國對這些反而管得不夠嚴。”
寬口徑稅負指的是在窄口徑稅負的基礎上再加職工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工傷保險金、失業保險金、生育保險金和住房公積金這“五險一金”。“五險”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逐步設立的，各省市的繳費比例相差不大。有的地方依據當地情況做過微調，如中部地區某省2012年初將醫療保險單位繳費比例由6%提高到8%，2016年6月將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由20%降為19%。目前該省執行的“五險”（生育保險合并后為“四險”）單位繳費比例為30.4%，比5年前增加了0.9個百分點，個人繳費比例為10.8%，比5年前減少了0.2個百分點。住房公積金的繳存比例，各地、各城市在不同時段差別較大。特別是2003年以后，由于房價急劇上升，有些財力狀況較好的城市，繳存比例提高幅度較大，加大了制造業企業的成本壓力。去年5月1日起，實行了暫定兩年的階段性降低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的規范。規范要求，繳存比例不得低于5%，不得高于12%。綜合起來看，2016年5月前，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高的城市企業的單位寬口徑稅負的增加幅度就高，其他城市、其他地區的企業，以及2016年5月以后所有企業的單位寬口徑稅負除了隨員工工資增加而增加的繳存額度外，不會有其他的增加。
了解了企業的稅負成本，再看企業自身的運行成本。曹德旺談話中提到電、天然氣、高速路三種供方直接定價的產品價格，與十二年前比，我沒有一一核實，僅憑印象是沒有提高，或者說沒有明顯的提高。相反，制造業企業所需的原材料，與2004年相比，除糧、棉、油價格比較穩定外，木材、鋼筋、水泥、煤炭、以至沙、碎石、磚等材料價格的上漲幅度少則一倍，多則兩至三倍。2004年，全國土地出讓價格每平方米353.28元，2016年1799.02元，上漲4倍以上。2004年全國職工年平均工資16024元，目前，2016年全國職工年均工資數據只有分類的，所以只能進行分類比較，2016年全國城鎮非私營機構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67569元，增長了3.2倍；2016年全國私營機構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41833元，增長1.7倍。
三、2003年以來，中國實際走的是一條去制造業的歧途
2003年8月國務院《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頒發以來，中國出現了兩種去制造業的情形。
一種是兼顧型。所謂“兼顧”，就是保留原制造業企業或者以原制造業企業作為發起人設立新的房地產公司或工程建設公司，這種兼顧其實只是名義上的，實際上，企業法人就是為了抱金娃娃才涉足房地產或工程建設項目的，不可能再重視制造業了。這類企業不僅將過去的積累，現在的利潤都投向了房地產，而且還把以制造業企業名義貸款的大頭轉移到了房地產。主要人力、大塊資金都投向了別處，制造業企業別說發展，連維持都很難了，有的只剩下個空殼。
我生活的城市是個位于中部地區只有30萬左右人口的小城。2003年以來，這座城市有點規模、有點積蓄的制造業企業，8成以上都進軍到房地產或工程建設行業中去了。
東部地區的情形更為突出。2009年，溫州置信房地產開發公司的一個項目，在6個月的時間里就實現了100%的回報。這對利潤不到10%的制造業企業造成了很大的沖擊。2009年底，這家公司聯合250個中小企業主，以37億的價格拍得了黃金地段置信廣場項目，這250個股東大多數來自眼鏡、服裝、人造革等行業，而這些股東的背后，還有上千人的集資。這個龐大的中小企業聯合體除置信廣場外同時還拿了八個項目，買地的費用高達80億，這80億大多是從實體經濟轉移來的。
另一種是外資收購型。2016年7月5日，鄭永年在《聯合早報》撰文指出，很多工業企業，“中國的一些龍頭已經無聲無息地被外國資本收購，各種收購更像‘買斷’，因為收購之后不僅沒有發展，而是出局了。”為什么要把自己好端端的企業賣給外國資本，除了迷信外資，除了因某些官員炫耀自己的開放搞活的政績外，從企業的角度思考，恐怕繼續經營難度大、成本高、收益低，不如去炒房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201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刊發了該報記者采訪百家實體企業經營情況的綜合報道。報道援引了蘇州雷格特智能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袁鑫的話，“開廠不如炒房”，“我們會執著于實業，但炒房賺錢快真的打擊大家的積極性。”與房產商比，炒房商不過是條小魚，炒房商賺的那點錢不過是房產商勻給他們的一點剩飯殘羹。
房產商、炒房商怎么會打擊實業、打擊制造業的積極性？其實，打擊制造業、打擊實業的不是房產商，也不是房地產業，而是現行的中國城鎮居民基本住宅地使用權出讓制度，是這種制度所造成的地價只升不降，房地產企業只賺不賠的預期。這種制度和預期顛覆了中國社會千百年來形成的崇尚勤勞實干的道德基礎，破壞了制造業、實業公平競爭的環境，挫傷了制造業企業的積極性，也挫傷了一切靠勤勞實干立身安家的民眾的積極性，使一大批制造業企業的出資人心生旁騖，丟實抱虛，使一大批制造業的匠人師傅因籌購房款所迫，不得不跳槽離開從事多年的制造業技術崗位。今年5月，曾成功處理“天宮二號”冷原子鐘氣泡的工程師沈良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流露，現在最讓他憂慮的是工匠梯隊的斷檔和人才流失。許多工程師因為起步階段收入不高、見效較慢，紛紛跳槽，“后天早上的‘陽光’很美，可大部分人沒能熬過明天的‘黑夜’，我很痛心”（新華社上海5月30日電）。
四，正視中國制造業成本上漲過快的問題，找準中國制造業成本上漲過快的癥結，并痛下狠心剔除病根
在短短的十二年內，中國制造業從“無窮的優勢”變成今天的舉步維艱，人才流失，制造業成本優勢面臨喪失殆盡的前景。短短的十二年中，為什么就發生了這樣天壤之別的巨大變化呢？這無疑是個復雜的問題，不是我個人所能回答的，我只是提出這個問題，以引起有關方面、有關人士的關注、思考和解答。我認為，首先要正視這一問題。遺憾的是，有些人并沒有正視。曹德旺關于制造業成本太高的談話后，就有人認為這是玻璃行業的行業特點，沒有普遍性。更有甚者，還有人漠視中國制造環境惡化的實際，自我陶醉在中國制造業強國的假象中。
6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一個論壇上說：
“我的一條觀察是，較早參與開放和競爭的大多數行業最終都發展壯大得快，競爭力強。開放是資源配置優化的進程，是通過市場和競爭機制帶來了優化的配置。具體來說，在引進來方面，是通過進口和引進國外企業到國內投資辦廠，與國內企業形成競爭。”
“中國的制造業和企業不僅沒有被沖垮，反而快速發展。中國成為制造業強國，世界工廠，不少領域已在邁向全球產業鏈的中高端。”
周行長的這條觀察至少有兩點背離了中國制造業的基本事實。
一點是制造業開放的中國還沒有成為制造業強國。目前，中國有200多種制造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這些產品中，有相當大的部分牌子貼的是“Made in China”（中國制造），但實際上是國外跨國公司的產品。重慶2016年年產5800萬臺筆記本電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但這5800萬臺筆記本電腦，真正屬于重慶造的、中國大陸造的一臺也沒有。與國外跨國公司相比，我國制造業技術還處在極其脆弱的程度；我國的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的生產制造能力極其薄弱。我國制造業企業需要的發動機，高檔液壓件，密封件全部依靠進口，95%的高檔數控系統，80%的芯片也依靠進口。今年5月，福布斯評選全球100個最具價值品牌，美國56個，德國11個，法國7個，日本6個，中國僅有華為1個。
另一點，周行長說“不少領域正在邁向全球產業鏈的中高端”，這是事實，但將它說成是中國制造業對外開放的成果則違背了基本事實。中國的高鐵、核電、航天和特高壓這幾個行業恰恰是在“引進來”引進不來，不得已自主研究發展起來的。中國的汽車制造業的開放程度恐怕是全球最大的，開放了30多年后的今天，有一臺汽車邁向全球產業鏈的中高端了嗎？沒有，一臺也沒有。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周行長發表這條“觀察”的前后，大洋彼岸的特朗普卻在高喊“雇美國人，用美國貨”的口號，默克爾與馬克龍合唱“應對中國，保護歐洲工業”。開放度高，制造能力強的三個巨頭都在保護自己的工業，再造自己的工業。面對不斷惡化的制造業環境，中國該如何應對？
2015年，中國制訂了“中國制造2025”規劃，2016年6月，國務院印發《降低實體企業成本工作方案》。近兩年，在這兩個文件的指導下，有關方階段性降低公積金繳存比例，提高小微企業所得稅起征點，免征部分項目行政事業性收費，要求金融機構專注主業，回歸本源，資金脫虛向實。這些措施雖說有些效果，但很細微，對于元氣大傷的中國制造業來說，僅靠這些措施是遠遠不夠的。
傷害中國制造業元氣的有兩個殺手。一個是中國各地的只認產值，稅收，不認資本姓氏的招商引資。很多地方的招商引資都把招跨國公司、世界500強作為自己的政績，根本不考慮這種招商對于本土制造業帶來什么后果，對中國社會造成什么后果。前面提到的中國的一些龍頭企業，就是這樣被倒在了外國資本收購的屠刀下的。顯然，這是表象，實際上倒在了父母官招商引資的屠刀下。
傷害中國制造業元氣的另一個更大的殺手是地價只升不降，房地產企業只賺不賠的預期，是將城市居民基本住宅地使用權與商業鬧市地捆綁在一起拍賣收取高額地租的“機制”。這個“機制”是如何傷害中國制造業的，去年，我在一篇文章中已陳述過（《嚴建華：城市居民住宅建設權，不能全部交給房產商》第三部分），這里不重復了。
中國制造業能否恢復元氣，走出困境，關鍵在能不能讓這兩個殺手放下屠刀，改邪歸正。
讓第一個殺手放下屠刀不是很難，主要是調整思路。發展本土制造業，不是說不對外開放。但對外開放，拿來主義，是要拿來的?，F在的實際是不但沒有拿來，反倒把自己“拿”丟了，或者“拿”得只剩下個空殼，這樣長期“拿”下去的后果不是可想而知嗎？難道招商引資就是想要這種后果嗎？
對于第二個殺手的危害，人們已形成了共識，但要降服它的難度比第一個大得多。去年四季度以來，房地產實行了最嚴厲的調控措施，今年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因城施策”。所有這些措施，與2003年以來的歷次房地產調控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不同，還是在現有的房地產制度，機制內打圈圈。我所在的城市是個沒有名氣的四線城市，今年上半年，半年內，房價至少上漲20%。大量三、四線城市的今天，正在重演著一、二線城市昨天的房價上漲故事。中國制造業企業的生產基地，大多布局在三四線城市。去年底以來，大量三四線城市房價快速上漲，無異于是在已經遍體鱗傷的制造業企業身上割肉。
今年5月26日，中國第一輪土地批租拍賣的組織者，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黃奇帆發表了《關于建立房地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的若干思考》，黃奇帆談到的房地產失衡的三個后果，個個都是對制造業的殘害。黃奇帆說，實體經濟脫實就虛；實體經濟有點錢就不再往實體投，都投到房地產；實體經濟的職工買不起房，沒地方住?？梢钥闯觯S奇帆對房地產給中國制造業所造成的危害是看得很清楚的。但是，黃奇帆沒有回答是什么原因導致房地產如此無情地摧殘中國制造業。他不僅回避了這個問題，還在為無情摧殘中國制造業的總根子——把居民基本住宅地與商業鬧市地捆綁拍賣收取高額地租的“機制”唱贊歌。
黃副主任說：“所以我們現在的城市，在拍賣機制下，在一個總體上新供的土地短缺的情況下，老城改造、拆遷循環，這三個機制疊加在一起，就會導致房價上升。一定要說這里面哪個人負責，這里只是一種機制，幾乎所有人都在埋怨，開發商埋怨土地價高，老百姓埋怨房價高，官員埋怨投資環境破壞了，所有人都不滿意，似乎無法改變它。”
“幾乎所有人都在埋怨”的“一種機制”，為什么還要死死抱住不放呢？
五，立足本土，登高望遠，把自己的事做好，盡快建立中國居民基本住宅地供給新制度，讓房地產回歸真正的房地產業，為中國制造業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幾乎所有人都在埋怨”的“一種機制”，還有人要死死抱住，不愿放棄，并準備長期推行下去。這的確值得人們思考。
抱著這一“機制”不放的人自然有自己的邏輯。這一“機制”的關鍵環節是“土地買賣的方式”。黃奇帆副主任說：
“我們一起到香港學習土地拍賣制度”，
“幾個月學了回來”。
他這樣講也是有其邏輯的。改革開放，不就是與國際接軌，學習發達國家，學習國外發達城市的經驗嗎？“土地拍賣機制”、“給20%人買不起房子配置公租房機制”，是香港、倫敦、紐約實行的機制，我們能不學回來呢？
在我國近、現代史上，無論革命、改革，還是建設，凡是照搬“洋教條”，沒有不釀成苦果的，中國今天的房地產也一樣。
照搬“洋教條”的人，自己往往也并不了解洋教條在其本土的生成環境和效果。比如，黃副主任從香港學回來的這一“機制”，并非香港的發明，而是從倫敦照搬過來的，在意、英、法、美、德、日圈子內，這一“機制”是屬于“短”的。“20%人買不起房子配置公租房機制”在倫敦實行了200多年了（住房合作社），仍沒有解決倫敦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困難，上世紀80年代撒切爾首相推行涓滴經濟學說后，英國城市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困難更趨嚴重。21世紀初，美國布什總統推行“2004美國夢住房計劃”，3年后引發了波及全球的次貸危機。
以2003年8月為起點，至今不過十四年的時間，中國房地產從人人充滿期待到“幾乎所有人都在埋怨”，個中原因，從思想理論上看，就是一味照搬“洋教條”，而忘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初衷”；忘掉了國家向人民的承諾；忘掉了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人不斷探索形成的符合本土特點的土地所有和使用制度；也輕率地否定了中國城鎮居民住房制度改革首份文件，即1998年國務院23號文件的基本精神。中國房地產就是照搬“洋教條”與城市國有土地現行出讓方式相結合而生出的一個怪胎。
正是由于這個怪胎作祟，在短短十四年內，使中國城市的房價，從全球最低一躍為全球之冠——比“全球房價最難負擔城市”（房價收入比）的房價還要高得多。比房價高更為嚴重的，除了前面談到的對中國制造業的摧殘外，還有兩點：其一是漠視城市居民多元選擇居住方式的權利，漠視人的自然需求和精神需求，耗費珍貴土地和材料堆砌的房屋，多半是建筑垃圾；其二是暴殄天物，無休止地大拆大建，拆遷惡性循環，加劇了居民與政府、房產商的緊張關系，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災難。2016年初，北京市年度拆違計劃1500萬平方米，上海市閔行區一個區拆違計劃1000萬平方米，2017年初，上海市年度拆違計劃5000萬平方米。
面對這些災難性后果，相關層面不能再熟視無睹，麻木不仁；也不能投鼠忌器，長時間在所謂的“軟著陸硬著陸”之間徘徊不前。
摒棄照搬“洋教條”思維后，只要立足本土，登高遠望，博采眾長，就會發現，當今中國，已具備了建立居民基本住宅地供給制度的制度基礎和認識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國城市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村土地屬于農村集體所有。中國農村實行了近60年的“一戶一宅地”制度，3億農戶9億農民高度認同這一制度。而且，在這3億農戶中，有1.8億戶屬于既事農又事非農的混合型家庭。今天中國的多數農村，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農村，而是兼有農村和城市特征的新型村落。鑒于中國農村一戶一宅地制度的成功實踐，鑒于中國多數農村出現的新特征，鑒于目前中國社會管理上仍然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應該盡快建立中國城鄉統一而有區別的中國居民基本住宅地制度。這樣，不僅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城鎮居民的住房困難，解決農民工因房價高，買不起房進不了城的困難，讓農民工及其子女安心進城，讓留守兒童問題成為歷史；而且，還能最大限度的發揮城鄉居民住宅地功效，打破中國人口流動的城鄉界限，使人口的戶籍流動與實際流動趨向一致，使人口向承載能力強，宜居程度高的地區與城市有序流動。當然，由于城市土地資源有限，城市居民基本住宅地面積數量不可能像農村那樣，而應該依據各個城市的實際而確定。
中國居民基本住宅地應該實行內外有別的兩種具體制度。基本住宅內土地供應按1998年國務院23號文件規定的“保本微利”的原則執行，基本住宅外的土地按市場機制（包括拍賣機制）確定。
居民基本住宅地制度首先要將居民住宅的建設權還給居民；其次，要充分保障居民基本住宅權益，居民基本住宅可以轉讓、繼承或贈與；再次，要從法律上加以限制，居民基本住宅地，不能用于入股、抵押以及賭黃毒資金。
建立新的居民基本住宅地制度不是不發展房地產業，而是讓房地產回歸真正的房地產業。2003年以來，中國房地產實際上不是一個真正的產業，而是靠不斷地推高地租并從中攫取利潤的食利者寄生體。只有實行新的居民基本住宅地制度，才可能為包括房地產業在內的中國各產業發展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環境的基礎，中國制造業公平競爭環境才可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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