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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金磚國家治國理政研討會，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金磚國家治國理政經驗交流重要倡議和金磚國家領導人重要共識的具體舉措，也是對即將在廈門召開的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的有力烘托和預熱。來自金磚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濟濟一堂，深入交流治國理政經驗，交流看法、凝聚共識，對于豐富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成果、推動再創金磚合作“金色十年”具有重要意義。

　　泉州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之一，從一定意義上說，也代表了對外開放、文明交流與合作共贏。而習近平總書記在泉州所在的福建省工作了17年多，積累了豐富的領導工作經驗，形成了許多社會治理思想，其中不少經驗和思想可以說不同程度地體現在他現在對整個國家的治理中。所以，選擇在泉州舉辦這次金磚國家治國理政研討會，我認為具有特殊的意義。這里，我主要圍繞中國共產黨與當代中國治理之道談幾點認識。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成立近百年依然保持強大生機活力、執掌全國政權近70年依然保持強大政治基礎和群眾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經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持續奮斗，具有5000多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全面邁向現代化，具有500年歷史的社會主義理想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成功開辟出現實可行的正確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就，具有近70年歷史的新中國從“一窮二白”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今天，中國人民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正闊步行進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征程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取得這樣的發展奇跡和治理成就，在中國歷史上是前無古人的，在世界歷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

　　縱觀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歷史，我認為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始于新中國成立的艱辛探索時期。由于治理社會主義國家是一項全新的極具挑戰性的事業，在當時并無成功經驗可循，而且社會主義國家處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封鎖和絞殺之中，我們黨在治國理政方面曾走過一些彎路，但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治理成效。特別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建立了真正屬于人民的國家，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治國理政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個時期的成就是開創性的、歷史性的，是很了不起的。

　　第二個時期，是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進行的改革開放是一場新的偉大革命，極大激發了中國各族人民的創造性，極大解放和發展了中國的社會生產力，極大增強了社會發展活力，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尤其是推動國家治理逐步走上了制度化法治化道路，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制度基礎、物質基礎。這個時期的成就也是開創性的、歷史性的，是很了不起的。

　　第三個時期，是始于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全面深化改革時期。中國共產黨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大刀闊斧，勵精圖治，致力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出一系列重大戰略舉措，出臺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部署，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實現了治國理政在理論上、政策上、實踐上的一系列重大突破，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不僅在治黨治國治軍各個方面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還為全球治理作出重大貢獻，豐富和發展了當代中國的治理之道。這個時期盡管時間還不長，但開啟了一個偉大時期的新篇章，展現出一個偉大時期的新態勢，取得的成就同樣是開創性的、歷史性的，是很了不起的。

　　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的當代中國治理之道，是造福13億多中國人民、越來越多惠及世界人民的人間正道，為解決人類問題和世界難題貢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方案。領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之治”，把握當代中國治理之道，以下六個方面尤為重要。

　　第一，黨的領導是治理之核。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這是中國共產黨近70年治國理政的成功經驗和基本事實，也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中的顯著特征。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除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沒有自身的特殊利益。這與那些被壟斷利益集團綁架、為壟斷利益集團服務的西方資產階級政黨截然不同。正因為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國共產黨才有資格有底氣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整體利益，才能夠有效防范利益集團的糾纏、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從而成為國家治理體系中當之無愧的堅強核心。相比之下，西方資產階級政黨是一個出生時就與特殊利益集團有著千絲萬縷關系、只有在特殊利益集團的幫助下才能夠執政的政治組織。關于這一點，早在1965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奧爾森在其《集體行動的邏輯》中就進行了深刻揭示，從中可以看出利益集團是如何綁架政府和法律法規，進而影響政黨的。國際著名財經專家納波利奧尼曾經形象地指出：“政黨這一政治機器越來越像一個銀行或對沖基金，將從大多數中小股東處獲得的收益交給了董事會。”簡而言之，西方的政黨已經成為“政黨有限公司”。所以代表各利益集團的西方政黨之間往往極盡攻訐、互撕、打壓之能事，強調去權威化、強調分權、強調社會自治的西方國家治理理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個中緣由不言而喻。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棋局中，黨中央是坐鎮中軍帳的‘帥’，車馬炮各展其長，一盤棋大局分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實踐證明，只有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才能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從而防止西方政治體制中的“互相牽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局面，不斷釋放民主集中制的威力，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攻難事的優勢。也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我們國家才具有強大的社會整合能力和戰略規劃定力，有效協調政府力量、市場力量、社會力量，實現政府、市場、社會和民眾多方共治，既避免“政府失靈”，又糾正“市場失靈”，極大地提高經濟效率、激發社會活力、擴大人民民主、實現社會正義，不斷邁向國家治理的最佳境界。

　　第二，獨立自主是治理之魂。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歷來堅持獨立自主開拓前進道路。因為中國有獨特的國情、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必須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定不移走自己的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總結指出：“獨立自主是立黨立國的基本原則。”在對外關系中，中國共產黨歷來主張獨立自主。20世紀50年代著名的“萬隆會議”就是亞非國家第一次在沒有殖民國家參加的情況下召開的大型國際會議，會上形成的被稱為“萬隆精神”的十項基本原則已經成為公認的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其要義就是主張獨立自主，這無疑是當今全球治理和國家治理的靈魂所在。

　　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具體治理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目前全球治理中的“亂象”，不少都是因為一些國家未能獨立自主選擇自己的道路，加上外部勢力“亂插手”“幫倒忙”造成的。“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各個國家具體采取什么樣的治理模式，應當由各個國家的人民自主決定。堅持獨立自主，就是要捍衛世界的多樣性和文明的多元性，堅持國家不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應該平等相待，各個國家的事情由各個國家的人民當家作主，各個國家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支持各個國家“走自己的路”而不是聽命于外部勢力、任外部勢力擺布。作為社會主義中國，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把國家和民族發展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堅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不移走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路。

　　第三，改革創新是治理之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唯改革者進，唯創新者強，唯改革創新者勝。”改革創新在國家治理活動中具有引領性、動力性作用。改革本身就是創新，而且能從體制機制上破除創新阻力，因而是根本性的創新。理念左右行動。國家治理的理念要創新，不能身體已經進入新的時代，思維方式、行為模式還停留在過去，抱殘守缺、明日黃花是治理不好國家的。從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到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黨的理論創新集中體現了國家治理理念的不斷創新。體制機制要改革創新，要順應變化的形勢、變化的實踐及時變革制度和體制機制，既做到使制度不斷成熟定型，又充分保持制度和體制機制的活力與彈性。

　　中國共產黨一直認為，社會主義是在變革中不斷完善的社會。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我們國家形成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調控制度，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并結合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分配制度，以及建立在這些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這些構成了社會主義中國國家治理的“四梁八柱”。改革創新永遠在路上。經過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全面深化改革，我們黨堅持把改革進行到底，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實現國家治理的重大創新，開創了社會主義中國國家治理新局面，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了歷史性變革。

　　第四，科學發展是治理之基。治理絕不是也不能是紙上談兵，在一切治理活動的背后必須有堅實的經濟基礎和強大的物質準備。經濟發展了，人民群眾日益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得到改善，國家治理也就做好了一大半。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同志在建國后多次提出“發展要快一點”的要求;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也多次強調“發展是硬道理”。基于這樣的認識，中國共產黨強調把發展作為治國理政的第一要務，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當代中國能夠取得國家治理奇跡，最為堅實的基礎就是多年來中國社會一直保持著快速發展、科學發展，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正在重返世界舞臺中央。中國的發展，不僅使中國人民穩步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廣闊道路，為中國的長治久安打下了堅實基礎，而且為世界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

　　第五，共建共享是治理之本。“共建共享”是權利的體現，代表著公平正義，自古以來就是人們的美好追求。從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理想國》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從中國古代孔子提出“大同社會”到近代康有為的《大同書》，這些美好設想中都有“共建共享”的愿望。無論是中國共產黨人矢志不渝的最高理想——共產主義，還是近幾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世界上反復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都強調“共”，可以說共建共享才是國家治理和世界治理的根本所在。離開共建共享，治理無異于緣木求魚。共建是共享的基礎和前提，沒有高水平的共建就沒有高質量的共享;共享是共建的目的和歸宿，高質量的共享促進更高水平的共建。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共同富裕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科學駕馭和調控資本，動員和組織全體人民參與共建，在發展中促進全民共享、全面共享，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人類和平和世界繁榮也離不開共建共享。中國共產黨倡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要動員世界各國行動起來，共同承擔全球治理的責任與義務，共同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著力解決人類面臨的“發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三大難題，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群共享全球發展的成果和收益，從而推動全球治理走向更加公正合理。

　　第六，交流互鑒是治理之要。眾所周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大樓前的石碑上，用多種語言鐫刻著這樣一句話：“戰爭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務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衛和平之屏障。”我理解，只有承認文明的多彩、以平等的態度交流、以包容的胸懷互鑒，才能“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衛和平之屏障”。人類文明發展史反復證明，交流互鑒是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重要橋梁，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紐帶，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動力。我們可以想一想，為什么古代絲綢之路能夠成為四大文明的發祥地、三大宗教的匯聚地、多民族文化的衍生地?我們還可以再想一想，現在的中東地區為什么戰火紛飛、動蕩不安、極端勢力肆虐?從中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文明本身并不會引發沖突，但對另一種文明缺乏包容和互鑒，卻是隔閡、紛爭、仇怨和動蕩沖突的重要根源。

　　具有“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品質的中華文明，堪稱與不同文明交流互鑒而得以輝煌博大的典范。作為中華文明的堅定繼承者和發揚光大者，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于學習的政黨，既向歷史學習，也向實踐學習，還注重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成就巨大，很重要的就是吸取了世界上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事實反復證明，文明是在交流中演進的，只有互學互鑒，見賢思齊，從善如流，才能推動治理不斷進步和完善。今天，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并為之努力的以習近平總書記為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正積極成為文明交流互鑒的忠實踐行者、推動者和示范者。

　　世界因交流而繁榮，文明因互鑒而精彩。金磚國家來自世界四大洲、源于五種不同的文明，我們五個國家之所以能夠牽手走到一起，合成一塊世界矚目的“金磚”，形成和不斷完善金磚國家機制，我認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定期或不定期舉行包括治國理政在內的交流研討和各種活動。讓我們攜起手來，通過跨國界、跨時空、跨文明的交流互鑒活動，把文明的多樣性和各國的差異性轉化為促進共同發展的活力和動力，推動金磚國家不斷走向強大，用“成色十足”的金磚把人類的共同家園裝扮得更加美麗，不斷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努力實現世界的持久和平與繁榮!

　　(本文系作者2017年8月17日在福建泉州召開的金磚國家治國理政研討會開幕式上的演講，發表時作了文字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