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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略感

　　歐陽君山

　　中共之所以回避“黨主黨大”的實質，癥結在于中共仍然囿于西方似是而非的人民民主概念。“人民”原本“虛詞”，唯有先確立代表國家整體利益的國家政治主體，才能夠由虛而實，進而在主客體的互動中轉化為國家政治主體的換位主體，乃至高于國家政治主體。這才是民主名正言順的邏輯起源，借用馬克思的話講，民主原本“對象性存在物”。中共正是在有主有客、有先有后并互動轉化的意義上強調人民當家作主的，要不然，“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邏輯上說不通，此誠被中共所高唱卻又不曾被中共所辨明的有機、辯證、高度“統一”。

　　——題記

　　信仰人民相信黨

　　年初，一本叫《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的書不脛而走，據稱榮登某圖書排行榜并名列前茅。這是極不容易的，政治類圖書相對難以暢銷，不附會西方普世價值甚至被認為“左”的政治類圖書，更近乎邊緣化。近些年來，可能因為某關于中共黨建的文章不少，常發驚世駭俗之論，不只一位朋友問及：讀過《大道之行》沒?第一位朋友問時，某回答說：只是在網上注目過。第二位朋友問時，某拆借錢鐘書先生一句名言笑著說：某不但品嘗了這個蛋，而且晤會過下這個蛋的母雞。大約兩個月前，在清華大學東門附近，某與《大道之行》排名第一的作者鄢一龍先生有一聊。雖不說如晤清風，但的確是一龍先生讓某感覺應該就這本書說點什么。

　　《大道之行》是鄢一龍、白鋼、章永樂、歐樹軍、何建宇五位青年學者的集體創作，但主要圍繞一個共同主題，用潘維先生在序言《信仰人民》中的話說：“概括起來，我認為這本書闡述了兩個道理：第一，辦中國的事必須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第二，中國共產黨只有信仰人民才能領導人民。因此，這本書在新時代重新詮釋了毛澤東那段著名的話：‘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五位作者的確從各自的專業領域對這兩條根本原理尤其是有關人民的話題作了新的思考，可這兩條根本原理之間是什么樣的內在關系呢?用中共當前經常提到的話語表達，黨的領導地位與人民主體地位之間是什么樣的內在結構呢?

　　模棱兩可的“統一”論

　　中共長期以來重視理論，對相關問題已形成自己的獨特答案，這就是中共不時提到的“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說法，似乎也有“辯證統一”的表達，甚至還有“高度統一”的嘉許，總而言之是“統一”。具體如何有機、辯證、高度統一呢?中共正式的論述一般會包括三點：第一，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只有在黨的領導下依法治國、厲行法治，人民當家作主才能充分實現。第二，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要求，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第三，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與人民民主、黨的領導緊密聯系、相互促進。三點成面，面面俱到，不是一根筋，更非兩頭堵，而是左右逢源，中共獨特的“統一”論堪稱游刃有余。

　　但在一部分人看來，中共的“統一”論其實只是回避甚至掩蓋問題的說辭，所謂的有機、辯證、高度統一，客氣講，是含糊不清、模棱兩可、似是而非;不客氣講，就是詭辯。一些人甚至回到方法論甚至邏輯學，認為辯證法在哲學上是有價值的，但中共慣常使用的辯證邏輯只是詭辯的別名，乃邏輯學正宗根本不承認的，以至被戲謔為“中國邏輯”。這種種指責可能有些簡單粗暴，但平心而論，中共的“統一”論的確回避了究竟誰是主導也就是通常所講的“黨主還是民主”、“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進而回避了中共一黨執政實質上也就是“黨主黨大”的問題實質;換個角度說，“統一”論究竟統一于何處，是統一于黨，還是統一于人民，抑或統一于別的什么地方，中共語焉不詳。

　　中共回避“黨主黨大”的問題實質，這一點應該說毋庸置疑，事實上也是中共所不否認的。據稱1985年的全國“兩會”期間，一外國記者問當時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彭真：“在中國，執政黨和法律，到底哪一個大?”彭真憨厚笑著說：“這個不好說。”引發哄堂大笑。中共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對相關問題“明確予以回答”，但至少從目前來看，中共依舊語焉不詳，事實上仍然在回避。可能因為“黨大還是法大”的高度敏感，為防止敵對勢力就此說事，乃至質疑中共一黨執政的合法性，中共干脆直接給“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貼上“偽命題”甚至“政治陷阱”的封條。

　　“黨主黨大”的鑿鑿事實

　　但中共“黨主黨大”的事實鑿鑿，因為這原本就是中共“一元化”領導地位的自然內涵，甚至可以說，“黨主黨大”不過是中共一元化領導地位的另一種表達。中共在全國建政后，一方面吸取之前國民黨的教訓與經驗，一方面也因為自己在與國民黨的斗爭中批判“以黨治國”，并不認為自己搞的是一黨制，而是所謂“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也在中共領導之下，依舊一個執政黨，本質還是一元化領導。事實上，八大參政黨派也是歷史形成，并非中共許可成立，至今也無跡象顯示中共允許成立新的政治黨派。這不明擺著“黨主黨大”嗎?如非“黨主黨大”，中共為什么只允許自己一黨執政甚至連成立新的政治黨派也不許可呢?

　　事實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先后排序及相關說法尤其“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也都有力表明“黨主黨大”的事實，要不是“黨主黨大”，為什么不倒過來說“人民當家作主是黨的領導的根本保證”之類呢?實際上，“黨主黨大”就是《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的中共性質與定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明顯就是“黨主”加“黨大”嗎?

　　“黨主黨大”甚至也表現在中共一個直接以人民群眾命名的根本工作方法上，這就是“群眾路線”。長期以來，中共大講特講群眾路線，但并不奉行被認為最尊重人民群眾的全民普選，癥結就在于群眾路線并不意味著人民在黨之上，恰恰意味著黨原本在群眾的上位，實質屬于領導方法，是黨站在先鋒隊、革命黨、執政黨及領導核心的上位從群眾來換位思考與行動，目的在于克服黨政官僚系統的自我中心，呼應了現代商業社會的世俗美德——“顧客就是上帝”，印證了現代管理學的響亮說法——“領導就是服務”，也印證了中華民族一種傳統美德——先人后己。對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定性，毛主席說得分明：“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

　　“人民”該怎樣由虛變實

　　中共為什么不敢直面“黨主黨大”的鑿鑿事實呢?顯而易見，這就是中共囿于似是而非的人民民主概念!近現代以來，人民民主先是從歐洲興起，而后席卷全世界，蔚成浩蕩潮流，誰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毛主席說得好：“實踐出真知!”由于首先是大風大浪中打出來的革命黨，中共頗有實踐第一的自覺，已經對人民民主概念有所突破，強調“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之間“有機統一”，甚至還有“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的論證，但中共由于理論未透，還是不敢逆世界潮流而動，公開聲稱“黨主黨大”。

　　殊不知，人民民主及相關概念是值得商榷的。邏輯與經驗雙雙有力顯示，一個國家沒有政治主體在先，根本不會有人民民主，甚至連“人民”的概念也虛，借用西方主流經濟學代表人物許小年先生的話講：“勿以抽象的人民替代具體的個人，勿以偉大的人民壓制平凡的個人，勿以神圣的人民否定世俗的個人，勿以人民的名義剝奪個人的自由。我只見過張三、李四、王五，從未見過人民。”的確，社會是一個個的個體組成，人民是誰呢?應該正因為此，古之英豪或許“挾天子以令諸侯”，但似乎不太搞“挾人民以令天下”。陳勝、吳廣起義被認為中華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算大規模群眾運動，但陳勝揭竿而起時，似乎并沒有拿人民來慷慨，而是充滿個人英雄情結，曰：“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那為什么平常動輒人民呢?無論非民主國家，還是民主國家，人民都屬于口頭禪。如果人民的概念虛，為什么還被高頻率使用呢?因為事情已經起變化，人民的概念由虛變實了，條件不是別的，而就是有了國家政治主體。任何一個人群，必有個體利益，也必有整體利益。個體利益由一個個個體看護，這一點不言而喻;整體利益也不能夠“所有者缺位”，這就是一個人群的主體，主體代表一個人群的所有者看護人群整體利益。一旦代表國家整體利益的國家政治主體確立，作為國家政治主體的對象，人民自然由虛而實。這就像數學上必須先確定原點，然后才能判斷哪里正哪里負;也就像地理上先必須確定海平面，然后才能判斷哪里高哪里低。《易經·系辭》上有句話，叫“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似乎也是必須先確定一個基點才能形成秩序的意思。

　　民主是個“對象性存在物”

　　這不只是紙上論道，也得到經驗的有力印證。史料顯示，李自成開始起義的時候，地道土匪一個，“所至焚蕩屠夷”，后連打大勝仗，兵馬百萬，覺得自己可得天下了，“下令曰：殺一人者如殺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仿佛仁義君子。李自成為什么前后判若兩人呢?之前認為自己不是國家政治主體，唯恐天下不亂，人民在他眼中就是虛的;之后認為自己將是國家政治主體，唯恐天下不治，人民在他心中就是實的。顯而易見，讓人民實起來，關鍵是確立國家政治主體。

　　一旦確立國家政治主體，人民不只是實起來，而且會在主客體的互動中轉化為國家政治主體的換位主體，與國家政治主體平起平坐。在特定的語境中，人民甚至高于國家政治主體，就像老板說“顧客就是上帝”一樣。古代的孟軻就明確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現代的毛澤東更是喊出崇拜人民的最強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才是民主名正言順的邏輯起源，它并不是什么現代社會的專利，古已有之。遺憾的是，在文藝復興甚至啟蒙運動之前，由于歐洲國家普遍存在國家政治主體專制獨裁的嚴重問題，導致后來的資產階級革命用力過猛，不僅專制獨裁被革了命——這是理所當然的;而且背后的國家政治主體也被革了命——這就像孩子被連同洗澡水一起潑掉，走向了不承認乃至否定國家政治主體的人民民主，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悲劇。

　　不首先確立國家政治主體，就不會有真正的民主，這一點毫無疑問，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邏輯原則。由于不能夠循環“自”證，人原本就是“對象性存在物”，有關人的一切都是“對象性存在物”，用馬克思的話講，“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這一點可概括為“對象性原則”。民主的概念沒有例外，也屬于“對象性存在物”，而且更加顯而易見，要是沒有國家政治主體在先，一個巨大的疑問號迅即從天而降：誰不讓民主了?跟誰講民主去?無厘頭!從歷史看，民主正是針對國家政治主體的專制獨裁而言的，原本即歐洲國家的人民與君王之間的“對象性存在物”。脫離“對象性”，缺失國家政治主體，民主實際上不知所云，邏輯上根本講不通。

　　一山如何“有機”容二虎

　　常言道：“一山難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邏輯上不可能同時承認兩個主導，“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說不通，不管如何對“領導”與“主體”作出自己的解釋，都免不了黨的領導與人民主體之間的交叉沖突。但從互動講，完全允許兩個主體，區別是在于：一個屬于先在主體，一個通過互動轉化而屬于換位主體。這才是中共“統一”論的本質，在黨和人民、黨和法的關系中，有主有客、有先有后并互動轉化，這才是被中共所高唱卻又不曾被中共所辨明的有機、辯證、高度“統一”，如沒有主客先后并互動轉化，有機、辯證、高度統一從何談起?所謂統一，實際上是針對主體而言的，是有主體的統一，是統一于主體。唯有先確立主體，然后在主客體的關系中，因為關系方已是主體，客體通過互動也自動上升為主體的主體，這才是真正的有機、辯證、高度“統一”，才不是含混不清、模棱兩可、似是而非。再抽象一點講，辯證法或辯證邏輯所講的“統一”與形式邏輯所講的“同一”并不矛盾，本質上是一回事。

　　在黨和人民的關系中，黨主還是民主呢?邏輯一致的答案已經油然而生：黨主民也主，但中共作為國家政治主體在先，黨主即黨的領導在先;人民通過互動轉化而作為國家政治主體的換位主體，民主即人民當家作主在后，二者有機統一。相應的，黨大還是法大呢?同樣道理，黨大法也大，但黨大在先，法大在后，二者有機統一。這并非就是黨不需要接受法律約束，也就像在私營企業，老板大還是法大，顯然是老板大，因為企業的內部規矩都是老板訂的，難道規矩比老板還大?但老板也得帶頭遵守企業的內部規矩，要不然，企業就難有規矩，何以立身興業?

　　“君子坦蕩蕩”

　　在政治哲學基本面，西方世界在邏輯上的確似是而非，甚至堪稱顛三倒四，不僅陷入虛幻而迷茫的人民崇拜，而且被法治完全獨立于人甚至與人無關的假象迷惑，缺失了原本不可或缺的國家政治主體。相比之下，中共反倒更顯清明，不僅一貫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地位不動搖，而且構建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基本框架，并毫不諱言“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但中共最終還是囿于西方似是而非的人民民主概念，不曾堂堂正正承認黨主民也主、黨大法也大，更不敢堂堂正正承認黨主在民主之前、黨大在法大之先。《大學》說得好：“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中共當務之急是返本歸源，緊扣馬克思主義的“對象性原則”，實事求是厘清黨和人民關系，知其本末先后，向世人展現“君子坦蕩蕩”的正大光明，這才是真正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