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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山先生不只是有“七尺從天乞活埋”的至大至剛，更有“六經責我開生面”的大智大慧。一、正、實，這應該是船山學最鮮明的三大特征，總體上，先生學問已臻于“六經責我開生面”的自許。就影響力而言，先生的圣賢學問可能不如先生的豪杰人格。應該講，湖南人在近現代中華歷史中所表現出的血性有先生“七尺從天乞活埋”的強大加持。鴉片戰爭一聲炮響，中華文明“天崩地解”，至今也沒有走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萬物昭蘇天地曙，要憑南岳一聲雷。”時代呼喚新的文化英雄，向天再借王船山！——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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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岳仰止唯七尺

“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在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這或許還不是最豪氣的話，但至少也是最豪氣的話之一。是什么人舌燦此言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66周歲的當天，在船山文化研究會會長井泉先生的安排下、在“船山助學”發起人王繼斌先生的陪同下，某在湘西草堂親炙了此公，他就是姓王、名夫之、字而農、號姜齋、被史書譽為“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的船山先生。先生之所以稱“船山”，不只是因為長期隱居石船山一帶，更因為先生鐘情于石船山，乃至于人與山合，用先生晚年特作《船山記》中的話講：“此吾山也！”

站在湘西草堂，前沒有心曠神怡之遠景，后沒有巍峨恢宏之靠山，左右似乎也沒有養眼之物。這原本不是風水寶地，而只是先生退出江湖而專事著述的隱逸之所。更準確講，湘西草堂是一具明擺著的活棺材，證據也包括堂前兩棵據稱是先生本人栽種的柏樹。大明王朝有兩位大人物玩活棺材，一位是王陽明，他為了悟道而鑿石為槨，躺到里面體驗死亡，夠執著另類的吧？但王夫子玩得更絕，他為了明志而過著“活死人”的生活，不僅是下雨天晴都打雨傘穿木屐，目的是表明自己作為明朝遺臣“頭不頂清朝天，腳不踏清朝地”；而且在居室前親自栽種一般是植于墓地墳頭的柏樹，目的明顯也是表達 作為明朝遺臣“我自從天乞活埋”。劉禹錫說得好：“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正是先生非同凡響的風骨讓湘西草堂走進了歷史，“七尺”變身為一道瑰偉壯麗的精神風景，雄峙于故國山河大地，誠如道光朝兩江總督陶澍為湘西草堂所題寫的匾額：“衡岳仰止！”

“六經責我開生面”

仰止的不只是衡岳，船山先生不只是有“七尺從天乞活埋”的至大至剛，更有“六經責我開生面”的大智大慧，就文化抱負、思想自信和學術成就而言，先生不只是湖湘文化的高峰，不只是中華文明的高峰，而且還是人類歷史的高峰，舉世仰止。單就洋洋400余卷、800余萬字的著述，先生就足以讓人望洋興嘆，但更寶貴的是先生對時間的豪邁跨越，自信“吾書兩百年后始顯”。即是說，先生在石船山下四十年的隱居著述，不是為當時當世的注目禮，而是直取兩百年后的“來世報”，此種底氣簡直就是瘋狂——一方面進一步佐證了先生“向死而生”的浩然正氣，另一方面也佐證了孔夫子一句話：“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什么意思？簡單講，一個人不為社會所注目，但一點煩惱也沒有,這是圣人的境界。就憑直取兩百年后的來世報，先生“圣”矣！

最寶貴的是船山先生氣貫長虹的文化抱負，用橫渠先生的名言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用先生自己的詩句講：“故國余魂長縹緲，殘燈絕筆尚崢嶸。”“千年欲識丈夫心，獨上危峰攬蒼翠。”先生原本希望通過武裝起義“反清復明”，無奈世易時移，屢試屢敗，不得不龍潛勿用，轉而從文化入手，冀以著述講學圖文化復國，實現“用夏變夷”。從對文化的自信、追求和建樹講，先生無愧于“夫子”之名，無愧于“六經責我開生面”的自許，無愧于“北有孔夫子，南有王夫子”的說法。具體到學術成就，大略上講，先生至少有三大特色極其鮮明，格外值得注目：

吾道彌二而歸一

首先是一。先生學問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毫無疑問是淵博，400余卷、800余萬字，皇皇巨著，不可能不淵博。從《船山全書》的內容看，的確包羅萬象，于天人古今無所不涉，以至有論者稱“王夫之或許是中國文化史上集大哲學家與大文論家于一身的孤例”。“孤例”之說或有夸張，但作為圣賢一流，先生的文字量之巨在中華歷史上應該是空前的。但數量與質量是兩回事，數量大并不代表質量優，大學問的真正標志也不在于淵博，而在于淵博的反面——簡單，乃至簡單到一。以簡單解釋復雜、由一而博，才是學問的真諦，這原本也是人類思維的抽象性決定的。如果由淵而博、以復雜解釋復雜，那人類思維的價值何在？《論語•衛靈公》記載，子貢曾稱贊孔夫子知識淵博，可夫子并不領情，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也。”以一馭萬才是真，一以貫之方為道。

沒有證據表明船山先生的學問已簡化歸一，但多種跡象表明，先生的學問具有一的特征，可稱為一元論。這首先表現在先生把世界歸結為“氣”，氣是世界的一元本體，萬物皆由氣而“化”，“有生于氣”，“陰陽者，氣之二體；動靜者，氣之二幾”，“理依于氣”。不管“氣”怎么解釋，但一元本體論毋庸置疑，世界原本就是一個整體，二元論何從別起？先生的一元論更表現在彌合種種二元對立，典型如“天理與人欲同行”，“終不離人而別為天，終不離欲而別有理也”。再比如“術不在仁之外”，“有其心而術固具其中也”。正因為先生彌合種種二元對立，一般所謂的儒法對立也被先生合二為一，以至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熊十力感嘆：“儒者尚法治，獨推王船山！”但事實上，先生并非作為儒者而推崇法治，癥結正在于儒與法原本不是二、而是一，儒原本不排斥法，法原本內含于儒。“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一個人處處見二，甚至為二所惑，乃至為二所陷，視界不高也！

先生為什么強調正學

其次是正。先生學問給人的鮮明印象應該是正，用清代第一位駐英法公使郭嵩燾的話講：“卓然一出于正，惟以扶世翼教為心。”先生以發明正學為己任，正正是先生的自我認定，這充分彰顯在先生自題之墓志銘上：“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全。”應該說，正原本學問之本然與必然，不言而喻，先生為什么著意強調正呢？原因是在于明末正學支離、邪說流行、異端橫行，某種程度上，先生棄戎舞筆也是感時憤世，借用清一代“中興名臣”曾國藩為《船山遺書》所作序言中的話講：“目觀是時朝政刻核無親，而士大夫又馳騖聲氣，東林、復社之徒，樹黨伐仇，頹俗日敝，故其書中黜申、韓之術，嫉朋黨之風，長言三嘆而未有已。”

那先生心目中的正是什么呢？先生在學問上入手的路徑是“我注六經”，這是明擺著的事實，但先生并非一般的注釋家，而的確下了返本歸源的功夫，而且也確有別開生面的效果。“戊戌六君子”之譚嗣同曾表示：“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就先生學問之返本歸源并別開生面而言，這不算夸張的評價。但也不得不承認，先生之學沒有登頂獨來獨往甚至“六經注我”的高度，嚴格講，還屬于“我注六經”的范疇。通常也被認作“群經之首”的《易》被先生當成了大本大源，不僅有“《易》者，天地固然之撰也”的明確說法，而且有“道盛而不可復加者，其惟《周易》乎”的深沉感慨，事實上構成先生心目中的正學之源。就正學代表人物而言，先生早年推崇朱熹，曾感言“朱子之述，皆圣功深造體驗之實”，但晚年拐了彎，轉而崇尚張橫渠，癥結正在于《易》，按先生的說法，朱子“于《易》顯背孔子之至教”而“張子之學，無非《易》也”。

“依人建極”與實踐理性

第三是實。先生學問的突出特征應該是實，子王敔在《大行府君行狀》——相當于船山先生微型傳記——中提到父親“欲盡廢古今虛妙之說而返之實”。“子不語怪力亂神”，先生一輩子力辟佛老，在今天的湘西草堂一帶，尤其王姓后裔，白喜事都不請和尚道士做法事，正來自于先生的囑咐，先生認為佛老之說虛妄不實。實原本湖湘文化的重要特征，極其可能，先生強化了湖湘文化的實學特征。具體講，有兩個關鍵點彰顯了先生學問之務實致用，一者“依人建極”，一者實踐理性。何謂依人建極？先生曾明示：“道行于乾坤之全，而其用必以人為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用之，則耳目所窮，功效亦廢，其道可知而不必知，圣人之所以依人而建極也。”什么意思？簡單講，就是理論不能夠脫離人，而必須立足人、依靠人、為了人、服務人、驗于人，理論一旦脫離人，無論高大上，還是低劣俗，必流于虛妄，因為與人無關了。一個段子說得好：“熱鬧不過人看人，著急不過人等人，難受不過人想人，溫暖不過人幫人，感動不過人疼人，殘酷不過人害人，陰險不過人算人，郁悶不過人氣人，恥辱不過人戲人，為難不過人求人，生氣不過人比人，成功不過人上人，人生就是人與人”——世界上有什么能超出人與人的范疇呢？這就是先生的以人建極，也是注目禮概念的重要含義：不管是不是客觀外在于人，人所探討的任何東西都首先不得不在人與人的范疇，要不然就流于自娛自樂，先生所謂的“虛”。

何謂實踐理性？這是西方哲學的概念，用馬克思的話講：“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驗哲學的問題。”實際上，實踐理性正是注目禮概念最近的推論。注目禮的意思極其簡單，就是不能夠循環“自”證，所以“我”必須走出“我”，及于人，克服“我是什么”與“別人認為我是什么”之間的歧異，達于“他”證，此誠實踐理性，簡單講，就是一個人超越自娛自樂內循環而推己及人并最后贏得別人認同的人際活動。這正是先生所強調的，不只是行，更重要的行出效果，先生絕非一般地強調知行合一，而就是績效定乾坤，說白了，成王敗寇。這充分反映在先生對“德”與“善”的解釋上，“何以謂之德？行焉而得之謂也。何以謂之善？處焉而宜之謂也。何以謂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謂也。不行胡得？不處胡宜？”

“元明兩代一先生”

一、正、實，這應該是船山學最鮮明的三大特征，總體上，先生學問已臻于“六經責我開生面”的自許，也配得上郭嵩燾的禮贊：“箋疏訓詁，六經于易尤尊，闡羲文周孔之道，漢宋諸儒齊退聽；節義詞章，終身以道為準，繼濂洛關閩而起，元明兩代一先生。”如果說缺憾，先生對儒家正學的強調無可厚非，雖然對佛老之學也曾“入其藏而探之”，但力辟佛老略顯矯枉過正，對儒釋道三教社會角色不同而精神實質歸一似乎洞察不足。也有證據表明，先生對陸王心學的批判亦帶有猜度的成份，歧異似乎被人為夸大。另一個缺憾應該就是淵博而顯枝蔓，先生之學雖可稱一元論，但邏輯主線仍不夠清晰，一以貫之仍不夠鮮明。總而言之，先生之學一可更純、正宜微調、實已徹底。

順便說一下，船山先生在學問上之所以沒有達到純一狀態，原因乃在于學界通病，那就是論學不曾從“我”始。凡事都必須有主體，學問也需要主語在先，主體或主語不明確在先，學問就難以大明。儒學實質上是一個以“我”為邏輯主體和起點的理論體系，不僅有“古之學者為己”的說法，而且方法論就是“推己及人”，典籍中的“己”、“自”、“身”甚至“君子”，都構成“我”的代稱與符號。事實上，先生已非常接近純一狀態，達到了為“我”點題的邊緣，不僅有“唯我為子故盡孝，唯我為臣故盡忠。忠孝非以奉君親，而但自踐其身心之則”，甚至有“我者德之主，性情之所持也”。理論是不是明確從“我”開始，注目禮理論的演繹已充分表明，結果天壤之別：從“我”出發，一以貫之，一通百通；不從“我”出發，不扯淡是偶然的，扯淡是必然的。

“要憑南岳一聲雷”

船山先生言：“有豪杰而不圣賢者，未有圣賢而不豪杰者。”正像自題聯“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所展示的，先生本人堪稱圣賢學問與豪杰人格的統一體。但由于《船山全書》皇皇巨著、船山學淵博而顯枝蔓，就影響力而言，先生的圣賢學問可能不如先生的豪杰人格。“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面對揮向維新者的屠刀，原本也可以東游他鄉的譚嗣同毅然舍生取義，令人無法不聯想到先生豪杰人格的加持，他在獄中所題“我自橫刀向天笑”形式上都極像先生“我自從天乞活埋”。三十年后，先生另一位小同鄉也表現出不輸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血性，這就是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對反革命的屠刀慨然吟詩，斬釘截鐵：“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應該講，湖南人在近現代中華歷史中所表現出的血性有先生“七尺從天乞活埋”的強大加持。

船山先生所處的明清之際被認為是一個“天崩地解”的時代，可事后回看，明亡清興也只是歷史上一再出現的王朝更替。滿清雖然入主中原，但中華歷史用夏變夷之勢未改，中華道統一脈相承，“桃花依舊笑春風”。但鴉片戰爭一聲炮響，中華文明真正天崩地解，不同于之前的蒙元與滿清，西方不僅有堅船利炮，而且挾歐風美雨，誠可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直到一百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才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稍后不久援朝抗美戰爭的勝利更是令中國人民揚眉吐氣，彭德懷總司令感慨系之：“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但精神上的騷動和不安仍在，文化復國的神圣使命還沒有真正實現，中華民族內在力量的偉大復興還沒有最終實現，時代呼喚新的文化英雄，“七尺從天乞活埋”不再需要，但“六經責我開生面”迫在眉睫,誠如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文藝座談會上所指出的：“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斷增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站在湘西草堂后山上的莫急亭里，舉目遠望，譚嗣同贊頌先生的一句詩躍入腦海：

“萬物昭蘇天地曙，要憑南岳一聲雷。”

——讓雷聲來得更猛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