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亞洲的浪子,也是中華文化圈的浪子,中國應幫助日本浪子回頭。”
01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5日至27日正式訪問中國,這為中日關系的改善提供了一個良好契機。
很明顯,在中美關系丕變,美國一意重新圍堵中國的大背景下,重建良好的中日關系對中日兩國都是有益的,這有利于打破美國的圍堵,從根本上說,也有利于未來中美關系的改善。
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時刻,應該重溫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處理中日關系的一些基本原則。
由于堅持了這些基本原則,中國在中日關系中長期保持了主動地位,也推動實現了中日友好。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后,中日關系發生波折,一度嚴重對立,主要責任當然應該由日本來承擔,但從中國方面找原因的話,也是毛主席制訂的這些原則沒有被認真堅持的后果。
02
今天,有評論把中日關系定位為“最復雜的雙邊關系”。
這句話等于什么也沒說,等于對中日關系完全摸不著頭腦,停留在現象而根本沒有觸及本質,這是一句嘆息而不是一句評論,是完全不懂辯證法的表現。
遺憾的是,恰恰是諸如此類不著邊際的“評論”,在主導著輿論界。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的中日關系,和從甲午戰爭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的50年間的中日關系迥然不同。
日本由于戰敗并且被美國單獨占領,已經喪失了再次侵略中國的能力,同時,對中國國家安全與和平的最大威脅,已經從日本帝國主義,轉為美帝國主義。
對中國來說,日本已經從斗爭的對象,變成了爭取、團結的對象。
因此,毛主席采取了區別對待美日,即對美強硬、對日寬緩的基本策略,在對日方面,又區別對待日本政府與日本民間。
03
1955年10月15日,毛主席會見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時指出:
戰后,中日關系改變了,兩國都受美國壓迫,日本和中國臺灣都有美國駐軍。
關于日本的侵略歷史和中日美三國現狀,毛主席對日本客人說:
“過去你們欠過人家的賬,現在不再欠賬了,而是有人欠你們的賬。你們現在很有政治資本,我們也有政治資本,向美國討賬。”(《中日關系和世界大戰問題》,見《毛澤東外交文選》)
1959年3月18日,毛主席在會見日本社會黨書記長淺沼稻次郎時表示,日本的被壓迫狀態是暫時的,
“日本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怎么能讓人來占領控制呢?日本必然會完全獨立,成為和平的國家。”(《西太平洋要西太平洋國家自己來管》,見《毛澤東外交文選》)
就是在這次訪華期間,淺沼提出“美帝國主義是日中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這一著名口號,毛主席十分贊賞,曾多次引用。
在毛主席關于中日關系的一系列戰略思想的指導下,1955年3月,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對日政策和對日活動的方針和計劃》,提出對日政策五點基本原則:
1、反對美國在日建立軍事基地,反對重新武裝日本和復活軍國主義;
2、根據平等互利原則,爭取改善中日關系,逐步達到外交關系正常化;
3、爭取日本人民,發展中日人民友誼;
4、孤立美國,迫使日本政府改變對中國的關系;
5、間接影響和支持日本人民反美和要求獨立、和平、民主的運動。
文件通過后,毛主席圍繞中日關系又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進一步充實了中國的對日方針和戰略思想。
概括起來,就是要一分為二地看待日本——
把廣大日本人民和少數軍國主義者區分開來;
把日本政府反華政策的決策者與可能爭取和團結的政黨、政治家及政府官員區分開來;
把日本與在日本建立軍事基地的美國區分開來。
這“三個區分開來”原則成為中國對日戰略的銳利武器。
04
依據“三個區分開來”原則,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不對被日本軍國主義當成炮灰和侵略工具的普通日本人進行報復,把數千名日本戰爭遺孤撫養成人,對大批日本戰俘進行了成功的教育和改造,使他們從支持侵略的力量變成了支持和平的力量。
毛主席制訂的對日政策和原則,在實踐中產生的一個重要的外交成果是:
盡管日本政府無法擺脫美國的操控,但日本民間始終存在強大的要求和新中國友好的力量。
這種狀況使得中國可以成功介入日本“內政”,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日本左派和反戰勢力建立的同盟關系為基礎,采取“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針,積極推動民間外交。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就是在民間外交的鋪墊上實現的。
周恩來總理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分別代表兩國政府交換《中日聯合聲明》的簽字文本。
05
毛主席奠定的中日關系基本格局——即以日本民間制衡日本官方——一直影響到了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
這一時期,中日關系狀況總體上相當好。
比如日本重量級官員只要在歷史問題上“失言”,就會立即遭到民間輿論的嚴厲批評,甚至被迫辭職;
關于歷史問題表態較深刻的兩個日本首相談話也分別出現在1993年和1995年,即細川護熙談話與村山富市談話,都坦承當年日本發動的戰爭是侵略戰爭。
這一期間,盡管中國放棄了對日索賠(關于這個問題謠言甚多,大家如有興趣我會再寫專文),但日本成為向中國提供貸款等政府援助最多、最有成效的國家。
06
今后如何處理中日關系?
在我看來,還是要在毛主席確立的“三個區分開來”的基礎上,才能制訂出正確的對日政策。
中日兩國都是受美國壓迫的國家,這一事實并沒有改變。但中國是完全獨立的國家,日本則庶幾相當于美國的半殖民地,這是兩國的最大不同。
民間輿論在涉及中日關系時,也應該主動以“三個區分開來”為基本出發點。
07
未來,盡管困難重重,但從根本上說,中國仍要在毛主席對日關系戰略構想的指導下,幫助日本從美國的控制下解放出來,使其“完全獨立,成為和平的國家”。
日本是亞洲的浪子,也是中華文化圈的浪子。
如果說十九世紀“脫亞入歐”是日本近代史的起點,日本由半殖民地國家一躍而為后起的帝國主義國家,二戰后再淪為美國的仆從——
那么,“回歸亞洲”,成為未來東亞共同體的一名和平成員,以中日友好關系為基礎發展和東亞以外其他國家的國家的關系,將標志著日本自我認同混亂、精神分裂、暴烈痛苦的近代史的結束。
對于中國來說,這也意味著日本問題的最終解決。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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