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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關于教科書的編寫理念及啟示

點擊：作者：方成智梁倩倩來源：毛澤東研究發布時間:2018-10-26 10:22:34

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文本———教科書，它傳承文化知識、開啟民眾智慧、體現國家意志、形塑意識形態、培養一代新人。如果說學校是塑造未來國家管理者和建設者靈魂的加工廠，那么教科書就是這個加工廠制造機器的圖紙，有什么圖紙就有什么產品。可以說，有什么樣的教科書，就有什么樣的學生，也就有什么樣的國家和未來。“教科書常常很明確地嘗試去創建一個新文化世界”[1]。

在新中國的歷史上，毛澤東對教育領域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他一生中曾創建和主持過學校，直接從事過教育工作，對教育問題有獨到見解，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高度重視教育，視教育為改造社會的工具。他倡導的面向人民大眾、非規范化的社會教育模式具有突出政治、注重實踐、服務群眾等特征。毛澤東也非常關注教科書建設，提出了許多具有遠見卓識的理念。探索毛澤東的教科書編寫理念，不僅可以深入理解其教育思想，而且可以為當前學校深化課程和教科書改革提供借鑒。毛澤東的教科書編寫理念與他的教育理念和推崇的教育模式息息相關，具體有以下幾方面。

一、強調教科書必須為政治服務，凸顯教科書的教化功能

(一)強調教科書要為黨和國家的事業服務

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主張教育為革命戰爭和階級斗爭服務。1934年，他提出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在于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在于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斗爭服務，在于使教育與勞動聯系起來，在于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

抗日戰爭時期，為了適應抗戰的需要，毛澤東提出“偉大的抗戰必須有偉大的抗戰教育運動與之相配合，二者間的不配合現象亟應免除”[3]。他提出的教育政策是“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4]，“教授戰爭所必須之課程”[5]。為了強化國防教育，延安當時提出的口號是教材要抗日化，為抗戰服務。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隨著我黨工作重心的轉移，毛澤東要求教育必須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為國家培養各種建設人才。毛澤東主持起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第41條規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6]，要求將“五愛”(即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寫進基礎教育的課本中去，進一步培養學生的社會主義公德。據此，建國初期我國對中小學教科書的要求是：課文內容“必須有正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無論哪一門功課，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這個任務，在語文科更顯得重要”[7]。“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課文的重要原則。因此，新中國早期的課本政治氣息濃厚，國家形象、領袖人物、無產階級的價值觀等反復出現在中小學課文里，如《國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我們的新國家》《歌唱祖國》《朱德的扁擔》《任弼時同志二三事》《毛主席象太陽》《湘潭少年兒童隊隊員給毛主席的信》《毛主席和工人》等等，確保了無產階級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傳播。

(二)重視政治課和政治教材的編寫，確保正確的政治方向

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由于盲目效法蘇聯，中小學一度停開政治課，引起眾多非議。毛澤東對此也不滿意，他認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8]，“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9]。1957 年3月，毛澤東就中學政治課問題寫信給周恩來、陳云、彭真、陸定一等同志，信中提出：“要恢復中學方面的政治課，取消憲法課，要編新的思想政治課本。”[10]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教育部在1957年8月17日頒發了《關于中學、師范學校設置政治課的通知》，該通知規定：在中學各年級設置政治課。初中一、二年級講“青年修養”，初中三年級講“政治常識”，高中一、二年級講“社會科學常識”，高中三年級講“社會主義建設”。該通知沒有來得及落實，后被8月27日教育部和團中央發出的《關于對中學和師范學校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聯合通知》所終止。同年11月，教育部又發出了《關于中學和師范學校社會主義教育課教材目錄》的通知，對于在中學和師范學校各個年級開設社會主義教育課的目的、內容、原則和方法做了詳細的說明，供各地參考。根據教育部的規定，中學《社會主義教育課教材》分初中一、二年級，初中三年級，高中一、二年級，高中三年級四種，供一學年教學之用。隨后，各省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據此編撰了《社會主義教育課教材》，其主要內容是以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中心，輔以其它馬列經典、黨的文件等。

1963年教育部組織專家編寫出版了《道德品質教育》《社會發展簡史》《政治常識》《經濟常識》《中國革命和建設》《辯證唯物主義常識》等中學政治課本，初步構建了中學政治教材體系。

1964年，為了反修防修，毛澤東提出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有五條標準：第一，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第二，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第三，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第四，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于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第五，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11]。為此，教育部、文化部在6月23日聯合發出通知：采用《毛主席著作選讀》(乙種本)為高中政治課代用教材。同年10月11日，中宣部、高教部、教育部聯合頒發《關于改進高等學校、中等學校政治理論課的意見》，強調在中學，除學習時事政策和選讀毛主席著作外，要新編和修訂四種課本，在初中一年級到高中二年級五個年級使用。具體說：《做革命的接班人》可在初一，或初一到初二年級開設；《社會發展史》可在初二，或初二到初三年級開設；《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可在初三或高一年級開設；《辯證唯物主義常識》可在高一或高二年級開設。另外，高中三年級仍然學習《毛主席著作選讀》(乙種本)。

可見，在毛澤東的親自關懷下，我國中學的政治課和政治教科書逐步規范，自成體系，有利于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有利于學生思想問題的解決，確保學校教育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發展。

二、倡導教科書必須聯系實際、形式多樣，提高教科書的實用性

(一)強調教育和教科書要緊密結合實際

毛澤東一貫重視理論與實踐活動的結合。他說：“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12]他認為“我們的教育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政治化實際化”[13]。毛澤東非常反對那種“書本與生活實踐完全脫節”的現象。他早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指出： “試看農民一向痛惡學校，如今卻在努力辦夜學。”他在談到農民痛惡學校的原因時說：“鄉村小學校的教材，完全說些城里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14]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教育脫離實際更是深惡痛絕，他說：“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15]這樣的教育絕對培養不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身體健康的勞動者。

(二)提倡教科書的地方性和多樣性

1957年3月，毛澤東在和七個省、市教育廳、局長座談中小學教育問題時指出：“全國統一的教學計劃和教材是否合適?江蘇和湖南的情況就不一樣。”“教材要有地方性，應當增加一些地方鄉土教材。農業課本要由本省編。講點鄉土文學。講自然科學也是一樣。”[16]

教育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1957年3月7日發布了《教育部關于增設農業基礎知識課的通知》，其中規定：可以在初中三年級增設農業基礎知識課，授課時數，原則上以每周2課時為宜。同年6月15日，教育部又發布了《教育部關于在農村小學五、六年級增設農業常識和農業常識教學要點的通知》，通知規定：可在農村及城市郊區的小學五、六年級增設“農業常識”科，每周課堂教學1教時。鑒于全國各地區農業生產的情況不一樣，要編寫全國適用的教材是非常困難的。教育部擬定了《小學農業常識教學要點(草案)》，供全國各地在增設農業基礎課程、編寫農業常識教材時參考。1958年1月，教育部又發出了《關于編寫中小學、師范學校鄉土教材的通知》，要求各地編寫鄉土教材，中小學和師范學校地理、歷史、文學等科教學中都要講授鄉土教材。

在毛澤東的倡導和教育部的要求下，全國各地紛紛響應，掀起了自編教科書的熱潮。一是全國各地普遍編寫了農業常識課本和農業基礎知識課本，二是全國各地都廣泛編寫了鄉土教材。以吉林省為例，1958年4月21日，吉林省教育廳根據教育部的要求，通知各市、縣組織力量編寫有關學科的鄉土教材。12月20日又成立了吉林省中小學教材編審委員會，由省委宣傳部長任主任委員，強化鄉土教材的建設。這樣既貫徹教科書必須聯系實際的原則，也增強了教科書的針對性、適應性。對于幅員遼闊、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的中國來說，這些教材有利于照顧地區和民族差異，能使學生學到適合家鄉建設需要的知識；同時有利于培養學生熱愛家鄉的情感，建設家鄉的信念。

總之，鄉土教材、農業常識課本和農業基礎知識課本的編寫，是教科書多樣化的嘗試，既適應了我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情況復雜的國情，也豐富了我國教科書的種類，彌補了全國統一教材的不足。

三、主張教科書必須“少而精”，促進學生健康，增強教科書的有效性

(一)主張“健康第一、學習第二”

毛澤東一貫強調課程、教材必須精簡。他在早年的《體育之研究》中指出：“吾國學制，課程密如牛毛，雖成年之人，頑強之身，尤莫能舉，況未成年者乎?況弱者乎?”[17]新中國成立后，他多次批評學校課業重，擠了政治，害了學生身體。1950年、1951年毛澤東先后兩次寫信給當時的教育部部長馬敘倫，“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18]。在此前后，教育部根據毛澤東關于學生健康問題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調整學生作息時間，精簡課程和教材，改進學校衛生工作，加強體育和娛樂，調整學生人民助學金，增設照顧患病學生營養的特種人民助學金等等。

“健康第一，學習第二”這一思想，貫穿了毛澤東建國后教育思想的始終。1953年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教育問題時，毛澤東又指示：要注意學生健康。同年6月30日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提出要使青年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身體好仍然位列榜首。

(二)要求精簡教材，教科書要“少而精”，促進學生身心健康

“大躍進”前后，毛澤東開始十分關注教育問題。1957年毛澤東在與七省市教育廳局長談話中提出：“課程不要那么多，那么高，要砍掉一半，只要八門就行了。”[19]后來，在黨的一系列重要會議上，如最高國務會議(1957年10月13日)、南寧會議(1958年1月11日)、成都會議(1958年3月22日)、漢口會議(1958年4月6日)等，毛澤東都要“談談教育問題”，頻頻批評教育，不斷給教育施壓，最著名的是1964年春節談話，震動了整個教育界。

1964年2月13日(當年春節)，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主持召開的教育工作座談會，到會的有16人：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康生、林楓、章士釗、陳叔通、郭沫若、許德珩、黃炎培、朱穆之、張勁夫、楊秀峰、蔣南翔、陸平。他們當中既有政府官員，也有學術界的元老、前輩。毛澤東在座談會上肯定了我們教育的方針路線是正確的，但辦法不對。對學制、課程、教學方法等進行了猛烈的批評，“學制可以縮短”、“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于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舊教學制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20]。毛澤東認為很多真正的人才往往不是通過正規的學校教育造就的，正如他所說的那樣，孔夫子“也沒有上過什么中學、大學”。“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沖之，也沒有上過什么中學、大學”，“美國的富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賣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只上過兩年小學”[21]。這里，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毛澤東認為傳統的學校教育是死板而繁重的，難以培養出大師級的人物。他推崇自學，強調自由的、平等的教育。1965年7月3日，毛澤東在看了《北京師范學院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狀況下降》的材料后，給當時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22]這個指示后來稱之為“七三指示”。

新中國頭十七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教育部根據毛澤東“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23]的指示，落實所有的教科書要“少而精”、以免學生負擔過重、以利于學生健康成長的要求，多次下發專門文件。從1950年到196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后發布《關于改善各級學校學生健康狀況的決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保證學生、教師身體健康和勞逸結合問題的指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學生、教師身體健康的緊急通知》，教育部發布《關于減輕中小學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要求減輕學生負擔。具體到精簡教材和課程，教育部先后發布《普通中學數理化教材精簡(草案)》《關于頒發“精簡中學物理、化學、生物等三科教學大綱(草案)和課本指示”通知》《關于1956-1957學年度第一學期小學語文課本和中學、中等師范文學課本的精簡目錄和有關教學的一些說明的通知》《關于中學歷史、地理、物理、生物等科教科書的精簡辦法》《關于精簡小學語文、歷史、地理教材的通知》《關于調整和精簡中小學課程的通知》。

四、主張成立統一的教科書編寫機構，加強編輯隊伍建設

(一)主張成立統一的教科書編寫機構

任何一個新生政權欲鞏固自己的統治，不僅要依靠國家機器清除舊政權的遺留，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各種宣傳渠道在思想上向全體國民傳導新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認同，謀求其政權的合法化，以利于國家的長治久安。教科書由于其特殊地位，常被視為培養社會認同的強有力的工具。陸費逵曾經說過：“立國的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24]

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更好地向下一代及全體國民傳導國家意志，培養政治認同，維持社會穩定，編寫一套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反映中國共產黨意旨的新教科書已是當務之急，為此，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府高度關注教科書建設，制定了統一的教科書政策，籌劃成立統一的編審機構，組織專職的編寫隊伍。“教科書要由國家辦，因為必須如此，教科書的內容才能符合國家政策，而且技術上可能印得更好些，價格也便宜些，發行也免得浪費。”“教科書對國計民生，影響特別巨大，所以非國營不可”[25]。1950年12月8日，作為專門編輯、出版中小學教科書的機構———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毛澤東對此高度重視，欣然親自為人民教育出版社題寫了社名。

(二)加強教科書編輯隊伍建設

1953年5月，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教育工作的會議，他十分重視中小學教科書建設問題，當了解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僅有30多個編輯時，他認為這么重要的工作，30個人太少了，300人也不為過，指示教育部寧可把別的攤子縮小點，也要抽調大批干部編出社會主義教材。

在毛澤東的親自過問下，一大批國內課程和教材研究方面的專家、學者、優秀教師被陸續從全國抽調到北京。建國初期文化干部奇缺，人民教育出版社能在幾年之內匯集全國近200名當時已在各個學科領域具備了相當造詣的高級知識分子，如葉圣陶、辛安亭、朱文叔、劉熏宇、胡繩、周建人、呂叔湘、戴伯韜、吳伯簫、陳樂素、張志公、鞏紹英、朱智賢、方宗熙等，這是一筆異常難得的“財富”，這是一個足以打造任何精品教材的優秀編輯團隊。從此，人民教育出版社各個學科的教材編寫隊伍基本成型，學術實力雄厚，逐漸成為全國中小學課程、教材和教學研究的核心基地，承擔起編訂教學大綱和全國中小學通用教科書的任務。時至今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全國中小學教科書出版領域依然處于“領頭羊”的地位。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立和高質量的全國通用教科書的出版，使得全國中小學使用國家統一編寫的教科書，結束了建國初期教科書各自為政、混亂無序的狀況。可以說，中小學教科書的統一是由當時的國情決定的，也是歷史的必然，它有利于教科書品質的提升，促進全國各地中小學教育質量的均衡；同時，它對當時統一國家意志，維護社會穩定，也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五、毛澤東教科書編寫理念的啟示

(一)教科書事關國家的未來，教科書的政治教化功能決不容忽視

教科書問題無小事。有什么樣的教科書，就會有什么樣的年輕一代，就會有什么樣的國家和未來。毛澤東認為學校教科書事關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培養，必須高度重視。事實證明，新中國成立初期，教科書成了維持政權合法化的主渠道、傳播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主要媒介、維持社會穩定的有力武器。教科書的政治教化功能得以充分體現。

近些年來，由中小學教科書問題引發的一些風波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引發人們對教科書的關注。如2006年，上海第二期課改中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里面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階級斗爭的內容相對減少，摩根銀行、比爾·蓋茨、紐約證券交易所等內容進入教科書。這些引發了人們的爭議。2016年10月，北京幾位歷史學家批評該教科書“離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背離了我黨關于歷史教育根本任務要求，會造成思想混亂進而危及社會安定”等等，教育部采納了他們的建議，要求停用這套教科書。2002年，北京教科院組織編寫的京版義務教育語文教材，在教材第13冊把“上帝創造宇宙”這篇圣經故事作為神話故事收錄進教材，引起了人們的責難。2015年底，北京教科院組織專家對該語文教材進行修訂時刪掉了上述材料。這些教科書事件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淡化教科書的意識形態而引起的。可見，不論何時，教科書的政治教化功都不能忽視。

(二)教科書的編制必須注意理論性與實踐性的融合，增強其針對性和實用性

教科書是知識的載體，傳承科學文化知識應是其主要任務，教科書的編制應該體現其科學性、系統性，但不能過于繁雜、深奧、脫離實際。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全盤學習蘇聯，在教科書建設上，從內容到名稱，全方位引進蘇聯教科書，雖然有助于促進教科書的科學化、規范化建設，但是它忽視了我國和蘇聯之間的文化背景差異，脫離了我國的國情，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主張教科書要服務工農、服務社會，將工業農業中的實際問題貫穿到教科書之中，要編一些鄉土教材，讓學生真正學到實用的知識。毛澤東對教科書的上述主張切中要害，有利于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緩解教育脫離生產、生活實際等問題。這些理念至今仍然是我們編制教科書時應當借鑒的。

教科書既是教本，同時更重要的它是學本，是為學生服務的。教科書的內容一定要符合學生的年齡特征，要有針對性和切實性。尤其是在今天這個多元化時代，我們要加強鄉土教材建設，培養學生的鄉土意識和民族情懷，強化和突出愛國主義教育。

(三)教科書可以精簡、應該精簡，但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和標準，不能過分

教科書內容的繁、難、偏、舊，確實給學生帶來了很大的負擔。教科書可以精簡，也應該精簡，但凡事要有度，怎么減、減多少，要有科學研究，不能過分。

過分精簡教科書，會弱化理論知識的連貫性和系統性，導致教科書質量下降。特別是在“教育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對教科書采取“增、刪、補、換”的方式，教科書的邏輯性、系統性、科學性被嚴重削弱，使得當時的教科書要素不全，導致學校教育質量滑坡。

事實上，關于精簡教材、減輕學生學習負擔、促進學生健康成長之路并不平坦。新中國頭十七年共頒發11個重要文件，頒發的部門不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就是教育部，規格不可謂不高，密度不可謂不大，但效果一直不理想，尤其是在課程和教科書的精簡上，并沒有達到毛澤東提出的要求。應該說，時至今日，這一問題遠沒有徹底解決，中小學生學業負擔依然繁重。這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客觀地說，人才的成長有其自身的規律，學生在學校學什么，學多少，應該負擔多少，哪些可以減，哪些不能減，等等，這一切應該深入研究，任何改革措施的提出都要有科學依據和理論上的充分論證，不能純粹依賴行政權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術有自己的獨立性，教育也有自己獨特的運行規律。要堅持學術標準和保證教學質量，也許學生就應該背負應當承受的負擔和壓力。

毛澤東一生最關心意識形態問題，在他看來，教育特別是學校教科書作為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關系到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培養接班人的大問題，不能有半點差錯。因此，他對教育和學校課程、教科書給予了特別的關注，他的教科書編寫理念直接影響到當時學校的教育和課程、教科書的改革。他的一些觀點對革除課程和教科書不利于學生發展的弊端仍有現實的指導意義。尤其是毛澤東關于精簡課程和教科書的理念在新時期的今天并沒有過時，而且仍然要加強這方面的改革。

[1][美]M·阿普爾著，侯定凱譯：《教科書政治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頁。

[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頁。

[3]《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12-1949)》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19 頁。

[4]《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頁。

[5]滕純：《毛澤東教育活動紀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頁。

[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頁。

[7]宋云彬等：《初級中學語文課本》第3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版，第1頁。

[8]《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頁。

[9]《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頁。

[10]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頁。

[11]《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64年7月14日。

[12]《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