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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網絡上圍繞毛澤東的謠言有很多，也都很惡毒，特別是一些謠言經過添油加醋加工改造后被一些人當成“真相”肆意擴散、傳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但是，謠言再能偽裝，終究還是經不起推敲的。

造謠毛澤東“不懂經濟”

一些人直到今天依然堅持認為新中國成立后，就是無止境的運動，在他們眼里，前三十年仿佛所有人都熱衷于政治運動，除了喊口號、搞階級斗爭全都不務正業。然而，這并不是歷史的事實。

真相是新中國成立時，中國還是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工業基礎極其薄弱，1949年，我國鋼產量僅有15.8萬噸，并且蔣介石在逃往臺灣時，帶走了國家幾乎所有的外匯儲備和國家財政所擁有的黃金，所以我們總說舊中國積貧積弱，新中國一窮二白，這絕不是夸張之詞。然而到了1975年，根據周總理向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我們可以看到：新中國成立后，盡管我國人口增長了百分之六十，但糧食增產一點四倍，棉花增產四點七倍，保證了近八億人口吃飽穿暖的基本需求。與此同時，工業化進程也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為后續的進一步工業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且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既無外債，又無內債。如果毛澤東真的不懂經濟的話，這些經濟成果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不知道大家發現了一個秘密沒有？人口增長了60%，而糧食增產“只有”1.4倍，糧食增長的速度并沒有人口增長的速度快，但卻沒有出現民國時期時常出現的大面積餓死人的情況，相反卻“保證了近八億人民吃飽穿暖的基本需要”。這并不奇怪，因為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保證中國這樣一個區域發展極度不平衡的國家實現“共同富裕”，而不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有些人經常說前三十年的感覺就是一個字：餓，但又有多少人知道，前三十年是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的？毫不夸張的說，如果讓三個人沒有餓的感覺，另外兩個就只能等著餓死了，所以，“餓”并非是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罪惡，相反，這種“餓”的感覺正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公平！

批駁了關于毛澤東的“只談政治，不搞經濟”的謬論后，我們再來看一下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系。毛澤東曾說“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類似于列寧的“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新中國成立后，發展經濟，改善國民物質生活條件很有必要，但由于工業基礎薄弱，化肥等糧食增產的必備條件匱乏，這個時候想迅速改善民眾生活無異于癡人說夢，唯一的正確選擇就是重返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而要發揮人民的主觀能動性，提高人民的主人翁意識，就必須首先要喚醒人民的政治意識，就必須依賴于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從而“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土改、鎮反、三反等運動都在不同程度上達到了這一目的。

能說明政治比經濟更加重要最明顯的例子莫過于前蘇聯。戈爾巴喬夫上臺后，熱衷于“和平新思維”，試圖淡化政治意識，通過與國內外反對勢力“媾和”的方式來為蘇聯贏得寬松的國際國內環境，從而達到發展前蘇聯經濟的目的。但最終這樣做的結果是“改革”成了“改變”，隨著蘇聯的解體，蘇聯人民的生活也“一夜回到解放前”，蘇聯解體后的一段很長時間，沒有新建過一個電站，沒有建設過一個稍微像樣點的工廠，成千上萬的企業被關閉……俄羅斯在美國人的“幫助”下采用“休克療法”，僅在1992年的損失了就超過了9000億盧布，年通貨膨脹率高達2000%，從而把大多數俄羅斯人推向了赤貧的深淵。

所以與政治賬相比，經濟賬只是“小賬”，只算經濟賬，不注重政治賬，最終結果很可能是貪了小便宜而吃了大虧。前蘇聯亡黨亡國的教訓表明，改革是要有“本錢”的，沒有一個穩定的國際國內環境，在條件不成熟時，強行“改革”就有可能走上“邪路”，甚至走上“死路”。所以，有些人借改革開放否定新中國的前三十年，從而進一步否定毛澤東，這樣說的人，顯然選擇性忽視了新中國成立后的國際國內形勢。

新中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如此仇視，中國根本沒有全面開放的可能性，而只能選擇“一邊倒”；國內形勢同樣不容樂觀，除了在臺灣的蔣介石整天念叨“反攻大陸”，即便在大陸，那些在新中國成立后被打倒的“南霸天”“北霸天”們也不會輕易放棄抵抗。所以，雖然毛澤東早在延安時期就多次提到：“革命勝利以后，他要出訪的第一個國家，就是到美國去，要向美國學習如何搞現代化工業和現代化農業”，但新中國成立后的國際國內環境卻讓他的這一愿望落空。正是國際國內環境的客觀現實，決定了新中國要想發展，就必須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正所謂求人不如求己，通過“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的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通過三十年的奮斗，為我國的工業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很多數據，要對比起來看才有意義。今天“民主憲政”的印度工業產值和農業產值幾乎是相等的，換句話說，就是印度的工業化還很落后。但印度在1947年獨立時卻要比1949年獨立時的中國強很多。印度獨立后，英國給印度留下的鐵路有5萬5千公里，而49年時的中國鐵路只有2萬2千公里，并且大部分在長期的戰爭中被破壞或完全毀壞，對比之下就可以看出新中國初期的艱難。但在前30年，中國的鐵路里程達到了5萬公里左右，這些事實是誰也抵賴不了的，在建國后的前30年，經濟經濟、技術條件、物質條件還相對落后的條件下，建設了3萬公里的鐵路。而印度直到現在的鐵路里程也才只有6萬5千公里，也就是說印度在獨立60多年間只建設了1萬公里的鐵路。相比之下，可見中國前三十年進步的步伐。

這些進步和成就是屬于參與新中國前三十年建設的所有中國人民的，也是屬于第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更是屬于毛澤東的。正是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人的帶領下，中國才有了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并為之后的經濟騰飛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須知萬丈高樓平地起，空中樓閣是無法建成的，那些借后三十年攻擊前三十年“貧窮、落后”的說法就好比吃第三碗飯飽了后抱怨不該吃前兩碗一樣，不值一哂。

造謠毛澤東“迫害知識分子”

在制造和傳播這個謠言的時候，一些人選擇性的或者別有用心的故意忽略了“如果路線錯了”這個前提，一再強調毛澤東說過“知識越多越反動”，以此攻擊毛澤東“迫害知識分子”。坦白說，這樣的斷章取義的謠言非常低級，但讓人奇怪的是其傳播范圍卻非常的廣。

知識分子并不天然附屬“好”或者“壞”的屬性，一個人的品德是否高尚與學問大小并無必然聯系。例如，當年日本侵略中國時，主張“和談”（實質是投降）的“低調俱樂部”成員梅思平、胡適、陳布雷等人，哪一個不是大“知識分子”？你能說他們不“反動”嗎？難道他們不該受到“迫害”嗎？中國人向來崇尚儒者，但儒者有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的區別，君子之儒敬天愛人，守公正，斥邪惡，而小人之儒，則專攻筆墨文章，專營搬弄是非，這樣的小人之儒難道不該“迫害”？

可見，有些知識分子是該受到“迫害”，而且必須受到“迫害”，不過，歷史事實表明，即便對這樣的“知識分子”，毛澤東也非但沒有“迫害”，相反卻相當寬容。例如在談到周作人時，毛澤東曾輕描淡寫的說過：“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后出版。”對梁漱溟也是一樣，毛澤東雖然明確表態梁漱溟是反動文人，但對梁漱溟“反動文人”的定性并不妨礙毛澤東“希望他當選為政協委員”，因為毛澤東認為梁漱溟有充當反面“活教材”的作用，且“因為他（梁漱溟）還能欺騙一部分人，還有一點欺騙的作用”。

因此，說毛澤東“迫害知識分子”純屬無稽之談。毛澤東崇尚科學，熱愛知識，一部浩瀚的二十四史，毛澤東更是讀了無數遍，說毛澤東是中國近代最精通歷史之人當不為過。毛澤東對知識的酷愛已經到了癡迷的地步，甚至在他逝世前，重病纏身的毛澤東還用顫抖的手在幾冊《晉書》的封面上分別幾下“1975.8再閱”、“1975.9再閱”等字樣。

毛澤東為了提高國民的文化知識水平，大力推廣簡化字和拼音、普及基礎教育。解放前我國的文盲人口占總人口的80%以上，而到了1982年，文盲人口僅占總人口的22.81%。可見，國民的文化水平在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有了質的飛躍，這又完全拜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所賜。

此外，世界歷史上可曾有過一個如毛澤東般集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詩人于一身的領袖？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一詞被柳亞子稱為“千古絕唱”，柳亞子說：“雖東坡、幼安，尤瞠乎其后，更無論南唐小令、南宋慢詞矣”。本身就是偉大的知識分子的毛澤東又怎么可能無緣無故去“迫害知識分子“呢？

所以，鼓噪毛澤東“迫害知識分子”純粹是無恥的栽贓。毛澤東始終對“知識分子”有著清醒的認識，這點從他對梁漱溟的批判中就可以看出來。毛澤東認為殺人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用槍桿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桿子殺人，并且用筆桿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殺人。今天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就是這樣一批熱衷用筆桿子殺人的殺人犯，雖然他們看上去可能無公害、無污染，但是他們用筆去解構人們的思想，矮化自己的國家、民族、人民，鼓吹“意識形態沉默”、“普世價值”，與梁漱溟鼓吹的“中國沒有階級”、“無色透明政府”等說法如出一轍，是徹頭徹尾的反動思想。

今天，一些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自命不凡，以為能夠斷幾個文、識幾個字就高人一等了。他們以自己的螢火之光去度量日月的光輝，對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指手畫腳，不難想象這些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確實是“知識越多越反動”，這樣的“知識分子”就特么應該受到“迫害”，就應該被押上歷史的審判臺。

雖然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善于偽裝，努力把自己梳妝打扮成“民意代表”和“良心”的樣子，但是“那些人有狐貍尾巴，大家會看得出來的。孫猴子七十二變，有一個困難，就是尾巴不好變。他變成了一座廟，把尾巴變作旗桿，結果被楊二郎看出來了。從什么地方看出來的呢？就是從那個尾巴上看出來的。實際上有這樣一類人，不管他怎樣偽裝，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知識分子的稱號并非護身符，知識分子同樣要遵紀守法。違法亂紀的知識分子雖然也是知識分子，但卻必須受到“迫害”，這并非“迫害知識分子”，只是“迫害”違法亂紀分子，僅此而已！所有的知識分子當以魯迅為榜樣，以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謙卑心態，扎根到人民群眾中去，如果真能做到這樣，何必杞人憂天擔心“迫害”？

造謠毛澤東“崇尚暴力”

一些人一提到“槍桿子”似乎就呼吸急促，恨不得以頭搶地爾。這些人，表面是一群“和平主義者”，實則根本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和平，因為靠乞討，永遠乞討不到和平，只有槍桿子才能捍衛正義、守護和平，正所謂，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此外，一些人還用毛澤東的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說法來污蔑毛澤東“殘忍”、“好殺”。并且“根據”網上流傳的毛澤東曾對赫魯曉夫說“中國死三億人沒關系”來咒罵毛澤東的冷血，然而事實上，毛澤東的原話是：“既然我們力量這么強大，我們還跟他談什么，打就完了，說敵人不打是不倒的，掃帚不到灰塵照樣不會自己跑掉。必須要打，通過革命的手段，通過武裝打敗他，既然你的力量這么強大，還談什么，所以什么‘絞索政策’都是在這樣的觀念下提出來的。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六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我怕誰去。”

我仔細的琢磨過這些話，卻始終琢磨不出其中“殘忍”的味道。毛澤東的這席話無非表明了一種不信鬼、不怕鬼的態度而已，否則該怎么說？難道毛澤東要說“中國人最怕死了，哪怕對方打死我們一個人，我們就馬上投降”？這樣說就是“人權高于主權”了？如果屈膝投降能換來和平的話，田間又何必說“假如我們不去打仗，敵人用刺刀，殺死了我們，還要用手指著我們的骨頭說：‘看哪，這就是奴隸！’”？

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嚴禁殺人，他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哪怕對方已承認自己是叛徒并出賣過同志，甚至承認是打入革命隊伍內部來刺探情報的國民黨特務。毛澤東解釋說：“人頭不是韭菜，韭菜割了，還能再長出來。人頭割錯了，就再也長不出來了。”就是在文革期間，毛澤東也一再強調“要文斗，不要武斗”，哪里“殘忍”，哪里“好殺”了？

當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提出“槍桿子里出政權”的時候，他的很多戰友還熱衷于領導工人罷工游行，不是說領導工人罷工游行不對，但在毛澤東看來，領導工人罷工游行并不會取得革命的勝利，這并非是毛澤東的先見之明，而是因為罷工游行這種方式他早就已經試過，并且已經被他證明過行不通了。

1919年10月10日（熟悉的雙十節？對，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毛澤東組織長沙近兩萬群眾冒著大雨上街游行，譚延闿接下來《請愿書》，卻在事后對所提各項要求斷然拒絕。11月下旬取代譚延闿代為湘軍總司令的趙恒惕，則將威脅指向這場運動的關鍵人物毛澤東，一場以和平請愿方式進行的幾乎與虎謀皮的自治運動，也從此一蹶不振。正是這樣的挫折讓當時還十分年輕的毛澤東深刻意識到，“非暴力”的革命運動在中國不可能取得成功，而必須尋找另外一條道路，而這條道路就是“槍桿子里出政權”。

毛澤東曾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但如何保證有理的就一定能贏呢？要想取得勝利，靠文字、靠言語顯然行不通，而只能是世俗力量，是槍桿子。拳頭硬的未必有理，但如果拳頭不硬，再有道理，在更硬的拳頭面前，也可能沒了道理。

世界上，從顏色革命中“僥幸逃脫”的只有兩個國家：美國、伊朗，秘訣是什么？答案驚人的一致：槍桿子！轟轟烈烈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在美國政府的暴力鎮壓下，很快煙消云散，這就是槍桿子的力量。美國正是深深知曉槍桿子里出政權的道理，才會在其他國家發生顏色革命時，一再表示“嚴重關切”并一再警告那些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當局“要保持克制”，表面是為了“人權”，實則是赤裸裸的拉偏架的行為，否則該怎么理解為何美國政府從來都不“克制”呢？

造謠毛澤東要立毛岸英為“接班人”

不可否認，毛澤東一直在尋找合適的接班人選，劉少奇、林彪等都是其重點培養對象，但這幾個人顯然都離毛澤東的期望還有差距，但毛澤東真正考慮的，并非他個人的接班人的問題，而是接無產階級事業的班的問題，所以，毛澤東說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有一些人認為毛澤東將毛岸英送到朝鮮戰爭是讓其“鍍金”去，回來好接班。這樣說的人，顯然是自己的小算盤打多了，所以以己度人。正如陳登在《念奴嬌·登多景樓》所說的那樣：“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晚年的毛澤東在讀到這首詞時，曾失聲痛哭，他痛恨人性的自私，他希望他的人民“六億神州盡舜堯”，像舜帝和堯帝那樣賢達，因此他不僅嚴格的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更是開展浩浩蕩蕩的“批私斗修”運動，然而，人性的改造顯然非人力所為，哪怕毛澤東是這個世界上的“最后一個巨人”，最終也沒有做到。

毛澤東到底有沒有將毛岸英作為接班人來培養，有！因為毛澤東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毛岸英顯然是其中之一。但毛澤東有沒有將毛岸英作為自己個人的接班人培養呢？

要說清這個問題，需要拿蔣經國作為一個比較。蔣經國1937年從蘇聯回國后，蔣介石首先安排他到軍隊鍛煉，僅僅一年后，蔣介石就送了蔣經國一個少將軍銜，又過了一年，蔣經國“空降“贛南，任地區行政專員和保安司令，到了1945年，蔣介石又將蔣經國提拔到中央，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和青年軍的領導，再后來到了臺灣，為了蔣經國，蔣介石不惜委屈自己的“干兒子”陳誠，一手培植蔣經國的羽翼，這才叫培養接班人。

反觀毛岸英，從蘇聯回來后，一直在基層、基層、還是基層，種地勞動是毛岸英的主要任務……有這樣培養“接班人”的嗎？如果說上朝鮮戰場是“鍍金”，難道解放戰場就不能“鍍金”？要知道解放戰爭共產黨軍隊可是一路順風順水，撈戰功、攢資歷可是再好不過的，可惜這些都沒毛岸英什么事。然而，當朝鮮戰爭爆發后，面臨國內尤其是黨內一些高層干部在出兵朝鮮問題上的反對、搖擺，此時的毛澤東需要說服他的戰友，而最好的說服方式，無疑就是送自己的兒子上朝鮮戰場……

所以，那些說毛岸英去朝鮮“鍍金”的無知無恥之徒不僅虧了良心，而且也侮辱了為國捐軀的毛岸英烈士，更侮辱了毛澤東的偉大人格。毛澤東如果真的想培養毛岸英做“接班人”，他可以有一千種方式，卻唯獨不可能在沒有任何制空權、也就是最危險的時候，將毛岸英送到朝鮮戰場上去，就算讓毛岸英去朝鮮戰場，也完全可以在后期朝鮮戰場的局勢緩和之后再派去嘛，難道那時候就不能“鍍金”了？

毛澤東一生痛恨陰謀詭計，他崇尚“陽謀”，他堂堂正正，他的一切都是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的，接班人的問題同樣也不例外。

造謠毛澤東熱衷“整人”

一些人一提到毛澤東，就是“整人”，似乎毛澤東除了“整人”就真的沒別的事干了。這些人自己整天吃飽了沒事干，就以己度人，處心積慮的尋找毛澤東“整人”的“證據”，完全不顧及他們自己已經成了他人眼中瞪著眼說瞎話的敗類的小丑形象。毛澤東真的薄情寡義，整天就琢磨“整人”嗎？顯然，這又是一個經不起推敲的謊言。

一些人確實受過一些委屈，但又有幾個人知道毛澤東受過的委屈比誰都多，被“整”得最慘？在共產黨成立早期，毛澤東是黨內長期受到重點打擊的“右傾主義分子”。例如寧都會議，就是一次明確反對毛澤東的會議。當時中央一部分人贊成攻打贛州，而毛澤東則主張攻打漳州，結果打贛州失敗了，而打漳州勝利了。可在寧都會議上，項英、顧作霖表示打贛州輸了也對，打漳州贏了也錯，這委屈不委屈？然而，真正拍案而起為毛澤東說話的也只有王稼祥一人而已！（由于任弼時是毛澤東的學生，他不能表態）。

但即便是這樣天大的委屈，毛澤東也依然沒有動搖他的革命信仰，他不是一個愛發牢騷的人，這點在那首著名的《和柳亞子先生》中也有所表明：牢騷太盛防斷腸，風物長宜放眼量。他堅信，一時的委屈終會過去，只要堅持真理，就一定會迎來曙光……之后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不久后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絕對軍事指揮地位，自此，工農紅軍除了短暫的土城挫折之外，再也沒有過大的失敗，一次都沒有！

毛澤東是一個至情至性的偉岸男人，無論是對愛人、對戰友，還是對他的人民都是情真意切，“整人”這種陰謀詭計他不僅不屑為之，更是深惡痛絕的。當他得知他的結發妻子，同時也是他的小師妹楊開慧被國民黨殘忍殺害時，他動情的說道：“開慧之死，百身莫贖”。初戀總是最美好的，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樣，對毛澤東也不例外。對楊開慧，他情根深種，1923年，夫妻在長沙臨別、黯然銷魂之際，毛澤東滿腹惆悵，寫下了“過眼滔滔云共霧，算人間知己吾與汝”的千古絕唱，甚至在楊開慧死后多年，毛澤東在那首著名的《蝶戀花﹒答李淑一》中依然用“我失驕楊君失柳”這樣的詞句表達對楊開慧的相思之情。

1990年，中共中央警衛局在清理毛澤東的遺物時，意外地發現了一批毛澤東精心保存的毛岸英遺物。所有人都驚呆了，因為到毛澤東去世時，毛岸英已經犧牲了整整26年！按照韶山風俗，逝者生前遺物，特別是衣服，往往隨之銷毀（焚燒），以免生者睹物思人、徒增傷感。可是毛澤東并沒有那么做，他把他愛子的遺物悄悄的保存了整整26年，這26年中他是怎樣在強忍著喪子之痛度過的呢？要知道，當他得知毛岸英為國捐軀的噩耗時，可只是淡淡的說了句“誰讓他是毛澤東的兒子呢？”

毛澤東不僅對妻子、對兒子深情摯愛，對他的戰友、他的人民同樣如此。他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喊出“人民萬歲”的領袖，他將對人民的愛寄托在“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的詩句里。熟讀毛澤東詩詞的人都知道，毛澤東的詩詞大多恢宏、磅礴，如“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誰敢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等等，但也有例外。在給羅榮桓元帥的悼亡詞中，他喟然長嘆：“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很多人可能都對羅榮桓元帥不是很熟悉，但羅榮桓的歷史貢獻卻是相當巨大的。工農紅軍的新生在于著名的三灣改編，而羅榮桓則是三灣改編的核心人物，正是三灣改編確立了黨指揮槍這一靈魂原則。羅榮桓元帥被毛澤東視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的奠基人，他們從井岡山時代就相互依靠，一路生生死死的走過，所以，毛澤東的一句“國有疑難可問誰”可謂內心激蕩的情感的迸發。

詩詞是不會騙人的，詩詞的感染力可以穿越時空，為我們展示那個至情至性的毛澤東的同時狠狠的戳穿了那些污蔑毛澤東薄情寡義的無恥謊言。如果一定要說毛主席“整人”的話，那他也只整壞人，不整好人！

造謠毛澤東“獨裁”

在弄清楚以上幾個問題，再來說說最后一個也是惡毒的謠言：毛澤東獨裁。很顯然，真實的歷史并非如此。雖然后來的毛澤東說一不二，但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早期，除了那些從井岡山時代就跟隨他的紅軍將士，很多人對毛澤東都是不服的。蕭華將軍之所以說“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那是在一次又一次血的教訓中總結出來的。小平同志說長征的時候只有三個字：跟著走。事實也證明，只有跟著毛澤東走工農紅軍才一次又一次的轉危為安，由弱變強，直至奪取全國政權，建立新中國，“跟著走”并非因為毛澤東獨裁，而是所有人都意識到，只有“跟著走”才有出路，這種近乎迷信的信賴是長期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而不是毛澤東強加給任何人的。

如何看待毛澤東，不僅是個歷史問題，更是個良心問題。毛澤東留下的，是一個打下堅實工業化基礎的中國，是一個擁有兩彈一星贏得對手敬畏的中國，是一個朋友遍天下贏得世界尊重的中國，是一個億萬國民同心同德的中國！是毛澤東砸碎了幾千年來禁錮中國人的一切枷鎖，給中國人帶來了徹底的解放，也給中國人樹立了永遠的自信和自尊的神圣信念，這，還不夠？

中國人是幸運的，幸運得只用“萬歲”兩個字就換來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無私的為我們奉獻了一輩子！這，還不夠？

【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林愛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