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首席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學術指導委員,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會長,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 【提要】本文依據理論內涵、時間跨度和空間范圍的不同,闡述馬克思主義的多內涵、多樣式和完整性,強調準確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含義;從客觀事實和統計數據闡述《憲法》中關于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國取得的重大經濟成就,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我國取得更大的經濟成就問題;闡述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強調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關于生產力和經濟制度的新思想;指出新時代中國經濟在世界體系中已取得“準中心”地位的巨大成就,并向“中心”國家行列邁進。
今年是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中國共產黨成立97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周年,改革開放40周年。我們有必要搞清什么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及其實踐的巨大成就,并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指引經濟發展取得更大的成就,推動中國經濟從世界體系中的“準中心”向“中心”國家行列邁進的步伐。
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只有依據理論內涵、時間跨度和空間范圍的不同,進行新的多種區分,才能領悟馬克思主義的完整性和多樣式,從而得到認識上的升華。第一,從較廣的理論內涵來界定,馬克思主義它至少有六層含義:一是在創發主體層面,發展由馬克思、恩格斯創立和后繼者不斷豐富的理論體系;二是在學術內涵層面,發展馬克思主義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維發展的一般規律的學術思想體系;三是在社會功能層面,發展馬克思主義關于工人階級及其政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指導思想體系;四是在人民福祉層面,發展馬克思主義關于改善民生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原則思想體系;五是在價值觀念層面,發展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生信仰和基本價值觀的文化思想體系;六是在國際交往層面,發展馬克思主義關于和平發展和促進人類共同體的國際思想體系。
第二,從繼承和發展的主體來分析,馬克思主義有政界和學界兩大主渠道或主平臺,共產黨領袖和馬克思主義學者是兩大主體。這并非說政界和學界以外的人不能發展馬克思主義,而是說他們沒有成為主要發展主體。自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馬克思主義以來,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領袖和學者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并結合各國國情和世情進行本國化、時代化創新,盡管存在某些失誤,但馬克思主義及其各國化理論總體上推進了這一理論體系的拓展和發展。這兩大主體應塑造良性互動、共同發展的辨證關系。
第三,從時間跨度來分析,既包括經典作家和革命領袖在不同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史,如馬克思恩格斯在世界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創立的馬克思主義,列寧斯大林在世界一般私人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稱之為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毛澤東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稱之為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革時期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稱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也包括各個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發展史、經濟學發展史、政治學發展史、文化學發展史等等。
第四,從空間范圍來分析,馬克思主義有各國化的理論。譬如,馬克思主義的蘇聯化是列寧主義,中國化是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越南化是胡志明思想,朝鮮化是金日成主體思想等。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例,在美國有壟斷的資本學派、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世界體系學派,在法國有調節學派,在日本有宇野學派、數理馬克思主義學派,在中國有創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學派等。
第五,準確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含義。1938年,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而客觀上中國共產黨的近百年歷史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歷史,是曲折地不斷推動中國進步繁榮的實踐史,是科學繼承和持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史。必須說明,撇開學術界不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是狹義的,單指馬列主義,因為廣義的“馬克思主義”應包括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兩大成果。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指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取得偉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真正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之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設,盡管經歷了種種挫折和干擾,但仍然取得了世界歷史上任何其他國家從未達到過的輝煌經濟成就。
我國在1949—1978年的大約30年間完成了重化工業化,建立了一個門類初步齊全、依靠內循環可以基本自給自足的國民經濟體系,實現了包括導彈、衛星、核武器在內的自我武裝,年均GNP約為6%多,躋身同期世界最快經濟發展之列,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等重要指標,比1949年以前均有較大提高,與主要發達國家的若干重要經濟差距不斷縮小。因此,鄧小平主持起草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確認:“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國糧食增長近一倍,棉花增長一倍多。盡管人口增長過快,現在已近十億,我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城鄉商業和對外貿易都有很大增長。……1980年,全國城鄉平均每人的消費水平,扣除物價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很大發展。”2018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的新《憲法》也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戰勝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破壞和武裝挑釁,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增強了國防。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已經基本形成,農業生產顯著提高。教育、科學、文化等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廣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由此可見,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失敗而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而是計劃經濟功成身退,市場經濟繼往開來,如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操作得法,可以獲取比傳統的計劃經濟更大的成就。
不過,當下有輿論說,毛澤東使我們站起來、鄧小平使我們富起來、習近平使我們強起來;也有輿論說,毛澤東社會主義1.0版本是一窮二白、鄧小平社會主義2.0版本是富起來、十八大后社會主義3.0版本是強起來。這些表述有一定道理,但均不準確。準確地說,舊中國是一窮二白,而新中國從毛澤東時代開始,我們不僅站起來了,而且逐步富強起來了,富強是一個后浪推前浪的持續更好的過程。中華人民共和國近70年民富國強的統計數據,并不支撐割裂民富與國強的論點,也不支撐毛澤東時代沒有逐步富強起來的論點。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不能把新中國以來的兩個30年建設發展互相否定的政治底線和原則,是十分正確的。
事實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約70年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都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歷史。應當說改革開放前的發展,為當今發展奠定了經濟政治文化等基礎,改革開放后的發展是在這個基礎上的大發展。但是,改革以來有一些論著為了論證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和偉大成就,對前30年發展采取歷史虛無主義態度、或者片面地只講失誤和不足、甚至是用歪曲的手段進行基本否定,割裂、扭曲改革開放前后兩個年代的繼承和發展關系。這對于我們科學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逐步富強的歷史發展,從而客觀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把握科學發展規律,是非常有害的。
對此,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客觀準確的描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實現了中華民族由近代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其中,強調的是新中國以來“持續走向繁榮富強”!
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理論成果,指引改革開放不斷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改革開放40年間,中國國民經濟高速騰飛,年均GDP增速約為9%,遠遠高于同時期世界經濟平均3%左右的增長速度,達到同期世界第一,大大超過德、日、美等國在其崛起甚至“黃金時期”的增長速度。目前,國民經濟總量和對外貿易總額已排名世界第二、外匯儲備排名世界第一。“神州”系列載人宇宙飛船發射成功、“嫦娥”探月工程、高鐵、天河計算機、北斗導航等一張張響亮的“中國名片”,成為“中國奇跡”的有力見證,標志著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也居于世界前列。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達8000多美元,人民生活接近由溫飽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與此同時,我國在民主政治、文化繁榮、社會建設、國防和外交等方面,也都取得顯著成就。
我們中國人喜歡比較,這是好事。我們工業要和美國、德國、日本比,我們的農業要和以色列、荷蘭比,我們的軍事要和美國比,我們的生態環境要和澳大利亞、新西蘭比,我們的生活要和丹麥、挪威比,我們的足球還要和德國比,等等。這樣一比較,好像我國什么都不是最先進的。其實,這樣比較是可以的,但并不全面和科學。單項比較,有利于激勵我們砥礪前行,但如果認為中國什么都不行或不先進,那么這個結論就十分片面了。實際上,在民富國強方面,中國自我縱向比較,應對1949年前后的新舊中國進行全面比較;中國與他國的橫向比較,應與獨立前國情相似的印度進行全面比較,并與美國和瑞典等進行某些重要指標發展速度進行比較。這樣科學地對比,其比較的結論顯而易見。
一是按照購買力評價衡量的GDP。世界銀行數據庫統計顯示,2016年我國的經濟總量是21.4萬億,已經超過美國,美國只有18.6萬億,印度只有8.7萬億。按照購買力評價這個指標進行衡量和比較最科學。購買力平價是指兩種貨幣之間的匯率決定于它們單位貨幣購買力之間的比例。例如,購買相同數量和質量的一籃子商品,在我國需要40元人民幣,在美國需要10美元,對于這籃子商品來說,人民幣對美元的購買力平價是4∶1,即4元人民幣購買力相當于1美元。按照匯率比較,現在我國經濟總量僅次于美國,是世界第二,但匯率變動較大,比較不是很客觀。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6年統計購買力平價人均GDP的結果,中國為15424美元,印度為6658美元。我國人均GDP與發達或某些發展中國家相比還比較少,因為中國人口基數太大。如果中國人口總量開始下降,那就更能體現民富國強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就。
二是現代化指數。據何傳啟《2013年世界現代化指數》一文提供的數據,綜合10項指標排名,瑞典為100,第1名;美國為97.3,第6名;中國為40.1,第73名;印度為22.5,第99名。
三是財富指數。2016年,我國家庭人均財富為16.9萬元,其中房產凈值約占66%(其中:城鎮家庭:69%;農村家庭:55%);動產中家用汽車占比較高。另據瑞士信貸研究所發布《全球財富報告2016》的數據,2016年中國成年人平均財富為22864美元(15.8萬人民幣),屬于中等偏低水平。
從前述各種數據可以看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民富國強發展速度在全世界是較快的,改革以來更快。而國情和我國差不多的印度富強情況則相對大大落后。筆者去印度開會和考察過兩次,也與印度經濟學教授和共產黨領導座談了解情況,已得出如下的結論:如果印度共產黨不能掌權而不搞社會主義的話,同時如果中國不搞資本主義的話,那么在這個地球上估計印度經濟社會發展是趕不上中國了。現在中外有些輿論認為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國家,現在印度經濟比中國弱小,可能若干年以后就趕上中國了。事實上,兩國不同的發展路徑依賴和制度決定這是不可能的,本世紀印度只有總人口可能超過我國。20世紀40年代后期,中國和印度的人均GDP差不多,而且它的自然地理條件比中國好,我國人均耕地不到印度的一半,但無論比較毛澤東時代還是改革開放時代的富強發展情況,印度都比中國差得多,總體上印度比中國要差15年到20年。究其根源,在于印度是以資產階級的“民主社會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為指導,而我國是以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為指導。
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這一思想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是取得經濟社會發展新的更大成就的指導思想。
第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認為,生產力是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而掌握先進科技和管理方式的人,對生產力起著核心作用,其中科技創新具有引領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功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強調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倡導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提出關于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其要義在于從以往高速度經濟增長轉向新時代的高質量經濟發展,必須積極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推動重大科技創新取得新進展。為此,必須大力培育新動能,培育一批具有創新能力的排頭兵企業,以便較快推進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
第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認為,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是生產與社會需要之間矛盾運動以及整個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基礎性規律,表現為人財物的社會總勞動要依據需要按比例分配在社會生產和國民經濟各部門中,以保持各種經濟關系平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和綜合平衡,應正確處理好一系列重大經濟比例關系,推動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提出關于協調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其要義在于,“穩”和“進”是辯證統一的,要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把握好工作節奏和力度。而統籌各項政策、加強政策協同,又是協調發展的關鍵。這表明協調發展是保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基本保障,并體現在重點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和8項重點工作之中。
第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認為,由自然環境構成的自然力應與勞動力和科技力相協調,是生產力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人口、資源與環境三者關系的良性化和可持續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提出關于綠色是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其要義在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研究建立市場化、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建設美麗中國。為此,必須調整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這一新理念蘊含了人類生態環境命運共同體的當代價值。
第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認為,依據國際分工、國際價值規律、國際生產價格、國際市場等理論,在一國條件具備的情況下經濟對外開放,有利于本國和世界的經濟增長、資源優化配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對外開放,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積極參與互利共贏型的經濟全球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提出加快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這意味著在開放的范圍和層次上進一步拓展,在開放的思想觀念、結構布局、體制機制上進一步拓展。為此,應有序放寬市場準入、促進貿易平衡,更加注重提升出口質量和附加值,積極擴大進口,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試點,并有效引導支持對外投資。
第五,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認為,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直接和最終的生產目的不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直接和最終生產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全體人民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人民主體性,發展要依靠人民、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人民、發展的成果要惠及人民。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提出共享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方針。這就是說,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明顯增強。為此,應注重解決突出民生問題,積極主動回應群眾關切,精準謀劃財富和收入分配、扶貧、就業、住房、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民生改善。新理念有關“改善民生就是發展”的認識高度,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生產目的性原則和根本立場。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講話時指出:“學習馬克思,就要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思想,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覺通過調整生產關系激發社會生產力發展活力,自覺通過調整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要求,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符合規律地向前發展。”我們應當深刻領悟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制度)的思想,并引領新時代經濟發展取得新的巨大成就。
第一,關于科技引領的生產力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相關經濟思想,提出要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科技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必須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使創新成果更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強調人才是創新的根基,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要擇天下英才而用之,集聚一批站在行業科技前沿、具有國際視野和能力的領軍人才;指出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最關鍵最核心的技術要立足自己研發、自主創新、自立自強,而市場換不來核心技術,有錢也買不來核心技術,應扭轉“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傳統觀念,而自主創新也不是關起門來搞研發,一定要堅持開放創新,正確處理原始創新、集成創新與引進消化再創新之間的關系。
可見,習近平從國際競爭和中國國情出發,在繼承的基礎上闡明人才、科技和自主創新對于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極端重要性和總體思路。當前,我們只有深刻領會和堅決落實習近平關于科技和人才發展的基本思想,緊緊抓住作為發展第一動力的創新,從企業、產業和國家層面實施自主知識產權戰略,才能圍繞名牌創造、技術標準制定和科學理論發現等構筑企業和國家的競爭優勢,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不斷追趕和引領世界科技革命。
第二,關于基本經濟制度。一個國家的所有制結構形成全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決定該國的經濟形態性質和國計民生的基本格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相關經濟思想,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資本論》沒有過時,僅就從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看,許多西方國家經濟持續低迷、兩極分化加劇、社會矛盾加深,說明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現形式、存在特點有所不同;指出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推動各種所有制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同時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強調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堅持有利于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的方針,推動國有企業深化改革、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加強國有資產監管,理直氣壯地堅定不移地把國有企業(包括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而不是削弱國有企業;闡明農村要妥善安排好“分與統”的關系,不斷完善家庭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積極發展農村集體層經營和集體經濟實力,積極發展作為帶動農戶增加收入、發展現代農業有效組織形式的農民專業合作社,要緊緊扭住發展現代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鄉村振興戰略三大任務。
可見,習近平重點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優越性,闡明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重要性。目前,我們必須認真領會和堅決落實習近平關于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定力思維,尤其要促使國有企業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為實施“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略的重要力量,成為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為我們黨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勝利的重要力量。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作為社會生產目的,而不是以利潤率或單純的經濟增長為生產目的,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人民性的體現,也是實現人民幸福和自由的必然選擇。
第三,關于基本分配制度。社會基本分配制度是由所有制結構形成的基本經濟制度所決定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相關經濟思想,認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不平等緣由,在于表層的分配問題和根本的所有制問題,闡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生產力相對不發達,就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制度,因而必然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各種生產要素憑借產權參與分配這一基本分配制度;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為了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就要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發展,發展成果更多地由人民共享,精準扶貧,消滅貧困,增強人民的獲得感;要求縮小收入差距,堅持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健全科學的工資水平決定機制、正常增長機制、支付保障機制,完善最低工資增長機制。
可見,習近平在繼承馬克思的相關經濟思想上,主要拓展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及其優勢。目前,我們要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習近平闡明的共享新理念和共同富裕原則,遵照基本分配制度來改革財富和收入的分配體制機制,處理好分配領域公平與效率的互促共進關系,打好扶貧攻堅戰,進一步提升廣大勞動人民滿意度和幸福感。
第四,關于基本經濟調節制度。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構成現代社會的基本經濟調節制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相關經濟思想,認為在沒有達到共產主義社會之前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該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是“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強調既要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又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從實踐來看,以創新為動力、將共享作為發展目標的五大發展理念的貫徹落實,在根本上要有賴于政府的保障。
可見,習近平側重論述政府與市場有機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雙重調節體系,二者的思想呈現批判與建構的互補遞進關系。當下,應深刻領會和積極貫徹習近平關于共同更好地發揮市場和政府市場調節作用的思想精髓,既要用市場調節的優良功能去抑制“政府調節失靈”,又要用政府調節的優良功能來糾正“市場調節失靈”,從而推進高速經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加速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
第五,關于經濟全球化和開放制度。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殖民主義在世界擴張開始,各國經濟就日漸全球化,先后建立了程度和方式不一的開放制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相關經濟思想,指出要堅持雙向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善于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互利共贏型的全球經濟治理;同時堅決維護我國發展利益,積極防范各種風險,確保國家經濟安全,要引領國際社會塑造經濟新秩序和共同經濟安全;強調要繼續抓好優化對外開放區域布局,防止區域開放的雷同化和惡性競爭;要推進外貿優進優出,提高國際分工的層次,加強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妥善開展自貿區及投資協定談判,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在充分利用中資和外匯儲備的基礎上有效利用外資;尤其要加快“一帶一路”的國際合作和建設措施,發揮好亞投行、絲路基金等機構的融資支撐作用,抓好重大標志性工程落地。
可見,習近平分析的是21世紀經濟全球化的新變化,倡導和踐行以“一帶一路”為建構重點的公正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在新時代的今天,我們要深刻領會和認真貫徹習近平關于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合作共贏新型國際經濟關系的開放思維以及自力更生是奮斗的基點的自主思想,建立更高層次的全方位和雙向對等性的開放型經濟體系,明智應對狹隘的貿易保護主義和金融霸權主義,在維護經濟安全的開放中實現國民福利極大化,加速現代化強國的建設。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時代“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這與其關于我國比現在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的論斷是一致的。我認為這在經濟上最為突出。眾所周知,世界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在《世界規模的積累:欠發達理論批判》(1970年)的力著中,提出和論證了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中心—外圍理論”。阿根廷勞爾·普雷維什也出版《外圍資本主義:危機與改造》(1990年)一書。問題在于:當代中國還是依附于發達國家的外圍國家嗎?美國等七國集團是當代世界經濟的中心,但我國又不依附它們,也不是外圍國家,因而需要提出一個“準中心”國家的新概念。我國的經濟實力、科教文衛體實力,以及倡導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金磚國家、亞投行、上合組織等等,表明我國現階段已處于世界經濟“準中心”的重要地位。限于篇幅,這里不作具體論證。
今后,我們只有認真學習和堅決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尤其是關于五大發展理念、生產力和經濟制度的理論及其方略,才能先后圓滿地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三大宏偉目標,從現階段世界經濟的“準中心”向未來標準的“中心”邁進。不過,面對來自西方,甚至包括拉美國家一些輿論的質疑,指責中國在拉丁美洲、非洲的投資和能源等合作,懷疑中國也是在發展一種新的“中心-外圍”之間依附關系,因而我們有必要聲明,中國所邁向世界經濟舞臺的“中心”,不是重蹈西方中心國家新老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覆轍,不走他們利用領先的經濟技術優勢來剝削其他國家的勞動力和的老路。中國所追求的“中心”地位,實際上是在謀求自身發展基礎上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的發展。我國既要在經濟和科技上追趕上傳統的“中心”國家,以獲得與發達國家平等合作的機會,又要和傳統的“外圍”國家進行平等和幫助性的合作,并為“外圍”國家發展進步提供示范,同時還要更好地引領全球共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引領共同塑造國際共同經濟安全、引領共同推動公正的經濟全球化。我國這些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對外交往方針的思想,來源于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尤其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注釋略】
(本文原載于《東南學術》2018年第5期;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東南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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