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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5日下午，中國人民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五十年代中國研究”系列講座第一講在中國人民大學明德主樓930會議室舉行。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主任張樂天作主題報告，題目為“奠基——1950年代浙北村落里的新中國”。本場報告由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教授、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高原主持，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仝志輝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何浩評議。諸多不同學科背景的同學參加本次講座。

活動主持人高原

講座伊始，張樂天教授便強調1950年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這一個時代給中國人民的心靈帶來了深刻沖擊，給眾多家庭帶來了不安、動蕩、甚至還有興奮，是全體中國人最難以忘懷的年代。解放、土地改革、反右、三年自然災害、數億人走進人民公社等重大事件，攪動了眾多人的心靈。同時1950年代也是一個復雜的年代，我們可以從不同的側面去解讀它。假如我們把觀察50年代的視野拉長到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正是1950年代打下的基礎，讓新中國走到今天，而且越走越好，從這個意義上說，有一件事情對我們來說是重要的：那就是思索1950年代我們到底打下了什么基礎，我們何以打下了這些基礎？張樂天教授將這些基礎歸結為三個方面，即民心、組織和制度，并對每一方面作出了細致的講解。

復旦大學張樂天教授

第一個方面，民心。張樂天教授從四個方面介紹了共產黨如何獲得廣大農民的支持與擁護。第一，道德。中國是農民占絕大多數的國家，在傳統的村落文化中，血緣地緣建構著倫理的差序，“自家人”與“好人”觀念是農民世界觀的核心內容。在浙北農村，最初“征服”農民的是解放軍、南下干部的日常行動，并且往往是一些小事，樹立起了他們好人的形象，建構起農民大眾的“國家認同”。第二，翻身。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翻身是和道德緊密相關的。土地改革中斗爭地主、富農，使農民大眾翻身做主人，這有利于激發出農民中的感恩意識，并進一步引申為對共產黨的忠誠，對新中國的熱愛。第三，民生。農民是現實主義者，農民們更關注新政府做了些什么來促進人民生活狀況的改善，例如救濟賑災等。第四，希望。大生產運動、婚姻法頒布、婦女解放運動、愛國衛生運動以及全民掃盲運動廣泛開展，這一切使得農民從黨的各種工作中看到對新生活的希望和美好愿景。

第二個方面，組織。即使從現在來看，農民也是很散漫的，難以管理。但是，在解放以后短短的十來年時間里，新中國卻把農民變成了全世界最有組織的存在。通過對歷史的回顧，我們可以發現，主要有兩方面的推動作用。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延續到現在的黨政權力體系。如何在農村地區建立強有力的黨政組織體系或許是新政權面臨的最嚴重的挑戰。浙北的故事告訴我們，農村黨政組織體系的建立經歷了一個充滿著權力斗爭的過程。第一步，最初的農會與政權建設。第二步，通過土地改革特色基層干部（土改干部），進行整理組織，基層黨建與民主建政。第三步，1954年，成立選民區，開展普選，進行民主建政。第四步，1958年上半年，通過大力發展黨員，建設基層黨支部。第二，單位（人民公社）組織，通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把全體農民慢慢“組織起來”。

第三個方面，制度。制度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范或者行為準則。制度的形成需要有一個規訓的過程，而制度一旦形成，就有一種延續的墮性。1950年代，浙北農村慢慢建構起一些重要的制度，這些制度一直深深地影響著此后的經濟社會發展。第一，中國式科層制度，形成了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層層報告，樣樣審批的運作特點。第二，計劃經濟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糧食的統購統銷。統購統銷的成功有力地促進了農業合作，并最終走向人民公社，終止了人口的流動，于是，到1950年代后期，計劃經濟制度就建立起來了。計劃經濟制度不僅影響了此后的三十年，實際上一直影響到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第三，土地制度，即逐漸形成的中國特色的土地集體所有制，為中國改革開放以及之后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總結部分，張樂天教授提到1950年代是中國當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代，是一個新時代的起點，所以想要理解當代中國，應該從1950年代開始，研究該時期社會各個方面的變動狀態，才能夠更好地理解中國人、中國的人際關系以及中國社會。

中國人民大學仝志輝教授

在評議階段，仝志輝教授首先感謝張教授為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五十年代中國研究”系列講座首講，張樂天教授基于親身經歷、豐厚資料和總體思考提出的對于五十年代中國的理解很有見地。仝志輝也提出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從民心角度出發，共產黨進入農村社會之后所開展的各項運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當時并不一定有爭取民心的總體目標，那這些充滿變革性的各種工作是怎樣成功開展的，這些具體是怎么獲得的？

第二個問題關注黨政權力體系，在研究中國的黨政政治體系時，應注意到不同的地域是有不同的歷史條件的，這些不同的歷史條件是否會影響不同地域政治體系的建立？講座提及的黨政體系的內部邏輯和目前對于民主集中制等的研究有什么不同？

第三個問題，仝志輝想要了解年輕人在那一代的政治參與的經歷帶給他們后來的政治態度有什么影響？

社科院何浩研究員

社科院何浩研究員充分肯定張樂天教授的講座內容后提出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何浩認為新中國以來影響特別深刻的一些制度基本上是在1958年前后形成的，但是我們既然選擇將1949年建國前后納入研究中，那么在這個過程中新舊社會形態在快速的碰撞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面貌是怎樣的？

第二個問題，在農村未形成完善的基層組織的情況下，干部是如何開展工作并獲得民心支持的？特別是群眾路線，為何在當時一提群眾路線，效果立竿見影，而在今天只能停留在口頭上？

第三個問題，共產黨在進入農村地區之后，需要盡快建立基層組織，推選管理干部。不同于北方農村地區依靠地方基層勞模帶動，浙江地區在沒有足夠基層干部情況下是如何實現有效管理的？

張樂天教授對兩位評議人的問題做簡短回答。他表示，中國的發展并不是由黨和國家單方面規劃好的，而是很大程度上由民眾參與決定。建國以后任何事件的發展都不是預定好的，沒有預設。不論是成功還是失敗，都不能僅僅將之歸于領袖身上。這對我們的啟示是，我們要深入到老百姓中間去進行調查，結合實際材料進行研究。要理解是中央的力量、干部的力量以及群眾的力量構成了一種合力，推動著中國不斷向前發展。我們所取得的成功是多方演繹的結果，因此我們要關注中國民眾中存在的歷史取向，越清楚地了解這種取向，才能更了解中國。

多學科背景的同學踴躍提問

張樂天教授還對現場多位同學有關建國初期民心形成的社會基礎、如何從細小故事產生研究性問題、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有制度的集體土地所有制的改革等的提問給予了精彩的回答。在講座的最后，張樂天教授強調他和很多學者一樣，目前還不得不用一些西方的概念來對過去的歷史和社會進行分析總結，但是中國本土的經驗非常豐富和富有深度，希望研究者能對中國經驗多做研究，能夠形成中國學界自己的理論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