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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中國道路，離不開理解馬克思主義。坦率地說，在今天的中國思想界、學術界，馬克思主義處在比較微妙的地位。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是載入黨章和憲法的指導思想，但另一方面，在現實的工作中，馬克思主義卻面臨著種種質疑和挑戰。

　　出現這些現象，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但在一些場合卻處在邊緣化、虛無化的地位，這種“名實不副”的狀況，對一個大國來說，是不利于長治久安的。隨著中國模式的影響逐步增大，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是，在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模式之間建立聯系，認真思考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這筆遺產，說清楚馬克思主義和當代中國模式的關系。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可能首先要搞清楚以下幾個認識：

　　第一，馬克思主義是否還能解釋今天的世界？馬克思主義誕生于19世紀，當時歐洲剛剛發生工業革命，還處在原始資本主義階段。而今天的資本主義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社會福利、公共事業、社會公平都比19世紀有很大改善，資本力量也受到一定的抑制。看起來，馬克思當年要解決的問題，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已經解決了，今天的西方國家比中國更“社會主義”。所以，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

　　第二，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是因為堅持了馬克思主義，還是因為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或者說“打左燈向右轉”）？這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一種革命理論，用來指導革命是可以的，但并不適用于搞建設。馬克思不是“市場經濟學”，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學的是西方經濟學，不是馬克思主義。相反，馬克思是反對市場經濟的，那些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一天到晚斗來斗去，哪有功夫發展經濟。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獲得成功，就是因為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現在還在口頭上說馬克思主義，無非是因為政治需要或者歷史的慣性罷了，總有一天要把這個口號放棄的。

　　第三，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即使承認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中國也沒有到搞社會主義的時候。這種觀點可以叫做“超前論”或者“補課論”。他們認為，馬克思說只有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基礎上才能進入社會主義，所以中國搞社會主義搞早了，現在應該補資本主義的課，至于社會主義是什么樣，這“誰也說不清楚”。這種觀點，自建黨建國初期就一直存在，在今天也有很大影響。

　　如何看待這些觀點，不僅是理論問題，而且決定著中國下一步的方向。我們在解讀中國模式的基礎上，把歷史擴展到工業革命以來的世界歷史，就不難發現，人類依然生活在馬克思所揭示的規律中，中國的成功正是由于掌握和運用了這個規律，既充分利用和吸收、又努力超越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國把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設想，轉化為實現社會主義的路徑，這是中國道路成功的內核和根基。

　　中國現代化的實質，就是在資本主義全球體系已經形成的情況下，打破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對中國的約束。那么，為什么中國必須走一條新道路，為什么按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能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這些問題，正是由馬克思揭示的。

　　馬克思主義能否解釋今天的世界？可以從這次金融危機說起。金融危機最顯著的表現是企業利潤率的下降，而“利潤率下降規律”正是《資本論》第三卷第三篇提出來的，而且是全書的核心結論。馬克思、恩格斯用“利潤率下降趨勢”這一規律，來解釋資本主義為什么會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從而最終將走向崩潰。

　　“利潤率下降趨勢”的內容并不復雜，其含義是，在剩余價值率不變或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程度不變的情況下，一般利潤率會（隨著時間）逐漸下降。

　　從一般利潤率下降規律出發，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周期理論：資本對利潤的追逐，推動生產規模越來越大；同時，由于資本在分配中占有優勢，而勞動者的購買力相對下降（無產階級相對貧困化），產品賣不出去，資本周轉中斷，企業只能被迫閑置生產力，于是經濟危機就發生了。

　　歷史證明，馬克思的分析是正確的。資本主義周期性地出現生產過剩、消費不足、利潤下降的危機，每次危機出現，資本家以及資本主義國家都會通過上述手段彌補利潤率的下降，然而，這些手段并不是消除危機，而僅僅是拖延危機，一旦這些措施作用發揮到極限，就會發生大崩潰。經濟危機通過一種“創造性破壞”的方式，消除過剩的資本，從而為新的增長開辟道路，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歷史周期律”。

　　資本主義誕生以來，周期性地發生經濟危機，很多經濟學流派都對經濟危機做出了解釋。馬克思危機理論同其他學派最根本的區別是，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周期并不是偶然發生的“失常”現象，不是對市場均衡狀態的暫時偏離，不是由于投機、政策失誤、外部沖擊等偶然因素導致的，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必然導致的結果。

　　《資本論》發表一百多年來的歷史，完全印證了馬克思的危機理論。資本主義在創造繁榮的每時每刻，也都醞釀著隱患和危機，當資本主義社會自身不能解決這些危機的時候，危機就會以經濟崩潰或戰爭的方式爆發出來，并引發新的社會革命，進入新的經濟周期。這種“從繁榮到危機”的歷史周期律，是通過五個步驟進行的

　　第一步：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引起生產力增長，進入繁榮周期。這時市場還沒有飽和，大量土地、勞動力、自然資源處在閑置狀態，只要資本進入市場，就能夠獲得利潤，是資本主義生機勃勃的春天。

　　第二步：隨著資本不斷積累，利潤下降規律發揮作用，企業競爭加劇，出現產能和資本過剩。同時，無產階級相對貧困化，有效需求不足，醞釀著經濟危機，這時好比度過夏天，進入秋天。

　　第三步：面對經濟下行壓力，資本主義國家采取種種措施，延緩和對抗利潤率下降趨勢。途徑包括：

　　——加大對工人的剝削。這是維持資本利潤最直接的辦法，包括打擊工會、壓低工資、削減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等。這些措施，從短期和單個企業看，有利于降低勞動力成本、讓資本獲得更大利潤。但從全社會看，卻進一步加劇兩極分化，讓產能過剩和消費不足愈加嚴重。

　　——放松管制、鼓勵“金融創新”。實體經濟遇到困難，大量資金進入金融領域，靠攫取實體經濟的利潤而自我膨脹。1929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都發生過金融部門過度膨脹的現象。金融行業過度膨脹還給人造成一種錯覺，認為以金融部門為代表的服務業就是產業升級的象征。金融過度膨脹，形成脫離實體經濟的體外循環，依靠虛假的信用來維持，一旦實體經濟發生波動，就會帶來雪崩式的崩潰。

　　——海外擴張。資本主義早期，歐洲國家通過奴隸貿易和對外殖民，克服歐洲本土資源、勞動力和市場的不足。20世紀全球殖民地獨立浪潮興起，西方國家轉而通過金融和軍事霸權，向第三世界輸出資本和產品、廉價占有資源。這樣雖然對西方國家暫時緩解危機有利，但后果是南北差距擴大、全球經濟失衡。

　　——貨幣或債務擴張。在經濟下行壓力下，通過發行貨幣、鼓勵政府和個人負債消費，制造虛幻的消費能力。這一辦法在20世紀20世紀80年代之后歐美國家普遍采用，最終導致國家成為債務國家，個人成為“負資產階級”，債臺高筑、甚至終身負債。

　　可見，上述幾種辦法，是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危機到來時，在其制度范圍內對生產關系進行調整，從而緩解危機。但是，這種緩解是暫時的，這些趨勢好比給病人吃激素，只治標不治本，一方面能暫時緩解危機，但是從長期看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危機，而是僅僅把危機轉移、稀釋和延遲了。因此，一旦這些措施的效果發揮完畢之后，危機仍然會發生。

　　第四步：全面危機或戰爭的爆發。一旦上述手段窮盡，經濟危機就會爆發，并引發社會危機，表現為經濟下降、泡沫破裂、需求萎縮、社會兩極分化。資本主義為了救贖自身利潤所采取的那些手段，無一不是為危機的總爆發火上澆油——壓低工資和福利，擴大了社會兩極分化，更加制約了勞動者的購買力；通過經濟金融化（包括房地產化）消化過剩產能，做大了資產泡沫，大量資產的實際價格遠遠高于實際價值，僅僅是靠預期來維持虛高的價格，一旦其中一個環節出現資金鏈斷裂，就會傳導到整個體系，導致雪崩式的倒塌；通過發債和制造通貨膨脹來救市，實際上拯救的是大資產階級，反而擴大了利益集團的能量；通過對外擴張，反而加劇了國際上大國之間的矛盾和南北矛盾，也把發展中國家推向革命的邊緣。這些都不是拯救危機，而是讓瀕臨危機的資本主義戰車越跑越瘋狂，為最終的危機爆發創造條件。

　　第五步：危機和戰爭引起社會改革或革命，為新的繁榮創造條件，實現“創造性破壞”。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的最高形式，危機和戰爭導致泡沫的破滅、產能的銷毀、資本的貶值、利益集團的削弱，同時，戰爭往往需要建立強有力的政府，能夠遏制利益集團、重新構建一個比較公平的社會基礎，相當于進行了新的社會革命。當然，這種革命伴隨著巨大的代價。而在全球體系中的“邊緣國家”，經濟危機和戰爭往往導致列寧所說的“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的情況，兩次世界大戰都引發了殖民地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這正是一種歷史辯證法的體現。

　　讀者會問，你上面說的這些，都是馬克思那個時代的情況。最近幾十年來，資本主義國家已經不存在尖銳的勞資矛盾了，兩極分化已經縮小，社會已經非常和諧。馬克思曾經預言“資本主義必然滅亡”，但現在資本主義還好好的呀！列寧在20世紀初期就提出，“帝國主義是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但是為什么至今還“垂而不死”、還有強大生命力？

　　答案很簡單。西方國家并沒有解決危機，僅僅是把危機轉移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少數發達國家通過掠奪全世界的資源，在國內建設“福利社會”，緩解社會矛盾，其代價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然處在尖銳的兩極分化中，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兩極分化，則從來沒有解決。

　　的確，二戰以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行了改良，采取了一些措施限制資本特權、改善社會公平、提高勞動者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比如，發達國家普遍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緩解了貧富兩極分化，實行宏觀調控和國家干預，使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波動幅度大為減小，還建立了一些國有企業。對此，20世紀20世紀50年代英國社會主義工黨的理論家麥克萊倫認為，二戰之后的資本主義同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資本主義已經有了顯著差別，表現在資本不再具有支配一切的特權、知識經濟讓資本家和工人階級的界限模糊、政府職能擴大到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普遍建立了福利制度等，從而他認為，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已經在歐洲出現了。我國很多人也據此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拯救資本主義的“良藥”，并不需要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就能夠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了。

　　那么能否據此就認定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不再有效、現代資本主義已經解決了其內在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已經實現“趨同”了呢？事情沒有這么簡單。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能夠“改良”，是建立在一系列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的。這些歷史條件包括：

　　首先，是“二戰”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多年來積累的過剩資本、資產泡沫進行了消耗，也削弱了過去的壟斷資本集團，從而讓二戰之后的政府有條件采取措施約束資本、改善社會公平。

　　其次，是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競爭的外部壓力。蘇聯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民就業、勞動者有保障的國家，工人階級有很高的社會地位。西方國家為了應對蘇聯的競爭，防止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不得不也發展社會福利事業。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支持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工人運動，支持殖民地國家的反帝、反殖、反霸斗爭，也給資本主義國家造成了壓力。但是，到20世紀20世紀80年代之后，這種外部壓力逐步減弱和消失，西方國家的資本特權迅速膨脹，資本的力量大大超越制約資本的力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危機就再度出現了。這就證明，西方國家20世紀50-20世紀70年代短暫出現的資本和勞動處于均勢的局面（被一些學者稱為“凱恩斯妥協”），只是一系列條件下出現的偶然現象，而不說明資本主義社會自身能夠解決其內在的矛盾。

　　再就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高福利”模式，是建立在剝奪發展中國家的基礎上的。這樣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著歷史形成的得天獨厚的條件，但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走這條路沒有條件。資本主義制度解決了少數國家發達的問題，但是沒有解決大多數國家如何實現發展的問題。資本主義并沒有消滅危機，而僅僅是轉移了危機。如果沒有中國這樣的“世界工廠”，西方的福利國家是不可能建成的。正如一句流行語所說——

　　從來就沒有什么“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

　　上面的分析證明，資本主義以來200多年的發展，并沒有超出馬克思的預料。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導致利潤率周期性下降的規律，迄今為止并未改變。

　　20世紀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國家繼續向外擴張，形成了全球“三足鼎立”的分工格局：非洲和南美提供原料，東亞提供勞動力，歐美靠信貸擴張消費，這是一種典型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這種全球分工的不平等，引爆了全球經濟危機。這再一次證明，資本主義本身不能消除周期性的生產過剩、需求不足，以及由此帶來的兩極分化、經濟泡沫，因此必須向邊緣國家轉嫁危機。這也決定了，“邊緣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像西方發達國家當年那樣，突破本國傳統社會結構（如封建土地制度）等的突破，而且還要突破帝國主義對現代化的抑制，也就是“反帝、反封建”，這是一個比少數發達國家實現現代化艱巨得多的課題。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合法性來源，這就是革命和建設不可割裂的道理。

　　有網友問道：“為什么沒有一個發達國家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建設呢”？這個問題問得不錯，也很有挑戰性。我們的答案是——今天的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是以對第三世界的剝削為代價的。廣大不發達國家已經不可能走西方的道路實現現代化，必須走一條新路。找到這條新路，就離不開馬克思主義。

　　從1825年英國確立資本主義制度到1914年“一戰”爆發，資本主義經歷了“百年和平”，誕生了第一批資本主義強國，這些國家也是今天發達國家的主體。

　　但是，這些國家的人口只占全球不到1/6，當剩下5/6的人口開始追求現代化時，難度要遠遠大于先行的那些國家。一方面，落后國家不再有遍布世界的殖民地，可以利用全球資源緩解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矛盾。另一方面，現有的強國總要用各種辦法，維護不公平的政治經濟秩序，從而維持自己在全球格局中的金字塔地位。

　　在這種背景下，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必須回答這樣的問題：如何在一個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統治的全球體系中，突破中心國家對邊緣國家的抑制，走出一條和西方不同的現代化道路，這就是“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

　　2016年，是列寧發表《帝國主義論》100周年，《帝國主義論》是馬克思主義第一次系統地提出全球化理論，主要觀點是：帝國主義是腐朽的、寄生的資本主義；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解決國內矛盾的手段，在帝國主義時代，世界分成了少數高利貸國和極大多數債務國。在列寧的時代，英國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

　　我們看到這句話就會想到，今天的美國和當年的英國多么相像。對外擴張不僅破壞了落后國家的經濟，而且破壞了他們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帝國主義完成了極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而由于殖民地的是有限的，所以對外擴張必然引起戰爭，

　　列寧還指出了無產階級應對金融資本的策略：“無產階級對金融資本的經濟政策的回答，對帝國主義的回答，不可能是貿易自由，而只能是社會主義”。

　　歷史的回顧告訴我們，馬克思發現的規律仍然頑強地起著作用，而且越是遇到危機、越是接近歷史的重大轉折點，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力就越強。

　　二戰之后，資本主義的剝削改變了形式，從直接的軍事占領變成了依靠金融、跨國公司、意識形態輸出以及仍然為數不少的軍事侵略，這導致了全球經濟的失衡。歐美經濟走向金融化、債務化，而主要依靠資源輸出和勞動密集型產品輸出的那些第三世界國家，要么喪失經濟收益和經濟主權，民族產業被摧毀，要么因為過度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背負上了沉重的社會負擔、透支了資源和環境，這就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形成全球分工的結果。

　　20世紀80年代，當中國決定打開國門、融入世界經濟時，鄧小平同志及時提醒，不要盲目樂觀，他說：

　　順便說一句，小平同志在這里說的是：和平與經濟發展是“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問題者，困難和挑戰也，是尚未實現的、要為之追求和努力的目標，而絕對不是像今天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樣，今天的時代已經成為“和平與發展的世界”，可以主動放棄武裝，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

　　前安哥拉總統多斯桑托斯表達過同樣的意思，他說：“要建立一種能夠達到今天已是發達國家所達到的那種發展階段的社會，這在現在的歷史條件下是絕不可能的”。因為，“造成不發達狀態的正是造成經濟發達（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的同一個歷史進程”這其中的邏輯，正是馬克思早已揭示過的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而導致的資本主義歷史周期律，這才是大多數發展中大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謎底。

　　有壓迫就有反抗。20世紀以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著工人階級反抗資本主義的斗爭。而落后國家的情況則更加復雜，一方面要突破本國傳統社會的約束、發展資本主義，但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壓迫、維護民族利益。這兩方面的任務。如果第一方面的任務完不成，就不可能啟動現代化，但如果在啟動現代化的同時，不能在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中堅持獨立自主，那么發展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紀以來，廣大落后國家在現代化道路上，大致走出了四種道路：依附式資本主義、民族主義的資本主義、蘇聯式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社會主義。目前前三種道路都已經被實踐證明并不成功。

　　依附式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共同點都是，在經濟制度上采取私有制為主和市場經濟，在政治制度上實行多黨制民主。其不同點則在于，民族主義的資本主義往往采取一些維護民族利益的措施，包括實施貿易保護、建立一定范圍的國有經濟、優先發展基礎工業、限制外國投資等，這些實行民族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在20世紀50-20世紀70年代的期間，經濟增長取得一定的成效，建立了一定的工業基礎，也使得南北差距略有縮小。

　　依附式資本主義的典型是“亞洲四小龍”，但亞洲四小龍的崛起有著特殊的地緣環境，對大型發展中國家并沒有適用性。到了20世紀20世紀70年代之后，在新自由主義沖擊下，原來采取民族主義資本主義政策的國家，也往往走向了依附式資本主義，紛紛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出現經濟增長停滯、兩極分化、民粹主義、社會動蕩甚至國家分裂等問題。這些現象表明，迄今為止，無論是民族主義的還是依附性資本主義，邊緣國家都還沒有走出一條成功的現代化道路。

　　首先，“邊緣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往往不是自發演化出來的，而是在殖民地條件下由外部強加的，這些國家往往沒有經過徹底的社會革命，封建制度的約束并沒有完全打破，傳統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宗族勢力、等級文化等的影響還廣泛存在。印度建國初期的起點優于我國，耕地資源也比我國優越，但是由于長期是殖民地國家，并未經過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封建土地制度和等級文化成為現代化的制約。即使能夠啟動現代化，也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產生裙帶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從而在經濟發展初期就形成較大的分利集團，導致社會兩極分化，中斷現代化的進程。

　　其次，“邊緣國家”既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除非不對外開放，只要對外開放，就必然要加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之后，這些國家普遍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理念，取消了過去的貿易保護，實行私有化，吸引發達國家的資本大量進入。這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在國家之間導致兩極分化。而外部資本壟斷和擠壓本國產業，國民經濟命脈被國際壟斷資本所操縱，失去獨立發展的能力。

　　第三，在政治上，這些國家往往在現代化還沒有實現時就引進了西方的競爭性選舉民主，本質上是資本主導的民主。西方國家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已經非常穩固，選舉結果對政策影響不大。但對發展中國家則不同，競爭性選舉帶來的后果就是短期行為、社會割裂和民粹主義。政黨的行為是短期的，難以產生強有力而穩定的執政黨，從而不會對國家建設進行長遠性的規劃和投入。再加上私有制條件下，很容易形成經濟上的兩極分化，競爭性選舉制度則會加劇兩極分化，形成社會割裂和對立，典型的就是泰國近年來多次出現的以“紅衫軍”和“黃衫軍”代表的城鄉階層對立，你方唱罷我登場，難以形成具有長遠目標的穩定的政權。

　　可見，在資本主義強國主導的世界體系下，“邊緣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對于少數小國來說是有效果的（這就是實現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幾個小經濟體），但是對于大部分國家來說，并沒有這種特殊的資源和地緣條件，改變不了對大國的依附地位，也無法從根本上扭轉本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結構，成為現代化的障礙。

　　“邊緣國家”的失敗，具體就表現為“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2007年的一份報告認為，雖然不少國家能夠打破最初的貧困陷阱、實現起飛并非常迅速地達到中等收入階段，但只有很少的國家能夠跨越這個階段，而是常常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Gill and Kharas，2007）。經常用來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現象的是拉美等國家的情景，它們大都有過快速增長、又長期處于停滯的經歷。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從20世紀20世紀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20世紀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從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長達20多年時間內一直處于6000～8000元的區間之中。類似的情況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1971～1988年（5597元）。

　　近年來，“中等收入陷阱”成為我國各界關注的問題。以上分析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能形而上學地看，并不是說經濟發展到中等收入（人均GDP10000美元左右）就必然會出現的陷阱，今天的發達國家在當年并沒有出現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中等收入國家的表現。之所以形成這個陷阱，根本原因就在于這些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無法避免經濟的依附性和國內的兩極分化，對外沒有解決獨立自主發展的問題，對內沒有解決公平分享發展成果的問題。一些發展中大國的現代化道路曾經取得過輝煌的成績，但正是沒有解決好上述兩個問題，現代化道路遭遇挫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拉美國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現，說明今天的落后國家已經不可能再通過資本主義的道路實現現代化。占世界5/6的人口，需要一條新的現代化道路。

　　“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落后國家走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失敗，都說明了一個道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擺脫依附與危機。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切斷與資本主義聯系，才是一切落后國家擺脫剝削、實現自主發展的根本。

　　19世紀，資本主義進入成熟階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覆蓋了全世界，同時也引起了“南方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1917年爆發的蘇聯十月革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成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都是這一浪潮的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學者薩米爾·阿明將其稱為“南方的覺醒”，認為從二十世紀起，“邊緣國家”已經走上了歷史舞臺。他特別贊賞毛澤東主席提出的“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的口號，認為中國通過這一口號，讓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形成了統一戰線，實現了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統一。

　　對于全球體系中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爭取社會主義和爭取民族利益是統一的，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打破資本主義體系對落后國家的剝削，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中國用“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這個更包容的口號，取代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落后國家只有實現人民的團結、民族的解放以及國家的獨立自主，才能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維護自己的發展權利。

　　[薩米爾·阿明的上述言論,見丁曄. 只有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擺脫依附與危機--訪埃及著名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J]. 馬克思主義研究, 2016(3):16-24.]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經濟奇跡。如果缺乏歷史視野，往往會從表相出發，認為中國經濟奇跡是因為放棄（至少是削弱了）馬克思主義的地位，擺脫了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其實并不是這樣。

　　前面分別從人類歷史發展規律、人和資本的關系的角度闡述了，馬克思主義仍然適用于今天的世界，中國的成功得益于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認識和改造世界。下面再說，從什么是平等、如何實現平等的角度，中國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實踐，同樣是和馬克思的思想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