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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發起貿易戰之后，中美正處于全面對抗的起始階段。

這次較量，很可能將決定未來數百年中華民族的命運。

如果勝出，則不僅兩個一百年的目標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國重回世界舞臺的中心，而且可以通過將人類引向社會主義的方式，實現“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貢獻”。

如果失敗，則很難避免重蹈前蘇聯覆轍。新中國成立以來近七十年取得的現代化成就，有可能毀于一旦。

這絕非危言聳聽。

從文明沖突的角度看，在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統治世界差不多已經五百年。其以“國際統治階級”自詡的精英階層，絕不愿意看到一個非西方文明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后來居上，動搖其統治地位。

對西方的“國際統治階級”來說，非西方文明，尤其是中國，最好處于阿拉伯世界目前的狀態——四分五裂，自相殘殺，喪失追求現代化的沖動。

既然較量不可避免，中國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共同參與到這場偉大斗爭中來！

然而，目前國內一些媚美、崇美人士，四處散布中國無理，戰則必敗的言論，甚至主張陣前投降，嚴重影響了軍心士氣。

網上有一篇《現在向美國投降是代價最小的時候》文章，流傳甚廣。文章的作者以中國目前在芯片行業和美國存在暫時差距為由，公然聲稱：

 “中華民族還遠沒有到可以跟美國正面對決的時候。現在不到時候，將來一百年內都不到時候！”“現在投降的好處是無需跪著，站著舉起雙手即可。將來投降，不但要跪著，還必須跪姿標準，否則挨打更慘。這就是現在投降和將來投降最大的差別！”

是可忍孰不可忍！

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一百多年的前赴后繼，不懈奮斗的歷史，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尤其偉大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歷史，都雄辯的證明，即便存在一定技術裝備的差距，中國人民也完全可以戰勝侵略者。

何況今天從技術的角度看，中國面臨的困難，比抗美援朝戰爭時要小得多。

但是，這種投降言論的危害卻不能不予以足夠的重視，否則會給中國人民造成重大災難。

歷史的教訓不應忘記。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黨內一批對抗戰前景悲觀失望的軍政人物：如顧祝同、胡適、朱紹良、梅思平、陶希圣、羅君強、陳布雷、張君勱等人，共同組織“低調俱樂部”，散布“戰必大敗”的悲觀情緒。

周佛海就認為：“中國現如今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種能和日本比擬，戰必敗。和（投降）的越早，對國家就越有利。”

汪精衛則認為：“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么呢？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和日本言和（投降）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

比較一下周佛海、汪精衛以及《現在向美國投降是代價最小的時候》作者的言論，真是何其相似乃爾？

汪精衛雖不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

依托低調俱樂部散布的“戰必敗，和未必亡”的輿論，逐漸形成了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和平運動”，為汪精衛、周佛海等最終落水當漢奸創造了氛圍。

主張投降的言論雖然不值一駁，但危害不可小覷。

今天的形勢，除了要大張旗鼓地反擊漢奸言論之外，還應考慮重新啟動《懲治漢奸言論法》的立法程序。

2007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喻權域等七人聯名提交了《懲治漢奸言論法》提案。

在當年的時代背景下，這一提案石沉大海。

今天重啟這一法案的時機成熟了，《現在向美國投降是代價最小的時候》之類的文章肆意流行提醒我們，沒有這樣的法案，主張投降的輿論就有可能成為主流，就可能形成“當漢奸才是真愛國”的輿論氛圍，中國就不可能贏得命運大決戰的勝利！

附： 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懲治漢奸言論法》（摘要）

第一提案人：

       喻權域（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咨詢委員）

聯名提案人：

       王洛林（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

       靳輝明（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李崇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白  鋼（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姬亞軍（西藏自治區司法廳副廳長）

       賀捷生（軍事科學院離休干部、賀龍元帥的長女）

                                                 2007年3月6日提交上送

“漢奸”，按《辭海》和《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原指漢族的敗類，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中華民族的敗類。”

……

近年來，我國一些報刊上不時出現漢奸言論——歪曲歷史事實，為1840年以來外國列強侵略中國的罪行辯解，甚至為日本軍隊侵占中國國土、大量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辯解。

這種投靠侵略者，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文章，理所當然地受到我國學者和廣大人民群眾的譴責。這類報刊的主辦單位行使職權，對其編輯部人員進行批評、處分、調整是符合憲法的，居然受到抵制和攻擊，被誣為“侵犯言論、出版自由”。社會上一些知名人物竟然發表聯合聲明，為發表漢奸言論的作者和報刊鳴冤叫屈，說他們受到了“惡性新聞管制”。

……

我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憲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憲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不得有危害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

因此，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的上述規定，借鑒奧地利等歐洲國家立法禁止為納粹黨罪行辯解的做法，制定《懲治漢奸言論法》。

……

我國制定《懲治漢奸言論法》應明確規定：“對于在公共場所發表談話或在大眾傳媒上發表文章，歪曲歷史事實，為1840年以來外國侵略中國的罪行辯解的人，判處一年至十年的徒刑；對于為1931年“9•18事變”至1945年日本投降期間日本軍隊侵占中國領土、大量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辯解的人，判處二年至二十年的徒刑。”“對于發表上述漢奸言論的大眾傳媒的法人代表或責任人，判處三個月至三年的徒刑。違法的大眾傳媒若在規定期限內（報紙、電臺、電視臺為七天，期刊為一個月，出版社為二個月）公開檢討、承認錯誤并發表批駁漢奸言論的文章以消除毒害，其法人代表可以免受法律懲罰。”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