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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 讀史札記：李鴻章對日朝的外交遺恨

點擊：  作者：郭松民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04-20 11:15:20

  

2015年10月25日，我在首都各界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參戰65周年大會上做了一次題為《中朝關系千年歷史的幾個基本結論》的發言。我在發言中指出，縱觀中朝關系千年歷史，我們可以得出幾個基本結論——

 

第一、自新羅統一以來，只要朝鮮半島沒有出現強大的第三方，中朝之間就始終是友好的；

 

第二、如果半島出現了強大的第三方，中國就一定要干預。無論英明神武如唐高宗、懶惰不作為如萬歷皇帝、顢頇昏聵如慈禧太后、李鴻章，都是如此，這和地緣政治有關，和朝代或政權的意識形態性質無關；

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

 

第三、“唇齒相依，唇亡齒寒”是中朝關系的本質。中朝關系是不對等的，朝鮮為“唇”，中國為“齒”。唇亡齒寒，但齒若亡，唇仍可無恙。比如繼新羅而起的高麗王朝，就歷經唐朝滅亡后的五代十國、北宋（北方為遼、金、夏）、南宋、元朝等幾個朝代，取代高麗的李氏朝鮮，也經歷中國的明、清兩朝。這種不對等關系帶來第四個特征——

 

第四、中國必須通過保衛朝鮮來保衛自己的安全。一旦中國無力或無意保衛朝鮮，則中國自身的安全立刻就會成為問題。

 

其實這四點結論也可以概括為一個結論：朝鮮的安全就是中國的安全。

 

甲午戰爭后中國遭受日本長達半個世紀的侵略，是中國無力保衛朝鮮的結果。朝鮮核危機發展到今天這種極為棘手的狀態，是中國在1992年中韓建交后無意保衛朝鮮的結果。

甲午戰爭前侵入漢城的日本先頭部隊。

半島無核化是中國想要的，但通向半島無核化的道路必須要經過一個名叫“朝鮮安全關切”的轉彎點，否則是無論如何也走不通的，更重要的，這會使中國變得更加不安全。

 

中國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有清晰、透徹的認識，并采取果斷措施維護朝鮮的安全，如唐朝、明朝和新中國初年所做的那樣，就可以在這個方向上為中國贏得幾十年、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和平，反之，如果首鼠兩端、患得患失、心存僥幸，就可能給自己帶來重大災難。在這方面，晚清和李鴻章的教訓非常值得汲取。

 

李氏朝鮮。

 

李氏朝鮮本是中國藩屬，除了中國，不愿和其他國家來往。在19世紀70年代，朝鮮一直厲行鎖國政策，曾擊退法美艦隊入侵，并在全國各地豎立斥和碑，上面寫道：“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戒我萬年子孫”，體現出朝鮮堅持閉關鎖國的決心。朝鮮也因此被西方稱為“隱士之國”。

 

1873年，日本試圖用與朝鮮通商的方式打開朝鮮門戶，朝鮮不予許可，后來在日本的連續威逼之下，回應通商要經過清廷同意。于是，日本政府派特使到清廷詢問此事。而此時清廷掌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恭親王奕?竟然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匆忙間回答日本特使說：“朝鮮國政，我朝素不與聞，聽貴國自與理論可也”。日本大喜過望，再度派特使赴朝要求通商。而朝鮮一方面對中國關鍵時刻拋棄朝鮮感到絕望、痛恨，另一方面又害怕日本的報復，終于在1875年與日本訂立通商條約。

 

1880年，清朝一些有識之士試圖挽回局面。駐日公使何如璋致信代替奕?主持清廷外交事務的李鴻章，認為朝鮮自古為中國藩屬國，如今更是中國抵御日本的屏障，朝鮮一旦落入日本控制，中國必感“唇亡齒寒”。他提出，清廷不僅不應該放棄朝鮮，還應該重新確認朝鮮是中國藩屬，在朝鮮設常駐辦事大臣，再度主持朝鮮外交。而李鴻章卻回答說：如果我們私下里來維持保護朝鮮，尚且可能進退自如。如果明目張膽提出朝鮮歸我保護，一方面朝鮮未必總是聽話，另一方面各列強將可能把矛頭都指向中國，如此一來，“他日勢成騎虎，深恐彈丸未易脫手爾。”

 

要占便宜又害怕粘包，李鴻章的首鼠兩端，不僅使中國再度失去了對朝鮮事務的主導權，而且為甲午戰敗埋下了禍根。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談判。

自此之后，列強不再承認中國是朝鮮的宗主國，肆無忌憚地逼迫朝鮮簽訂各種不平等條約，而朝鮮也不再對清廷能夠保護其主權和安全抱有任何希望。

 

但是，失去列強承認與朝鮮信任的清廷卻又無法徹底不管朝鮮事務，因為中朝之間的地緣政治關系過于密切，過了鴨綠江，一路向北京，整個遼西平原無險可守。因此，1884年，朝鮮內亂，清政府趁機出兵，試圖恢復對朝鮮的影響力，但早就把“征韓”作為既定方針，并準備以朝鮮半島為跳板入侵中國的日本也趁機出兵。于是，1885年，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天津簽訂條約，約定一旦朝鮮有事，中日兩國需要派兵前往時，必須先知會對方。

 

這一條約可謂既懦弱又霸道，集首鼠兩端之大成。說懦弱，是因為李鴻章居然承認了日本對朝鮮擁有和中國同等的干預權；說霸道，是因為李鴻章和日本簽訂這樣一個事關朝鮮命運的協定，竟事先不知會朝鮮，更未和朝鮮協商，完全罔顧朝鮮感受。

 

東學黨之亂。

1894年3月，朝鮮發生東學黨之亂。朝鮮國王李熙在清廷駐朝商務專員袁世凱慫恿下請求李鴻章派兵鎮壓。5月，清軍1500人入朝，而得到中國外交知會出兵的日本也急遣海軍護送5000陸軍入朝。中日兩國在朝鮮形成了重兵對峙之勢。

 

李鴻章這時又想起朝鮮為中國的“藩屬”了，于是照會日本，說什么“藩屬有亂，卑詞乞援，而上國有應代靖亂之責任”，但日本也派重兵前來，卻毫無理由。因此，日本應該撤軍。但日本卻不理這一套，因為李鴻章曾對伊藤博文親口承認朝鮮根本不是中國藩屬國，只是一個“與萬國平等之自主國”（正常國家關系，明白？），現在卻“復申言朝鮮之世為中國藩屬，于法理無據”，日本絕不允許中國獨攬朝鮮事務的處理權，“重兵既發，有進無退”。

 

這個時候，最讓李鴻章尷尬的是，由于朝鮮對中國“按天津之約知會日本出兵”感到不滿，覺得被中國出賣，同時又被日本相對于中國更為優勢的兵力所震懾，竟提出讓中國首先撤兵。李鴻章尷尬之余，便提出與日本同時撤兵，但日本不僅堅持不撤，反而繼續從國內調兵增援。到5月底，漢城、仁川日軍已達萬人，并盡扼戰略要沖。甲午之戰尚未打響，中國已經在道義上、外交上、軍事上均處于下風，敗象盡顯。

 

甲午戰爭中日軍進攻朝鮮平壤。

甲午之戰，中國不僅徹底失去朝鮮，而且還被迫割讓臺灣，賠款兩億三千萬兩白銀，耗費重金打造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此后中國有海無防直到新中國成立。東北門戶洞開，日本進出如入無人之境，以后則是九一八事變和全面侵華戰爭，中國幾乎完全淪為日本殖民地。

 

讓人覺得可恨又可憐的是，甲午戰后，清廷居然又對日本重新發生幻想。1898年，清廷派黃遵憲出使日本，總理衙門撰寫國書，開頭為“大日本國皇帝”，光緒帝字斟句酌，又提筆在“大日本國皇帝”前加了“同洲同種同文最親愛”九個字——“最親愛”該算是“夫妻論”的前身吧？只是這位“最親愛”已經把滅亡中國作為既定國策了。

 

黃遵憲東瀛賞櫻圖

 

歷史當然不能假設，但不妨“復盤”以推利害。如果清廷認識到朝鮮的安全等同于中國的安全，堅持朝鮮是中國藩屬，并在軍事上把保護朝鮮安全作為戰備基礎，則不僅不會在道義上被朝鮮鄙視，對日外交上處處被動，而且戰爭爆發后，能夠利用朝鮮半島的多山地形，有效消耗、遲滯日軍，使戰爭轉入持久，如此則人少國窮的日本必敗，中國近代史或能被改寫。

 

梁啟超說：“中日之戰，起于朝鮮，推原禍始，不能不謂李鴻章外交遺恨也。”

回過頭想一想，新中國立國之初，毛澤東主席力排眾議，決定派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擊敗美國后后又和朝鮮簽訂《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實際上把朝鮮安全納入中國保障的范圍內。這個格局之偉大，幾人能知？

毛主席的決策和安排在甲午之敗的反襯下，顯得震古爍今，是為中華民族萬世開太平！

 

 

最近一二十年，如甲午戰前，中國也忽然失去了對朝鮮問題的主導權，中朝之間的戰略協調基本沒有了，主流輿論不乏邀請美國放手解決“朝核危機”的聲音，比之李鴻章之首鼠兩端，更等而下之了。

 

李鴻章覆轍不遠，后人當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