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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錫良：貿易戰，為何又怪毛澤東？

點擊：  作者：孫錫良    來源：北京論壇  發布時間:2018-04-23 11:24:25

 

       昨天晚上，看到微信圈的一篇文章閱讀量極大，主旨是講中美貿易戰。

該文開篇就把矛頭對準毛澤東時代，說今天中美貿易戰被動的根源是前三十年落后所致，然后，又猛吹了后四十年，說幸虧偉人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和科學春天”，再后面又講了中國許多高科技企業對美國的高依賴度。

說實話，我在看文章的時候，內心是非常憤怒的，你想談點貿易問題的真相并不是壞事，可為什么非得把今天的被動推給毛澤東呢？經作者一引導，順者就很多，好象中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禍因果真就在前幾十年。

今天，我就想問那么幾個小問題：

毛澤東時代，中國有那么怕美國嗎？

美國打擊中興，可以說打到了很多人的痛點，并且還害怕美國擴大范圍。也就是講，美國真要把矛頭對準中國高科技制造業，中國的損失是極其巨大的，中國高科技的那個“高”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核心部件的流入，沒有那個流入，我們的高就不那么高了，我們所看到的中式繁榮源于對美國的高度依賴。

如果把依賴性再擴展到發達國家集團，可以認為，今天的中國，盡管經歷了幾十年的物質繁榮，但對世界的依賴性卻遠高于毛澤東時代，對美國尤其明顯。

毛澤東時代沒有自主創新嗎？毛澤東阻礙了后四十幾年中國的創新思想嗎？

我現在暫不提什么“兩彈一星”，也不講工業體系問題，就單拿現在大家非常痛心的芯片產業來說話，毛澤東時代的中外距離也小于改開之后的距離，下面摘取一點新中國科技發展史。

1956年中國提出“向科學進軍”，國家制訂了發展各門尖端科學的“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提出中國也要研究發展半導體科學，把半導體技術列為國家四大緊急措施之一。為了落實發展半導體規劃，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所首先舉行了半導體器件短期訓練班。 國家決定由五所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廈門大學和南京大學聯合在北京大學半導體物理專來，共同培養第一批半導體人才。最出名的教授有北京大學的黃昆、復旦大學的謝希德和吉林大學的高鼎三。1957年就有一批畢業生，其中有現在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王陽元（北京大學）、工程院院士的許居衍和電子工業部總工程師俞忠鈺等人。之后，清華大學等一批工科大學也先后設置了半導體專業。

中國半導體材料從鍺（Ge）開始。1957年北京電子管廠通過還原氧化鍺，拉出了鍺單晶。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和二機部十局第十一研究所開發鍺晶體管。前者由王守武任半導體實驗室主任，后者由武爾楨負責。

1957中國依靠自己的技術開發，相繼研制出鍺點接觸二極管和三極管（即晶體管）。中國科學院于1960年在北京建立了半導體研究所，同年在河北省石家莊建立了工業性專業研究所-第十三研究所。到六十年代初，中國半導體器件開始在工廠生產。此時，國內搞半導體器件的已有十幾個廠點。當時北方以北京電子管廠為代表，生產了ＩＩ－6低頻合金管和ＩＩ401高頻合金擴散管；南方以上海元件五廠為代表。

 在鍺之后，很快也研究出其他半導體材料。1959年天津拉制了硅（Ｓｉ）單晶。1962年又接制了砷化鎵（ＧａＡｓ）單晶，后來也研究開發了其他種化合物半導體。硅器件開始搞的是合金管。1962年研究成外延工藝，并開始研究采用照相制版、光刻工藝，河北半導體研究所在1963３年搞出了硅平面型晶體管。1964年搞出了硅外延平面型晶體管。

另一方面，新品開發主要研究方向是硅高頻大功率管，除了通訊放大管之外，之后也開發了開關管。中國科學院在半導體所之外建立了一所實驗工廠，取名109廠（后改建為微電子中心）。它所生產的開關管，供中國科學院計算研究所研制成第二代計算機。隨后在北京有線電廠等工廠批量生產了ＤＪＳ－１２１型鍺晶體管計算機，速度達到1萬次以上。后來還研制出速度更快的１０８機，以及速度達28萬次、容量更大的ＤＪＳ－３２０型中型計算機，該機采用硅開關管。

總之，向科學進軍的號如下，中國的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在外界封鎖的環境下，在海外回國的一批半導體學者帶領下，開始建立起自己的半導體行業。這一發展分立器件的階段歷時十年，與國外差距約為十年。

在有了硅平面工藝之后，中國半導體界也跟隨世界半導體開始研究半導體集成電路，當時稱為固體電路。1965年12月份召開的產品鑒定會上鑒定了一批半導體管，并在國內首先鑒定了ＤＴＬ型（二極管-晶體管邏輯）數字邏輯電路。工廠在生產平面管的基礎上也開始研制集成電路。北方為北京電子管廠，也采用介質隔離研制成ＤＴＬ數字電路，南方為上海元件五廠，在華東計算機所的合作下，研制出采用Ｐ－Ｎ結隔離的ＴＴＬ型（晶體管-晶體管邏輯）數字電路，并在1966年底，在工廠范圍內首家召開了產品鑒定會鑒定了TTL電路。

中國第一臺第三代計算機是由位于北京的華北計算技術研究所研制成功的，采用ＤＴＬ型數字電路，與非門是由北京電子管廠生產，與非驅動器是由河北半導體研究所生產，展出年代是1968年。

為了加速發展半導體集成電路，四機部決定籌建第一個專門從事半導體集成電路的專業化工廠，由北京電子管廠抽一部分技術力量，在1968年建立了國營東光電工廠（代號：878廠），國家領導號召建設大三線，四機部新建工廠，采用“８”字頭的都是在內地大三線，唯獨878廠，為了加快建成專業化集成電路生產廠，破例地建在首都北京。與此同時，上海儀表局也將上海元件五廠生產ＴＴＬ數字電路的五車間搬遷到近郊，建設了上海無線電十九廠，到1970年兩廠均已建成投產。從此，七十年代形成了中國ＩＣ行業的“兩霸”，南霸上無十九廠，北霸878廠。在國外實行對華封鎖的年代里，集成電路屬于高新技術產品，是禁止向中國出口的。七十年代上半期，上無十九廠年產量才實破500萬塊，位居全國第一。

北大在1975年研制成中國第一臺真正達到100萬次運算速度的大型電子計算機－150機。中國科學院109廠研制了ＥＣＬ型(發射極藕合邏輯)電路，提供給中國科學院計算所，在1976年11月研制成功1000萬次大型電子計算機。

在發展雙極型電路之后，不久也開始研究ＭＯＳ電路。 1968年研究出ＰＭＯＳ電路，這是上海無線電十四廠首家搞成的。到七十年代初期，上無十四廠和北京878廠相繼研制成ＮＭＯＳ電路。之后，又研制成ＣＭＯＳ電路。全國建設了四十多家集成電路工廠。    集成電路一經出現，隨著設備和工藝的不斷發展，集成度迅速提高。從小規模集成（ＳＳＩ），經過中規模集成（ＭＳＬ），很快發展到大規模集成（ＬＳＩ）。這在美國用８年時間。而中國在初始發展階段中出僅用７年時間走完這段路，與國外差距還不是很大。

后來呢？開放了！春天來了！合資開始了！引進開始了！整體購買開始了！

結果呢？至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信息產業幾乎全軍覆沒，人下崗，廠破產。

再后來，中國危機感來了，又提出要規劃自己的信息產業。

再看看今天的芯片產業。

幾句話可以回答：如果不是近十年大量引進生產線，中國曾經一度幾乎沒有成規模的芯片產業，或者說差距是無窮大，幾乎不能用時間來度量。即使在有重大投入的情況下，中國的芯片仍然是九成以上依賴進口，自己生產的芯片也是以中低端為主。2017年的芯片進口額約為2300億美元，是石油進口額的兩倍。

不對比就不知道，一對比，就應該清楚到底是哪幾十年耽誤了信息產業，你還有理由罵毛澤東嗎？罵毛澤東的人就是一群完全昧著良心的混蛋。

如果不計毛澤東時代的27年，科學的春天會落后嗎？

韓國，大家知道它的芯片產業很厲害。但是，它是從何時開始重視這個產業的呢？也就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它們只用了二十多年就取得了芯片業的趕超。

大家如果承認改開迎來了中國科技的春天，那好，我也跟著承認一下。至今有多長時間了？40年了。四十年，你都沒有干出點成績，四十年的春天，你都趕不上韓國，你有什么資格吹牛你遇到了春天？即使咱就把新中國成立定在1976年，十幾億人的中國也該不依賴美國了吧？怎么反倒是比過去被封鎖的年代還更依賴美國呢？

中美之間的矛盾是靠罵毛澤東解決還是靠吹牛解決？

這已經是個非常緊迫的問題，是需要十三億多人共同回答的問題。把今日中國存在的所有問題都推給毛澤東能不能解決問題？用事實來否定毛澤東還是用黑心來否定毛澤東？

如果不是這次鬧大了，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還活在“自大與驕傲”中，媒體天天曝光中國的黑科技，天天讓世界“顫抖了”、“震驚了”、“恐懼了”，天天喊這又“第一”了，那又“領先”了，一斗到狠處，一幫子人就軟了，吹牛不管用了，中興的利潤也上不去了，還有許多產業都開始發慌了，大嘴專家們又開始暴喊“我們要倒逼自己了，我們不能再依賴美國了”。我非常想問那些吹牛慣了的人：讓你們用嘴把美國吹走，成不成？

最后的幾句話：

1、有點良心的中國人，不要再罵毛澤東了，沒有它，別說芯片，安全都還沒著落呢！沒有毛澤東，你離敘利亞恐怕距離不是很遠。

2、有點覺悟的中國人，不要再盲目跟風了，黑科技不是天天有的，天天有的黑科技，可能是黑心人造的假科技。

3、貿易戰不是打嘴戰，也不是表面上的商品戰爭，多看少說吧！說多了，幾年之后，你會承認自己當年就是個傻AC之間。

（資料來源：孫錫良）

延伸閱讀：

40年，我們怎么弄丟了毛澤東的芯片？

作者：評論部老徐 

　　我在四川長虹聽到一個故事：

　　1972年，電子工業部拿來兩個產品請長虹任選一個。當然那個時候四川綿陽的這家軍工企業還不叫長虹，有一個數字代號的工廠。這兩個產品：一個是彩電，一個是計算機。

　　長虹選了彩電。因為長虹在1958年建廠的時候，曾經組裝過黑白電視機，樣機還在倉庫里。長虹還認為，彩電是一個廣闊市場的娛樂產品，全中國人都會看電視買電視，而計算機的市場普及沒有彩電快。

　　在電子產品當中，彩電是中國國產化最成功在國際市場最有競爭力的產品。

　　第二故事是聽芯片業的人講的。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希望中國協助美國從越戰中退出。中國就提出美國要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美建交，美國解除與臺灣的官方關系。另外，毛澤東還提出了一個小小的要求，引進英特爾三條最先進的芯片生產線，如果引進成功，中國芯片制造就與美國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也許是尼克松當時還沒有認識到計算機時代很快就會到來，更沒想到中國產業的競爭。又有求于中國，因此爽快地答應了毛澤東的請求。

　　按照一般的引進規律，兩年即可完成這三條生產線的引進。但毛澤東年事已高，難以直接催促，1976年毛澤東逝世，因此這三條生產線在8年后，也就是1980年才引進中國。

　　1972年，韓國和臺灣在芯片業還是空白，新加坡也是剛剛起步。然而他們卻早于中國四五年引進了美國的芯片生產線，因此當中國引進三條生產線時，已經落后于韓國和臺灣，更與美國拉開了十年以上差距。

　　中國的計算機業的嚴冬

　　1984年，成為中美關系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也為我國的大量技術引進提供了機遇。在大量進口汽車、彩電、冰箱生產線的同時，各科研、制造單位和大專院校大量引進半導體器件生產線。從1984年到“七五”末期，先后共引進33條集成電路生產線。由于當時“巴統”的禁運政策，引進設備基本上都是國外已淘汰的。

　　雖然引進技術會受制于人，容易造成“引進一代，落后一代”的被動狀態，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堅持過去的方針，用已有的技術力量實現引進技術的本土化，中國的集成電路產業邁上一個新的臺階仍然是有希望的，同時這也會對中國的計算機工業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促進作用。日本、韓國就是成功的例子。但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的計算機和半導體電子器件工業的發展模式從過去的“創新為主，引進為輔”和重視基礎研究，轉變為單純的引進，放棄了在通用電路方面的追趕。這種對改革開放的片面理解，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后果。

　　首先，我國自廢武功，停止了半導體研發計劃，天真地幻想依靠市場能自動生成和換取技術。

　　第二，一味地強調技術引進，促使集成電路企業急功近利，很少有明確的消化吸收方案，最后都虧本了，引進的33條集成電路生產線絕大多數沒有發揮作用。

　　第三，對洋技術、洋理論的無限美化，使國內出現了一種崇洋媚外的風氣，國產技術被貶為垃圾，科研單位和企業生存面臨困境。在生存壓力和崇洋媚外風氣的雙重影響下，原有的計算機和微電子科研隊伍流失嚴重，很多科技人員流到國外。

　　在這個階段，雖然我國也仿制或研制出了幾種機型，如1984年的2780機，1985年的銀河超級小型機，1986年的HN-2730超級小型機，1987年的太極2220，但由于缺乏微電子工業的支持，加上國家戰略決策的失誤，與國外產品的差距略有拉大。例如，2780機比DEC公司的原始機型VAX-II/78032位小型機落后6年，太極2220比DEC公司的原始機型MicroVAX也落后6年。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計算機的主要硬件完全依靠進口，我國這個時候單憑自己的技術已經很難生產出一臺計算機了。

　　這一時期又出現兩個極其錯誤的政策，給我們的計算機業和半導體集成電路業雪上加霜。

　　1984年，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聽信一些智囊和洋專家的建議，未經科學論證，在違反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的情況下貿然實行“撥改貸”，從過去國家向企業撥款作為流動資金和設備更新改造基金，改為銀行向企業貸款，企業不僅要償還銀行貸款，還要付高額利息。而政府不僅不投一分錢，反而像從前一樣抽走企業的大部分收入。這樣一來把大部分國營企業搞虧損了，為以后的“產權”改革和公開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實。

　　正是由于“撥改貸”，使得我國當時的集成電路工業遭到嚴重打擊，企業只能忙于解決生存問題，沒有精力和經費去消化引進技術和開發新產品。這就是企業急功近利的根源。當時曾有一些專家警告說：“計算機工業投資不足，資金分散的問題仍然沒有很好解決”，但始終沒有引起重視。

　　另外一個失誤，是當時并沒有真正重視科學技術。

　　國際上，通常把科技經費中用于研究和開發的部分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稱作“R&G/GDP”，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以及這個國家對科技的重視程度。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我國用于科技研發的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平均在1.28%，達到當時幾個初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了毛澤東時代后期，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這個指標增加到2.32%，達到同期幾個最發達國家英、法、西德的水平，僅比當時的美國、日本低一些(美國長期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進入70年代后與美國接近)。這個數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發達國家的平均值2.2%還要高，可見毛澤東時代對科學技術的重視程度。有些人指責文革時期或者毛澤東本人不重視科學技術，完全是睜眼說瞎話。

　　進入上世紀70時年代以后，特別是到了80年代，由于電子、計算機等新興產業的興起，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發達國家的政府、企業等部門紛紛增加對研發經費的投入。這個時候，如果我國對科學技術有起碼的重視，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真正落到實處，即使我們能保持毛澤東時代后期那個據說是“不重視科學技術”、“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時期的2.3%的水平，中國的微電子業和計算機業的情況也會好很多。但是從80年代開始，我們的決策者卻把R&G/GDP大幅度往下砍，到了80年代中期，全社會對研發經費投入的R&G/GDP值不到0.7%。1984年以后由于“撥改貸”造成了的困境，使企業基本無力進行研發投資，R&G/GDP驟然降到0.6%以下。

　　由于研發經費縮水，我國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主研制的計算機項目，與集成電路和半導體研發一起，都以“沒錢”為由停掉了。這些科研隊伍解散后，除了出國的以外，有的下海經商，有的回高校教書，更有甚者竟然被調去看機房。

　　這一時期，我國的半導體領域從爭相引進、無所建樹到人財兩空，以致到后來誰都說“半導體不是好玩的”，“幾十億扔進去聽不到響”，“上頭一聽半導體就頭大”。由于失去了基礎，我國此時的計算機工業，只能靠0520等舊機型、千元的中華學習機、長城286等組裝PC機維持。

　　中國的計算機業被徹底剿滅

　　進入90年代，我國仍然延續了研發經費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幾年受國際封鎖的影響有了點緊迫感，R&D/GDP略微超過0.70%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和1996連續兩年下跌到0.60%。

　　1989年中美關系的蜜月期結束，美國政府嚴格限制對中國出口高性能計算機，除了要付出高額的采購費用外，還要把服務器放在一個透明的玻璃房子中，由洋人監控，以防止用于其他目的。中國因技不如人而飽受屈辱的情形可想而知。痛定思痛，國人自主研發高性能計算機的激情終于被喚醒。

　　1993年，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曙光一號誕生;1995年曙光1000誕生，它與美國Intel公司1990年產品的技術相近，標志著我國高性能計算機與國外的差距縮小到5年左右;1997年國防科大研制成功銀河-III百億次并行巨型計算機系統，系統綜合技術達到90年代中期國際先進水平。然而，由于國內微電子業近十年的技術停滯，這些高性能計算機沒有實現完全國產化，技術上仍然受制于人。例如，曙光一號采用美國Motorola公司1989年底推出的M88100商業微處理器，操作系統移植了美國IBM公司的AT&TUNIX。后來的國產計算機，也都沒有“中國芯”。

　　盡管如此，我國的高性能計算機與國外的差距并沒有被拉得太大。這要感謝國外對高性能計算機技術的封鎖，使我國不能買到相關技術，不得不自行研究。相比之下，我國的微機業由于沒有遭到封鎖，在“造船不如買船”的洋奴哲學指導下，日子反而不好過了。

　　1990年，中國大幅降低了關稅、取消了計算機產品進出口批文、開放了國內微機市場。頃刻間，國外的286、386電腦如潮水般涌入，長城、浪潮、聯想等國內公司潰不成軍;1991年由英特爾和AMD掀起的“黑色降價風暴”，更是讓中國計算機產業雪上加霜。由于絕大多數整機企業積壓了高價買進的芯片，從而背上巨額虧損的包袱，一家家整機廠商前赴后繼般悲壯地倒在了血雨腥風之中。長城、浪潮和聯想也都元氣大傷;1992年，國家實施控購，進一步使中國PC整機制造業進入發展的低潮。此后，國內的計算機企業只能從事低附加值的微機組裝。相比之下，同樣是面對外國計算機企業的競爭，由于日本非常注意對本國企業的保護，規定進入日本市場的微機必須支持日語環境，從而使美國微機難以進入日本市場。

　　在微電子集成電路方面，國內企業繼80年代中后期陸續虧損后，90年代紛紛倒閉，國內集成電路工業逐步變為三資企業為主的局面。據專家估計，到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微電子科技水平與國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

　　其實我們還可以假設一下，即使沒有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失誤，即使我國的計算機和集成電路技術能做到世界一流水平，到90年代中后期，這些工業也會被敗家子們賣掉，成為他們與國際接軌的政績。這樣看來，中國計算機業的提前死亡，死得干凈，沒有落得個“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做嫁衣裳”的結局，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件好事。

　　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1999年，美國為首的北約侵略軍悍然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美帝國主義的暴行，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人們逐漸認識到，國家安全是花錢買不來的。中國政府在這個時候，似乎也意識到了自主科技研發的重要性，有了危機感，增加了科技投資。2000年，中國的R&D/GDP比例首次達到1.00%，2003年增加到1.31%，首次達到毛澤東時代的平均水平，但是離毛澤東時代后期的水平仍有一段距離。這個時候的中國民間，還出現了反思改革的思潮，一些長期居于主流的學說遭到了全民聲討。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瀕臨死亡的計算機業出現了一絲轉機。

　　2002年8月10日，我國成功制造出首枚高性能通用CPU——龍芯一號。此后龍芯二號問世，龍芯三號也正在緊張的研制中。

　　此時的國際CPU市場，除了美國、日本一些高端機型的專用CPU，以及蘋果公司的PC專用CPU以外，主要被美國的Intel和AMD兩家公司壟斷，兩家的市場份額約占98%。第三家是我國臺灣的威盛公司，但它是1999年連續收購了美國兩家制造CPU的小公司之后，才進軍處理器市場的，因此盡管威盛公司也打著“中國芯”的牌子，但嚴格地說仍屬于美國芯。龍芯的誕生，打破了國外的長期技術壟斷，結束了中國近二十年無“芯”的歷史。

　　龍芯的成功，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激勵和和指引下實現的。“龍芯”系列CPU的主設計師、青年科學家胡偉武經常強調要學習毛澤東思想，要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的頭腦。為了紀念毛主席誕辰110周年，他還把“龍芯2號”芯片命名為“毛澤東110”。他說：“我們年青一代如何學習毛澤東思想是我在科研工作中一直都在思考的問題，我覺得自己對中國近現代史、對毛主席了解得越多，心里對毛主席就越敬佩，我在計算所經常說要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我們的課時組。”

(以上內容引自2018年2月4日《經濟學家周報》的《中國計算機事業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取得巨大發展，后來為什么嘎然而止?》一文)

來源：時事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