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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關于蘇聯的謠言有很多，一個比較有名的謠言就是“蘇聯實行農業集體化之后農業徹底衰敗，糧食產量一直到1953年還不如沙俄時期”。筆者就想從這個問題說起，談一談關于蘇聯經濟的若干謠言。

一、蘇聯農業集體化時代的糧食生產

首先我們要弄明白一個問題，蘇聯和中國的國情不同，蘇聯地處高緯度地區的內陸，不僅經常受到寒潮侵襲，而且大部分地帶又比較干旱，所以和中國的豐收年與歉收年糧食產量相差不太多不同，蘇聯的豐收年和欠收年之間糧食產量差距極大，一般來說要差將近一半。我們可以看一看下面這張蘇聯歷年糧食產量統計：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編,外國長期計劃,中國展望出版社,1982年06月第1版,第239頁】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蘇聯1978年的糧食產量高達2億3500萬噸，而1975年的糧食產量卻只有1億4000萬噸，不如1978年的60%。時間并不相隔太久的兩個年份，糧食產量竟然相差如此懸殊，甚至是1976年的糧食產量也要比1975年多出60%之巨，所以在統計蘇聯糧食產量的時候，必須要先說清它是一個豐收年還是歉收年，否則是沒有什么意義的。或者說，我們與其使用“糧食產量”這個標準，還不如使用“糧食生產能力”這個標準，也就是某個時期的豐收年和歉收年大體各能生產多少糧食，這樣進行比較才相對合理。

應該說，1953年蘇聯的糧食產量的確不如沙俄時代的最高峰的1913年多。但問題是，這一年是蘇聯歷史上的一個歉收年，比此前的1952年就減產了1000萬噸糧食，而二戰之前的1940年糧食產量高達9500多萬噸，集體化之后的第一個特大豐收年1937年的糧食產量更是達到了9700多萬噸。而沙俄時代的1913年是沙俄歷史上糧食產量空前絕后的豐收年，此前的1911年沙俄糧食產量只有5800萬噸。

所以說，以1913年和1953年的糧食產量比較并不合理，如果1911年沙俄的糧食產量作為1953年這樣的一個歉收年的參照系才是比較合理的。或者說，非以1913年作為可比的參照標準的話，那也應該選擇赫魯曉夫開啟改革的那個特大豐收年的糧食產量作為舊體制的參照物，也就是1956年的1億2500萬噸。這兩個數據都要比沙俄年代同等水平的年份高出45%左右，基本體現了蘇聯前期糧食生產能力的進步程度。

除了考慮到蘇聯的這種農業波動以外，我們還要注意到一個因素，也就是蘇聯和沙俄統治的區域不同，沙俄統治的區域包括芬蘭和波蘭這個東歐糧倉，二者糧食產量一般占了的沙皇俄國的10%左右。因此，我們在比較蘇聯與沙俄糧食產量的時候，應該扣除芬蘭和波蘭的部分，也就是要再把沙俄的糧食產量減去10%。例如，1913年扣除波蘭等地后的糧食產量只有7650萬噸：

【中共江西省九江縣委黨校,學習《論十大關系》參考材料,中共江西省九江縣委黨校,1977年05月,第207頁】

這樣算下來，經過農業集體化運動，蘇聯糧食生產能力比沙俄時期上升了60%以上。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和現在很多學者與主流媒體上的觀點不同，新經濟政策并沒有顯現出較之集體化的恢復優勢。1928年也是蘇聯的一個豐收年，而這一年蘇聯的糧食產量只有7300萬噸，即使扣除沙俄時代波蘭等地的產量，蘇聯糧食生產在1920年底戰爭結束后也還是用了八年的時間才基本恢復到戰前的水平。相比之下，二戰結束以后，蘇聯并沒有實行新經濟政策而是堅持集體化，結果到1952年用七年時間就基本恢復到了戰前水平，比新經濟政策恢復的還要稍快一些。

大體說來，如果計算蘇聯集體農業時代糧食發展的速度，應該扣除二戰期間破壞和恢復的11年(1941到1952)。也就是從1928年基本恢復到了沙俄時代的生產能力之后開啟集體化運動開始，扣除二戰耽誤的11年，到1956年用17年時間增長了60%以上的糧食生產能力，大約每年上升3%。1956年全面開啟改革后情況大體相同，到1978年為止用了22年時間糧食生產能力又上升了近90%，平均每年仍然是3%左右。這個速度是很快的。

二、蘇聯的糧食進口問題

不過，歷史上的確出現了一個很奇葩的現象。也就是沙俄一直是出口糧食大國，但是蘇聯時代卻變成了糧食進口國。準確的說，蘇聯在前期仍然出口糧食，但是從赫魯曉夫時代開始轉向糧食進口，到蘇聯解體前已經連續多年成為世界頭號糧食進口國。這是不是又是蘇聯農業不如沙俄的鐵證呢?

顯然不是這樣。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是，印度的人均糧食產量連中國的一半兒都不到，但是卻一直是一個糧食出口大國。而中國則在70年代末開始進口糧食，而且進口的規模越來越大，現在年進口量已經達到1.3億噸，相當于蘇聯高峰時期的三倍以上。這并不代表中國的農業比印度落后，只不過證明中國的人均糧食消費量要比印度高得更多而已。

而印度之所以源源不斷的出口糧食，也并不是因為當地人具有勒緊褲腰帶支援全世界的高尚精神，只不過是由于當地貧富差距太大，大多數人買不起糧食，只能夠半饑半飽甚至餓著肚子。相反，中國現在雖然也存在貧富差距問題，但是普通人的生活水平還要比印度高很多，至少吃飯甚至包括部分肉類的消費問題都不是太大，所以自然就不夠吃，要進口了。

沙皇俄國與蘇聯的情況也是類似的。在沙俄統治之下，不要說普通的農民，甚至在貴族地主家庭當中，饑餓也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例如，大多數貴族學校的學生也吃不上飯：

【1865一1872年，B C克里文科在士官武備學校度過了7年時間。據他回憶：“我們吃得很糟糕。每人每天的伙食標準只有12.5戈比，我們沒被餓死真該令人感到驚訝……”貴族女子學校的女孩子處境也差不多，包括俄國最有特權的斯莫爾尼女子學校。E.H.沃多沃佐娃描述了1855-1861年那里的伙食狀況：“除了早起和寒冷外，持續的饑餓使學生們疲憊不堪。……學生們餓得要命，每天哭著躺下睡覺，在被子里餓得直哼哼，饑寒交迫，難以入睡。一次，大齋時的饑餓導致半數以上的學生被送進醫院。最后，我們的醫生表示，已經沒有床位接收病人。他直截了當地說，這是營養缺乏造成的。”

(俄)米羅諾夫著;張廣翔，許金秋，鐘建平譯,帝俄時代生活史：歷史人類學研究(1700-1917年) 下冊,商務印書館,2013.04,第435頁】

所以19世紀的時候沙皇俄國出了那么多貴族革命家，其實并不是因為他們吃飽了沒事干，恰恰是因為俄國搞的太差了，連地主家都沒有余糧了。

事實上，糧食問題并不只是在蘇聯一國有，而是社會主義國家普遍都存在。除蘇聯以外，其他東歐國家的人均糧食產量一般都達800公斤，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甚至達到一噸左右，但是這些國家仍然是糧食緊張。唯一一個糧食夠吃的國家是匈牙利，可這個國家的人均糧食產量達到了近一噸半。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就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普遍把食品價格壓得比較低，導致食品消費水平相對較高，特別是飼料糧消費驚人。

【劉大昌  劉小龍,當代各國農業,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06月第1版,第313頁】

而到了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基本上又恢復了沙俄時代食品消費水平低導致糧食過剩的情況。其在90年代人均消費的肉類下降了接近一半，而且肉類的主體從糧食消耗很高的牛肉變成了糧食消耗很低的雞肉。這樣一來，盡管俄羅斯糧食生產能力長期比蘇聯時期低20%左右，一直到2017年才恢復到1978年的水平，但是卻又可以像沙皇時代一樣源源不斷的出口糧食了。如果看看下面的這張《俄羅斯人均食物消費表》，我們就會明白這種變化背后的奧秘了：

【朱建亮主編,南國學術研究(2014),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5.06,第51頁】

三、蘇聯糧食貿易的一件趣事

一個相關的情況是，現在很多人一評價蘇聯的經濟體制就宣稱蘇聯的經濟體制僵化和缺乏活力。特別是在商品貿易方面搞得不活，更缺乏國際性的經濟視野。筆者想在這里說一件糧食貿易的經濟趣事，讓大家看一看蘇聯搞貿易與國際經濟的水平。

1972年是蘇聯歷史上的一個歉收年。在此之前，蘇聯方面已經根據天氣情況預測到這一年的糧食是很有可能會發生欠收。如果要是出現這種情況的話，以當時蘇聯的外匯狀況解決起來有一定的困難。那么，蘇聯是怎樣進行未雨綢繆的呢?

首先，蘇聯方面大規模的開動了宣傳機器。舉國上下宣傳今年的糧食很有可能會迎來特大豐收。但是美國方面并不太相信，因為根據天氣狀況猜測蘇聯不太可能會大豐收。于是蘇聯又想了一招，邀請了大量西方包括美國的記者在內去蘇聯的農田里參觀，結果那些記者發現農田里的麥子長勢都很好，一片金黃。其實，他們不知道，由于水分不足，這些麥粒兒很大一部分是空心的。

當這些記者把“蘇聯即將發生特大豐收”的消息進行播報之后，引發了美國農業界一片恐慌，糧食價格頓時暴跌。蘇聯借機派人采購，美國方面頓時表示雙手歡迎，甚至還提供了部分貸款。不過，他們也覺得奇怪：為什么蘇聯糧食這么大的豐收還要進行進口，難道是要作為發動戰爭的儲備嗎?但資本家總是以利益為先的，糧食能夠賣出去賺錢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沒有仔細考慮那么多。

不久，蘇聯的糧食收獲完了，真實產量也公布了———是一個歉收年。頓時，國際的糧價狂漲。甚至連美國自身都因為出口蘇聯太多糧食，出現了史無前例的糧食短缺現象，這一年美國的糧食價格暴漲200%，引發了美國群眾的極大不滿。世界其他地方也紛紛出現缺糧的現象，以至聯合國都召開了專門的會議來研討糧食短缺的問題。相反，蘇聯則用進口的這批糧食大大提高了對世界經濟影響力：

【這筆1，900萬噸的創紀錄的交易，使得市場價格大大上升，每蒲式耳從1.65美元上升到5美元以上。可那時候，蘇聯已經買夠了，而其他國家則不得不以高價(保護價格)購買他們通常需要靠進口那一部分糧食……蘇聯在預測世界糧食需求的前景后，決定低價時買進。在1972--1973年度內，蘇聯糧食進口量凈增2，100萬噸，而糧食生產上減少實際僅只1，300萬噸。當這筆小麥生意還在進行交付的時候，蘇聯就“借”給印度200萬噸小麥，甚至建議以高于市場的價格“轉買”給美國。

《農業經濟譯叢》編輯部,農業經濟譯叢  (一九八四年第一輯),農業出版社,1985年03月第1版,第71頁】

對于西方來說更加要命的是，這并不是災難的結束而僅是開始。因為這一年蘇聯的糧食采購導致國際糧食普遍短缺，一向缺糧的中東各國糧食自然就更加緊張了，糧價漲得也非常厲害，當地人紛紛抨擊西方資本壓低油價的政策。最終在第二年，一向對美國俯首帖耳的沙特和伊朗國王等中東領導人也開始展示不順服的姿態，借第四次阿以戰爭之大幅度提高石油價格，一下子使西方世界陷入了十年的蕭條。而對于出口石油的蘇聯來說，石油價格的大幅度提高則是有了一個有力的外匯來源，在這之后的那個十年里即使發生了1975年的特大欠收也有足夠買糧的外匯了。西方普遍認為，正是石油收入的爆炸性增長使蘇聯達到了鼎盛：

【“贖罪日戰爭”后的石油價格翻了四倍，這讓蘇聯坐收漁利。蘇聯的原油產量從1973年的每天800萬桶增加到1980年的每天1 100萬桶，從而成為世界石油市場的領導者。20世紀70年代，蘇聯每年從出售石油和天然氣中得到的硬通貨收入增長了2250%，達到200億美元。財政盈余的迅速增加使得克里姆林宮能夠承受在非洲的帝國擴張的代價。……蘇聯社會出現了很多富裕的跡象。

(美)組博客(Zubok V.M)著;李小江譯,失敗的帝國  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08,第340頁】

可以說，1972年的這一次大采購幫助蘇聯一舉奠定了未來十年的國際戰略優勢，充分體現了蘇聯的國際經濟頭腦。而之所以發生這個奇跡也是歷史的必然。開始的時候，蘇聯也很擔心西方記者會識破蘇聯農業歉收的真相。但是后來發現，西方國家與蘇聯不同，那些知名的記者竟然沒有一個出身農民與了解農業的，于是輕而易舉地就被蘇聯騙得團團轉。

四、蘇聯經濟真正的問題在哪里?

其實，關于蘇聯的經濟謠言還有很多。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是，現在所謂“蘇聯經濟比例失調，片面強調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幾乎成了定論。然而事實上，蘇聯無論是重工業還是輕工業普遍都要比美國產量高，甚至輕工業高的更多一些。比如說，在1980年時，蘇聯的鋼產量是1億4800萬噸，美國是10400萬噸，蘇聯是美國的142%;而棉布的產量，蘇聯是61.5億平米，美國是33.1億平米，蘇聯是美國的185%。(參見下面兩表。)如果要是說蘇聯比例失調的話，那么美國的經濟比例豈不是更失調嗎?

【李悅著,學問藝術論：治學思想與方法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5.10,第196頁】

【深圳市統計局編,世界統計資料匯編,十二個國家和地區棉布產量,1990.04,第191至192頁】

但是這并不是說蘇聯的經濟沒有問題。比如說，蘇聯從赫魯曉夫時代大量的糧食進口就不是一件好事。其雖然并沒有代表蘇聯糧食生產的衰退，但是卻代表了蘇聯精神信仰的衰退。因為蘇聯前期的人們普遍具有堅定的精神信仰，所以都對出口糧食積累資金實現工業化表示理解和支持，而到赫魯曉夫之后蘇聯的意識形態陷入一片混亂，只好通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來進行物質收買，所以這個時代又被稱之為“面包時代”。

而這種精神信仰的缺失反過來又影響了經濟的發展方式選擇。在前期，蘇聯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生產為中心的，而到了赫魯曉夫時代以后，蘇聯的經濟發展模式就變成了以改善人民生活為主。表面上看，似乎赫魯曉夫等人對普通老百姓更加關愛，但是實際上這是對于國家的未來不負責任。因為脫離了生產的消費其實只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最終會導致經濟陷入死胡同。蘇聯后期的經濟雖然有很多戰術性成功，戰略上卻是失敗的。

僅以農業為例，蘇聯前期注重的是工業化，對于農業的投資比例并不高，但是這一部分投資主要都是用在水利工程建設上，考慮的是農業的長遠發展。相反，從赫魯曉夫時代開始，蘇聯的農業投資不斷增加，占總投資的比例比蘇聯前期上升了一倍。但是投資的重點轉到了畜牧業生產上面，農田水利投資只占15%左右。由于畜牧業與種植業之間的發展不協調，就出現了越發展農業，越需要進口糧食來滿足飼料需求的怪事。

另一方面，水利建設的滯后導致蘇聯克服自然災害的能力一直沒有根本上改變。因此從1956年到1978年的20多年里，盡管蘇聯糧食仍然保持了前期的發展速度，但是卻一直沒有能夠解決糧食生產波動問題，甚至水利方面某種程度上還是在吃老本，因此這種發展也是難以持續的。在1978年戈爾巴喬夫主管農業工作之后，蘇聯出現了史無前例的連續七個歉收年。這導致蘇聯號稱超級大國，后期最怕的事卻是美國停止糧食出口。如果要是仍然堅持前期以水利建設為中心的長期化農業戰略，是絕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的。

更加重要的是，在歷史虛無主義成為政治正確的情況之下，蘇聯對自己的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也沒有信心了。于是，出現了干部提拔與經濟績效成反比的怪事。按理說，戈爾巴喬夫主管農業開始蘇聯農業就一蹶不振，這雖然有一定的歷史因素，但是也足以證明此人能力是有問題的。可那些蘇聯領導人卻不以為意，覺得這全是天氣和體制的問題，仍然把他選為接班人。結果他當上了最高領導之后，整個蘇聯自然也就像他所主管的農業一樣走向毀滅了。

因此，說到底蘇聯的經濟問題并非20世紀30年代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所帶來的后遺癥，恰恰是由于赫魯曉夫開始的歷史虛無主義盛行喪失了對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信心，并且放棄了經濟發展的長遠戰略。今天所流行的很多說法卻反其道而行之，甚至不顧很多基本的事實，這如果不是知識的缺陷，恐怕只能說是意識形態的偏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