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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國某些研究俄蘇文學史的專家們所宣稱的“索爾仁尼琴的文學成就可以和高爾基相比肩”既不符合事實，也從來沒有成為俄羅斯人普遍的觀念。至于蘇聯公知那些關于高爾基的段子匯集也早已被俄羅斯人唾棄。普京一當選就簽署命令要求全國慶祝高爾基150周年誕辰不僅是俄羅斯當局對于高爾基杰出文學貢獻的再次肯定，也是當前俄羅斯社會輿論中普遍觀念的反映。

今年3月28日是蘇聯著名作家瑪克西姆·高爾基誕辰150周年。據人民網莫斯科3月20日電，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命令，要求全國慶祝高爾基150周年的誕辰。但是，中國的主流媒體卻對此普遍表示沉默，和近年對于張愛玲、鄧麗君等人的紀念熱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筆者在這里想從高爾基的文學觀談起，簡單說說這位作家在文學史上的標志性意義，以作為對于其誕辰150周年的紀念。

在110年前，高爾基在意大利曾經給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們講授過沙俄的文學史，后來整理成為《俄國文學史》一書。這部書里集中體現了高爾基的文學觀，也讓人們感覺到了他在文學方面獨具的慧眼。

高爾基認為，文學首先是社會現實的藝術升華，是作為一定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文字表達。一些人總是不承認文學的階級性，強調自己的文學作品是超階級的，但其實并非這些人真的寫出了什么超階級的作品。只不過是因為他們站在了反動的剝削者的立場，不好公開表明自己的觀點罷了。事實上，指出文學的階級性絲毫也不會損害文學的價值，反而正是文學的生命力與魅力所在：

【文學之有力量是在什么地方呢?文學以肉和血飽和著思想，比較哲學和科學更能給與思想以巨大的明了性、巨大的說服性。文學比較哲學更廣泛地被閱讀著，而且由于自己的生動性，它比較哲學更具有說服性，因此文學是階級傾向底宣傳之最普遍、方便、簡單和制勝的手段。

高爾基 《俄國文學史》序言(節選)，山東七師專中文系文藝理論編寫組編選,文藝理論學習參考資料  (上集)，1978年11月第1版,第60頁】

比如說，在普希金的生活的那個年代里，如果單從語言文字優美的程度來看，很多人寫的詩并不比普希金寫的差。但是嚴格意義上來說，這些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詩：詩并不是簡單的個人情感的抒發，用一些風花雪月、傷春悲秋的句子來賣弄自己的文采。普希金之所以比其他的人高明，就是因為同時代的人寫的詩都是作為一種娛樂消遣活動而存在的，雖然文字水平也不低，但是終究會被歷史所淘汰，而普希金所寫的詩是充滿著社會政治性的，這種作為一定階級意識形態的作品才能夠具有永恒的魅力：

【普希金的前人和同代作家，如茹科夫斯基……以及一連串其他詩人，也常常寫詩，這些詩在形式上差不多可以與普希金的詩相媲美。然而所有這些作家都是所謂“詩的愛好者”罷了，他們像法國人那樣，力求詞藻雅麗，照他們看來，詩是上流社會的文雅的消遣，他們主要寫些贈答的詩扎，在貴族太太們的側帖上湊兩三行膩語。……普希金最先感覺到文學是頭等重要的民族事業，感覺到文學比機關工作，或者在宮廷服務，還要高尚;他最先把文學家的稱號提高到前次所無的高度。在他看來，詩人乃是人民的一切感情和理智的表達者，詩人的天職在于了解并且描寫出生活的一切現象。

馮春編,普希金評論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05月第1版,第650頁】

但是，另一方面，高爾基又認為文學不能夠停留在標語口號層面上，必須有作家自身的生活體驗才能夠達到較高的水平?？匆粋€作家的作品寫的好與壞，不能看他哪些作品最進步，在政治上最先進，而應該看待他哪些作品最能夠體現出作者本人的寫作特點，最能夠真實的反映一定社會的生活狀態。也正因為如此，高爾基對于作家代表作的選擇和蘇聯歷史上乃至我們今天的文學史當中都是有很大區別的。

比如說，蘇聯直到今天的俄羅斯和中國相關的文學史教育中，始終把《父與子》視作屠格涅夫的代表作。但是高爾基認為，屠格涅夫真正堪稱代表作的小說應該是《羅亭》而非《父與子》。因為《羅亭》所描繪的是舊的比較傾向進步與革命的自由派貴族的形象，實際上屠格涅夫本人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因此他書寫時充滿了自我的生活體驗。值得注意的是，《羅亭》在俄國文學史的一系列“多余人”形象當中差不多是最有生機與活力的，但是仍然一事無成而告終。盡管屠格涅夫本不愿意把這一形象與自我聯系起來，但實際上的確反映了貴族的自我批判與引領社會進步潮流功能的喪失，因此具有強大的藝術生命力。而《父與子》所描繪的是新一代的平民知識分子革命者的形象，屠格涅夫是作為一個霧里看花的“他者”而進行評論的，不免頗有不到位之處。所以水平較之前者有很大的差距。

再比如說，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蘇聯與今天的中國所選取的代表作都是社會批判意識最為強烈的《罪與罰》。而很多西方國家選取的則是其對于革命事業惡毒攻擊的《群魔》。而高爾基認為，這兩部作品都不能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為典型的創作特征，真正堪稱其代表作的應該是《地下人》(今天也被譯為《地下室手記》)。因為對于社會與革命的書寫評論，不管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都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項，其最擅長的是對于人物心理活動，特別是病態心理的描寫，這一點《地下人》遠遠超出了其他作品。事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在后來曾回憶說，自己眾多的作品當中，只有《地下人》是自己一輩子只能寫出一部的作品。這部小說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病態心理的描寫發揮到了極致，像其一開頭就有極大的心理震撼力：

【我是一個有病的人……我是一個心懷歹毒的人。我是一個其貌不揚的人。我想我的肝臟有病。但是我對自己的病一竅不通，甚至不清楚我到底患有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從來沒有看過病，雖然我很尊重醫學和醫生。再說，我極其迷信;唔，以至于迷信到敬重醫學。(我受過良好的教育，決不至于迷信，但是我還是很迷信。)】

還有，在托爾斯泰眾多作品當中，最受西方推崇的是《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寧娜》。但是高爾基認為，《復活》才是他更有代表性的作品。因為無論是《戰爭與和平》還是《安娜•卡列寧娜》，托爾斯泰主要都是作為一個缺乏生活體驗的“他者”而存在的。而《復活》是托爾斯泰對于自我生活狀態的書寫，具有更大程度的現實性。而且，高爾基注意到《復活》和托爾斯泰剛開始從事文學創作時的《一個地主的早晨》和《琉森》等作品當中的主人公都叫聶赫留多夫。這絕非歷史的偶然，或者是作者想不出其他名字的無奈之舉，而是反映了在作者創作當中一個不變自我的存在：復活并非轉世重生，而是一度失去的自我的回歸，即“從聶赫留朵夫到聶赫留朵夫”。

也正是因為高爾基認為沒有真實的生活體驗就不可能創作出優秀的藝術作品，所以其看到了被稱之為“黃金時代”的19世紀俄國文學當中存在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缺乏對人民的書寫。雖然俄國文學當中從普希金開始就寫了一大堆“小人物”的悲慘命運，但是這些小人物本身也是低級官員。而絕大多數俄國人連當一個最底層的公務員也不可能，可是卻缺乏文學界的關注。這倒并不是因為這些文學大師不愿意寫，而是由于他們根本不了解普通人的生活狀態，所以勉強去寫也顯得不倫不類。比如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和托爾斯泰的《復活》當中，都把妓女寫成了高尚的道德模范，前者尤其明顯。這顯然是違背社會基本事實的。這并不能表明這些作家多么推崇普通民眾，恰恰反映了其對于對于普通人的生活狀態近乎一無所知。也就是說，19世紀的俄國文學中雖然也涉及了一些普通人，但是都沒能塑造出典型環境下的典型性格。

當然，能看到這個弱點還不算特別了不起。包括被視為思想反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內，不少俄羅斯文學名家都表達了對文學僅僅限于描寫上層社會生活狀態的不滿。但是，真正能夠彌補俄羅斯文學這個弱點的還是高爾基。這也跟他的生活狀態有關，他可以說是俄羅斯歷史上第一個出生于普通人家庭的文學大師，僅僅上了兩年學就開始作童工，此后又長期漂泊流浪。所以，他對于普通人的情況有著切身的體會，能夠真實的寫出普通人的生活狀態。事實上，從早年的流浪漢小說到后來的《母親》和自傳三部曲，高爾基真正可以被稱之為經典的作品大都是對于社會上普通勞動者的書寫。

因此，高爾基的橫空出世，的確讓俄國文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即從局限于書寫社會上層發展到了書寫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勞動者，讓文學真正具備了全社會的意義。即使在沙皇時代，人們對于高爾基的評價也比和他年齡相仿的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蒲寧等作家高得多。比如說，極為敵視沙皇政府的高爾基1902年就獲得了俄羅斯科學院名譽院士的稱號，而對于沙皇政府比較忠誠的蒲寧卻是在1909年才獲得這一稱號。這顯然不是因為沙皇時代的科學院更喜歡反對自己的人，而是因為這兩位作家的創作水平差距確實較大。當時，人們喜歡把高爾基與蒲寧、安德列耶夫和庫普林等堅持現實主義創作的作家合稱為“大馬克西姆星座”，意為以高爾基為核心的流派，可見高爾基與他們之間的地位差別。

值得注意的是，高爾基的文學創作也和他的文學評論一樣，堪稱慧眼獨具。比如說，從普希金描寫十二月黨人的作品開始到蘇聯時代奧斯特洛夫斯基和法捷耶夫等人的紅色經典，俄語文學書寫了無數的革命者，但是這些革命者大都是青年的活動，老人普遍是作為保守勢力的代表作為革命對立面而出現的。而高爾基的小說《母親》就寫了一個老太太在孩子的影響下參加革命的故事。這種設計是非常絕妙的，在俄蘇文學史上具有不可復制的獨創性。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童年》也打破了俄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當中小孩子天真無邪的形象，透過一個兒童的眼睛展現了沙俄社會觸目驚心的黑暗。也就是說，高爾基筆下的革命才真正變成了全民的事業，不僅年輕人出于激情反對沙皇當局，甚至被視之為無憂無慮的兒童和最保守的俄國老太太也一樣被卷入了革命浪潮當中。試問在這種情況之下，革命還有什么理由不會勝利呢?

也正因為高爾基的成就過于巨大，蘇聯末期到俄羅斯初期，盡管不少俄國公知們也對于高爾基進行了攻擊與污蔑，但是主要是限于人身層面。對于高爾基文學創作上的成就，幾乎沒有什么人敢全盤否定。比如說，以狂熱反共著名的右翼自由派阿格諾索夫所編寫的在葉利欽時代使用的中學教科書《20世紀俄羅斯文學》當中，高爾基占了27頁的篇幅，在專章作家中僅次于第一個歌頌十月革命的詩人勃洛克。但是由于詩歌往往在引用的時候要占很大的篇幅，所以實際的字數還是高爾基更多一些。相比之下，索爾仁尼琴在這部書中只占了11頁，在作家中排在20位之后。

特別是進入新世紀開始，由于全盤西化造成的災難充分暴露，俄羅斯人對于公知的言論逐漸感到了厭倦，對高爾基的評價又進一步上升了。一個最突出的例子是，蘇聯最著名的《文學報》上，原來普希金和高爾基兩個人的頭像是并列的，但是從1990年5月2日的第18期開始取消了高爾基的頭像。但是從2004年4月27日的第27期開始，高爾基的頭像再次和普希金一起出現在俄羅斯的《文學報》上。這表明，在很大一部分俄羅斯人眼中，高爾基又恢復了僅次于普希金的文學地位。

所以，中國某些研究俄蘇文學史的專家們所宣稱的“索爾仁尼琴的文學成就可以和高爾基相比肩”既不符合事實，也從來沒有成為俄羅斯人普遍的觀念。至于蘇聯公知那些關于高爾基的段子匯集也早已被俄羅斯人唾棄。普京一當選就簽署命令要求全國慶祝高爾基150周年誕辰不僅是俄羅斯當局對于高爾基杰出文學貢獻的再次肯定，也是當前俄羅斯社會輿論中普遍觀念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