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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航程，我們國家邁進社會主義新時代。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是這個新航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有企業工人階級對新時代社會主義國有企業改革也寄予厚望。經歷了三年的頂層設計，2017年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政策頂層設計落地之年，2018年則必定是收獲之年。為了確保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方向不走偏，2016年10月，黨中央召開了全國國有企業黨組織建設工作會議，總書記習近平同志在這次會議上作了長篇講話，全面而深刻地回答了社會上一些人提出是關于要不要國有企業、要不要堅持黨對國有企業領導、加強與改進國有企業黨建工住、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以及對國有企業黨建工作領導等問題。講話特別強調：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是黨對國有企業領導的內在要求，保障職工參加法人治理結構權益。

　　一、職工對新時代國企改革的期盼
 

　　既往國有企業三十多年的改革中，給人們印象最為深刻的莫過于針對職工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對于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改革之初的判斷是：效率低！何以產生如此嚴重的效率低的問題呢？當時的一個共識是：“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意思是說，國有企業問題的根源是“人浮于事工人懶惰”。于是，出臺以“三鐵精神砸三鐵”、“砸爛鐵飯碗”等改革措施，主要是針對職工的工資、保險和勞動關系等進行改革。甚至出臺了強力“減員增效”的舉措，數千萬的職工由此下崗成為失業者，所造成的包括一些社會問題在內痛苦至今依然隱隱作痛。有人發泄說：每一次改革無不是針對職工來的，繞不開的議題總是醫療、保險、用工等等關系到職工切身利益的，翻來覆去地改這些內容，越改越痛。
 

　　幾十年過去了，今天國有企業職工大多是“白加黑”、“五加二”、“周六保證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證”了，依然是“效率低”。那么，在新時代社會主義全面深化改革戰略部署中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職工又將面臨怎樣的命運呢？有的領導說：中國掉入中等收入陷井了，原因就是人工成本，全是勞動合同法若的禍。于是又有學者預測，要做好再一次下崗潮的準備。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頂層設計已經出臺二十多部文件，然而，至今尚沒有關于國有企業改革職工問題專門性文件。廣大職工對此：一則喜，因為與既往的改革相比沒有以職工為改革對象的舉措了；一則憂，因為職工對在國有企業改革地位和作用及命運迷惘；一則盼，國有企業職工不甘于只是雇傭勞動力而成為改革的局外人，希望能重新獲得“主人翁”的地位并發揮“主人”的作用。
 

　　黨的十九大的主題讓職工感到欣慰和希冀：“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全黨同志一定要永遠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繼續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總書記習近平同志代表黨中央在十九大上所作的《報告》指出：“全黨必須牢記，為什么人的問題，是檢驗一個政黨、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邁進。”
 

　　二、實現職工管理權是國有企業的初心
 

　　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實現職工參加管理的權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國有企業的初心。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確立了領導工人運動的綱領，設立了“勞動組合書記部”。所謂“勞動組合”是源自日本的用語即“工會”的意思，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機構中設立“勞動組合書記部”這個職能部門，說明了工人和工會在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中的地位和作用之重要。1923年2月7日，中國共產黨領導了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運動，成功地組建了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1925年5月，中國共產黨在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的基礎上改造整合了各種思潮的工會組織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共中央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成員進入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機關工作。
 

　　1927年，中國共產黨在武漢領導召開了全國第四次勞動大會，大會通過的《宣言》中提出：需要迅速解決的重大而迫切的問題之一就是“工人參加管理”權利問題，工人階級的責任之一就是“要求參加管理國有企業，沒收帝國主義在中國所有的企業及與社會經濟有重大關系的大企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提出了“國有企業”概念、建立國有企業的途徑以及國有企業管理的原則，這就是國有企業的初心。
 

　　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創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后，開啟了領導國有企業的實踐，提出了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技術民主的原則。1930年10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布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對于蘇維埃區域工會工作計劃大綱》之第八部分的標題就是“工人管理與蘇區政府中的企業”：要把工人中最可靠和積極的革命分子派到蘇區政府的企業和產業中去負領導責任；可以由每一企業中的全體工人選舉組織工人管理委員會，使這些企業中的生產和經營能適合蘇維埃政府的利益，保障紅軍的給養和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工人管理委員會要取得在企業中的管理和經營中的管理權。
 

　　在江西領導土地革命、在延安領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國有企業管理體制也經歷了多次改革，從黨支部書記、工會委員長、廠長經理組成的“三人團”體制到企業管理委員會體制、廠長經理負責制、一元化領導制等等，基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基本方針，職工參加管理權利從來沒有發生過動搖。職工既是國有企業的主體又是國有企業的監督管理者，國有企業支持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從一個勝利到另一個勝利，直至創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三、職工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貢獻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掀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的篇章。鞏固城市新生政權、重建家園、發展經濟、穩定社會秩序等等，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是前所未有挑戰。蔣介石曾預言，共產黨能打仗未必可治國。具有城市工作經驗的工人和工會堅定地站在共產黨一邊，發揮優勢團結全國人民展開新中國的建設。建國前夕，是工人階級和工會發動了“護廠運動”保住了工廠的機器設備，建國初期，又是工人階級響應黨的號召獻工捐資幫助民族企業開工生產發展經濟。鑒于中國工人階級和工會在建國前后的獨特作用，總司令朱德同志指出：工會是人民政權的支柱。工會組織是向黨政機關輸送了大量的干部，被黨中央譽為是“干部的蓄水池”。
 

　　1950年2月6日，受中共中央委托由全國總工會負責人李立三同志起草經劉少奇審閱修改以后，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學會管理企業》的社論（史稱“二七”社論）指出：在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中，為了把貧困落后的國家變成繁榮富強的國家，工人階級要努力恢復和發展生產，因此，工人階級就必須“學會管理企業，把官僚資本主義企業改造成為新民主主義企業，就應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目前的中心口號”。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官僚資本主義和一般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區別之一，就是新民主主義經濟應當實行“一定的計劃性，這就首先要求國營、公營經濟各部門有統一的管理以及生產組織、有經濟核算、業務經營、企業管理、工資待遇等各方面的統一制度”，“以統一的、合理的、科學的制度，逐漸代替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混亂的、腐敗的、不合理的制度，是目前管理好企業所必須采取的一個重要步驟”。新舊社會的企業之原則區別就在于：資本主義企業是依靠壓迫方法強制工人勞動生產，“使工人成為了機器的單純附屬品”，他們每時每刻地被機器、被監工，首先被各有產者——工廠主本人奴役著（《共產黨宣言》）。新民主主義的企業管理，主要是：“啟發和依靠工人群眾主人翁的覺悟，發揮工人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以便工人群眾能夠自覺地勞動”；“把原來被機器支配的奴隸，變成管理機器的自覺的勞動者，這是一個真正的革命”。“二七”社論指出：機器和技術在被自覺的人所掌握的時候，才能進一步發揮效能。這就是為什么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生產率會比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生產率高得多的緣故；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有些初步實行了管理民主化的企業在解放后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就超過了敵偽和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生產水平的緣故。“二七”社論要求：在一切國營、公營企業中，必須改造舊的官僚主義管理制度，實行管理民主化，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吸收工人參加管理，以啟發工人的主人翁的覺悟，發揚工人的自覺的勞動熱情，——這是改造舊企業管好人民企業的基本環節。
 

　　建國初期的國營、公營企業的管理也存在著很多的弊端和問題，“二七”社論要求行政管理者、黨的工作者及工會工作者都應當明確：工廠管理委員會是工廠企業中以廠長為首的統一領導機關，廠內一切重大問題都應提到工廠管理委員會上去討論，真正吸收工人參加生產管理；工廠中的職工代表會議，應當與工廠管理委員會相輔而行，成為在工會領導下組織和領導群眾生產運動，傳達勞動者意圖和吸收群眾意見的組織形式；廠長和其他行政負責人應當參加職工代表會議并報告工作，聽取群眾的意見和批評，把群眾中各種好的建議迅速地實現起來。有了工廠管理委員會和職工代表會議就可以依靠群眾逐漸地改造原有官僚資本主義企業中其它一切不合理的舊制度實行科學的生產制，如經濟核算、規定各種標準定額、計件工資等等，以達到經營企業化的目的。
 

　　工廠企業中的工會組織配合行政機構，逐漸改革舊制度，首先是幫助行政實現管理民主化，以便更進一步提高工人的勞動熱情，組織生產競賽與合理化建議等來提高生產；同時，要特別關懷工人的需要，一方面督促行政領導機關實行一切必要而可能的措施，另一方面根據團結互助的原則，舉辦各種福利事業，以減輕工人的生活困難；工會還應當加緊進行工人群眾的教育工作，以提高他們的政治文化技術水平，培養工人干部，并把他們輸送到各級政權機關和經濟管理機關中去。
 

　　1950年2月28日，新中國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發布的《關于國營、公營工廠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的指示》指出，1950年的中心任務就是恢復與發展生產，要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在全國營、公營工廠中必須把原來官僚資本統治時代遺留下來的各種不合理的制度進行有計劃有步驟的一系列改革。這種改革的中心環節就是建立工廠委員會，實行工廠管理民主化，使工人親身感受到自己是企業的主人而改變其勞動態度，發揮其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文件認為：目前改革舊企業和建立民主管理制度的最大障礙就是，一些國營、公營企業的行政負責人，對依靠工人群眾管理好企業的觀點還不夠明確，依然存在著簡單地依靠行政命令來完成生產任務；這些錯誤的認識和做法必須得到糾正。在黨中央和政務院的領導下，各部所屬的工廠企業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和職工代表會議制度，對接收的舊企業進行初步改革。
 

　　新中國的誕生，喚醒了全中國的工人階級的覺悟，為恢復和發展生產建設自己的國家，各地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掀起了群眾性生產運動。比較早解放的華北地區，各國營和公營企業開展了工廠民主管理運動；東北地區解放以后各個廠礦企業為支援全國的解放事業，開展了群眾性創造生產新記錄運動；全國各地區的國營和公營的工礦企業都開展了合理化建議運動，吸收工人參加企業管理；在全國廣大工人群眾中廣泛興起了勞動模范運動。在這些群眾生產運動中，涌現出了大批的勞動模范、新型工人。鞍鋼煉鐵廠配管工勞動模范孟泰，從廢棄材料中回收有用零件器材，他一個收集的各種器材1700余件，有效都解決了生產中的困難。在孟泰精神的鼓舞下，全國掀起了獻納器材運動，加快了恢復和發展生產的速度。新中國第一班組長馬恒昌，系沈陽第五機器廠車工組組長。在他的帶領下，這個小組采取三人技術互助和先檢查頭一個成品的辦法，利用午休時間鉆研技術，不斷地提高產品質量。1951年馬恒昌小組在《工人日報》向全國工人階級發出了開展愛國主義勞動競賽的倡議，掀起了愛國主義勞動競賽的群眾性生產運動，極大地推動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生產的發展，以新中國工人階級的實際行動有效地支援了抗美援朝的斗爭。青島國棉六車的郝建秀創造了“五一織布工作法”，也是在當時的群眾性勞動競賽生產運動中涌現出來的勞動模范之一。1950年9月在新中國首都北京召開了全國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會議，推廣了工人模范創造出來的先進工作經驗，不僅推動和發展了生產，也為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和官僚與資本主義企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極大地激發了工人群眾的勞動熱情，為國家節省和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上個世紀60年代東北工人階級創造了“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相結合的企業“民主管理制度”，這個先進的企業管理思想，至今被日本和西方社會的企業管理所推崇。 
 

　　四、全心全意工人階級基本方針不該忘
 

　　盡管人們對三十多年來的國有企業改革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把職工當作改革的對象，但是，黨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每個階段的重大決策，還是清晰地堅持了確保職工權利和參加管理基本思想。
 

　　改革開放初期，黨中央就決定恢復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工作，及時召開了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要求工會為職工說實話辦實事成為職工之家，1981年月中共中央轉發了《國營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暫行條例》，1986年10月國務院頒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2002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實行廠務公開制度的通知》，2012年4月，六部委聯合又制定發布了《民主管理規定》等等。
 

　　這些文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企業民主管理工作應當堅持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黨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指導方針；企業黨組織應當加強對民主管理工作的領導和支持；職工代表大會是職工行使民主管理權力的機構，是企業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企業應當按照合法、有序、公開、公正的原則，建立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實行廠務公開，推行民主管理，公司制企業應當依法建立職工董事、職工監事制度。
 

　　改革開放以后的八十年代中后期，為了保障完成國家制定的國有企業經濟指標，黑龍江亞麻廠和大連軸承廠等東北國有企業的工人階級，創造了廠長經理與職工群眾共同保證完成國家要求的經濟指標的“雙倍合同”制度。這個制定由連云港工會進一步完善，形成了黨政工團共同保證企業發展的經濟指標的“共保合同”制度。由中華全國總工會推廣至全國，數十萬家國有企業實施了“共保合同”制度，為促進國有企業發展和國家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一些國有企業出現了生產經營困難頻臨破產等問題，河北石家莊拖拉機廠等國有企業開展廠務公開活動，動員職工獻計獻策出力出資參加管理，僅僅用了三年的時間就實現了扭虧為盈。廠務公開制度受到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肯定，2002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實行廠務公開制度的通知》。
 

　　改革開放進入本世紀初，國有企業實施主輔分離輔業改制的重量級的改革硬措施，大量企業被關停并轉賣，此間的“減員增效”致使數千萬職工下崗失業。這些職工為國有企業改革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他們的犧牲和貢獻也是以另一種形式支持了國有企業改革，在國有企業改革歷史上將是永遠銘記的一筆。令人欣慰的是，自黨的十九大以來，以總書記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啟了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全面深化改革，盡管有各種鼓噪之聲，終究沒有把職工當作改革的對象，同時依紀依法監察處理了一大批國有企業腐敗分子，深得職工之心。
 

　　五、不忘初心堅持國企改革的方向
 

　　職工參加企業管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就是作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國有企業的初心。勿忘初心，方得始終。每每在革命和建設的關鍵時刻，都是工人階級艱苦奮斗甚至是忍辱負重支持黨的領導而度過難關的。在總結了國有企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習近平同志堅定而自信地指出“工人階級靠得住”，建設現代國有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必須一以貫之。總書記習近平同志關于建設現代國有企業制度必須確保職工權利，鼓勵職工代表有序參加法人治理的要求，給了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的職工一劑“定心丸”。總書記習近平同志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會議上，多次明確地回答了在國有企業改革中職工的地位、作用、角色和前景等問題：國有企業靠得住，工人階級靠得住，關鍵時刻還得依靠他們。
 

　　2015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上，總書記習近平同志莊嚴重申：我們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方針不能忘記、不能淡化，我國工人階級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動搖、不容忽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要解決認識問題，更要解決實踐問題；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方針貫徹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以及黨的建設各方面，落實到黨和國家制定政策、推進工作全過程，體現到企業生產經營各環節。

　　2016年10月，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組織建設會議上，總書記習近平同志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組織建設工作會議上指出，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必須一以貫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也必須一以貫之。習近平同志特別強調：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是堅持黨對國有企業領導的內在要求；要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推進廠務公開、業務公開，落實職工群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充分調動工人階級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企業在重大決策上要聽取職工意見，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必須經過職代會審議；要堅持和完善職工董事制度、職工監事制度，鼓勵職工代表有序參與公司治理。
 

　　2017年12月，黨的十九大過后總書記習近平同志視察了徐工集團，親切看望了公司勞動模范、技術能手等職工代表，熱情洋溢地對職工們說：黨的十九大描繪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美好藍圖，成果人人有份，責任也人人有份；廣大企業職工要增強新時代工人階級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愛崗敬業、拼搏奉獻，大力弘揚勞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在為實現中國夢的奮斗中爭取人人出彩。
 

　　總書記習近平同志的講話，明確了國有企業職工的地位、作用和前景，喚醒了國有企業工人階級內心的期盼。總書記習近平同志關于關鍵時刻“國有企業靠得住”、“工人階級靠得住”的論斷和確保確保權利、鼓勵職工代表有序參加公司治理的要求，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指明了方向。正如王岐山同志在參加他所在的黨的十九大湖南省代表團討論時所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忘初心、砥礪奮進，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真正體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校正了黨和國家前進的航向。
 

　　回顧歷史，在革命和建設的轉折關頭，在國有企業改革的不同階段，黨中央國務院都會同時制定頒發國有企業黨的建設、企業負責人經營管理權和職工（工會）權益保障的專門性文件。那么，貫徹總書記習近平同志重要講話精神，我們是不是也應當對職工在國有企業深化改革中的地位、作用和權益保障、參加管理也制定一部專門的頂層設計的文件呢？！

　　（作者系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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