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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師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義感的優秀作家。

是在這樣一個惡俗而趨炎附勢的時代里特立獨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緊緊貼近工人階級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創作了被稱為“工人階級傷痕文學”開山之作的《那兒》，記錄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企改制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不幸與困惑，感動了無數人，也堪稱時代記錄。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是曹征路老師重新思考近代以來革命與現代性的系列之作，將在本公眾號陸續刊出。

高華是在用陰暗心理揣測延安整風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三十六）

曹征路

中國革命的成功得益于中共七大以后全黨的高度團結統一，這一點恐怕連革命的敵人也不會否認。而中共七大之所以成功地實現了團結統一，又得益于延安時期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這一點有人否認，但否認者也不多。

被概括為延安精神的主要內涵都來自于大生產和整風，因為這兩個運動是延安精神的實現形式，構成了延安精神的兩個翅膀。今天在共產黨內部，有些人繼承著革命的成果，坐享著革命帶來的利益，卻否認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幻想告別革命，尤其是要與革命的領導人毛澤東進行切割。還有一些人，承認革命精神、延安精神，但他們只是抽象地談論理想信念，至于這個理想信念的內容是什么，他們是避而遠之的。他們喜歡美味佳肴，卻又裝作看不得殺生。

在否定延安整風運動的風潮中，影響最大的是一個叫高華的人，和他的那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本書引用了整風運動中的歷史細節，但并不想去挖掘這些細節與大歷史的聯系，以及這些細節的歷史涵義，卻用一種陰暗心理在揣測毛澤東，把毛澤東放在一個陰謀家的解剖圖上標注這些細節，于是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因為你是陰謀家，所以這些事證明你是搞陰謀——這就是他的基本邏輯。

有意思的并不是高華，而是近幾年被認為是黨史專家的金沖及。

他在接受采訪時，也否定了這本書，但否定的理由卻很荒誕。他說：“我沒看完《紅太陽》，但我聽說了這個書。有一次我和高華在山西聊了半天。我差不多比他長一輩。他父親是廈大地下黨，我是復旦地下黨，他父親被打成右派，這個對人看問題確實會有影響。延安整風，說實在，他看的材料太少。延安整風核心的會議記錄，我是系統地看過的。他這些都看不到，只能拿公開發表過的材料來說。所以我覺得，有些東西他比較隔膜，靠猜。延安整風當然有些問題，特別是‘搶救運動’。后來毛澤東也說，我一直向你們敬禮，（你們也該還我一個禮吧，你們不還禮，）我這手就放不下來了。但是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系統的政治局的記錄我都看過，他根本不知道這些會是怎么開的。照我看，這些會上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是，反對主觀主義。我和高華說過，我和他父親一輩，他吃苦頭我也吃苦頭。吃過那么多苦頭，我還是想把我們國家搞好……我是很溫和，不極端的人?，F在很多人盡講國民黨好的，盡說共產黨不好，我感到不符合事實。”

這說明，第一，他沒看完書；第二，高華有家庭成見；第三，他看到的材料高華沒看到。

這就不是嚴謹的學術態度。歷史學也是科學，任何人使用相同的材料進行研究都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如果你認為高華的結論不科學不符合事實，要么你正面反駁，要么公布你知道的事實。我們都知道反駁的三個方法：反駁論據、反駁論證邏輯、反駁結論，但金沖及不愿意這樣做，他用一種躲閃回避的方法來掩飾立場。

近年來，很多號稱專家的人，都喜歡用這種似是而非的手法。比如一個叫沈志華的人，說自己買到了蘇聯解體時大量的蘇聯國家檔案，不斷拋出中、蘇、朝三個國家關系的“絕密檔案”信息，然后宣布自己壟斷了歷史秘密，炮制他所需要的結論。但這些“絕密檔案”的完整性可靠性如何？永遠不會有人知道。因為檔案正在他的主觀選擇過程中。這些根據美國中情局選擇性“解密”拋出的情報信息從1980年代就已經開始，早就不是秘密?？梢钥隙ǖ氖牵罁绹星榫值那閳缶€索復制的蘇聯檔案，它一定是服從于服務于美國國家戰略的。

很遺憾，金沖及也在使用這種閃爍其詞的套路。事實上，關于延安整風，大量的歷史材料都是公開的，當時參與整風的主要機構還都延續著，還有不少當事人也還都活著，作為國家在這個領域工作的專業研究者，完全有責任有義務回答公眾的疑問。

延安整風運動從1942年2月開始至1945年春季結束，共計3年多時間，是分兩期進行的：參加整風學習的干部大體分為三部分：一是中直、軍直系統，二是西北局、陜甘寧邊區系統，三是中央黨校系統。第一期自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約1年半時間。第一期整風學習帶有試點性質，參加這次整風學習的干部，共約4000到5000人。第二期自1943年7、8月間至1945年4月，近兩年時間，這是延安地區和陜甘寧邊區全體黨員干部普遍參加整風運動的階段。參加這一期整風學習的干部，共計12000余人，包括全黨范圍的高、中級領導干部，主要都集中在中央黨校。

這是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習運動，受到組織處分的只是極少數人，把整風說成整人，這就不符合基本事實。我們會在后面專門用一篇來剖析“搶救運動”。

1941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標志著整風開始。為什么要集中學習？因為當時有了這個條件：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局勢相對平穩，特別是陜甘寧邊區比較穩定，這就為共產黨集中時間進行學習提供了客觀條件。同時黨內在經歷了多次失敗和挫折之后，逐漸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較成熟的領導骨干，需要通過學習來總結經驗教訓，這是共產黨保持現代性的一個基本方法。在井岡山那樣困難的條件下，毛澤東還要擠出經費來辦干部學校，到了延安更是應該把學習提到突出位置。

1938年9月末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在認識上達成大體一致，部分抑制了王明錯誤路線所造成的困擾。毛澤東在會上明確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強調這是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這就抓住了要害：黨內反復出現、帶來嚴重危害的左傾和右傾錯誤，其思想根源都是主觀主義，其共同特征是理論脫離實際，即認識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從實際出發，而是從主觀愿望或書本出發，或照搬外國經驗。強調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就是強調實踐，強調理論聯系實際。

毛澤東表示，希望這次全會之后，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地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得更多一點、更好一點。他說：“在擔負重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并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蘇聯革命的成功使中國革命有了仿效的榜樣，共產國際成立以后中共一直是以一個支部自居，這樣很多人就誤以為共產國際的聲音就是馬列主義本身，誰能貼近共產國際誰就代表共產國際，這是歷史形成的缺陷。

毛澤東重視學習是一貫的，并非突發奇想。歷年跟隨過他的警衛員多有回憶，他有兩樣東西是不能丟掉的，一是地圖二是書，什么都可以丟這兩樣不能丟，即使在長征途中他也是想方設法找書找報紙來看。

斯諾也有描述：“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采訪共產黨的歷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于是毛澤東就要求我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時間專門讀了這幾本書。”除了毛澤東本人嗜書如命的習性之外，也與指導革命實踐的現實需求有關。

中共雖然宣稱以馬列主義為指導，但黨內很多人只是以背誦馬列經典中的名詞概念和現成結論為榮，并不愿意下功夫弄通馬列的基本原理，更不善于把這些基本原理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實際中來。所以說整風運動是一次全黨的學習運動，一點也不過分，利用戰爭的間隙重新思考共產黨走過的道路，從理論上歸納出幾條基本經驗，不但對高級干部，就是對新黨員也都是完全必要的。只有站在國民黨立場上的人理解不了，覺得這是內訌是瞎折騰是搞陰謀，是爭奪馬列主義的解釋權。

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本人也在學習，從1941年5月到1942年2月，分別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號召全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從這些文章中我們今天還可以看出他下的功夫，看到他對馬列經典的熟稔程度。甚至可以說，我們今天使用的現代漢語語言習慣，自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的口語化規范化進程，也是到了延安時期才真正成型。正是這種貼近老百姓生活的語言，使晚清以來半文半白的書面語言得到真正改造，體現著歷史進步的方向。

毫無疑問，進行延安整風運動的最貼近傷痛的原因之一是皖南事變。沒有皖南事變也許還會整風，但可能不會那么迫切，那么引起全黨的共鳴。皖南事變的發生，促使毛澤東思考如何盡快改變與共產國際的關系，這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導火索。

上一篇我們梳理了在事變前兩年國共兩黨各自運行的軌跡，說明事變發生的必然性。其實毛澤東對蔣介石的警惕一直存在，不止一次與黨內高層交談過，指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就是一切服從蔣介石”，可惜當時很難得到響應。原因就在于對共產國際的迷信仍然在黨內占上風，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依然是很忌諱的話語。據說汪精衛投敵以后毛澤東曾提出過一個先發制人的設想，打算派15萬精兵到國民黨后方去建立根據地，但這個計劃很快被共產國際否定了。這件事深刻折射出中共與共產國際在重大問題上的分歧，同時也讓毛澤東的警惕性進一步增強。

當時黨內高層有一大批人，包括重要干部在內，覺得一切要以抗日為重，軍隊要服從國民黨中央政府的統一指揮。彭德懷在傳達“十二月會議”時說：“抗戰是每個中國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于一切，統戰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別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戰，因此一切服從統戰的利益，過去對國民黨的轉變確是估計不足……”這個話很快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但是彭德懷與毛澤東共事多年，是一方面軍的老同志，所以毛澤東批評他沒有顧忌，對其他人就沒有這么方便。

在毛澤東看來，蔣介石首先是指揮打仗不行，正面戰場的死守硬拼抵抗不住日本的進攻，把中共這點本錢拿去打正面的陣地戰，很快就會拼光的，國民黨也很樂意見到這個結果。最重要的是蔣介石隨時有可能放棄抗戰，以犧牲部分國土為代價換來與日本妥協，然后剿滅共產黨，東三省就是例子。所以在統一戰線中，中共的軍隊要獨立作戰，雙方是合作關系，不是上下級關系。堅持自己的山地游擊戰加運動戰的方針，配合國民黨的正面戰場，但不是服從他們的調遣。要對抗戰以后才加入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新兵加強思想教育，確保中共對已經編入國民黨軍隊序列的八路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在抗戰中發展壯大自己的軍事實力。項英正是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不清醒，加之考慮個人過多，最終才導致失敗。

如果說皖南事變是一次軍事失敗，那么它的根源還是“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政治失敗，是黨內高層放棄獨立自主原則的失敗。所以整風的核心內容是從思想路線上徹底解決教條主義問題。中國共產黨在幼年期出現過多次“左傾”“右傾”路線錯誤，這固然是成長的代價，但老是付出代價而不長進就不是一個現代性政黨了。

中共的現代性體現在，它承認事物發展是由內部的矛盾運動推動的，承認思想斗爭路線斗爭的必然性，承認人的認識都有一個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過程，黨內的團結不是無原則的團結，而是通過斗爭達到的團結。

中共除了大革命時期發生過陳獨秀右傾錯誤外，后來先后發生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傾錯誤，其中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是理論形態最完備、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軍事上實行冒險主義，在政治上實行關門主義，這一系列左傾錯誤直接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喪失，全國紅軍從30萬人減少到3萬人，黨員從30萬人減少到4萬人，白區的黨組織也幾乎損失殆盡。

遵義會議以后，左傾路線在中央的統治雖然暫時結束，但當時只是解決了最為迫切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問題并未做出結論。此后，毛澤東多次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但是由于教條主義在黨內的思想基礎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沒有獲得成功。那時毛澤東雖然名義上還不是主席，實際上已經負起了最高領導責任，這也是得到共產國際認可的。如果從個人地位考慮，他只要平穩過渡到七大召開，一切都水到渠成。毛澤東有什么必要去搞一次陰謀整風呢？這個邏輯高華之流想不通，燕雀不懂鴻鵠，不奇怪。

再看王明。他回國后又一次教條地搬用共產國際指示，只不過這一次是從右的方面體現出來。由于共產國際一直在中共黨內有著普遍的影響力，王明又是以共產國際代表的面目出現，這就給全黨帶來了很大的思想混亂。要糾正這種錯誤，僅僅把王明調回延安，或者撤銷他的職務是不夠的。在黨內，那種把蘇聯當成上級老子黨，把蘇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當成是唯一權威解釋，把來自蘇聯的指示當成是代表全世界無產階級利益的決定，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就算打倒了一個王明，還會有第二個第三個王明。過幾年黨內如果再出現路線斗爭，蘇聯還可以派出欽差大臣來充當最終仲裁者。

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就要改變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在實踐中擺脫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干預。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開展一次全黨的學習總結，從思想根源上破除共產國際指示的神圣化教條化。只有認清教條主義的危害，才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思想路線問題。而且，蘇聯這次派王明來干涉中共的方針政策，跟以前的干涉有著很大區別。以前的干涉出現錯誤，主要還是由于蘇聯的共產主義領袖們不了解中國的國情，是認識上出現了偏差。但他們跟中國共產黨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是為中共的成長著想，屬于好心辦了壞事。而這一次的干涉，是因為歐洲戰場局勢緊張，斯大林希望拉攏蔣介石政府抗日，解除日本在東北對蘇聯的威脅。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不惜犧牲兄弟黨的利益，讓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交出軍權。也就是說，當時世界無產階級領袖斯大林，在蘇聯的國家利益和其它國家的無產階級利益之間出現矛盾的時候，他選擇了前者。

抗戰開始以后，蘇聯大規模向國民黨政府援助軍火，而只向共產黨提供各種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中共內部對此早就不滿，戲稱為，“軍火給了資產階級，書籍給了無產階級”。《紅太陽》這本書里面對這個基本歷史背景輕描淡寫，說王明這個人能力不足，不能從蘇聯搞到軍事援助，所以毛澤東利用黨內這種不滿來攻擊王明。如此膚淺的認識只能證明高華不具備研究歷史的基本素質，僅僅一味地宣示立場。軍火給誰當然不是王明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斯大林主動的戰略選擇。站在蘇聯的角度，不能說斯大林這樣選擇是錯的，但站在中國共產黨的角度，肯定是不能接受這樣的安排。

所以僅僅在黨內高層進行斗爭，解除王明的權力是不能實現這個任務的，必須通過全面清理過去犯過的錯誤，找出犯錯誤的根源，所有中共黨員都要接受這種思想意識的改造。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但這個道理又不能挑明了說，轉彎太急太快容易帶來混亂。因為畢竟追求獨立自主，不是徹底退出統一戰線，更不是要跟蘇聯決裂。反抗日本侵略還要繼續，蘇聯黨的老大哥地位還是要承認，需要蘇聯幫忙的地方還有很多，要給蘇聯給斯大林留足面子。有人把強調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理解為黨內“本土派”向“國際派”奪權，把政治斗爭降低為派別斗爭，這就格局太小。

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展的整風運動，本質上就是一場中國共產黨的獨立運動，反對照搬照抄共產國際指示的教條主義只是文字表達，實際是中國共產黨向共產國際主張權利。

理解了這些背景，關于延安整風的必要性便一目了然，其他一些枝節問題也很容易得到解釋。毛澤東是有強烈的歷史自覺意識的領袖，體現在他敢于以身試法、主動地去創造歷史。當大革命失敗共產黨人慘遭屠殺的時候，沒扛過槍沒上過戰場的毛澤東就敢帶著部隊造反，摸索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對比那些鼓吹城市中心論的滑頭，何止天壤之別。比如王明，一見大革命失敗有被殺頭的危險，就跑到蘇聯去了。等到毛澤東他們這些人九死一生到了陜北，跟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了，他這才坐著飛機到延安來爭奪領導權。像王明這樣的人，再聰明理論水平再高，黨內多數人心里還是有數的。

發動延安整風，是毛澤東再一次主動挑起論戰，向黨內教條主義發起攻擊。1941 年9 月10 日至10 月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檢討中共在十年內戰后期的領導路線問題。會議開了兩天了，大家紛紛對自己所犯的錯誤進行了檢討，而作為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王明，竟然無動于衷。王明甚至自信地宣稱，江西時期“博古中央”的錯誤不僅與他沒關系，而且他還要揭穿一個“秘密”，指責“博古中央”是不合法的。這個“秘密”頓時在不明真相的政治局委員們中間引起了巨大震動。

9 月29 日，博古、張聞天、李維漢、鄧發等人在會上先后發言，對自己在江西中央蘇區所犯的錯誤情況進行具體說明。張聞天在這天的會議上系統深刻地檢討，確認土地革命后期“路線是錯誤的”，明確表態愿意承擔責任。博古發言時也明確說，自己所犯的錯誤的確是政治路線的錯誤，而臨時中央政治局進入蘇區后不作說明，犯這些錯誤怪不得別人，但共產國際和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當時是助長了這種錯誤的。王明的做法顯然是想把思想路線斗爭引導到個人爭權奪利上來。

毛澤東見王明轉不過彎來，還想采取談心交流的方式，休會期間毛澤東先后兩次找王明談話，但王明依然覺得自己背后還有共產國際。恰好就在這個時候莫斯科真的來了電報。這封電報是季米特洛夫發過來的，措辭十分嚴厲，一連質詢了中共中央十五個問題。有了莫斯科的支持，王明好像抓到了救命的稻草，態度十分惡劣。10 月8 日下午，中央書記處在楊家嶺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公開了王明的錯誤。針對毛澤東的批評，王明逐條進行了解釋和辯駁，并想把責任推給當時不在延安的周恩來，王明的姿態頗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的意味。在場的書記處成員認為，既然王明總是自持有共產國際撐腰，那就索性把話挑明。于是王稼祥和任弼時當場轉述了共產國際領導人尖銳批評王明的談話。據王稼祥和任弼時的介紹，王明關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談話的說法，有許多地方不確切，有些關鍵部分甚至是避重就輕的。這出乎意料的一擊，一下打中了王明的痛處。12 日開會前，王明終于承受不了壓力，心臟病突然發作，休克了。

斗爭哲學是毛澤東思想中一個特別具有現代性的地方。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最為閃光的內核，就是揭示了事物矛盾運動的規律。斗爭同樣也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必要手段，任何一個國家、一個黨、一個團隊，如果老是一團和氣，封閉保守，必然死氣沉沉無法進步。所以毛澤東的哲學就是要主動挑起思想斗爭，大家要不停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在矛盾爆發之前先把矛盾挑明，犯了路線錯誤的就要檢討，就要開會批斗。只有經過了充分的思想斗爭，把矛盾把問題都擺到桌面上說清楚了，才能真正實現團結。所以他說，斗爭是團結的前提。

但同時，毛澤東反對批評不講政治，離開路線發牢騷，他堅決把這種斗爭限定在出以公心的范圍內。這里面的平衡非常難以把握，斗爭過于溫和，人人都能過關，起不到作用。斗爭過于激烈了，有可能導致非理性的仇恨，對整體事業不利。延安整風一方面必須要整，不整不行，否則中共在思想上永遠擺脫不了共產國際的控制。另一方面，當時日本人占據了大半個中國，國民黨也隨時準備伺機消滅共產黨，萬一引起黨的分裂，那問題就嚴重了。毛澤東極為小心的維持著這種斗爭與團結的平衡，這里面既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同時也需要個人光明磊落的人格。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那時的黨內生活面貌：大多數共產黨員都是講政治、講公心、有理想的。在如此嚴酷的戰爭環境中，在完全不影響對外作戰和各項工作的情況下，共產黨完成了一次脫胎換骨的內部整合。

1944年7月至1945年2月，在美國政府要求下，美軍觀察組一行18人進駐延安，共寫了77份政治報告。他們在報告中反映了抗日根據地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情況和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方針政策。謝偉思在報告中寫到：中共的特征是“青春，有活力，智慧充沛，訓練精良，信仰堅定，自信、堅韌、實際、自我檢討、態度科學、有適應力、有制度、有條理、有誠篤與團結之精神，民主態度、廉潔”。據此，他認為“共產黨在中國之地位，比現存任何團體都高”，“共產黨將在中國生存下去，中國的命運不是蔣的命運”，“蔣的封建的舊中國，不能長期與華北的一個現代化的、有活力和有人民擁護的政府并存”。

這就是美軍觀察組當時對共產黨的觀察，這樣的看法高華之流是絕對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