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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毛潤之是最痛恨官家文化的”——重訪革命史之三十五

點擊：  作者：曹征路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8-03-06 09:29:17

 

     【“1937年4月22日下午4時30分。黃河——人們挖野菜充饑。黃河流域成了一片沙漠，河床比周圍地面高出許多。”】

這是海倫·福斯特·斯諾在記下的第一筆西北印象。

地處黃河中游的延安，地處陜北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是片貧瘠的土地。

相傳人類始祖軒轅黃帝曾居住在這一帶，胼手胝足繁衍后代，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

200公里外的黃河壺口瀑布水流湍急，聲震河谷，驚心動魄。

而真正使延安聲名遠播人氣旺盛的原因，是共產黨來到了這里，成為青年人向往的革命圣地。

 

 

斯諾夫婦先后對延安的采訪報道和廣泛傳播也是重要原因，很多人就是看到《西行漫記》《續西行漫記》奔赴延安的。

80年前，大批愛國青年從海內外各地來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據統計，前后奔赴延安的愛國青年總人數在3萬人左右。從西安到延安蜿蜒起伏的700多里山路上，每天都有步行前往的熱血青年。

“七七事變”后，很多青年趕到南京，希望能報效祖國，但他們的抗戰熱情卻沒有得到回應。

有一位叫白刃的菲律賓華僑青年到南京準備參加戰地服務團，但報名處冷冷清清，他和同伴要報名，管事的卻讓他們找殷實的商家做擔保，并說沒有擔保就不能報名。這讓白刃非常憤慨，轉而奔赴延安。

在杭州出生的華君武23歲時正在上海的一家銀行里做小職員，他以前曾聽到過或從報刊上看到過不少誣蔑共產黨的謠言，后來看了《西行漫記》才恍然大悟。他說：“這本書對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延安的一切令我神往。”1938年夏天，華君武瞞著母親，投奔延安。

 

 

據統計，這些青年中學以上文化程度占70%，有少部分大學生，還有個別碩士、博士生。從地域上看，包括臺灣在內的全國絕大多數省區都有，還有不少僑胞。從家庭出身看，知識分子家庭的占80%以上，中等收入的也占80%以上。

一般來說在戰亂年代，家境較好的家庭是不愿意其子女跑到偏遠落后的地區去冒險的。因此，奔赴延安的愛國青年，特別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青年，大都走過一條從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

叛離自己的中產階級家庭，叛離那個階級的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當時，延安環境惡劣，條件艱苦，那么多青年拋棄優越的生活投身革命，現代性對人的精神吸引是個重要原因。

斯諾夫婦皖南事變后被吊銷了在中國的記者證，1950年又被吊銷了美國的記者證。當時的美國新聞官謝偉斯說，“《西行漫記》掀開了世界帷幕的一角，使人們第一次看到了未來的中國。”而他們采訪并記錄的這批土里土氣的共產黨人，正是未來中國的領袖。

 

 

白求恩大夫也是看到了《西行漫記》于1938年來中國的，他率領的由加拿大人和美國人組成的醫療隊，3月底到達延安，不久赴晉察冀邊區，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有一次為傷員施行急救手術時受感染，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唐縣逝世。12月21日，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篇章《紀念白求恩》：

【“對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現在大家紀念他，可見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把人的精神品格與正在進行的事業和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聯系起來的思考。他提出的不僅僅是個人修養問題，而是共產黨人的基本價值觀問題。一個共產黨員的真正追求應該是什么？他與國民黨員的區別究竟在哪里？

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以后，共產黨得到了暫時安定修整，可也發生不少錐心之事。

一件是黃克功案件給軍隊帶來的傷痛，一個經過長征存活下來的紅軍干部必須槍斃，使毛澤東痛心疾首：

【“黃克功過去的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赦免他，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

 

 

其次是張國燾的出走叛變給黨內帶來的震動，使毛澤東意識到權力欲望對人的腐蝕作用是何等巨大，大到足以背叛一切不顧一切。

就在張國燾被宣布開除出黨后不久，一天毛澤東去抗大上課，學校派了四個同志到門口迎接，毛澤東勃然大怒，發火道：“你們只派了四個人來歡迎我，你們應該派四個團來。”接著他歷數官僚作風官場習氣的危害，痛批延安已經出現的不良苗頭，嚇得幾個干部不知所措。所以謝覺哉說，“毛潤之是最痛恨官家文化的。”

正是對這樣一些基本價值觀問題思考，毛澤東思想在1939年有了新的升華。

此時他已經不再將抗日看作一個軍事問題，比如在給陜北公學學員講課時說，“中國不可能亡。城市亡了農村沒亡，白天亡了夜晚沒亡，大路亡了小路沒亡。”而在兩年前，就抗日前途問題毛澤東回答海倫時還在說，“非勝即敗，只有這兩種可能，我們一定會勝利，不然就要亡國。”

 

 

難道他的信心經過兩年就增強了很多嗎?抗日形勢進入相持階段，困難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顯然他是就中國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而言的。

他對老百姓愈親近，對腐朽的上層建筑就愈加反感。這一年7月，斯諾第二次訪問延安。9月24日，毛澤東邀請斯諾到家里做客，進行長談。

談到陜甘寧邊區，毛澤東說：從西安事變起，特別是從1937年行政院正式批準給予陜甘寧邊區政府合法地位的法案時起，蔣介石先生就承認了邊區政府。至于到現在還沒有發表，還沒有委任邊區的官吏，這只是證明行政院辦事未免太遲緩，中國政府的官僚主義作風實在太嚴重，要改變一下才好。

談到國民政府的階級基礎，毛澤東說：現在的國民政府，主要的還是地主與資本家的代表。作為抗戰的政府，它的基礎主要地應該放在也將不得不放在中等階級與廣大的農民之上。

談到中國革命，毛澤東說：中國革命有兩篇文章，上篇和下篇：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一道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這是文章的上篇，我們現在正在做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還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篇文章，我們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

可見，對未來中國社會的思考和文化設計，從那時就已經開始了。

 

 

1939年5月4日，紀念五四二十周年大會上，他進一步把自己的思考變成對青年的期待：

【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于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有些青年，僅僅在嘴上大講其信仰三民主義，或者信仰馬克思主義，這是不算數的。你們看，希特勒不是也講“信仰社會主義”嗎?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還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呢！他們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么東西呢?原來就是法西斯主義！陳獨秀不是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嗎?他后來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張國燾不是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嗎?他現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開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對自己加封為“三民主義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義者，可是他們做了些什么呢?原來他們的民族主義，就是勾結帝國主義;他們的民權主義，就是壓迫老百姓;他們的民生主義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來喝得越多越好。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義者。

所以我們看人的時候，看他是一個假三民主義者還是一個真三民主義者，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只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

在這里，你是什么黨派宣稱什么主義，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對工農的態度，這才能看出一個人的精神品格。

 

 

【1941年6月3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的楊家嶺小禮堂召開邊區各縣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工作和農民負擔問題。當天下午突然暴雨，閃電擊中延川縣代縣長李彩云，不幸身亡。同一天，一位農民飼養的一頭驢也被雷電擊死了。噩耗傳開以后，這位農民逢人就說：“老天爺不開眼，響雷把縣長劈死了，為什么不劈死毛澤東? ”

毛澤東從警衛員口中知道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衛部門的追查行為。毛澤東說：“群眾發牢騷，有意見，說明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就要追查就要立案，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如何不要造成同群眾對立的局面。”

不久，在清澗縣農村又發生了一起類似的事情。

農婦伍蘭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鐵犁耕地時，不幸被雷電擊斃。伍蘭花出于悲痛，大罵“世道不好”、“毛澤東領導官僚橫行”。中央社會調查部聞訊后，把伍蘭花拘押到延安，建議判處死刑，以此來穩定社會局勢和群眾情緒。

毛澤東看到通報后的心情難以平靜，就叫人立即把伍蘭花帶來。在會客室里，經過聊天拉家常話，毛澤東了解到伍蘭花的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歲的婆婆是個癱瘓病人，三個娃，大的才十歲小的還不到三歲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撐著。1935年中央紅軍來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畝地，頭幾年還好，政府收的公糧少，家里的糧食吃不完，踏實過了幾年好日子。這幾年變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糧，還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頂梁柱就沒有了。

毛澤東把軍委保衛部部長錢益民叫進來，當面囑咐說：“把這個婦女馬上放回去，還要派專人護送她回家。記住，去的人要帶上公文，向當地政府當面講清楚，她沒有什么罪過，是個敢講真話的好人。她家困難多，當地政府要特別照顧。對于清澗縣群眾的公糧負擔問題，邊區政府要認真調查研究，該免的要免，該減的要減。我們決不能搞國民黨反動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任何政黨任何政府，在掌握公權力以后都必須面對人民群眾，工作矛盾都不可避免，怎樣防止權力不被濫用，關鍵在于如何對待人民群眾。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還是防范人民，甚至以人民為敵，是衡量真主義假主義的辨別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

毛澤東能從群眾的民怨聲中反思自己，這才是共產黨的初心。后來他調查發現，“確實公糧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在1941年11月的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經李鼎銘等人提議，通過了精兵簡政的決議。此后在中央領導下，陜甘寧邊區帶頭行動，先后進行了三次精簡。

如果說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那么首先應該是包括了人民群眾意見在內的集體智慧。這才是具有現代性價值的智慧。

 

 

人民群眾，從來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當革命處于低潮的時候，人民的存在是很容易被感受到的，一瓢飲一粒粟都能讓共產黨牢記自己的使命，知道自己是窮人的黨，是為解放工人農民在奮斗的。可是當掌握了一定公權力以后，特別是與群眾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人民的意見群眾的怨言為什么又會很難被接受呢？

其實任何一個現代政黨都宣稱自己代表人民利益的，都認為自己是“先鋒隊”。可檢驗的標準是什么呢?

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在毛澤東的思考中，人民群眾已經不僅僅是需要動員的力量，不僅僅是依靠的根本，而是非常具體地與未來社會的制度設計文化設計聯系在一起。

如果沒有“文章的下篇”，那么共產黨的奮斗也就失去了意義。  

 

 

【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獨立評論員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