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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衛東:美國的金融洗劫為什么能夠得逞?
點擊:  作者:黃衛東    來源:《海派經濟學》  發布時間:2018-03-11 20: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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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為很多國家培養了大批經濟和金融專家。他們篤信美國推銷的市場自由化理論,深信政府只會起負面作用,缺少基本的貨幣金融常識,但政府卻控制了很多國家經濟大權。這些人還積極推動本國政府放棄貨幣金融主權,將貨幣金融和經濟主權交給市場,也就交給了美國和西方資本家。本文主要介紹主流經濟專家因迷信自由主義而缺少的貨幣金融常識,導致國家貨幣金融主權被西方控制,從而讓西方操縱市場,進行金融洗劫活動。

 

  在過去數十年,美國利用金融手段“洗劫”了很多國家,包括東南亞地區、拉美地區和俄羅斯等國家,造成受害國外匯短缺,無法進口必需物資,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其主要手段是為各國培養自由主義學派的經濟學家,讓他們篤信自由市場能夠自動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和經濟發展;政府只會起負面作用,從而自覺地、想方設法地推動本國政府放棄各項貨幣金融和經濟主權,包括誤導本國人民,將國家貨幣金融和經濟主權交給市場。其管理國家經濟的基本原則就是,簡政放權,減少政府干預市場,讓市場決定一切。所謂市場,都是人們的交易活動,都是交易者博弈的結果。主流經濟學家主張政府被動參與市場活動,也就是將政府掌握的國家金融經濟主權交給了西方金融大鱷,方便西方金融大鱷  制造金融危機,掠奪財富。

 

  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就開始為很多國家培養自由派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了。在美國政治、經濟與軍事干預下,他們往往成為這些國家金融和經濟領域的主流專家,成為政府的經濟和金融智囊,甚至成為國家領導人。例如,1973年美國支持皮諾切特將軍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智利民選總統,由美國培養的“芝加哥男孩”掌握了智利經濟大權,推行美國經驗推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克萊因,2010)

 

  通過經濟學教科書推銷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是美國發明的宣傳美國意識形態的重要辦法。將美國的教科書推銷到其他國家,從而讓美國精英像控制美國老百姓思想一樣,控制其他國家人民,尤其是戰略對手的思想,讓對手聽從指揮。例如,著名的薩繆爾森《經濟學》,就是這種性質的教科書。作者在第十版緒論(薩繆爾森,1979)中暗示,它是經濟學初學者的入門教材。

 

  2001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曾長期擔任美國內務部經濟學家和總統私有化委員會研究部主任、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羅伯特·尼爾森,根據自己在政府工作的經歷,撰寫了一部經濟學著作,題目就叫《從薩繆爾森到芝加哥學派經濟學都是宗教》(尼爾森,2001),在美國引起了廣泛關注,有十幾位專家學者發表文章評論它(瑞德,2005)。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鄧肯·弗利在其著作《睿智—亞當謬論及八位經濟學巨人的思考》(弗利,2010)中指出,歷史上著名經濟學家們的經濟學說都是經濟神學。西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肯尼斯·R.胡佛寫了一本書,題目就叫《經濟學就是意識形態》(胡佛,2003)。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馬克·林德曾發表與薩氏經濟學篇幅相近的專著《反薩繆爾森論》(林德,1992),以薩繆爾森《經濟學》為對象,全面批判了西方主流經濟學。斯蒂格利茨總結波蘭尼的主要觀點之一是“(美國精英推銷的)自由市場這種意識形態,本是新興工業利益團體的仆傭,這些利益集團選擇性地利用這種意識形態”(斯蒂格利茨,2013)。美國的大學使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培訓普通美國大學生,以便占據他們的思想,從而在意識形態上讓資本主義思想能夠戰勝其他思想,讓資本主義制度深入人心;推銷給其他國家,同樣控制了他國精英和老百姓的思想。

 

  控制對手的思想,是戰勝對手的最佳辦法。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赫德森教授指出,“美國贏得冷戰勝利,不是通過軍事手段,而主要的是通過將一種似是而非的金融理論灌輸給俄羅斯”;“使美國人得以成功實現這一陰謀的是,他們認識到,俄羅斯的政客和知識分子正經歷一種認同危機,一種自我鄙視的精神創傷與羨慕西方的心理結合在一起。美國及其控制的全球性機構潛入了這個精神真空”(赫德森,2008)。蘇聯本是一個與美國爭霸的強國,卻因上層精英迷信西方的誤導,自行崩潰解體了。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統計數據,俄羅斯人均壽命從1990年解體前68.9歲下降到2000年65.3歲,人口則在蘇聯解體后的20年里持續減少,與20年前未解體時相比,下降了約5%,如果發生在中國,就相當于減少人口7000萬。2005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國情咨文中慨嘆:“蘇聯的解體,是20世紀最嚴重的地緣政治災難,對于俄羅斯人民來講,它是一場真正的悲劇。”古人告誡我們,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無怪乎薩繆爾森有一句豪言,“如果我能為一個國家編寫經濟學教科書,我就不會在乎是誰在為它制定法律,又是誰在為它起草條約”。

 

  美國培養的金融和經濟專家,雖然學識很豐富,但在新自由主義思潮控制下,卻往往沒有基本貨幣金融常識,常常被美國精英所左右,從而心甘情愿地按照西方“專家”的指示,將貨幣金融和經濟主權交給西方,讓美國制造經濟危機,洗劫財富。他們常常忘記了一個基本常識,人的思想和行為規律,不是永恒不變的自然規律,而是人類社會自身塑造和發展的。他們將本國人民包括他們自身的行為和思想的塑造,交給了戰略對手。本文主要介紹主流經濟學家們在貨幣金融基礎常識上的欠缺,分析其根源。

 

  一、貨幣不是財富,只是政府發行的不兌現欠條

 

  這是美國金融教科書上的基本常識,在美國經濟學家米什金所著《貨幣金融學》(米什金,2010)—書中,清楚地寫道:“聯邦儲備銀行券(參見原書,就是指美元)是美聯儲向持有人開具的借據,也是一項負債。但是,和大多數債務不同,這些借據承諾用聯邦儲備銀行券償還持有人。”也就是說,貨幣是政府開出的不兌現欠條,美國政府只承諾用另一個美元來償還你手里的一美元,不再拿黃金或其他任何物資來償還你手里的美元了。在切凱蒂所著,2007年版《貨幣、銀行與金融市場》(切凱蒂,2007),第2.2.1節商品貨幣與不兌現紙幣,指美元是不兌換欠條;;17.1.2節明確指出,央行發行的現鈔是央行負債。第15.2.1節低而穩定的通貨膨脹—中央銀行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指美聯儲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美元每年貶值,等于自動賴賬。因此,美元是美國政府開出的自動賴賬的不兌現欠條,由政府強制規定的唯一交換工具,是法定貨幣。

 

  但是,美國金融教科書通常先介紹美元有財富儲藏功能(切凱蒂,2007),暗示學生,美元是財富。問題在于,所謂的財富儲藏功能,是指美元可以到市場上購買財富,而不是指美元本身是財富。事實上,原本人類使用商品做貨幣的,而現在的貨幣、紙幣是憑空制造的,與一個社會的財富是沒有對應關系的。以前政府讓老百姓拿黃金換政府印制的貨幣,貨幣代表政府發行的黃金欠條,對應的是政府拿貨幣欠條從民間換來的是黃金。現在西方國家政府已經取消了這個承諾,從而沒有任何對應關系了,通常央行拿貨幣購買的是國債,與基礎貨幣對應的是央行儲備的國債。政府拿紙印鈔票,投放市場,能夠迅速增加市場貨幣量,不可能馬上增加一個社會的實際財富數量。

 

  按照美國金融教科書介紹的基本貨幣常識,美元只是美國政府開出的不負責兌現的而且還自動貶值賴賬的欠條。我國央行編著發行的《金融知識國民讀本》(中國人民銀行,2007)第1章第8節《錢非萬能,但沒錢萬萬不能》中,告訴大家:“今天的貨幣仍然充當貯藏手段,人們在銀行的儲蓄存款正是人們貯藏的財富。”

 

  主流經濟專家以為西方貨幣是財富,最明顯的證據,就是推動政府,拿財富換取并儲備了大量西方國家貨幣,最高時達4萬億美元,到2016年9月底仍然達3.12萬億美元。國家儲備大量西方貨幣是完全錯誤的。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資料,西方沒有一國政府大量儲備外國貨幣,包括他們的盟的貨幣,主要儲備黃金,歷史上,德國外匯儲備曾達到859億美元,就是西方國家歷史上儲備最多外國貨幣的紀錄了,僅相當于中國最高儲備的1/20,很大部分來自于美國政府的貨幣互換。

 

  我國的外匯儲備大多是西方銀行賬戶里的數字,大部分被西方控制,就是經濟崩潰,需要使用了,或者與西方發生沖突,也必然被西方拿走而無法用于挽救本國經濟。卡扎菲的利比亞政府和薩達姆的伊拉克政府,都曾儲備了數百億美元西方貨幣,在他們被西方軍事打擊的時候,這些外匯儲備都被西方精英交給西方支持的反對派,用于推翻他們了。儲備大量西方貨幣,等于為西方在我們內部尋找代理人,提供了免費資金,等于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曾擔任美國央行行長的格林斯潘說過(格林斯潘,2011),“外匯可能因政治、金融或者軍事原因而變得一文不值”,就暗示了這種情況。毛澤東時代,我國和剛剛取得獨立的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并沒有大量儲備西方貨幣,或為貿易需要只儲備很少的西方貨幣,其原因就在于此。我國主流經濟學家十分推崇美國著名自由派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弗里德曼教授,但他在其著作《貨幣的禍害》(弗里德曼,2008)—書第一章指出,“其他國家的貨幣,就算是單位購買力很高的貨幣,我們也常常將其視為是一張紙或不值錢的金屬而已”。事實上,弗里德曼在書中詳細論證,就是黃金,作為貨幣來說,與使用紙幣或石頭做貨幣,并無本質區別,本身都是沒有價值的。新自由主義學說的源頭,奧地利學派主張政府不參與貨幣發行的金本位貨幣制度,將政府發行的不兌換紙幣斥為廁紙貨幣。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家將弗里德曼和奧地利學派推上經濟學至高無上的地位,卻并不理解他們的基本思想,表面上學習的是自由主義學派的經濟學理論,實際接受的是美國精英的有意誤導,接受的是市場化和自由化教條。

 

  美元成為美國國內貨幣,是美國聯邦儲備法強制要求美國國內交易必須使用美元。美元成為國家間貿易的主要結算貨幣,不僅僅是因為美國經濟發達,更重要的是,美國通過軍事威脅等手段,使很多小國選擇美元作為石油等重要出口物資的結算貨幣。因此,從歷史來看,根本不是市場化使美元占據國內外市場結算的主導地位,而是美國通過軍事文化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的推動。

 

  二、美國和西方各國政府沒有對民間承諾貨幣可兌換

 

  在切凱蒂所著的2007年版《貨幣、銀行與金融市場》(切凱蒂,2007),第2.2.1節商品貨幣與不兌現紙幣,指美元是不兌換欠條。米什金的教科書,如前所述,表達了同樣含義。政府不承諾貨幣可兌換,是歐美金融教科書講授的基本貨幣常識。所謂貨幣可(自由)兌換,又稱資本項開放或者資本自由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3),是指政府不限制市場上的貨幣兌換活動,而不是政府負責兌換,又稱之為貨幣兌換市場化。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其所著教科書中指出,美國央行自身極少干預外匯市場,通常由其他國家中央銀行在必要時干預外匯市場來維護匯率(克魯格曼,1998)。而且西方國家的貨幣兌換市場化,主要是盟國之間的貨幣兌換,其保障措施,是西方政府之間的貨幣互換協議,在外匯短缺時,可以借助政府間貨幣互換,獲得外匯。2008年底“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各國就通過貨幣互換的方式,從美國獲得了5800多億美元(參見當時的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對于人民幣或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貨幣,西方國家則基本不存在有現實意義的貨幣兌換市場。人們拿大筆人民幣到西方貨幣兌換市場,很難兌換到西方貨幣。美國和西方實際對人民幣或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貨幣實行了最嚴格的管制,比毛澤東時代的外匯管制效果還要嚴厲。

 

  很多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家將貨幣可兌換解讀為政府向民間承諾貨幣兌換其他國家貨幣。按照主流經濟學家這種定義,美元也就不是可自由兌換貨幣了。因為自1933年以來,美國政府就再也不向民間承諾美元可兌換了(曼切斯特,1978)。如果美國政府承諾負責美元兌換,則各國就不可能缺少美元了。如果需要美元,就拿自己的貨幣去美國政府那兒兌換,就可以了。而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所謂亞洲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能夠發生,就是他們缺少美元進口物資。如果美國政府承諾美元可兌換,就年存在這種情況了。

 

  人們拿其他國家貨幣,到美國貨幣市場兌換美元,能不能換到,公開來說,美國政府是不管的。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負責替美國政府買賣外匯,但一般不干預外匯市場(切凱蒂,2007)。實際來看,美國政府只安排了美國的大銀行兌換其盟國的貨幣,從不兌換其他國家貨幣,包括人民幣,因而第三世界國家難以拿自己的貨幣兌換大筆美元。西方國家,作為美國的盟友,在需要的時候,則可以通過貨幣互換,而不是市場兌換,從美國政府手里直接獲得美元。美國實際上對人民幣實行了最嚴格的管制,不僅限制了民間持有人民幣,政府也從不持有人民幣,很好地限制了美國境內的人民幣數置。可是很多國家的專家卻認為美元和西方貨幣是政府承諾的可兌換,推行本國政府承諾貨幣可兌換。

 

  與貨幣相關的國家間協議只有《國際貨幣基金協議》。該協定是政府間的協議,協議各項條款是政府間的相互承諾,不是政府對民間的承諾。其最重要的第八條,是各國政府承諾有限開放貨幣主權,讓他國可以間接使用他們的貨幣購買本國物資,但購買量則受本國政府控制。其主要內容包括:

 

  1、各會員國未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意,不得對國際經常往來的付款和資金轉移施加限制……

 

  2、任何會員國對其他會員國所持有的本國貨幣結存,如其他會員國提出申請,應予購回,但申請國應說明:

 

  (1)此項貨幣結存系最近經常性往來中所獲得;

  (2)此項兌換系為支付經常性往來所必須。

 

  1944年最初通過的協定中,購買國可自行選用本國的貨幣支付或黃金支付。1971年美國政府取消了寫入協定的美元可兌換黃金承諾后,西方國家修改了協定,用支付特別提款權代替了支付黃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1)

 

  美國的金融專家們故意解讀此項條款是對民間的承諾,稱之為貨市可兌換條款,暗示是政府對民間承諾的可兌換。例如,著名美國金融專家、斯坦福大學教授麥金農在1979年發表的著作《麥金農經濟學文集》第2卷,即國際交易中的貨幣—可兌換貨幣體系中說(麥金農,2006),被廣泛接受的可兌換貨幣的正式定義是符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1,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其《國際經濟學》教科書中也支持了這個定義(克魯格曼,1998);艾肯格林在其著作中同樣按該定義,稱歐洲國家承諾協定第八條是恢復經常項目貨幣可兌換(艾肯格林,2009)

 

  但麥金農在書中緊接著就暗示協定要求政府對民間承諾貨幣可兌換,進一步認為,西方國家政府在資本項上也承諾了部分貨幣可兌換。作者在書中說:“1958年12月29日,14個西歐國家……完成經常項目下本幣對外匯的可兌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方報告是196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6)];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的非居民現在可以自由地將來自經常貿易中的上述國家的貨幣收入按照官方規定幅笈內的匯率兌換成其他任何一種貨幣……這些國家(指加入協定國家)中的大多數仍然保留了對資本項目下貨幣可兌換性的大部分限制,對居民比對非居民的限制更為嚴格。按照1944年的協定,各國政府有義務按平價上下各一個百分點范圍內的匯率,提供非居民需要的外國貨幣。”

 

  協定本身并沒有規定,政府必須提供外國貨幣,參與貨幣兌換。對資本項目下,協定第6條則明確規定,允許各國政府限制貨幣流動,更不可能負責兌換了。

 

  協定涉及民間貨幣兌換方面的條款是第4條第2款,根據英文版原文翻譯如下:

 

  “第2款總的兌換安排:

 

  1、在本協定第二次修訂日之后30天內,各成員國應將其在履行本條第一款規定的義務方面計劃采用的兌換安排通知基金組織,并將兌換安排的任何改變及時通知基金組織。

 

  2、根據1976年1月1日通行的國際貨幣制度,兌換安排可以包括:

 

  (1)一成員國可以采用特別提款權或由其選定的除黃金之外的其他標準來維持本國貨幣的價值;或

  (2)通過合作安排,維持成員國的本國貨幣與其他成員國的貨幣的比價;或

  (3)成員國選擇的其他匯兌安排。

  3、為適應國際貨幣制度的發展,在得到占總投票權85%的多數同意的條件下,基金組織可就總的兌換安排做出規定,但又不限制各成員國根據基金組織的宗旨和本條第1款規定的義務選擇兌換安排的權利”。

 

  協定中文版故意將兌換(exchange)翻譯成匯兌,從而誤導了該條款。從原文可以看出,除將黃金排除在貨幣定價之外,協定對各國如何進行貨幣兌換并無其他要求,協定要求的是政府應及時通知基金組織,他們在國內制定的外國貨幣兌換制度。在這樣的規定下,強制結匯制度并不違反協定,考慮到第八條款,實際上,各國的貨幣兌換都與政府控制有關。西方各國法律都規定,只準使用本國貨幣在國內市場上支付,禁止使用本國之外的票券包括外國貨幣進行支付,保護貨幣主權。這就需要各國采用特殊規定,允許貨幣兌換,使獲得外匯的出口商可以換成本幣,以促進國際貿易。

 

  以前,我國實行外匯管制,民間不準持有外匯,人們需要外匯,需要政府批準,才能從政府手里換取外匯。這種情況,就是通常所說的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但我國早已解除了此項規定,允許民間持有外匯,在國內金融市場兌換外匯,因此,人民幣兌換早已市場化了,是可兌換貨幣了。隨著我國貨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行的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我們同西方貨幣是完全平等的。

 

  但是,我國主流金融界卻采用了麥金農的錯誤解釋,經常稱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美元和西方貨幣可自由兌換,而且依據這個錯誤解釋,推動我國的金融改革,就是要政府承諾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周小川,2012)包括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2015年10月30日正式對外宣布,在上海自貿區實行人民幣資本項可兌換(中國人民銀行,2015)。政府承諾美元和西方貨幣可兌換人民幣,就等于交出了貨幣主權,讓西方可以隨時根據需要獲得人民幣。政府承諾人民幣可兌換西方貨幣,就等于交出了政府管理和參與貨幣兌換的國家主權,被動地聽從西方安排,從而方便西方操縱我們的貨幣兌換市場,制造金融危機。

 

  三、應參照西方實際做法,實行高貨幣匯率

 

  2016年12月5日,即將上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指責中國貨幣貶值,要求增加人民幣匯率。歷史上,我們曾經執行的人民幣匯率很高,1美元最高時,只能兌換1.5元人民幣,美國精英控制的世界銀行等機構評估,與市場匯率基本一致。后來中國降低人民幣匯率,最低時降低到換&7元人民幣,現在則換6.85元人民幣,這都是美國精英推銷的結果。

 

  美國精英一直對外推銷基于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威廉姆森,1989),包括十項宏觀經濟政策,其基本原則可以簡化為三點,就是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所謂私有化,就是政府不要控制經濟資源,讓私人控制,政府應將國有公司等經濟資源賣給私人;現在我國大部分資產賣給私人,主要是美國和西方資本家。我國國有企業雇用的勞動力,僅占3%,遠低于美國,在我國經濟上所占比例很低了。所謂市場化,就是政府不應通過行政命令調配和控制經濟資源,而應由市場來調控和配置經濟資源,就是通過市場買賣調配經濟資源。所謂自由化,就是政府不要干預經濟活動,讓資本家可以自由地進行經濟活動。美國也為中國培養了大批經濟學家,他們在國內不遺余力地推銷美國的誤導(樓繼偉,2006)

 

  美國精英經常利用美國和其他國家經濟關系,以及利用所控制的國際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強迫其他國家實行這十項宏觀經濟政策。在發生經濟危機,向美國求助時,美國精英就會提出上述要求,否則,美國精英就不會提供貸款對付危機,同時限制對美出口等。可以說,美國政府經常用“胡蘿卜加大棒”來推銷這些政策(哈爾珀,2010)。但美國政府執行的政策,往往與之相反(黃衛東,2016b)。很多國家推行了這種錯誤政策(黃衛東,2016a),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承認,它給各國帶來了嚴重后果(奧斯特里,2016)

 

  這十項政策中的第五項政策,就是關于匯率的,美國精英不再鼓吹自由化了,也是十項政策中唯一不符合自由化原則的政策,而是鼓吹有競爭力的匯率,也就是讓政府干預匯率,使本國貨幣兌換美元的匯率低于市場匯率,讓本國貨幣貶值,使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被政府干預而人為降價,以促進出口,從而促進生產增長。等到該國習慣于降低的貨幣匯率以后,美國的政客又經常公開聲稱,反對該國降低匯率,造成一種美國并不贊成其他國家采用低貨幣匯率政策。人民市匯率也是如此,但美國并不會采取實質性措施來反對。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余永定先生曾引用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美國企業研究所菲利普·茨威格的觀點(余永定,2010):“如果真的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人民幣被低估了27%,美國消費者就是一直在以27%的折扣得到中國所生產的一切;中國就是在購買美國國庫券時多付27%的錢。對此,美國人為什么要抱怨呢?升值將使中國停止大甩賣,美國人將要為他們所購買的一切東西—從鞋到電子產品—付更多的錢。其他國家固然會買下中國不再愿意購買的國庫券,美國人也可能會多儲蓄一些,但財政部和公眾必須支付較高的利息率。人民幣升值不但意味著美國政府的融資成本將會上升,而且意味著美國的房屋購買者必須為只付息式按揭花費更多的錢。不要指望人民幣升值會給美國帶來更多的就業。人民幣低估確實造成了失業,但那是馬來西亞、洪都拉斯和其他低成本國家的失業。如果中國的出口減速,美國就要從那些國家進口成衣和玩具。”

 

  “既然人民幣升值會給美國造成短期痛苦,為什么還要逼中國升值呢?決策者當然懂得人民幣升值對美國經濟的不利影響。他們肯定也知道,大張旗鼓地施壓只能使中國人更難以采取行動。但這會不會恰恰是問題的所在?一個沒有天真到相信真與善的人可能會希望:壓中國升值這種做法不是對不明智政治壓力的回應,而是一種狡猾的圖謀。其目的是在犧牲中國利益的基礎上,延長美國從中國得到的巨大好處。當然,這一切也可能是無意的。但是,不管動機如何,美國行政當局找到了一個十分漂亮的辦法,使美國的好日子得以延續下去。”

 

  這種政策明顯偏離了主流經濟學界一直推銷的自由化市場化原則。就美國來說,美國政府干涉的不是匯率,而是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美國政府通過多種手段,尤其是軍事威脅和干涉,力求使美元成為很多小國的重要物資,如出口石油的結算貨幣,從而很少儲備其他國家貨幣,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貨幣,也就無需干預美元與第三世界國家貨幣的匯率。美國精英支持金融大鱷索羅斯之流,以民間名義,在很多國家外儲市場活動,使多個國家陷入金融危機,但它不是美國政府直接出面,不是美國直接動用國家力董,其實區別也僅在于名義。低人民幣匯率主要是我國央行增發人民幣高價收購外匯形成的。央行專家周其仁教授指出(周其仁,2010),“更準確地說:央行出什么價購匯,匯率就是什么價”。

 

  匯率偏低,導致出口產品價格下降,出口增加,從而增加外國貨幣;同時進口價格偏高,使進口產品價格增加,從而減少進口,也推動增加外匯儲備。我們的人民幣匯率明顯過低,年年大量貿易順差,使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就是證明。貿易的本質是物物交換,低貨幣匯率就是政府強制降低物物交換比例,拿更多的物資換回較少的物資。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德的理念(米德,2001),“國際經濟政策的基本問題之一,是找到有效的方法以使一個國家收支為大量盈余或嚴重赤字的國家能夠恢復它的外部平衡”。低人民幣匯率也明顯偏離了米德的觀點。一方面,美國政客經常威脅,要求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卻從沒采取實際行動。另一方面,卻是采用胡蘿卜加大棒,要求各國實施,包括中國實施低人民幣匯率政策(哈爾珀,2010),現在特朗普故意口頭反對中國實行低人民幣匯率問題,也是一種障眼法。人民幣低匯率,美元就是高匯率。美國要求我們低匯率,而它采用高匯率,這說明,美國推銷的政策與美國執行的政策是相反的。

 

  歷史上,西方各國從未實行過低貨幣匯率,見下頁圖1和圖2所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2014年版公布的統計資料和世界銀行數據庫的資料都顯示,歷年來,西方國家的匯率基本上略高于市場匯率,而發展中國家大多實行低貨幣匯率。

 

  由于實行低貨幣匯率,本國產品在西方國家市場上價格就人為壓低了,從而可以出口更多產品;而美元和西方貨幣兌換該國貨幣的匯率被該國政府人為升高了,進口產品在國內市場價格也就被政府干預而人為增加了,從而降低進口。其結果就是增加貿易順差,等于拿財富換西方貨幣,國家就會儲備大量自動貶值賴賬的西方貨幣欠條。而且年年貿易順差,不改變低匯率政策,就無法使用過去的外匯儲備,從而儲備的外匯就等于廢紙,等于拿大量財富換回一堆廢紙。1970年以來,各國政府儲備的美元,從450億增加到現在12萬億美元,除日本外,大多是發展中國家,大多是美國精英為各國培養經濟學家,自動實行有利于美國政策的結果。維護貨幣主權的目的,就是防止他國印鈔就能換走本國物資,現在很多國家政府主動通過低貨市匯率政策,推動本國老百姓拿物資換西方貨幣,甚至通過政策鼓勵藏匯于民(李小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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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央行和商業銀行都是印鈔機構,風險由政府承擔

 

  在美國的金融教科書,如前面提到的兩本書,都很清楚地介紹,貨幣不僅包括央行印制的現鈔,而且包括商業銀行的自行印制的活期存款等(切凱蒂,2007),說明能夠辦理存款和支付業務的商業銀行也是印鈔機構。因此,西方各國都嚴格監管商業銀行,嚴格區分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業務,防止不受政府控制的銀行過度增印衍生貨幣。美國金融教科書指出(切凱蒂,2007),全國性商業銀行對經濟影響大,如果倒閉,就會波及經濟的正常運行,政府必須救助它們,因而其經營風險是政府承擔的,政府嚴密監管它們(盧菁,2007;美國財務報告委員會,1994)。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美國央行在短短一年時間內,給美國幾家大銀行貸款高達7.77萬億美元(摩根森,2011),防止它們倒閉而給經濟帶來災難。

 

  中央銀行必須提供資金救助大型銀行,這是寫進美國銀行學教科書的。切凱蒂著《貨幣、銀行與金融市場》一書(摩根森,2007),曾介紹,美國“9·11事件”導致提款猛增的銀行危機(日提款5億增加到500億),事件發生當天,美聯儲決定給任何一家需要準備金的銀行提供資金,在13日和14日美聯儲提供了多達1500億美元。米什金的教科書則介紹,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后,美國政府提供7000億美元購買大銀行手里債券,救助大銀行(米什金2010)。對中國來說也一樣,例如,國內的四大銀行—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任何一個倒閉,必然會引起經濟和社會崩潰。除非政府放棄統治,自動下臺,中央政府或者說統治者都必須控制和救助境內的主要銀行,也就是說,在商業銀行需要資金的時候,政府的中央銀行印錢低息或無息貸給商業銀行,讓銀行無償獲利。

 

  商業銀行依靠政府無風險地印錢賺錢,必須是政府控制的印鈔機。美國和西方雖然要求其他國家開放銀行業,讓美國商業銀行進駐,美國和西方盟友之間也相互讓對方商業銀行進駐。但是美國和西方卻很少讓其他國家銀行進駐美國和西方。這是因為美國和西方本是盟友,致力于推動經濟一體化,共同對付其他國家。

 

  但是,我們的經濟精英卻將四大國有銀行股份低價出售給西方,換取西方貨幣,而換來的西方貨幣并無其他用處,而是購買美國和西方國家國債,很長時間內,年利率只有0.26%,等于免費借給西方,從而等于免費借錢給西方買我們的銀行股份,然后給西方分紅。我國金融界積極支持的網絡支付公司,其功能與商業銀行類似,也是印鈔機,而且股份基本屬于西方資本家,等于讓西方資本家在我國境內增設政策更加優惠的商業銀行,讓西方在中國土地上印鈔,操縱我們的金融市場,帶來的危害更大。

 

  五、主流經濟界缺少貨幣金融常識的根源

 

  總的來說,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在西方指導下制定的貨幣和金融政策,與西方國家實行的政策是相反的,也違背了西方貨幣金融基礎知識。直接原因是他們的主流經濟界篤信美國推銷的新自由主義謬論。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觀念,就是“市場看不見的手”會主動配置好資源,推動經濟發展;政府的作用多是負面的,政府不應干預經濟。因此,新自由主義管理經濟的三項基本原則是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削弱政府作用,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的主要目標,甚至公開提出,政府只應成為“守夜人”(唐福勇、張宗新、許小年)。無視西方各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很全面(斯蒂格利茨,1998;黃衛東,2016b),而且是不斷增強的。

 

  早期自由主義者徹底否定政府作用,主張無政府主義,包括政府不應介入貨幣發行(哈耶克,2007)的完全自由主義。這原是學者們的一派觀點,但美國和西方精英卻向第三世界國家推銷為他們的成功經驗。但是,正如張夏準先生所論證的(張夏準,2009),西方的成功,并非他們推銷的自由主義政策和制度,他們實際實行的政策與自由主義是完全相反的(黃衛東,2016b)

 

  美國原是英國13個殖民地,獨立后最初成立的是獨立國家聯合體,按照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的看法(斯托里,2005),“邦聯成為沒有實質內容的空殼”。因受到英國軍事威脅,不得不成立了聯邦制國家。早期聯邦政府權限很小,曾實施過自由銀行制度,結果是很多騙子設立”野雞銀行“大肆進行詐騙,造成混亂(霍夫斯達德,1966)。因此,美國主要由各邦政府控制的銀行發行代表黃金欠條的銀行券做貨幣。但是,在這種貨幣制度下,貨幣數量受開采的黃金量限制,不能滿足市場需要,常常引起通貨緊縮,引發金融危機。因此,1913年,美國建立了美聯儲作為中央銀行,以代表產出的短期商業票據為主要發行依據,后很快以國債為主要發行依據(陳明,2003),同時又規定儲備一定比例黃金(哈德森,2010);承諾美元可兌換黃金,從而不再受黃金數量限制了(穆爾,1990)。“大蕭條,,爆發后,民眾更多選擇儲備黃金而不是美元紙幣,美國金融體系崩潰(曼切斯特,1978)。羅斯福上臺后,強制要求民間上交黃金換美元,取消了對民間的可兌現黃金承諾(曼切斯特,1978),但對西方主要貿易國政府仍然承諾,美元可兌換黃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44)。1944年,同盟國開會協商制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各國政府為戰爭,從美國購置軍火耗盡了黃金,因而協定規定各國政府承諾貨幣可兌換黃金或對方貨幣,而美國政府向其他加入國政府只承諾美元可兌換黃金,不承諾兌現其他國家貨幣。該條款被解釋為美元本位(哈德森,2010)或“美元化”,但實際上,西歐各國發行貨幣,與所儲備的美元無關。他們儲備的美元數量一直很少,遠低于貨幣發行量要求。通常西方各國會根據貿易需要,儲備少量美元等外幣。

 

  1971年8月美國宣布取消了對各國政府承諾的美元可兌現黃金,美國政府一樣向其他國家政府承諾美元可兌換對方貨幣了,但是,美國精英推銷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仍然以“美元化”謊言為依據,要求各國,主要是第三世界國家承諾,貨幣可兌換美元或其他西方“可兌換貨幣”(麥金農,2006),要求他們以美元等西方貨幣為依據,發行貨幣,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推銷(黃衛東,2015)。事實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我國人民幣與美國美元在地位上是完全對等的,不存在任何差別,尤其是人民幣加入貨幣籃子以后。實際則因美國通過軍事威脅等干涉手段,強迫很多小國以美元結算,從而使美元結算比例大。

 

  所謂新自由主義貨幣理論,是以謊言構筑的貨幣理論,實際是向第三世界國家推銷西方的殖民地貨幣體系,讓其他國家一直采用西方殖民地貨幣制度,當西方國家經濟殖民地。由于美國通過胡蘿卜加大棒推銷,加上通過培養大量經濟學家控制了各國精英思想,直到現在,還有169個國家按美國和西方要求,單方面承諾資本項貨幣可兌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4)。按照儲備的外匯計算,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貨幣是西方貨幣代用券,向西方免費交出了貨幣發行主權。

 

  很多國家采用西方殖民地貨幣制度,其根本原因是上層迷信西方,中國的某些人將美國打扮成無私幫助中國人民的天使,公開提出,讓西方殖民中國300年(王文杰,1992),似乎美國從來沒有歧視奴役過中國,無視美國對新中國的軍事侵略、威脅和封鎖,無視美國和西方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掠奪和侵略,反誣中國人民封閉落后,不知道對外開放和向西方先進國家學習,從而陷入愚昧貧窮落后的境地。西方強盜和騙子成了少數人眼里人類先進國家的先進代表了。1840年以前,中國和西方貿易往來,西方是壟斷公司,例如,英國是東印度公司,不準其他人和公司包括美洲殖民地與中國進行貿易;美國獨立后,美國聯邦政府一樣成立壟斷公司,壟斷美洲毛皮、人參等資源,控制價格,中國當時是國家指定的13大商行,相互還有競爭。鴉片戰爭戰敗后,英美通過武力威脅,要求中國開放市場,讓英美壟斷公司直接進入市場,從而可以直接面對消費者,進入壟斷對個人消費者的交易模式,從而可以獲取壟斷利潤,這本是不平等的貿易模式,可是,現在很多主流經濟學家自覺地贊揚為洋人利益服務的西方壟斷貿易模式,稱之為開放,而將以前比較公平的貿易模式,污蔑為封閉。

 

  于是,他們主動延請西方精英指導,努力實施美國精英指導的“華盛頓共識”政策,努力發展與美國和西方的關系,使中國融入西方。另外,還將大量人員派往西方學習經濟學理論,同時請美國和西方專家來本國“指導”經濟發展,主動讓美國和西方對他們洗腦誤導;還引入大量美國和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主動請美國精英來洗腦本國人民。

 

  經濟學與自然科學還有一個本質區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曼昆教授(曼昆,1999)在《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經濟學家的意見不一致,原因之一,是他們的價值觀不同”。就是指經濟學家從某些人的利益出發,建立經濟學理論,其理論是為某些人的利益服務的,是有適用對象的。美國人編著經濟學著作,是為美國人服務的,很可能損害中國利益,我們必須區分,不能不分青紅皂白一概接受。

 

  (作者在高校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來源:察網摘錄自《海派經濟學》2017年第15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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