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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從《論十大關系》到“四個全面”，開創(chuàng)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新境界。在“四個全面”挈領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對內對外兩大布局：加快推進“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這是向全黨吹響了開始農業(yè)“第二次飛躍”偉大征程的進軍號角，其意義不亞于一場新的革命；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通過這樣一個大戰(zhàn)略為中國宣示一個新的世界觀，未來，世界怎樣看中國，中國又將如何表現(xiàn)，這不是簡單的市場經濟問題，而是戰(zhàn)略與政治問題。

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1]，圍繞“兩個一百年” 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2]的宏偉藍圖，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四個全面”“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和“一帶一路”等的宏偉構想和布局，對于增強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是有深遠的意義的。

一

從《論十大關系》到“四個全面”，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新境界

2013年9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強調，協(xié)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2015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研討班上的講話中進一步全面辯證梳理了“四個全面”的戰(zhàn)略部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fā)，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zhàn)略布局。這個戰(zhàn)略布局，既有戰(zhàn)略目標，也有戰(zhàn)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zhàn)略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zhàn)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zhàn)略舉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國放在“四個全面”的戰(zhàn)略布局中來把握，深刻認識全面依法治國同其他三個“全面”的關系，努力做到“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3] 

讀這篇講話，使人感受到閃爍其中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的認識論，既有全面論又有重點論。全面的本質是平衡和協(xié)調，重點是在動態(tài)平衡中向本土、向國家的經濟基礎即工業(yè)和農業(yè)及其勞動者階層傾斜，使它們在改革的進程中獲得更充分的發(fā)展，使國家的政治基礎在改革后不是萎縮而是更加強大，社會主義制度在改革和發(fā)展中更加完善，更加充滿活力。

這里，讓我想起1956年毛澤東同志的《論十大關系》，毛澤東在這篇講話中針對當時充斥中國經濟理論界唯蘇聯(lián)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發(fā)展道路馬首是瞻的傾向，提出平衡、協(xié)調、全面地發(fā)展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篇講話是對存在于當時的盲目崇拜蘇聯(lián)經濟發(fā)展模式的一種糾偏。

1958年5月1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八大二次會議上說：

我為什么講十大關系？十大關系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lián)比較，除了蘇聯(lián)的辦法以外，是否還可以找到別的辦法，能比蘇聯(lián)、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4]

《論十大關系》發(fā)表后，中國人對經濟發(fā)展道路的認識自中國革命以來再次回歸到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和認識論上來。

2016年是毛澤東同志《論十大關系》發(fā)表六十周年。一個甲子過來，中國經歷改革開放巨大變革，也取得了相當?shù)某删?。與六十年前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的同時也產生了盲目崇拜蘇聯(lián)的教訓相似，今天我們在取得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的同時，也產生盲目崇拜西方，一切以西方馬首是瞻、全盤向西方靠攏的思潮。無疑，經濟和技術學習西方給我們帶來了不小的進步，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在一些核心利益上，中國與西方日顯其差異甚至出現(xiàn)尖銳的斗爭，這時那些盲目學習西方，要在中國搞“全盤西化”的思潮就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阻力和反動，而糾正這種認識偏頗，讓全黨的思想和認識論再次回到辯證唯物主義的軌道，是完全必要的。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四個全面”思想的提出，與1956年毛澤東同志發(fā)表《論十大關系》一樣，具有極深刻的撥亂反正和正本清源的劃時代意義?？梢哉f，“四個全面”是引領未來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綱，只有抓住了這個總綱，我們對習近平總書記的其他論述的理解才有綱舉目張的效果。

二

加快推進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讓廣大農民共享改革發(fā)展成果

在“四個全面”挈領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對內對外兩大布局，這就是“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和“一帶一路”的論述[5]。同樣，這兩大布局可視為在“四個全面”統(tǒng)領下支撐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支柱。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論述，不能脫離一個基本前提，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是共產黨員，堅守著黨的宗旨和奮斗目標，因此，只有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的高度，而不是僅僅站在狹隘的經濟政策及其制定者角度，才能正確地把握習近平總書記的“四個全面”及其論述中體現(xiàn)的遠大思想。

“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是“四個全面”思想在中國國內最基本的農村及城鄉(xiāng)關系問題上的延伸。它要解決的是長期困擾我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瓶頸因素。其重點并不單純地在于所謂GDP的提升，而在于在新形勢下的生產關系的調整，在新的調整的基礎上加速我們現(xiàn)代化的進程。習近平總書記在政治局集體學習時說：

加快推進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是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戰(zhàn)略任務，也是落實“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農村貧困地區(qū)。我們一定要抓緊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統(tǒng)籌城鄉(xiāng)關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別是要在破解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推進城鄉(xiāng)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給農村發(fā)展注入新的動力，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改革發(fā)展進程、共同享受改革發(fā)展成果。[6]

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段論述，應該從馬克思主義“三大差別”的思想尋找答案。馬克思恩格斯在設想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中，由資本主義發(fā)展造成的工農之間、城鄉(xiāng)之間、腦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和對立已經消失。社會主義時期的社會生產力發(fā)展是以共產主義社會而不是以其他社會（比如今人所謂“全球化”）為目標的；在社會主義生產力發(fā)展過程中，三大差別只能不斷縮小而不能繼續(xù)擴大。“統(tǒng)籌城鄉(xiāng)關系”，本質上是調整生產關系，其核心是限制并減少目前已出現(xiàn)的兩極分化的現(xiàn)實；“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重點在于借助社會主義杠桿限制和阻止因市場經濟的引入和發(fā)展而帶來農村貧困和衰落的趨勢。這個思路也可從小平同志的“南方講話”中找到解釋： 

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xiàn)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qū)有條件先發(fā)展起來，一部分地區(qū)發(fā)展慢點，先發(fā)展起來的地區(qū)帶動后發(fā)展的地區(qū)，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qū)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qū)的發(fā)展。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xiàn)在不能削弱發(fā)達地區(qū)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

 

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到那個時候，發(fā)達地區(qū)要繼續(xù)發(fā)展，并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fā)達地區(qū)。不發(fā)達地區(qū)又大都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qū)，發(fā)展?jié)摿κ呛艽蟮??？傊腿珖秶鷣碚f，我們一定能夠逐步順利解決沿海同內地貧富差距的問題。[7]

改革未有窮期，但改革要分階段。鄧小平同志正是從這個角度看待和論述改革的。目前中國經濟已進入鄧小平同志說的用社會主義制度的杠桿“夠避免兩極分化”的階段。解決問題的手段只能靠改革，但這時改革內容已與改革開放之初大為不同，那時發(fā)展的瓶頸是生產力不足，現(xiàn)在則是表現(xiàn)為生產關系即日益嚴重的地區(qū)發(fā)展和城鄉(xiāng)發(fā)展及居民收入兩極分化問題。通過調整城鄉(xiāng)生產關系，“給農村發(fā)展注入新的動力，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改革發(fā)展進程、共同享受改革發(fā)展成果”。這種調整了的關系一定是更加完善和鞏固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不是其他社會發(fā)展階段的生產關系。

鄧小平同志說，

“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

現(xiàn)在，解決這個問題的任務被習近平總書記提到全黨工作的日程表上，這是中國改革進入新階段的標志，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對鄧小平同志晚年囑托的鄭重承諾、擔當和落實。

鄧小平同志說：

“如果從建國起，用一百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fā)達國家，那就很了不起！從現(xiàn)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我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rdquo;

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的重點在農村，因為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現(xiàn)在農村，尤其是農村貧困地區(qū)和貧困人口。城鄉(xiāng)發(fā)展不平衡既是中國國情，也是中國一代一代改革家面臨的世紀性的課題。

毛澤東在閱讀《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寫下這樣的批注：

在社會主義工業(yè)化過程中，隨著農業(yè)機械化的發(fā)展，農業(yè)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yè)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xiàn)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tǒng)一計劃，大辦工業(yè)，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yǎng)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8] 

毛澤東在這里談的也是《論十大關系》中的中國發(fā)展的平衡性問題、鄧小平和目前習近平談的也是全面和平衡發(fā)展問題。當然，平衡是有方向的，在社會主義改革中平衡的方向是縮小“三大差別”，創(chuàng)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物質和社會條件的問題。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平衡”是為剝削更多的剩余價值為勞動階級提供一個休整期，其方向是阻止一次次革命。

鄧小平同志曾設想中國農業(yè)發(fā)展的平衡性的解決需要若干從不平衡達到新的平衡的階段。他說：

中國社會主義農業(yè)的改革和發(fā)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fā)展適度規(guī)模經營，發(fā)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9] 

兩年后，在審閱黨的十四大報告稿時他又再次強調，

“從長遠的觀點看，科學技術發(fā)展了，管理能力增強了，又會產生一個飛躍。我講過，農業(yè)的改革和發(fā)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fā)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yè)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yè)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10]

需要說明的是，鄧小平所說的“廢除人民公社”只是說廢除了這種曾對穩(wěn)定和發(fā)展中國農村起了巨大作用的公有制形式而不是公有制本身，在農村就是集體所有制。至于未來在農業(yè)的第二次飛躍中的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小平同志沒有這一時期的實踐，當然也不可能作出回答，但小平同志告訴我們，它至少要能包含集約化條件下的農業(yè)生產力。

這就是鄧小平對“兩個飛躍”提出的“集體化”和“集約化”的標準，他說：

“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xiàn)集體化和集約化。”[11]

這與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我們農業(yè)的發(fā)展道路，是要在集體化的基礎上，逐步實現(xiàn)機械化和電氣化”[12]是一致的。“制度決定一個國家走什么方向。”[13]這個方向在我們國家始終是社會主義方向。

鄧小平說的中國農業(yè)的“兩個飛躍”是對他南方講話中提出兩個階段的改革任務在農業(yè)領域的引申?，F(xiàn)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向全黨吹響了開始農業(yè)“第二次飛躍”偉大征程的進軍號角，其意義不亞于一場新的革命。

三

從坦贊鐵路到“一帶一路”，與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人民同呼吸共命運

“一帶一路”是在“四個全面”思想統(tǒng)領下在國際領域引申和部署。如果說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的思路解決的是國內社會發(fā)展不平衡問題，那么，“一帶一路”的對外目標則要推動國際社會的人類公平正義和減小世界因南北差距過大產生的“因發(fā)展而不能發(fā)展”的困境。這是馬克思主義“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和消滅三大差別的思想在21世紀的不同的表述方式，但內核是一樣的。

“一帶一路”倡議向世界宣布的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國際觀，提出了中國人對當前國際問題的總看法，這也是我們黨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一以貫之的對外開放思想的一種繼承和發(fā)展。

2014年11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

“要堅持國際關系民主化，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成員，堅持世界的命運必須由各國人民共同掌握，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特別是要為廣大發(fā)展中國家說話。”[14]

讀了這些講話再來理解“一帶一路”倡議，我們有了一種在新的形勢下與世界人民、尤其是與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感覺。

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論述可從毛澤東思想及中國人民近現(xiàn)代民主革命的經驗教訓中找到源頭和解釋。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在對外援助中堅決摒棄帝國主義模式：政治當先，利在其次。新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的援非項目坦贊鐵路，可謂這種對外開放世界觀的生動體現(xiàn)。

1896年，清政府特使李鴻章赴俄與沙俄簽訂《中俄御敵互相援助條約》（簡稱《中俄密約》），允許俄國修筑東清鐵路。同年9月，中俄簽訂了《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規(guī)定俄國對擬建中的東清鐵路有建筑權和經營權，并委派華俄道勝銀行承辦；鐵路股票名義上屬中俄兩國商民（中國出資500萬兩白銀入股，與華俄道勝銀行合伙來經營）；八十年為限，期滿后 鐵路及其財產全歸中國；自通車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國政府有權“給價收回”鐵路。合同還規(guī)定，中國提供筑路地皮，“不納地價”；鐵路的寬度（寬軌）、行車規(guī)章與俄國國內的鐵路相同；俄國有權免費運兵；俄國利用該鐵路運往俄國的貨物一概免稅等等，使中國在鐵路地段的主權喪失殆盡。1897年12月16日，沙俄利用清政府的財政困難，答應向中國借款，條件是將中俄在東北的“合同”向蒙古擴大，俄政府要求簽訂一項條約，規(guī)定：第一，只有俄國才有權在滿洲和蒙古修建鐵路和在這兩個地區(qū)經營工礦企業(yè)；第二，中東鐵路公司有權修筑一條通往黃海、通到營口（靠近遼河口）以東的任一港口的支線；第三，俄國可以在它任意選定的港灣修建港口，一切懸掛俄國國旗的船只均有權駛入。[15] 1898年3月27日，清政府代表李鴻章、張蔭桓與沙俄駐華代辦巴甫洛夫在北京簽訂此約共9款。主要內容是：（1）清政府允將旅順口、大連灣及附近水面租與俄國，租期25年，期滿前可由兩國相商是否展限延長；（2）租借地內地方行政由俄國主掌，中國不得在此駐軍；（3）租借地以北設立“中立區(qū)”，其行政由中國官員管理，中國軍隊經俄國同意后始得入內；（4）沙俄可由中東路某站（后選定哈爾濱）修一支線至旅順、大連；（5）旅順口僅由中俄兩國船只使用，他國軍艦與商船不得入內。同年5月7日，清政府代表許景澄同沙俄代表莫拉維諾夫在彼得堡簽訂《續(xù)訂旅大租地條約》。共6款。主要內容是：（1）清政府不得將中東鐵路支線所經地區(qū)的鐵路權讓與他國；（2）不經俄國同意，清政府不得將“中立區(qū)”及沿?？诎蹲屌c他國，亦不得將“中立區(qū)”內的鐵路、開礦及其他工商利益讓與他國。此后，旅大地區(qū)成為沙俄的殖民地，東北三省成為其勢力范圍。[16]1898年8月中東鐵路破土動工，以哈爾濱為中心，分東、西、南部三線。北部干線（滿洲里到綏芬河）和南滿支線（寬城子至旅順）及其他支線，全長2500多公里。 1903年7月14日，鐵路全線通車。

不可否認，當年俄國同意修建中東鐵路出發(fā)點也有幫助中國的成分，由于俄國人采用的是帝國主義和沙文主義思維方式，很難處理好與中國的政治關系，結果落下的一大堆埋怨一直延續(xù)到赫魯曉夫時期。朝鮮戰(zhàn)爭后，盡管俄國人極不情愿地離開中國東北，但其沙文主義思維繼續(xù)損害著俄中的關系。1958年4月18日，蘇聯(lián)國防部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寫信給中國國防部部長彭德懷，表示蘇聯(lián)過去援助中國建設的三個長波電臺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揮其在遠洋活動的潛艇，希望雙方合作，由中方出資3000萬盧布、蘇方出資7000萬盧布，用4年時間在中國南方建設一座大功率長波電臺，使用時間雙方各占50%。

6月7日，毛澤東讀到彭德懷于6月5日提交的報告后批示：

“錢一定由中國出，不能由蘇方出。使用共同”；“如蘇方以高壓加人，則不要回答，拖一時期再說”[17]。

6月28日，蘇聯(lián)又希望借用中國沿太平洋海岸線，提議“建立一支共同潛艇艦隊”。毛澤東明確告訴尤金大使：

“這使我想起斯大林的東西又來了。”[18]

“斯大林的東西”，也是沙皇的“東西”。 毛澤東這時生氣的是，中國剛結束的俄國霸占中國遼東的歷史，你赫魯曉夫怎么又學著沙俄搞起新的“華俄道勝銀行”來了？

毛澤東對尤金動情地說：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一萬年不要援助。”[19]

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在對外援助中堅決摒棄了帝國主義模式，我們不能再讓其他國家的人民再經受中國人曾受到的屈辱：政治當先，利在其次。新中國20世紀60年代的援非項目坦贊鐵路，可謂是毛澤東經援思想的生動體現(xiàn)。

1964年，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相繼獨立。它們迫切需要經濟上的獨立來回頭支持政治上的獨立。贊比亞是一個內陸國家，作為當時世界上的第三大銅礦產地，卻苦于沒有出?？诙沟勉~礦貿易大大受限，因此需要一條通往坦桑尼亞出?？诘慕煌ň€。坦贊兩國政府曾聯(lián)合向世界銀行申請援建坦贊鐵路，但被婉拒；坦桑尼亞副總統(tǒng)卡瓦瓦訪問蘇聯(lián)時，請求蘇聯(lián)政府幫助，再度遭拒。1965年，中國開始考慮接受坦桑尼亞向中國提出的請求，決定幫助坦贊兩國修建這條鐵路。

周恩來對方毅說：

“坦贊鐵路對坦桑尼亞和贊比亞來說，不僅具有經濟上的意義，更重要的是還具有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意義。”[20] “我們這種無私的援助定會贏得更多的友誼。坦贊鐵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項目所能比擬的。”[21]

1965年2月19日，毛澤東會見了坦桑尼亞總統(tǒng)尼雷爾說：

“中國人民見到非洲的朋友很高興，我們很高興，因為是相互幫助，不是誰要剝削誰，都是自己人。我們不想打你們的什么主意，你們也不想打我們什么主意。我們都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國家是不懷好心的。”[22]

1975年10月22日，鐵路全線開始試運營；1976年7月23日，鐵路全線正式運行。鐵路跨越東非大裂谷，其“艱苦程度無法用筆墨描述”[23]。中國“為修建這條鐵路投入勞動力共有十多萬人，中國派出的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在施工高峰時最多達1.6萬人。有六十多名中國工程技術人員和一百多名坦、贊工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24]“1976年7月14日，總投資9.88人民幣”[25]，“由于施工過程中工程量增加和物價、工資上漲等原因，超過了原定貸款的1.06億人民幣，經過友好協(xié)商，中國政府同意無償承擔超出部分的費用。”[26] 鐵路完工后交由坦桑尼亞、贊比亞兩國組成的鐵路局共管，中國繼續(xù)提供無息貸款和技術支持以協(xié)助其營運。

如果比較俄國人在中國東北修建并由此與中國結怨長達半個世紀的中東鐵路，和毛澤東時期中國人不圖回報無私為非洲兄弟修建并由此與非洲結下友誼的坦贊鐵路，我們就能體會出其中的得失之道及毛澤東為新中國的深遠布局。中東鐵路是帝國主義和沙文主義的產物，而坦贊鐵路則是毛澤東思想的結果。前者為一點小利而失中國，后者不圖小利而贏得世代友誼。友誼是軟實力的核心要素，而軟實力則是支撐硬實力的核心要素。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lián)合國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和17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shù)，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關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lián)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和立即把臺灣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聯(lián)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

毛澤東得知這個消息后說：

“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27

今天我們也得主要靠第三世界即今天的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人民把中國再次推向世界舞臺的中心。我們必須記住中國的朋友主要來自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當然還有第二世界。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問題時要求中國外交“特別是要為廣大發(fā)展中國家說話”[28]。

今天，習近平總書記秉承著共產黨人的世界觀，用對外開放的思想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習近平總書記通過這樣一個大戰(zhàn)略為中國宣示一個新的世界觀，未來，世界怎樣看中國，中國又將如何表現(xiàn)，這不是簡單的市場經濟問題，而是戰(zhàn)略與政治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是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時期國際實踐的成功經驗的繼承和發(fā)展。毛主席當年提出的“三個世界”，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提出“三個面向”，都是結合當時歷史條件的對國際問題的總看法。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統(tǒng)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的思想。習近平總書記把這些思想有機統(tǒng)一起來，將兩個大局更具體化，鮮明化，哲學化，這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新的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在社會主義國家獲得巨大發(fā)展并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補充的歷史條件下的實踐和探索，其目的在于摸索出一條不同于英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擴張的國家發(fā)展和民族繁榮的道路，并通過“一帶一路”的生動實踐向21世紀的國際社會顯示出社會主義對于人類未來的巨大生命力。

注 釋：

[1] 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的講話，見《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03/c83083-25232910.html。

[2]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2年11月8日）》，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3]《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fā)表重要講話》，http://www.wxyjs.org.cn/zyldrhd_547/201502/t20150203_168596.htm。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頁。

[5] 2015年4月30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健全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體制機制進行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對“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作了全面闡述。2013年9月，習近平在訪問哈薩克斯坦時首次提出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設想；10月，習近平在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提出了中國愿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

[6] 《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健全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體制機制 讓廣大農民共享改革發(fā)展成果》，http://www.shm.com.cn/ytrb/html/2015-05/02/content_3095783.htm。

[7]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載《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頁。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60頁。 

[9] 鄧小平：《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頁。

[10] 《鄧小平年譜（199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頁。

[11] 《鄧小平年譜（199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頁。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頁。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頁。

[14] 《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京舉行》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30/c1024-26118788.html。

[15]  [美]安德魯·馬洛澤莫夫著，商務印書館翻譯組譯：《俄國的遠東政策1881~1904》，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113頁。

[16] 全文可參見梁為楫、鄭則民主編：《中國近代不平等條約選編與介紹》，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頁。

[17] “對蘇聯(lián)請求在我國建立特種長波無線電臺問題的批語”（1958年6月7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頁。

[18] “同蘇聯(lián)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頁。

 [19]“同蘇聯(lián)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頁。

[20]《黨的文獻編輯部》編：《共和國重大決策和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頁。

[21] 《黨的文獻編輯部》編：《共和國重大決策和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頁。

[22]《黨的文獻編輯部》編：《共和國重大決策和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頁。

[23] 《黨的文獻編輯部》編：《共和國重大決策和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24] 外交部政策規(guī)劃司編：《中非關系史上的豐碑——援建坦贊鐵路親歷者的講述》，世界知識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頁。

[25] 外交部政策規(guī)劃司編：《中非關系史上的豐碑——援建坦贊鐵路親歷者的講述》，世界知識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頁。

[26] 外交部政策規(guī)劃司編：《中非關系史上的豐碑——援建坦贊鐵路親歷者的講述》，世界知識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頁。

[2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頁。

[28]《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京舉行》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30/c1024-26118788.html。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zhàn)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原文曾刊于《中國投資》2015年第8期，此為作者最新修改稿；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首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