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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包容著較系統的“包容增長”思想，是對亞開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長”概念的拓展、創新與超越。世界性的非包容性增長阻礙著經濟全球化的合理發展，包容增長才能使世界各國共享經濟全球化的成果。

 

世界絕非只有“中等收入陷阱”。在任何收入水平都可能落入也可能避免“陷阱”。“低收入陷阱”一直存在，表現在聯合國確定的“最不發達國家”，伊斯蘭少數人走向宗教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百萬難民沖擊歐洲，既擴大了低收入陷阱，又使歐洲更深陷入發達國家陷阱。

 

“發達國家陷阱”業已出現。皮凱蒂用大數據系統地揭露了發達國家的兩極分化，特別是資產占有的不平等，主張征收高額累進財產稅，并把解決兩極分化的希望寄托于中國。2016年西方民粹主義泛濫和右翼保守主義上臺，都證明了發達國家已墜入“陷阱”不能自拔，只能非理性地向外部轉移矛盾。

 

在兩大文明陷入困境的同時，中華文明卻穩定發展。中國高度重視“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及時進行調整并提出新的發展理念，以自己的包容性增長，促進和引領世界經濟包容性增長。

 

2017年1月17日、1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達沃斯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和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先后強調了“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主旨和“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提出了解決當今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這兩大主要問題的“中國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至此，習近平于2013年3月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中首次闡述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形成了一個科學的思想體系。其中，貫穿著一個重要的思想，即“包容增長”思想。這一重要思想將引領經濟全球化包容發展，引領包括中國經濟在內的世界經濟包容增長。

 

一、 習近平對“包容增長”提出新內涵

 

“包容性增長”，本是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提出的概念，其核心要求，一是機會平等，打破壟斷；二是合理分享增長成果，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這些核心要求，在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論述中都得到了體現，這是繼承。然而，習近平在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論述中，特別地突出了“包容發展”問題，對“包容增長”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從而對其又有重大的拓展、創新與超越。將習近平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所作的相關論述集合起來，可以看到，這些新要求有以下一些。

 

1．認清“開放包容、多元互鑒”這個當今世界的“主基調”

 

當今世界的“主基調”是“開放包容、多元互鑒”的觀點，是習近平2015年10月22日在倫敦金融城市長晚宴上的演講中提出來的。這一觀點揭示了當今世界的深層本質。

 

當今世界，正在一大潮流、一大逆流的相互激蕩中，曲折前進。

 

這一大潮流，就是在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的推動下，在商品、資金、信息、人才等全球流動的推動下，利益交融、安危與共的人類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不可阻擋的形成趨勢。在這一大潮流中，地無論遠近，國無論大小，民無論窮富，都已經是在相互聯系、相互依存著的了。面對人類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世界各國都必須遵循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主旋律，相互開放，包容發展。否則，就會與這歷史機遇擦肩而過，而被拋向邊緣。

 

這一大逆流，就是在世界貧富分化愈益嚴重狀態的刺激下，在冷戰思維、極端思想的推動下，全球性的經濟、金融風險不斷積累、危機不斷暴發，國際和地區熱點此起彼伏，局部戰爭、難民問題、恐怖主義、網絡安全、氣候變化、重大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戰仍很嚴峻。面對前所未見的新挑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世界各國都必須以負責任的精神同舟共濟、協調行動。否則，就會一損俱損，難以自拔。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順應而不是抗逆當今世界的潮流，就必須認清當今世界的“主基調”。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世界經濟的包容發展，構建起人類命運共同體。

 

2.摒棄“零和博弈”和“保護主義”思維，樹立“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合作伙伴精神”

 

“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合作伙伴精神”，是2014年7月習近平在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六次會晤時概括的“金磚精神”。在2014年11月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九次峰會上，習近平又將這種伙伴精神加以擴展和提升，指出“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沒有與世隔絕的孤島……伙伴精神是二十國集團最寶貴的財富，也是各國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選擇。”可以說，“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伙伴精神”，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精神之一。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必須樹立起伙伴精神。

 

然而，與這個重要精神截然相反的“零和博弈”和“保護主義”思維，在當今世界仍然存在，并不時泛濫。其實質，是企圖損人利己；其政策，是反對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是打貿易戰。然而，在各國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地球村”中，再要搞“零和博弈”、打貿易戰，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將世界引向排斥性增長，也根本無法保護自己。因此，必須牢固樹立“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伙伴精神”，堅定不移發展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在開放中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才能像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四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所說的那樣，“讓經濟全球化進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續”，才能構建起人類命運共同體。

 

3.“逐步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差異，從相互封閉到開放包容”

 

“逐步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差異，從相互封閉到開放包容”，是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上的主旨演講中發出的呼吁。這是對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提出的“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30頁）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中國主動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差異，不斷地擴大開放、擴大自己的“朋友圈”，從而既極大地促進了自己的發展，也促進著世界的發展。

 

然而，中國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近40年的持續快速發展，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仍然相當強勁的發展，使一些盲目迷信只有西方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才具有優越性的人士詫異和震驚，并“條件反射”式地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劃線，來確定合作伙伴，來遏制與其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相異的國家。這種僵化的思想，極大地阻礙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其實，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國家的發展道路，是各國人民自己的選擇；其分歧和差異，不應當成為國際合作的障礙。在全球化不可阻擋的歷史條件下，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差異，謀求相互合作，是實現包容發展的唯一正確的選擇。只有這樣，才能構建起人類命運共同體。

 

4.“發揮各自優勢，實現多元共生、包容共進”

 

“發揮各自優勢，實現多元共生、包容共進”的觀點，是習近平201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的演講中提出來的，它更深刻地揭示了現代市場經濟的本質與規律。市場經濟理論的奠基者亞當·斯密早就指出：“如果各國都按照各自的有利生產條件進行分工和交換，將會使各國的資源、勞動力和資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從而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生產總量。”而現代比較優勢理論則進一步指出：一個國家或地區即使沒有更有利生產條件即外在的比較優勢，但只要下決心發展自己的專業化經濟，就會產生內生的比較優勢。

 

然而，如果沒有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就會出現思想阻礙，或者看不到自己的比較優勢尤其是不能創造自己的比較優勢，畏懼融入全球化；甚至是放大別國的比較優勢，高筑壁壘自我隔絕，揚短而避長。只有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才能正確地分析、確定和創造本國本地區的實際比較優勢，并由充分發揮其比較優勢，實現全球經濟的多元共生、包容共進。

 

5.以“四大對策”解決“三大矛盾”，讓世界更美好、讓人民更幸福

 

2017年1月17日，習近平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概括了當今世界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三大突出矛盾：一是全球增長動能不足，二是全球經濟治理滯后，三是全球發展失衡。同時，他也提出了解決這三大矛盾的四大對策：第一，堅持創新驅動，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長模式；第二，堅持協同聯動，打造開放共贏的合作模式；第三，堅持與時俱進，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第四，堅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發展模式。這四大對策，是對他在G20杭州峰會提出的“四點主張”重申與豐富、發展。對“三大矛盾”的科學概括，尤其是“四大對策”的系統提出，深刻地揭示了當今世界經濟運動的本質，揭示了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是習近平于次日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提出的“中國方案”的重要內容。而這四大對策的歸結點，又是“公平包容”。

將上述五個方面的新要求綜合起來，可以看到，習近平的“包容增長”思想，對亞開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長”思想，確實又有了新拓展、創新和超越。

 

以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點來看待和對待世界經濟，就會出現這樣的景況：A國增長，不損害或抑制B國；A方得利，不損害或抑制B方，各方都不給對方帶來危害；國家間、階層間協調和諧增長，共贏多贏。結果是有益于多方，有利于低收入群體。包容性不僅是經濟增長的一種方式，而且是一種價值導向：讓人民過上幸福有尊嚴的生活，使全球化、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利益惠及所有國家、所有人群，特別是弱勢群體和欠發達國家。

 

二、 西方主導經濟全球化：

世界兩極分化和非包容增長的根源

 

從冷戰結束后一些發展中國家高調反對經濟全球化，到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一些發達國家高調反對經濟全球化，歷史的活劇讓人眼花繚亂。其實，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與科技發展規律的表現，是不可阻擋的。我們需要反思和調整的，是西方主導經濟全球化，所發生的兩極分化和非包容性增長。

 

2013年，皮凱蒂《新資本論》一書推翻了“庫茲涅佐曲線”的經濟學教條，震動了世界。皮凱蒂揭露了20世紀50年代的世界較為平等的暫時性。 由于二戰消滅了法西斯和歐洲許多貴族，社會主義陣營的崛起，民族解放運動發達，發達國家內部社會改良，工會力量強大，新科技革命使創新者獲得較高的收入，世界財富包括發達國家內部的財富分配較為平等。反應在經濟學上，“庫茲涅茨曲線”提出：工業化發展初期，貧富差距擴大只是暫時的，經濟發達與社會成熟以后，會自然縮小。庫茲涅茨獲得經濟學諾貝爾獎，庫茲涅茨曲線納入了所有的經濟學教科書，這說明當時世界意識的主流確認：貧富差距真的可以一直縮小下去。

 

可惜，這種情況只是曇花一現。20世紀中后期美國啟動的浮動匯率與金融創新，給國際投機資本帶來超額利潤；由管理層給自己定高薪的“華爾街文化”，使大公司高管的收入與企業盈虧無關，比“鐵飯碗”還“鐵飯碗”。拉丁美洲的額性通貨膨脹，中東產油國的經濟失敗，亞洲金融危機，蘇聯陣營的瓦解，包括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貧富分化，都加強了世界性的貧富分化。但這主要被理解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 聯合國也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和“最不發達國家”問題，

 

20世紀末，兩個德國記者寫了部《全球化的陷阱》，揭露西方精英新的世界圖景：肯定世界性的兩極分化。布熱津斯基提出“奶頭經濟”，認為全球化必定要把世界80%人口，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以后就由20% 的精英“喂奶”給80% 的人吃。此時西方精英思想的主流，是正面肯定世界性兩極分化，同時掩蓋發達國家內部的兩極分化。

 

皮凱蒂的貢獻在于，他生在法國，學在美國，研究又回到法國。他批評美國主流經濟學脫離實際，沉迷于數理模型，迷信市場機制，通吃社會科學，掩蓋財富占有不平等。

 

西方主流經濟學所謂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不是全體人民，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壟斷資本的操作者。由壟斷資本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在戰后初期推行自由貿易和科技革命，促進了戰后新的和平與繁榮，這是應該肯定的。但是，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念并沒有因此而消除，在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農歷年里，缺乏包容性增長的概念和動機，缺乏惠及全體國家和人民的動力和機制。西方主流經濟學講的“雙贏”，只要是以利潤為中心，以壟斷為背景，就不可能真正實現。他們把比較利益靜態化，把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長期定位于勞動密集型，在發展中國家勞動力過剩時，可能有雙贏，一旦達到充分就業，就不會有雙贏；就拉動產業鏈條的整體效果來看，更不會有雙贏。按發達國家壟斷資本的規則和定價權，資本主義只能使世界性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這是造成世界經濟不能持續發展的深層次原因。

 

有研究指出： 20世紀70年以來世界科技革命創造的新財富，主要被投資者、創新者、經營者所得，勞動者所得的比例沒有提高。皮凱蒂真正繼承了馬克思《資本論》的立場和方法，用大數據系統分析了發達國家內部的分配關系：收入分配是年度增量分配，如果長期收入分配懸殊過大，必定轉化為存量財產占有，即土地和資本占有的差距過大。隨之，繼承性收入比例越來越大，使新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不合理。依靠繼承巨額財產而生活的社會階層，無需任何勞動，就可享受豪華生活，成為馬克思所說的“依靠地租和股息為生的社會腐朽階層”。如在存量方面，社會財富高度集中在極少數人手里，年度增量的收入分配，一定是越來越分化，很難用收入所得稅調整過來。

 

皮凱蒂揭露，2010年歐洲財富的高度集中已達到1910年水平，最富的1%人口擁有50%的財產，10％的人口占有60％的財產，中等收入的人口占40％，財產為35％，其余50%的人口只占有5%的財產。皮凱蒂用歷史數據證明，世界經濟長期的投資回報率為4---5%，而GDP只年增1---2%，資本收入遠高于經濟增長率。如經濟停滯，兩者差距更大。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下降，而占美國1％的富人的財富反而增加。富人增加的收入很多用于可持續投資，擴大著自己資本的存量；多數民眾增加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消費，所以整個社會的財富占有差距越來越大。 發達國家如此，發展中國家此類問題更加嚴重。 皮凱蒂主張，征收高額累進財產稅和遺產稅。

 

三、世界上難道只有“中等收入陷阱”嗎？

最可怕的是“低收入陷阱”

 

世界銀行2006年首度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指出“使各經濟體賴以從低收入經濟體成長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戰略，對于它們向高收入經濟體攀升是不能夠重復使用的，進一步的經濟增長被原有的增長機制鎖定，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0 000美元的上限，一國很容易進入經濟增長階段的停滯徘徊期” 。經濟社會發展的這一時期，為“事故多發期”，經濟停滯、就業困難、貧富分化、城市畸形發展、金融危機、公共服務短缺、腐敗嚴重、社會矛盾激化，政局不穩等等問題容易出現并蔓延，在不少論述中，“中等收入陷阱”成為必然性。

 

中國人非常重視這一概念，決心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我們認為，在收入水平“高中低”任何階段上都存在“陷阱”， 各國國家和民族都可能墜入自己面臨的那個陷阱，也可能避免墜入陷阱，關鍵取決于自己努力，沒有命里注定，沒有一定陷入或不陷入“陷阱”的抽象歷史必然性。

 

世界銀行2015年按人均國民總收入，把收入分為五等：低收入為1 025美元以下，偏低中等收入在1 026-4 035美元之間，偏高中等收入在4 036-12 475美元之間，高收入為12 475美元以上。考慮到馬克思所說的決定勞動力價值的，有“歷史與道德因素”，這標準還會提高。

 

只提“中等收入”陷阱，造成一種誤解，似乎低收入階段沒陷阱，會自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然后墜入“中等收入陷阱”。 的確，戰后許多國家飛上去又掉下來，如前蘇聯陣營依靠計劃經濟，拉丁美洲依靠外資，中東產油國依靠石油收入，紛紛起飛到工業化時代，沒多久即紛紛墜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許多國家和民族一直在“低收入陷阱”里，被滅絕被瓜分被邊緣化，從來就沒有起飛，表現為：長達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經濟停滯不前，內戰饑荒政變不斷、普遍貧困、人口下降，文盲眾多，疾病流行。舊中國也是其中之一，自1840年以后100年，人口停滯于4億，工業不超過10%，外侮內戰不斷，沒有完整的統一和主權。

 

突破“低收入陷阱”，從農業國向工業化飛躍，稱為“經濟起飛”。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20世紀50年代“起飛論”，“起飛”的條件是一個國家能穩定發展經濟，把積累率連續50年保持在10%以上，最為成功的應為中國。中國的“起飛”始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很快就突破“低收入陷阱”，連續70年把積累率提高到35%以上，經濟增長率10%以上。

 

長期以來，全世界“低收入陷阱”問題并沒有解決。1971年，聯合國確定了“最不發達國家”的標準：人均GDP 975美元以下，制造業比重低于10%，識字率低于20%， 24國為“最不發達國家”。1981年標準是人均GDP 250美元以下，當時有39國。

 

1991年，聯合國將最不發達國家的標準定為：長期遭受發展障礙，人力資源開發水平低，有嚴重結構性缺陷，人均GDP 600美元以下，人口不超過7500萬；實際生活質量指數（預期壽命、人均攝取熱量、入學率、識字率等）不超過47點；經濟多種經營指數（包括制造業、工業就業比重等）不超過22點。以這4條標準計，2014年最不發達國家為48個，其中非洲34個、亞洲9個、加勒比地區1個、太平洋地區4個。聯合國《2014年最不發達國家報告》認定它們可獲得援助、優惠市場準入和特別技術援助。

 

四．有沒有“發達國家陷阱”？

 

發達國家，有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瑞士，奧地利，意大利，瑞典，丹麥，挪威，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聯合國承認1960-2008年，世界上僅有12個經濟體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時間為15.9年、年均增長率為5%。其中亞洲有6個（以色列、日本、新加坡、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歐洲有4個（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愛爾蘭），非洲有1個（赤道幾內亞），北美洲有1個（波多黎各）。這些經濟體面積小，除日本外人口少，很少有世界影響的大國。赤道幾內亞只依靠石油收入，很快崩盤。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表明日本“雁形發展模式”的失敗。這個模式把日本定位于與亞洲經濟和技術的火車頭，從美國吸收技術向“亞洲四小龍”轉移，再向東南亞轉移，最后才是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日本喪失了經濟主導地位，經濟停滯20年，積累率從20%下降為零。而中國，則一舉躍升為亞洲核心國家。

 

歐洲經濟一體化前期成功，有三個動力：一是結束歐洲歷史上長期戰爭，享受和平發展；二是推行經濟聯合和資本自由化，但勞動力自由流動受到移民政策的限制；三是北約軍事同盟，在蘇聯瓦解以后就喪失了存在價值。

 

北約和歐盟瓦解的因素有五：一是2004年盲目擴張，繼續打壓俄羅斯是戰略冒進；二是內部缺乏權威，無法擺平各國之間的經濟矛盾；三是2008年爆發債務危機，源于長期高福利政策，歐洲發達國家人口老化，吃光分凈，投資不足，借債不還；四是民族沒有真正融合，民主選舉限于很小的民族國家范圍；五是追隨美國支持以色列，參加4次反恐戰爭，徹底得罪了伊斯蘭宗教極端主義。

 

歐洲經濟一體化，只能停留在貿易和資本自由的層面上，人口自由流動和政治統一都不可能。 2016年英國脫歐，“難民潮”，連續性恐怖襲擊（德國在2016年7月份8天之內竟有6次），標志著歐洲衰落。

 

作為大國，美國有移民空間，可長期保持人口年輕和發展的動力與活力，但外來移民迅速增加，必然遭本土白人排斥，如組織程度較高的利益集團的反對，如以白人為主的工會。在一定時期出現“反全球化”的逆流，2016年特朗普現象就根源于此。2016年英國脫歐，美國大選，2017年歐洲亂局，發達國家及其主導的全球化所積累的矛盾，在發達國家內部突然爆發，極為猛烈，民眾的民粹主義和精英的右翼保守主義相結合，通過民主選舉，很快成了建制。

 

以往的輿論和學術研究受西方話語權影響， 突出中等收入陷阱，不承認有“發達國家陷阱”，他們認為那不是弊病，而是發展到了頂點無可再發展，是“后現代，后工業化”，福利國家，人類極限，歷史終結。

 

2016年的現實已將這謊言徹底擊碎。“發達國家陷阱”顯然存在，而且很深，深到爬不出來。從特朗普瞎折騰，歐洲亂局，可以看出西方精英對危機既無準備也無對策，只能非理性地向外部世界轉移矛盾，包括和中國打貿易戰，這只能使世界亂上加亂，最后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五． 中國堅持全球化方向

并促進世界經濟包容性增長

 

今天的中國，已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貨物貿易國、第三大對外直接投資國，人均GDP2015年已超過8 000美元。中國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向世界深度開放、同世界深度互動，有能力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

 

中國近40年的持續發展使本國7億多貧困人口脫貧，占全球減貧人口的70%以上；13億多中國人的生活質量和水平大幅提升。2020年前，中國要使5 700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中國正努力踐行“共享發展”理念和“包容增長”方針，不斷消除人民參與經濟發展、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方面的障礙，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體系，以提供人人平等的發展機會。中國正在努力建立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著力解決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住房五大民生問題，使經濟社會發展的實惠，更多為普通老百姓所享受。

 

中國2013年人均國民收入6 560美元，2028年達到高收入下限人均12 814美元，正處于中等收入時期，比起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充滿著種族歧視，貧民窟，文盲，惡性通脹、失業及犯罪、政局不穩等種種亂象，中國情況要好的多。 但“轉型陷阱”“卡夫卡峽谷”，“軟政權與集團分利化”等理論概括紛至沓來，足以引起我們重視。

 

鄧小平在1993年就警告我們說：“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小平年譜》下卷，第1364頁）

隨著我國勞動人口、土地、能源、資源、環境等諸多“紅利”逐步耗盡，產業結構優化緩慢、發展模式轉型困難，腐敗，分配與環境問題等問題層出不窮；社會治理體系環節缺失。皮凱蒂寄希望于中國，能在兩極分化早期就克服財富占有不平等，限制繼承性收入，這正是中國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連續10年房地產價格猛升10倍，少數人占有大量房產，依靠吃房租為生的階層已經出現，我們必須在理論上，從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高度認識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專門論述了工業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的斗爭，指出地主憑借土地使用權而收取絕對地租，是向全社會征收貢賦，首先阻礙工業資產階級的發展。因此共產黨人把土地改革，作為民主主義革命最先需要解決的任務，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應全面登記房產，征收高額累進房地產稅和遺產稅，清理和沒收腐敗房產，絕不允許在中國形成大房產主階級。

在文化理念上，亨廷頓所說“21世紀三大文明”，有兩個發生了“方向性偏差”。伊斯蘭文明在戰后50年代出現的民族解放運動，是非常積極的。在中東發現石油以后財富爆發，卻終因不會使用財富，在現代化中連續受挫。70年代經伊斯蘭文化復興，也未能走出困境。有少數人竟走上宗教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道路。百萬難民極大擴張了“低收入陷阱”，同時沖擊歐洲，使之更深地陷入“發達國家陷阱”。西方所謂“基督教”文明，已陷入民粹主義和右翼保守主義結合的困局，政策導向是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反移民，反對改革開放，狹隘民族主義的，雖有全球化總調整的意義，但終因逆歷史潮流，向外轉移矛盾而難有出路。

 

相反，近代以來經180年奮斗，中國文明的生命力和潛力正在逐漸發揮出來，體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就，完成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突破低收入陷阱，保持70年連續10% 的高速增長。21世紀初加入WTO以來，中國堅持融入經濟全球化，力度越來越大地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在世界經濟困難時刻承擔重任。1997---1998年全力抵御亞洲金融危機；2009-2011年以最高的經濟和進口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2016年仍保持6.7％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

 

中共十八大以來推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并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保障我國在2030年左右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按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接近發達國家水平，跨越“中等收入階段”。中國的發展，改革，開放總方針，所包含的新發展理念，就是世界經濟包容性增長。

 

中國反對國強必霸、窮兵黷武、贏者通吃、一家獨大、“二八開”等等這樣一套西方理念，主張發展共贏、利益共享。中國提出，要建設創新型世界經濟，開辟增長源泉；要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拓展發展空間；要建設聯動型世界經濟，凝聚互動合力。中國發起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推動多邊開發銀行發表聯合愿景聲明，加速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一帶一路”，旨在同沿線各國乃至全世界分享中國發展機遇，共同繁榮。2016年中國作為G20主辦國，提出恢復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的建議； 2017年初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論壇提出了促進世界經濟包容增長的“中國方案”，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大大提高。

 

毛澤東說過：中國是一個有著960萬平方公里和6億人口的大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貢獻。

 

由于有著對世界經濟增長最大的貢獻率，中國經濟的發展已在促進乃至引領世界的包容性增長。

 

（作者：楊帆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蘇偉 重慶市委黨校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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