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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著武 | 70年的回望：五四30周年紀念述論

點擊：作者：儲著武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9-04-29 09: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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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著武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般地說，重大歷史紀念具有兩方面作用：一是總結與回顧歷史；二是發掘歷史的當代價值。2019年，五四運動迎來100周年紀念。百年來，我國舉行過多次盛大的五四紀念活動。但在不同時代語境下，五四紀念及其意義闡釋并不完全一樣，而是各具特色。

70年前，我們黨領導開展的五四30周年紀念，是在中國革命即將勝利以及創建新中國的歷史時空下進行的。由于這次紀念活動的展開及其意義闡釋是創建新中國的一個重要環節，將其單獨抽繹出分析當時人們是如何紀念五四的，或許對五四100周年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別有一番意蘊。

一、勿忘歷史：

五四30周年紀念活動的廣泛開展

進入1949年，解放戰爭形勢有了根本性變化，創建新中國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恰好這一年是五四運動30周年紀念。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舉行各種紀念活動，動員更多的學生與青年支援戰爭以及創建新中國；另一方面，學生與青年團體也可以積極廣泛地開展各種活動，主動參與到支援戰爭以及創建新中國中去。在這種情況下，五四30周年紀念就成為中國共產黨、革命青年與學生以及各民主力量緊密團結的紐帶。

（一）青年、學生團體舉行盛大紀念活動

1949年3月1—6日，中華全國學生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宣布成立了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1949年4月15日，中國解放區青年聯合會、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發出《關于紀念五四30周年的聯合通知》。在這份通知中，解放區青聯、學聯就五四30周年紀念的內容與辦法做出明確規定。在紀念內容方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學習與宣傳五四以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學習與宣傳毛主席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號召解放區青年積極生產，樹立新的勞動態度，加強學習各種文化科學知識；號召解放區的學生努力學習，樹立為勞動人民服務的觀點，并在課外參與適當的社會活動；號召全國青年支援與參加人民解放戰爭以及在國民黨統治區人民反對美蔣的斗爭；號召廣大青年與全國人民在一起，反對以美國為首的陰謀準備與發動新戰爭的國際侵略陣營，擁護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加強東方各國民主青年運動的聯系。在紀念辦法方面，主要是舉行紀念大會、座談會、講演會、展覽會等活動。在這份通知中，青聯、學聯還要求各地青年團體及其所屬各級組織予以執行。

青聯、學聯通知發出后，很快得到各解放城市積極響應。比如1949年4月18日，華東學生聯合會就發出《為紀念五四通告華東全體同學》的通知，要求全華東同學在紅五月第一周以紀念五四為中心開展各種活動，繼承并發揚五四以來的光榮斗爭傳統。當然，通知還就華東學生舉行30周年紀念活動的辦法做出明確規定。再如，沈陽市青年團籌委會、青年聯合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決定組織各工廠、學校、機關的青年研討五四的歷史意義及目前中國青年的任務，并舉行歌詠、壁報比賽及音樂會，哈爾濱市青年團市委會、教育局、學聯、職工總會等聯合組織紅五月運動籌委會，籌備舉行球賽與徑賽，并于五四舉行露天晚會。

正是在青聯和學聯等團體組織的積極籌備之下，一場以學生和青年為主體的聲勢浩大的紀念五四30周年活動在北京等大城市展開。以北平為例，五四前后舉行了各種紀念活動。其重要者有：

5月3日晚，北大民主廣場舉行紀念五四文藝晚會。到會工人、學生、教員達六千人。這是北平解放后，文藝界空前的一次盛會。會上，聞家駟、馮至、趙樹理、卡之琳、李廣田、艾青等人作了演講。

5月4日晚，北平市1000余青年代表在國民大戲院舉行盛大的五四紀念會。北平市長葉劍英在會上指出：

五四運動已有30年歷史，在這30年中，經過艱苦奮斗，現在反動勢力已將被徹底全部消滅，人民勝利已經確定了。五四時代有許多先烈如李大釗同志犧牲了，他們用馬列主義的理論教育了青年，現在全國青年應該團結起來學習先烈精神。我們的先驅者堅信人民革命事業的勝利，并不顧計本身的犧牲，把自己的鮮血頭顱獻給人民，堅持真理，為人民進行30年奮斗，紀念五四，我們應學習這種精神，消滅反動勢力。現在世界反革命勢力還沒有完全打垮，世界人民還沒完全解放，我們仍要以武裝斗爭的精神，把政權掌握后，踏踏實實的建設，支持戰爭，把革命進行到底。青年是掌握未來的，學習如何建國，是艱巨的工作，知識青年要和工農結合，向他們學習一切生產知識，因為世界是勞動創造的，同時，還要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學習人民實際需要的東西，學習科學技術，將知識與實際斗爭結合起來，在實際斗爭中，修正我們在學習中的缺點，經過考驗的知識，才是有用的。我們必須把學習與工作、學習與斗爭，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

此外，北平華北大學、師范大學、清華大學、輔仁大學等80余所大中學校及青年團體等單位也分別舉行了盛大的五四30周年紀念活動。其他解放城市也舉行五四30周年紀念活動。比如，5月3日，杭州解放。第二天晚上，杭州的21個大中學校4000多學生就在浙江大學廣場上舉行盛大集會慶祝五四青年節。如此等等。

（二）知識界舉行盛大紀念活動

將知識界人士組織起來，五四30周年就成為非常重要的契機。1949年5月5日，為了團結和組織科學界、學術界的民主人士，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召集科學界、學術界和大學教授紀念五四運動30周年座談會。周恩來親臨大會并發表重要講話，詳細地講述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過程和經驗教訓，分析了新民主與舊民主的區別，從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各方面說明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與會的學術界人士共有二百余人，可以說是中國學術界的一次盛會。這次大會專門討論了成立科學工作者團體的事情。

（三）報刊媒體刊發紀念文章

為配合五四運動30周年紀念活動的開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報紙媒體也集中刊發系列紀念文章。1949年5月4日，《人民日報》專門出版了一期紀念特刊，刊發了《毛澤東同志論“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介紹》、《幾個五四時代的人物訪問記》、《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紀念五四的公開信》、《五四以來中國主要的革命青年團體介紹》以及14篇個人的紀念文章。這14篇紀念文章分別是：陳伯達《五四運動與知識分子的道路》、吳玉章《紀念五四30周年應有的認識》、茅盾《還須準備長期而堅決的斗爭——為五四30周年紀念作》、黃炎培《人民革命的信炮——五四運動》、周建人《“科學與民主”》、何干之《五四的兩個基本口號》、楊振聲《五四與新文學》、胡風《從源頭到洪流——紀念五四30年》、宋云彬《從五四看知識分子》、葉圣陶《不斷的進步》、何家槐《唯一的真理》、王亞平的《五四哺育了我》、臧克家《會師》、俞平伯《回顧與前瞻》。

同時，《進步日報》、《群眾》等報紙媒體也對五四30周年紀念活動作了報道，并發表紀念性文章。1949年7月，五四卅周年紀念專輯委員會將報紙刊物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匯編成《五四卅周年紀念專輯》出版。《專輯》除全部收集《人民日報》上14篇紀念文章外，還有其他23篇文章，分別是：

范文瀾：《急起直追參加革命建設工作》

沈志遠：《五四與馬列主義的勝利》

夏康農：《由“文化古都”轉變到文化新都》

陳學昭：《五四精神和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蒲靱：《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田家英：《五四與今天》

張東蓀：《五四與科學》

袁翰青：《新民主與新科學》

千家駒：《紀念五四要學會生產工作》

杜任之：《從掌握革命斗爭知識到提高生產斗爭知識》

胡愈之：《五四與文字改革》

陸志韋：《五四紀念再談談新文學》

勞榮：《五四運動的領導者李大釗》

揚公：《五四——中國青年節》

費青：《今年五四話法律》

鄧穎超：《五四運動的回憶》

魏建功：《五四30年》

羅常培：《紀念五四的第30年》

劉清揚：《五四回憶》

歐陽予倩：《回憶與感想》

聞家駟：《五四感言》

潘菽：《五四30周年述感》

沈體蘭：《五四以來青年運動的教訓》

這些文章的作者，其身份大體分為幾類：一是黨的思想文化戰線領導人及思想理論工作者，如陳伯達、吳玉章、范文瀾、茅盾等；二是知識界民主人士，如黃炎培、宋云彬、葉圣陶、臧克家、俞平伯等。有學者曾經指出：“這些知識界知名人士，如茅盾、葉圣陶、俞平伯、胡風、臧克家等，在此次‘五四’紀念活動中，大多將‘五四’的感懷轉換成對新社會到來的認同，而這種認同在現實意義上是對指導中國革命勝利的中國共產黨革命理論的充分肯定。這種肯定的積極意義無疑在思想領域為塑造這一革命理論的威望起著其他社會力量無法替代的作用，而這正是有助于增強全社會對這個理論的認同感”。的確如此，這些人以親歷者的紛紛現身說法，能夠更好地詮釋五四的歷史價值。

二、三大主旨：

五四30周年紀念的重點內容

五四30周年紀念到底要紀念什么？這是五四紀念本身不可能繞開的問題。按照青聯、學聯《關于紀念五四30周年的聯合通知》的規定，所涉內容與方面比較多。五四30周年紀念的形式雖然可以多種多樣，但貫穿其間的核心旨趣卻只有兩個：一是五四是什么？二是五四對現在意味著什么？也就是說，五四30周年紀念必須讓青年學生群體、知識分子群體以及廣大人民群眾充分了解到五四的歷史及其重大意義，繼承并發揚五四精神，明確今后努力前進的方向。這才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青年學生團體積極推動五四30周年紀念的根本目的所在。時移世易，上面提到的37位撰寫紀念文章的知名人士都已經作古，但他們留下的文字卻是極為重要的思想史料。筆者結合這些文章簡要分析當時紀念的重要內容。

（一）揭示五四在中國革命史上的重大意義

毫無疑問，五四運動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但是，五四以后，人們對于五四的認識復雜性很明顯。作為深受五四影響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逐漸形成自己對于五四的系統認知。尤其是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所撰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等系列文章，高度評價了五四在中國革命中的偉大歷史意義，構建起中國共產黨對于五四的完整認識與話語邏輯。后來，這些認識與話語成為革命者乃至愛國民主人士共同學習遵守的經典范式與話語來源。

1949年5月4日，《人民日報》在刊發紀念文章的同時，就專門摘錄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以及《反對黨八股》中關于五四運動的論述。很顯然，編者摘錄這些論述的意思還是要強調五四在中國革命中的極為特殊而重要的歷史地位。不僅如此，《人民日報》還專門五四運動的歷史進行了較為全面的介紹，以讓大家了解這段歷史的來龍去脈。

與此同時，黨的理論工作者以及部分知名認識在談到五四時也大力強調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如蒲靱說：“在‘五四’運動以前……開始只傳播于一些革命知識分子中的社會主義思想與新興的工人階級的群眾運動相結合，其結果就在‘五四’運動后二年（一九二一年）正式誕生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有了共產黨的組織，中國的工人運動更顯出了飛速發展而成為農民運動、學生運動的中心力量；社會主義思想也就在中國愈益站定了腳跟，在文化思想中成為主導的力量。”“中國有了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有了強有力的工人運動，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的面貌就不能不發生重大的變化。”

（二）強調“科學”與“民主”思想的重要價值

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了“科學”與“民主”的兩大口號。自從五四運動以后，中國思想文化界以及學術界在推進“科學”與“民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系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強調要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政權，主張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發展科學。為此，紀念五四就離不開對于五四最為核心的兩大內容——“科學”與“民主”思想的強調。

當時部分紀念文章專門談到對“科學”與“民主”這兩大口號的認識問題。如張東蓀認為：“就科學而論，如以科學立國，則須首先建立一個生產計劃，我希望軍事粗定以后，新政府成立，除了軍事部分復員的偉大工作以外，第一件事恐怕就要算是必須制訂一個五年經濟計劃了。”同時，他還強調：“為了生產計劃，這就不能不使教育與之相適應了。” 周建人指出：“今日我們所了解的科學已不是‘為科學而科學’的抽象概念，更不是為少數人的利益及為戰爭販子效勞，這是不必多言的，而是為人民服務，并進而為人類的利益與幸福服務。所謂民主，也不是指少數人有政治權利與個人自由的‘民主’，卻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這是真正的民主。” 何干之強調，民主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共和國才是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科學思想也有各種各樣的哲學派別，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思想才是科學的人生觀和革命的哲學。在何看來，“無產階級與任何資產階級的分野，就在于一切歷史事實都證明各種形式的唯心主義及機械主義的破產，各種形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破產，也都證明只有為馬列主義所武裝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能夠使中國人民徹底走民主革命的道路。” 身為科學家的袁翰青指出：“今天，由于大半個中國得到了解放，而全國很快就要解放，我們已邁過了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階段。這就民主政治的本質來說，毫無疑問地已跨過了‘五四’時代的要求。” 袁翰青認為，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里，應該有“新科學”，亦即有計劃、有組織、為人民服務的科學。最后，袁翰青強調 “中國有了新民主”、“中國需要新科學”。

1949年5月5日，周恩來在學術界紀念五四30周年座談會上也指出：“‘五四’不是一般的紀念日，它是劃時代的，尤其在民主與科學上。” 他認為，五四以前，改良派和革命派走的是舊民主、舊科學的道路；五四以后，中國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的道路。為此，他著重分析新民主義道路的發展過程及其原因，強調“今天的勝利不是偶然的，是接受了失敗的經驗教訓而來的。新民主主義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不但從政治上表現出來了，在思想上也教育了知識分子，使科學工作者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看問題，為人民服務。社會科學如此，自然科學也如此。”

（三）明確知識分子的前進方向

五四30周年紀念即將舉行之際，北平雖然洋溢在戰爭勝利的社會氛圍之下，中國共產黨、各界民主人士以及社會團體等也都在為創建新中國而開始了各項準備工作。但是，這時中國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農民的嚴峻現實卻不能不正視。為此，中國共產黨希望通過利用五四30周年紀念的契機，讓廣大知識分子了解到黨的方針政策以及新中國國家建設的現實需要；同時，知識分子也可以通過對五四以來中國革命道路的學習了解，更好地增強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以及自覺地留下來為新中國國家建設服務。解放戰爭后期，中國共產黨通過了大量團結和組織知識分子的政策文件。其中，黨深刻地指出了廣大知識分子前進方向就是要“為人民服務”。

在“為人民服務”的前進方向上，當時很多人都談到這個問題。如周恩來表示“知識分子與工農結合、為人民服務的總方向是沒有問題”。田家英指出：“‘五四’以后，在中國，曾經存在著對于知識分子的兩種方針，一種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種是國民黨反動派的。中國共產黨的方針，一貫的是團結、改造并引導廣大知識分子與人民結合、為人民服務，這與國民黨……方針，是絕端相反的。中國共產黨的這個方針，完全符合于民族與人民的利益，也完全符合于知識分子的切身利益。知識分子只有在這條方針之下，決心為人民服務，才有自己的偉大前途，才能成為新中國的有用人材。” 至于知識分子該如何做，陳伯達強調：“知識分子們必須根據百年來——特別是30年來中國人民革命的實際經驗，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觀點，新方法，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新觀點，新方法，在一切學術部門（不論是哲學的、經濟的、政治的、歷史的、文藝的以及各種自然科學的），去對自己來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進行批判與自我批判。” 陳學昭說：“革命很快要在全國勝利……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貴財產，但是知識分子必須改造自己的思想，去掉自高自大，輕視勞動的觀點，并樹立革命的人生觀，才能為革命事業，才能為廣大人民服務。好在今天革命力量的強大，對于知識分子思想的改造是一個便利的條件，只要知識分子努一把力，不要使自己掉在革命隊伍的后邊，而是自動自覺的跑向前去，那么思想改造的過程一定可以縮短，痛苦也可以減少，時間也不至于浪費。”

當然，五四30周年紀念內容，遠遠不止于這些。但毫無疑問，以上三大主題乃是這次紀念活動最為重要的內容。

三、發現“當代性”

——五四30周年紀念的啟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歷來高度重視對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的研究和闡釋。” 回望70年前，中共領導開展的五四30周年紀念之時，解放戰爭進入到最為緊張的關鍵階段，創建新中國的任務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北平以及其他解放地區之所以開展如此大規模的紀念活動，其意是通過五四紀念來團結廣大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群體為完成革命和建國的任務而斗爭。正如《人民日報》在編者按中所指出：“‘五四’運動到現在30周年了，我們怎樣認識這個運動的性質，估價其歷史意義和影響，今后如何承繼并發揚‘五四’運動中的光榮傳統，爭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最后的與徹底的勝利……”。從某種意義上說，五四30周年紀念的根本目的是要從紀念中繼承和弘揚五四的精神和傳統，尋找到能夠推動當下革命和建國的積極因素，進一步彰顯五四的革命和愛國精神，將革命進行到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一般情況下每逢五四10周年的歷史節點都會舉行相應的紀念活動，反復提及五四的話題。總體來說，不同時期人們對于五四的認知會有所不同，蘊含其中的情感也頗為復雜。

美國學者舒衡哲指出：五四運動之后，通過回憶公開向全國昭示五四歷史的趨勢日益增長。隨著幾十年過去，知識分子堅持把五四的“寓言”作為工具，以保持批判精神的生氣并懲罰那些準備把批判精神留給過去的人。……這樣，五四寓言化便成為知識分子不斷地同封建價值、獨裁政權，有時甚至和民眾的集體迷信進行斗爭以爭取自主性的工具。

2019年，中國大地迎來五四100周年紀念。100年來，重新構建新時代五四的認知邏輯又提到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日程。在筆者看來，五四的詮釋離不開愛國、革命、科學與民主、青年、學生、社會主義等關鍵要素。一方面，由于受到現實政治、思想文化氛圍乃至價值觀念的影響，人們對五四內容的詮釋會有所側重，有所選擇；另一方面，還有一些貫穿于其中的精神傳統并不會改變，經過時代變遷又會重新煥發出時代光芒與精神價值。歸結到底，紀念五四的本質在于發現五四的當代性。只有發現五四的當代性，五四紀念本身才有意義。隨著新時代到來，人們對于五四的詮釋還會進一步豐富。可以這樣說，如何紀念五四，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還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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