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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①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加強對五四運動歷史意義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fā)展進步的深遠影響。要堅持大歷史觀，把五四運動放到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chǎn)黨90多年奮斗史中來認識和把握。”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為我們今天紀念五四運動、研究五四運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五四運動發(fā)生在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關節(jié)點，它是向著未來的，飽含著恢弘的靈魂，洋溢著青年學生和工人階級在中華大地上未曾有過的革命首創(chuàng)精神。研究五四運動必須堅持大歷史觀，舍此則難以正確認識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不朽價值。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大歷史觀，強調的是中華民族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斗爭史、中國共產(chǎn)黨奮斗史的宏大視野和長時段的歷史發(fā)展行程。要堅持這種大歷史觀，最為根本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其中包括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系、經(jīng)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社會形態(tài)理論，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等一系列基本原理、根本立場和方法。唯物史觀“不僅對于經(jīng)濟學，而且對于一切歷史科學（凡不是自然科學的科學都是歷史科學）都是一個具有革命意義的發(fā)現(xiàn)”（恩格斯語）。它揭示了人類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實現(xiàn)了人類思想史上劃時代的根本變革，為我們科學地認識歷史和研究歷史提供了思想武器。唯物史觀特有的科學性、革命性、實踐性、人民性，為我們在研究中分清什么是精華、什么是糟粕，什么是與歷史進步潮流相一致的先進運動，什么是與歷史發(fā)展趨勢相背離的落后因素指明了方向。不懂得運用唯物史觀這一科學的認識工具，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五四運動等歷史事件，就有可能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之類的錯誤。

事實上，由于歷史觀的差異，自五四運動爆發(fā)以來就存在著幾種完全不同的評價。大體說來，體現(xiàn)為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兩翼。胡適、蔣夢麟等人站在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將五四運動理解為一場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或啟蒙運動；蔣介石、當時的中國青年黨領導人等則持保守主義者的立場，把五四運動看作中國和中國文化的一場災難。②近些年來，一些學者也對五四運動提出了種種質疑。有人提出“救亡壓倒啟蒙”說，進而衍化為“告別革命”論；有人提出“倒退的‘五四’”說，認為“五四運動就是倒退的事件”；還有人說“五四運動是中國文化歷史上又一大浩劫的開端”，認為新文化運動旨在打破“文化成為政治權力的附庸”定律，而“五四運動”遮蓋了新文化運動剛剛出現(xiàn)的曙光，使文化繼續(xù)成為政治權力的附庸。凡此種種，花樣很多，不一而足。但究其實質，不出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的舊時藩籬，只不過其中又添了一些文化史觀、后現(xiàn)代史觀的碎屑而已。

真正科學揭示五四運動歷史意義的，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五四運動20周年之時，毛澤東同志相繼發(fā)表了《五四運動》、《青年運動的方向》等文章和演講，指出：“五四運動所反對的是賣國政府，是勾結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壓迫人民的政府。”③“這樣的政府一定要反對，賣國政府應該打倒……五四運動正是做了反對賣國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運動。”④這就對五四運動的革命性質做了高度概括。其后，毛澤東同志又在《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論著中高度評價了五四運動的影響和意義。他指出：“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tài)，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xié)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xié)地反封建主義。”“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資產(chǎn)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無產(chǎn)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這樣一種概括，就不是局限于文化、思想或政治算計等狹隘的領域，而是立足于唯物史觀，從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出發(fā)，從中國革命的性質、道路、前途命運出發(fā)，而做出的光輝論斷。習近平總書記同樣指出，“100年前爆發(fā)的五四運動，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這一論斷再次確認了五四運動的歷史價值。沒有唯物史觀的歷史穿透力和宏大視野，不可能達到這樣的理論高度，只能抓住歷史的一鱗半爪而自鳴得意。

今天，我們紀念五四運動，應當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堅持大歷史觀，更深刻地揭示五四運動的豐厚內涵和歷史意義。第一，我們要紀念五四運動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深入傳播敞開了大門。第二，我們要紀念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從階級上、組織上、思想上創(chuàng)造了條件。第三，我們要紀念五四運動所通向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國革命道路。第四，我們要紀念五四運動中噴涌而出的不朽的愛國主義精神。

限于時間，這里只談一下第一點。

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是人類思想史上的壯麗日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深入傳播，為這片近代以來飽受蹂躪的東方大地帶來了強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力量。五四運動上承新文化運動而來。新文化運動以“沖決過去歷史之網(wǎng)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的決絕姿態(tài)，向封建主義思想文化發(fā)起了猛烈沖擊，形成了一場廣泛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毛澤東同志評價說，“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⑤。但同時，新文化運動有其自身的階級和時代局限，在思想上一般沒有超出資產(chǎn)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圍，其主要的歷史功績在于“喚醒了一代青年”，“打開了遏制新思想潮流的閘門，在中國社會上掀起一股生氣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這就為適合中國社會需要的新思潮，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條件”。⑥五四運動接過了新文化運動的旗幟，并在思想的先進性上超越了后者，在更廣闊的范圍和更深刻的程度上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1918年，李大釗發(fā)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向國人介紹十月革命，指出無產(chǎn)階級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歷史不可阻擋的潮流。經(jīng)過五四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圖謀、反對反動政府賣國政策的現(xiàn)實斗爭，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真理性越來越強烈地吸引著進步青年和知識分子。五四運動之后的1919年10月、11月，李大釗分兩期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統(tǒng)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jīng)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這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了較為系統(tǒng)的傳播階段。李達、李漢俊等人也發(fā)表了一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據(jù)統(tǒng)計，這一時期，《新青年》、《每周評論》、《民國日報》、《建設》等報刊紛紛發(fā)表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共達200多篇。有人描述這種情形認為：“一年以來，社會主義底思潮在中國可以算得風起云涌了。報章雜志底上面，東也是研究馬克思主義，西也是討論鮑爾希維主義（即布爾什維主義——引者注）；這里是闡明社會主義底理論，那里是敘述勞動運動底歷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會主義在今日的中國，仿佛有‘雄雞一鳴天下曉’的情景。”⑦是啊，馬克思主義的高盧雄雞，即將啼亮近現(xiàn)代中國的沉沉夜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深入傳播，是五四運動催生的首要的思想成果。

1837年11月，19歲的馬克思在給父親的信中，用充滿詩意的筆觸寫道：“生活中往往有這樣的時刻，它好像是表示過去時光結束的界標，但同時又明確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個人在這樣的時刻是富于感情的，因為每一變化，既是絕筆，又是偉大的新詩篇的序曲”。⑧五四運動正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這樣的時刻”，它一方面是“過去時光結束的界標”——標志著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退場；另一方面“又明確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拉開了中國人民偉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爭的序幕，并由此引發(fā)了廣泛而深層次的馬克思主義傳播運動，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創(chuàng)造了多方面的條件。五四運動是一個光輝的起點，是一個光榮的開端，是構成中國共產(chǎn)黨人“初心”的蓓蕾。百年時光易逝，五四精神永存。今天我們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正是為了回望起始，不忘初心，面向未來書寫更加偉大的新詩篇。

注 釋：

① 金沖及先生認為：“我們常講的五四運動，其實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是指1919年5月以巴黎和會中的山東問題為導火線的五四愛國運動。廣義的，包括從1915年開始的初期新文化運動到1920年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前夜。”“如果拿廣義的五四運動來說，可分為前后一脈相承而性質并不相同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初期新文化運動，指導思想仍是西方資產(chǎn)階級民主主義文化；第二階段，原先的進步思想界發(fā)生分化，馬克思主義逐步在先進知識分子中成為主流。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便是這兩個階段的分水嶺。”（《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第9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筆者本文中所論述的五四運動，指的是從五四愛國運動到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之前的歷史時期。

② 參見（美）周策縱：《五四運動：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第十四章，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61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6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00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第1卷（上冊）第33頁，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

⑦ 《近代社會主義及其批評》，《東方雜志》第18卷第4號，1921年2月25日。轉引自《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第1卷（上冊）第47頁，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

⑧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研究室主任；來源：昆侖策網(wǎng)【作者授權】，轉自紅色文化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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